“
”
——陳冠中
文 | 吳欣怡
校對 | 鄔楚鈺
編輯 | 李禾子
吳可嘉， 寧夏人， 2002年起在北京求學、工作並玩搖滾。 現任布魯斯搖滾樂隊“吳的反作用”吉他兼人聲。
“我媽對我說， 相親的時候別老讓人家姑娘知道你是搞搖滾的， 微信朋友圈有空要多發點工作上的事情。 ”
“可這哪能藏得住呢？”吳可嘉說。
1
在北京擁堵的環路上， 吳可嘉下班了。 他要趕往二環裡的東棉花胡同， 一家身處僻靜但氣氛熱鬧的酒吧， 名為“江湖”。 車的後備箱裡馱了一把他摯愛的吉他， 不一會兒， 他就要登臺演出。
這天是三月的第一個週五， 天尚冷， 江湖酒吧人聲嘈嘈。 結束工作的人從北京四角趕來， 酒保忙著遞酒單， 招呼客人拼座。 演出尚未開始， 但已經有一些人喝醉。
唱歌的人和聽歌的人一樣， 方從一周緊張的工作中掙脫。 抽煙的工夫， 吳可嘉倚著門框，
晚上九點， 樂隊準時登臺。 他們一共三人， 吉他、貝斯、鼓， 是依照吳可嘉崇拜的吉他之神Jimi Hendrix的樂隊來編制。 歌曲的風格搖擺在布魯斯搖滾與放克舞曲之間， 伴有強勁的節奏和自由喧鬧的旋律。 幾年累積的默契， 讓他們很快調試好樂器。 隨後， 三人分別從口袋裡摸出了一副黑超墨鏡。
“我們是Wu & the Side-Effects， 吳的反作用！” 吉他兼主唱吳可嘉， 沖著麥克風說道。 緊隨一段蓄勢待發的鼓點， 他開始了瘋狂而游刃自如的演奏。
如同樂隊的名字那樣， 他一下就站到了身份的反面。 不同於舞臺之外的恭謹謙和， 在墨鏡背後， 他顯露出傲然且所向披靡的樣子來。 演奏中， 他身子前傾， 環顧周圍， 舞步向舞臺的各個方向探索。 如果他發覺了人群中的照相機， 就會熟練地轉向它們， 找准角度， 以方便攝影師的拍攝。
在樂隊為數不多的樂迷中間， 有一支著名的曲目叫《英雄本色》。 主歌開始之前， 是一段吉他過門， 借了電影《英雄本色》主題曲的旋律。 每到這段旋律響起， 樂迷都會愈發興奮。 樂迷大多與吳可嘉仿佛年齡， 85年前後出生， 或者再年長一些。 這首歌因為提示人們共同的港片記憶而廣受喜愛。 大家紛紛舉起酒杯， 順著音樂， 滑入某種悲壯卻暢快淋漓的意識中去。
《英雄本色》是吳可嘉十多年前在一趟返京的列車上寫出來的。 2009年6月， 它被收在樂隊獨立發行的同名專輯中， 排在第一首。 錄製時， 吳可嘉截取了電影裡的一段獨白：
“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人才是神。 但是有時候， 你想掌握卻掌握不了。 ”
△2009年， 他經常穿花襯衫
2
十多年前， “文藝青年”的稱呼尚未大行其道。 文化學者陳冠中先生觀察此地， 寫《波西米亞北京》：
“你去北京的時髦餐館， 不用打領帶。 去的多是藝術家、樂手、演藝圈、設計師、模特兒、媒體人、通訊員、公關和混子， 其中可能有一個是在投資銀行做事的， 不過他正在寫電影劇本， 或是剛從麗江中甸回來， 混在光頭和長髮之間。 ”
陳冠中把北京開放自由的文化氣氛描述為“波西米亞想像”；把懷有文藝夢想的年輕人叫做“波西米亞族群”。 的確， 在北京， 少有人願意用一種身份來規束自己。 如同這座城市的特性， 野蠻而包容， 且能將多元、疊加的文化， 漚和為自己的創造力。 在數目龐大的北漂人口中間， 北京多少被當是夢想的應許之地。
吳可嘉正是不打領帶的“波西米亞人”之一。正式見面的時候，他遞上一張設計精緻的名片，抬頭是，影像編輯師。他供職一家廣告傳媒公司，負責VR視頻的製作。老闆瑞克，是個美國人，長髮飄逸，同樣熱衷搖滾樂，喜愛北京。
△2009年的吳可嘉
瑞克是在2008年受央視邀請來到北京的，為奧運會擔綱節目製作。同年，吉他演奏家Jimmy Page——英國著名搖滾樂隊齊柏林飛艇的隊長，在北京奧運閉幕式的“倫敦八分鐘”上進行壓軸表演。而瑞克，正是促成Jimmy Page這趟行程的關鍵人物。
2008年的夏天，“吳的反作用”剛成立一年，吳可嘉和他的樂隊朋友正在北京各處的酒吧演出。有一晚，吳可嘉上臺前，聽到人群中傳著話，說是待會兒Jimmy Page要來喝酒。他興奮又緊張。Jimmy Page是他的偶像。他的電腦裡存了無數樂隊和它們的吉他手的演奏視頻，長久以來，被他反復觀看和模仿，企望擁有相同的神氣。這其中，就有現已年逾花甲的Jimmy Page。
他心說，“待會兒我的偶像就會看到我的演奏了！”不巧的是，偶像臨時更改了行程，去了別一家酒肆。
“當年，我和Jimmy Page失之交臂！”回憶起來，他依然顯得激動。
兩年前，吳可嘉去瑞克的辦公室應聘，兩人共同說到了這件事情。瑞克是個搖滾迷，對吳可嘉的樂手身份大為讚賞，當晚就隨吳可嘉去酒吧，看了他們樂隊的演出。
瑞克的公司開在複式結構的樓房裡，二層是一間空闊的全息視頻展映廳。如果平時沒有客戶往來，吳可嘉就會在這裡面練琴。儘管吳可嘉不止一次地說，他對新技術感到厭煩，他習慣看書，就連智能手機和APP都花了很長時間才能適應。
“科技就是人類的一種自毀！”化用霍金的一句話，他這樣定義。可他還是努力將這份技術超前的體面工作維繫了下去。
“我需要安全感。”他直言，“況且，我覺得，一個人可不能太閑了。”
3
靠穩定的工作和篤定的熱情，“吳的反作用”已經堅持了十年。這期間，樂隊換過幾次樂手，眼下的成員是在2014年左右固定下來的。
貝斯手Maikel是荷蘭人，做IT行業，每天騎摩托車從酒仙橋到中關村上班。Maikel在中國多年，會說中文，去過廈門、上海等城市，因為不滿意那裡的音樂氣氛而離開。在“吳的反作用”之前，他擁有一直叫做“保險超人”的樂隊，因為仰慕吳可嘉的琴技，他從“保險超人”跳槽了。鼓手張騫，是吳可嘉在老家銀川的發小。張騫留一頭髒辮，是吳的歷任樂手當中唯一沒有上過班的人。同時，他也為如日中天的謝天笑的樂隊打鼓。
最開始參與組建“吳的反作用”的，是熱情四溢的墨西哥人Checo，熱衷設計和踢足球的德國人Moritz。此外，也曾有賣紅酒的義大利人Steno接任過貝斯。但如今他們都已成婚生子，相繼離開了中國。
樂隊是在2007年成立的。經由一個美國朋友介紹，吳可嘉與墨西哥人Checo在酒吧認識。兩人喝酒彈琴，十分投機，當即決定組一支布魯斯搖滾樂隊，要當吉他英雄。
△2008年，“吳的反作用”原班人馬
“Let’s do a successful band！”喝得正興，吳可嘉舉起酒杯。
“Fuck successful！Let’s be happy！”墨西哥人說。
而在這之前，吳可嘉剛辭去了一份電視臺娛樂節目編導的工作，並且，解散一支成立四年且小有名聲的朋克樂隊，叫Easygoing。此後約有大半年的時間，他感到悻悻而無所適從。
4
Easygoing是吳可嘉初到北京上學時候組的樂隊。
2002年，吳可嘉參加高考，填報志願“華北科技學院廣播電視新聞大專”——為了能挨著北京，離搖滾樂近一些。科技學院地處燕郊，與城區交通方便。
新生報到當天，吳可嘉戴著墨鏡坐在宿舍床板上彈琴。在同學看來，他“比較特別”，喜歡穿皮夾克和鉚釘鞋。一到週末，他就會抹上一些髮膠出門，看演出，或者坐車去東五環的費家村，在他的寧夏老鄉那兒住上一宿。
費家村是當時初具規模的藝術園地，有一批從外地來京的藝術家聚居在那裡。布衣樂隊是較早在北京紮根的寧夏籍樂隊，他們在費家村租下一個大院，一邊練樂器，一邊過生活。院裡同住的，有張騫、劉淼、李夏等人，都是吳可嘉在銀川玩地下朋克時就結識的朋友。這中間，比如張騫，在銀川時候輟學得早。吳可嘉那時候喜歡和輟學的一塊兒玩，覺得他們瀟灑自在，不用穿校服。但他還是一路堅持考學升學抵達北京。
△2009年吳可嘉（右）與李夏（左）在“兩個好朋友”
當時，布衣樂隊的吳寧越相當於大院的門房，一般有寧夏樂手到北京，都先上他那兒報個到，好受關照。院子裡還住了鼓手前輩趙已然，人稱趙老大，為人狂狷，喜歡唱歌。在吳可嘉看來，這間院子是他的另一所學校。
到了週末的晚上，吳可嘉常跟劉淼去酒吧看演出。經由劉淼的介紹，他很快認識了北京人劉莫和高波。吳可嘉在銀川時，看過不少當時流行的新京派影視劇和小說，這讓他對這座夢寐以求的城市並不陌生，很快融入到新環境裡去，並和那兩個北京人打成一片。2003年，他們一起組建Easygoing，開始玩朋克。
2003年前後的北京，搖滾氣候分為兩撥，一撥從樹村向三裡屯南街的河酒吧聚攏，以甘肅來的“野孩子”為代表，風格向民謠音樂過度，顯露出魏晉風骨，卻很快隨著河酒吧的衰落成為江湖傳說；另一波，則是狂躁不羈的硬核朋克，佔據著豪運、嚎叫等老牌音樂酒吧，以及，三裡屯北街的“無名高地”。
吳可嘉的Easygoing就屬於硬核朋克的這一波。同時期出現的，還有the Unsafe, Last Chance of Youth。這幾支以英文命名的樂隊，被認為年輕而奪目。2004年，他們簽約了一家唱片公司，共同攢了一張叫《朋克宣言》的專輯，在“無名高地”首發。
2005年，劉淼和他的朋友高峰，在亮馬橋路的汽車電影院裡經營一家酒吧叫“兩個好朋友”，成了以寧夏人為核心的搖滾樂新據點。酒吧創辦“寧夏製造”音樂廠牌，由吳寧越牽頭，經常聯合寧夏籍樂隊在這裡演出，並錄過兩張合輯。酒吧氣氛熱烈，酒水便宜，管醉，因此門口的草地上也經常坐滿了人。如果老闆高興，還會賣臊子面和烤羊肉。此間，吳可嘉的朋友李夏組了一支“候鳥樂隊”，後來改叫“立東”。很長一段時間，吳可嘉也給“立東”樂隊當吉他手。他回想二十多歲，“悠閒時光基本都在這裡了”。
△2009年，與立東樂隊
那時候，吳可嘉正處於澎湃的創作狀態之中，有時候能一星期寫出十來首歌，“一氣呵成，都不帶修改的”。Easygoing時候的搖滾樂，在吳可嘉的意識中，“必須要與眾不同”。他認為，為了與眾不同，形式和穿著就顯得比較重要。他專門省錢買了件斜拉式皮夾克，作為演出的“工裝”，並且十分注重肢體動作的表演。為了那種澎湃的狀態，他幾乎每天喝大酒，“一陽臺一陽臺地喝”——空易開罐在住處堆了一陽臺，賣掉，能換出一條煙。這樣一直到了2007年初，吳可嘉覺得疲倦極了。大年三十，他給劉莫打電話，說，“算了，不玩了。”
那家簽下三支朋克樂隊的唱片公司，轉年也解散了。
5
“現在我已經戒酒了。”採訪時候，吳可嘉說。但如果遇上演出，他還是免不了又喝上一些，好找著狀態。同時他覺得，也該戒掉電影了。
許是出於職業習慣，吳可嘉是個迷影型的影迷。如果遇上喜歡的作品，他會看幾十遍，反復地拉片。但是現在，他覺得看電影也是個浪費時間的活動。生活中，他寧可所有的精力都能用來練琴，研究新的和聲或者編曲。放在以前，他可能會在假日和朋友相約著踢足球，但如今，這個愛好看起來也沒有時間來維繫了。
2014年的6月，吳可嘉在一篇自述中寫道，“樂隊的第二張專輯很快就要發行了”。可是三年過去，“第二張專輯”仍是他汽車音響裡的一張DEMO，只在包括樂隊的朋友中小範圍地傳播。他已經準備好足夠的積蓄，想要把這張DEMO灌製成正式的專輯。每天，他在家和公司的往返途中，反復琢磨這些他新寫出來的作品。看上去，他仍是不太滿意，並為此感到焦慮。
有時候，他會因為創作中不能企及某種天分而感到懊惱，甚至封閉自己。對此，貝斯手Maikel用蹩腳的中文說，“吳，他很酷，也很複雜，但這對他的創作來說，可能是好的事吧！”事實上，懊惱過去後，他會更激勵自己，渴望通過長久訓練和積習，提升對音樂的控制力。他用“妙手偶得”開脫創作中的焦慮，“天若給你，你就接著。不給也罷了。”
在他新近寫出的作品中，有《寂寞之王》，有《逆風》；一首他認為最能代表眼下狀態的歌，叫《越過已知世界的邊境》；還有一首他反復提及並覺得滿意的，是《五棵沙棗樹》——為紀念自己兒時玩耍的地方。
吳可嘉出生的地方叫馬家灘鎮，是一個以油田為區位形成的小鎮。吳可嘉的父母都是石油系統的工人。馬家灘鎮連接著沙漠，叫毛烏素沙漠。沙漠浩瀚，通向另外的省市。那五棵沙棗樹就長在小鎮邊界上，吳可嘉經常和同伴騎車去樹下玩。時間長了，“五棵沙棗樹”在當地人口中成了地名，指代沙漠邊緣。
那些小時候的玩伴，現在大多留在了石油系統裡，按吳可嘉的話來說，成為鑽井工人，或者大腹便便做了幹部。 “那從來不是我考慮的人生方向。”他對此堅定，可在這首歌裡，他這樣唱：
親愛的使者朋友 請帶走我的秘密
飄落在記憶的空檔中 沖入叢林
可我的生活依然就像皺巴巴的白紙團
雄鷹在空中 傲慢地盤旋
我扣動扳機 擊落我最後的期望
△2009年7月“吳的反作用”在“兩個好朋友”，攝影：董濤
6
2014年，電視上舉辦了一檔叫《中國好歌曲》的音樂節目，是一場鼓舞音樂人進行創作和表演、走近電視觀眾的選秀。吳可嘉身邊不少音樂圈的好友都去參加了。其中，李夏在幾輪節目播出後，知名度一下提升。此後立東樂隊的演出，出場費翻了十倍。李夏趁熱打鐵，開始帶樂隊做推廣和巡演。吳可嘉因為上班，不能隨行，就從中卸任。
“這節目不太適合我的音樂；我的音樂，包括我的這個形象氣質，也並不符合那個舞臺要求。”談及“吳的反作用”，吳可嘉說，“這是一種雙向排斥。”多年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電視編導，負責一檔為流行音樂打榜的娛樂節目。從中，他感到流行音樂和電視媒介所代表的大眾文化，虛情而造作。他格外抗拒，認為“我和它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多年後，他似乎仍對此警惕，保持著觀望的距離。
吳可嘉最崇敬的“華語搖滾樂手”，就是他的寧夏同鄉和前輩趙老大。趙老大首如飛蓬，嗓音破敗，喜歡唱上世紀的情歌，錄有唯一的一張專輯叫《活在1988》。吳可嘉第一次見趙老大，是2003年老大和布衣樂隊在銀川的演出。他當即覺得，“這個大哥不太一樣”。
“這大哥穿著美國人的牛仔衣，舞臺上又完全是法國人的范兒。唱歌的間隙，聊著天，抽著煙，那種既放鬆和優雅，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一種——不妥——既有江湖氣又有文化人的底子。是那種，讀過一些書的大哥。”吳可嘉說。他對那種“不妥”的氣質羡慕，並感到敬畏。
△2009年在天津NIC CLUB
幾年前，吳可嘉買了房，在朝陽區住。一天，他請趙老大上家裡做客。老大走進屋裡，轉了一圈，說道：“可嘉，你這屋子怎麼收拾這麼乾淨，像個軍人的屋子。”
吳可嘉的確嚴於律己。每天晚上，他通常要練兩到三個小時的琴，才能放心入睡。除去上班和樂隊演出的事務，每個週末他會進行固定的乒乓球的訓練，用來“達成能量配比”，也好對彈奏吉他的力量和速度有助益。他的手機裡有一個球友群，“高手如林”，他認為自己目前的球技排在群裡中等偏下，目標是兩年內打進前三。
練球的時候，他十分投入。如果失球，他立刻戒備，馬上調整自己的動作。
“啊咿，還得多練練。”他反復說。
前不久，吳可嘉去琴行買了一把新琴。他挑得仔細，對每一個部件都要求嚴格。老闆見了說：“哥們，一看你就是心特細的那種人！”隨後勸道：“做音樂的，太細了不好。”
吳可嘉打過招呼走了。回頭想想，覺得這話在理，事無巨細，反倒分散了注意。
幾日後，他又有新的感悟了。
“消除對自己的期待，是人成熟的標誌。”在微信朋友圈，他附上自己站在球桌邊上的相片，這樣寫道。相片中，他神情釋然，愉快而自得。
本周輪值編輯：李禾子
聯繫方式：lhz_940107@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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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寇征宇：搖滾樂就是精神毒品
吳可嘉正是不打領帶的“波西米亞人”之一。正式見面的時候，他遞上一張設計精緻的名片，抬頭是，影像編輯師。他供職一家廣告傳媒公司，負責VR視頻的製作。老闆瑞克，是個美國人，長髮飄逸，同樣熱衷搖滾樂，喜愛北京。
△2009年的吳可嘉
瑞克是在2008年受央視邀請來到北京的，為奧運會擔綱節目製作。同年，吉他演奏家Jimmy Page——英國著名搖滾樂隊齊柏林飛艇的隊長，在北京奧運閉幕式的“倫敦八分鐘”上進行壓軸表演。而瑞克，正是促成Jimmy Page這趟行程的關鍵人物。
2008年的夏天，“吳的反作用”剛成立一年，吳可嘉和他的樂隊朋友正在北京各處的酒吧演出。有一晚，吳可嘉上臺前，聽到人群中傳著話，說是待會兒Jimmy Page要來喝酒。他興奮又緊張。Jimmy Page是他的偶像。他的電腦裡存了無數樂隊和它們的吉他手的演奏視頻，長久以來，被他反復觀看和模仿，企望擁有相同的神氣。這其中，就有現已年逾花甲的Jimmy Page。
他心說，“待會兒我的偶像就會看到我的演奏了！”不巧的是，偶像臨時更改了行程，去了別一家酒肆。
“當年，我和Jimmy Page失之交臂！”回憶起來，他依然顯得激動。
兩年前，吳可嘉去瑞克的辦公室應聘，兩人共同說到了這件事情。瑞克是個搖滾迷，對吳可嘉的樂手身份大為讚賞，當晚就隨吳可嘉去酒吧，看了他們樂隊的演出。
瑞克的公司開在複式結構的樓房裡，二層是一間空闊的全息視頻展映廳。如果平時沒有客戶往來，吳可嘉就會在這裡面練琴。儘管吳可嘉不止一次地說，他對新技術感到厭煩，他習慣看書，就連智能手機和APP都花了很長時間才能適應。
“科技就是人類的一種自毀！”化用霍金的一句話，他這樣定義。可他還是努力將這份技術超前的體面工作維繫了下去。
“我需要安全感。”他直言，“況且，我覺得，一個人可不能太閑了。”
3
靠穩定的工作和篤定的熱情，“吳的反作用”已經堅持了十年。這期間，樂隊換過幾次樂手，眼下的成員是在2014年左右固定下來的。
貝斯手Maikel是荷蘭人，做IT行業，每天騎摩托車從酒仙橋到中關村上班。Maikel在中國多年，會說中文，去過廈門、上海等城市，因為不滿意那裡的音樂氣氛而離開。在“吳的反作用”之前，他擁有一直叫做“保險超人”的樂隊，因為仰慕吳可嘉的琴技，他從“保險超人”跳槽了。鼓手張騫，是吳可嘉在老家銀川的發小。張騫留一頭髒辮，是吳的歷任樂手當中唯一沒有上過班的人。同時，他也為如日中天的謝天笑的樂隊打鼓。
最開始參與組建“吳的反作用”的，是熱情四溢的墨西哥人Checo，熱衷設計和踢足球的德國人Moritz。此外，也曾有賣紅酒的義大利人Steno接任過貝斯。但如今他們都已成婚生子，相繼離開了中國。
樂隊是在2007年成立的。經由一個美國朋友介紹，吳可嘉與墨西哥人Checo在酒吧認識。兩人喝酒彈琴，十分投機，當即決定組一支布魯斯搖滾樂隊，要當吉他英雄。
△2008年，“吳的反作用”原班人馬
“Let’s do a successful band！”喝得正興，吳可嘉舉起酒杯。
“Fuck successful！Let’s be happy！”墨西哥人說。
而在這之前，吳可嘉剛辭去了一份電視臺娛樂節目編導的工作，並且，解散一支成立四年且小有名聲的朋克樂隊，叫Easygoing。此後約有大半年的時間，他感到悻悻而無所適從。
4
Easygoing是吳可嘉初到北京上學時候組的樂隊。
2002年，吳可嘉參加高考，填報志願“華北科技學院廣播電視新聞大專”——為了能挨著北京，離搖滾樂近一些。科技學院地處燕郊，與城區交通方便。
新生報到當天，吳可嘉戴著墨鏡坐在宿舍床板上彈琴。在同學看來，他“比較特別”，喜歡穿皮夾克和鉚釘鞋。一到週末，他就會抹上一些髮膠出門，看演出，或者坐車去東五環的費家村，在他的寧夏老鄉那兒住上一宿。
費家村是當時初具規模的藝術園地，有一批從外地來京的藝術家聚居在那裡。布衣樂隊是較早在北京紮根的寧夏籍樂隊，他們在費家村租下一個大院，一邊練樂器，一邊過生活。院裡同住的，有張騫、劉淼、李夏等人，都是吳可嘉在銀川玩地下朋克時就結識的朋友。這中間，比如張騫，在銀川時候輟學得早。吳可嘉那時候喜歡和輟學的一塊兒玩，覺得他們瀟灑自在，不用穿校服。但他還是一路堅持考學升學抵達北京。
△2009年吳可嘉（右）與李夏（左）在“兩個好朋友”
當時，布衣樂隊的吳寧越相當於大院的門房，一般有寧夏樂手到北京，都先上他那兒報個到，好受關照。院子裡還住了鼓手前輩趙已然，人稱趙老大，為人狂狷，喜歡唱歌。在吳可嘉看來，這間院子是他的另一所學校。
到了週末的晚上，吳可嘉常跟劉淼去酒吧看演出。經由劉淼的介紹，他很快認識了北京人劉莫和高波。吳可嘉在銀川時，看過不少當時流行的新京派影視劇和小說，這讓他對這座夢寐以求的城市並不陌生，很快融入到新環境裡去，並和那兩個北京人打成一片。2003年，他們一起組建Easygoing，開始玩朋克。
2003年前後的北京，搖滾氣候分為兩撥，一撥從樹村向三裡屯南街的河酒吧聚攏，以甘肅來的“野孩子”為代表，風格向民謠音樂過度，顯露出魏晉風骨，卻很快隨著河酒吧的衰落成為江湖傳說；另一波，則是狂躁不羈的硬核朋克，佔據著豪運、嚎叫等老牌音樂酒吧，以及，三裡屯北街的“無名高地”。
吳可嘉的Easygoing就屬於硬核朋克的這一波。同時期出現的，還有the Unsafe, Last Chance of Youth。這幾支以英文命名的樂隊，被認為年輕而奪目。2004年，他們簽約了一家唱片公司，共同攢了一張叫《朋克宣言》的專輯，在“無名高地”首發。
2005年，劉淼和他的朋友高峰，在亮馬橋路的汽車電影院裡經營一家酒吧叫“兩個好朋友”，成了以寧夏人為核心的搖滾樂新據點。酒吧創辦“寧夏製造”音樂廠牌，由吳寧越牽頭，經常聯合寧夏籍樂隊在這裡演出，並錄過兩張合輯。酒吧氣氛熱烈，酒水便宜，管醉，因此門口的草地上也經常坐滿了人。如果老闆高興，還會賣臊子面和烤羊肉。此間，吳可嘉的朋友李夏組了一支“候鳥樂隊”，後來改叫“立東”。很長一段時間，吳可嘉也給“立東”樂隊當吉他手。他回想二十多歲，“悠閒時光基本都在這裡了”。
△2009年，與立東樂隊
那時候，吳可嘉正處於澎湃的創作狀態之中，有時候能一星期寫出十來首歌，“一氣呵成，都不帶修改的”。Easygoing時候的搖滾樂，在吳可嘉的意識中，“必須要與眾不同”。他認為，為了與眾不同，形式和穿著就顯得比較重要。他專門省錢買了件斜拉式皮夾克，作為演出的“工裝”，並且十分注重肢體動作的表演。為了那種澎湃的狀態，他幾乎每天喝大酒，“一陽臺一陽臺地喝”——空易開罐在住處堆了一陽臺，賣掉，能換出一條煙。這樣一直到了2007年初，吳可嘉覺得疲倦極了。大年三十，他給劉莫打電話，說，“算了，不玩了。”
那家簽下三支朋克樂隊的唱片公司，轉年也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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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已經戒酒了。”採訪時候，吳可嘉說。但如果遇上演出，他還是免不了又喝上一些，好找著狀態。同時他覺得，也該戒掉電影了。
許是出於職業習慣，吳可嘉是個迷影型的影迷。如果遇上喜歡的作品，他會看幾十遍，反復地拉片。但是現在，他覺得看電影也是個浪費時間的活動。生活中，他寧可所有的精力都能用來練琴，研究新的和聲或者編曲。放在以前，他可能會在假日和朋友相約著踢足球，但如今，這個愛好看起來也沒有時間來維繫了。
2014年的6月，吳可嘉在一篇自述中寫道，“樂隊的第二張專輯很快就要發行了”。可是三年過去，“第二張專輯”仍是他汽車音響裡的一張DEMO，只在包括樂隊的朋友中小範圍地傳播。他已經準備好足夠的積蓄，想要把這張DEMO灌製成正式的專輯。每天，他在家和公司的往返途中，反復琢磨這些他新寫出來的作品。看上去，他仍是不太滿意，並為此感到焦慮。
有時候，他會因為創作中不能企及某種天分而感到懊惱，甚至封閉自己。對此，貝斯手Maikel用蹩腳的中文說，“吳，他很酷，也很複雜，但這對他的創作來說，可能是好的事吧！”事實上，懊惱過去後，他會更激勵自己，渴望通過長久訓練和積習，提升對音樂的控制力。他用“妙手偶得”開脫創作中的焦慮，“天若給你，你就接著。不給也罷了。”
在他新近寫出的作品中，有《寂寞之王》，有《逆風》；一首他認為最能代表眼下狀態的歌，叫《越過已知世界的邊境》；還有一首他反復提及並覺得滿意的，是《五棵沙棗樹》——為紀念自己兒時玩耍的地方。
吳可嘉出生的地方叫馬家灘鎮，是一個以油田為區位形成的小鎮。吳可嘉的父母都是石油系統的工人。馬家灘鎮連接著沙漠，叫毛烏素沙漠。沙漠浩瀚，通向另外的省市。那五棵沙棗樹就長在小鎮邊界上，吳可嘉經常和同伴騎車去樹下玩。時間長了，“五棵沙棗樹”在當地人口中成了地名，指代沙漠邊緣。
那些小時候的玩伴，現在大多留在了石油系統裡，按吳可嘉的話來說，成為鑽井工人，或者大腹便便做了幹部。 “那從來不是我考慮的人生方向。”他對此堅定，可在這首歌裡，他這樣唱：
親愛的使者朋友 請帶走我的秘密
飄落在記憶的空檔中 沖入叢林
可我的生活依然就像皺巴巴的白紙團
雄鷹在空中 傲慢地盤旋
我扣動扳機 擊落我最後的期望
△2009年7月“吳的反作用”在“兩個好朋友”，攝影：董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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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電視上舉辦了一檔叫《中國好歌曲》的音樂節目，是一場鼓舞音樂人進行創作和表演、走近電視觀眾的選秀。吳可嘉身邊不少音樂圈的好友都去參加了。其中，李夏在幾輪節目播出後，知名度一下提升。此後立東樂隊的演出，出場費翻了十倍。李夏趁熱打鐵，開始帶樂隊做推廣和巡演。吳可嘉因為上班，不能隨行，就從中卸任。
“這節目不太適合我的音樂；我的音樂，包括我的這個形象氣質，也並不符合那個舞臺要求。”談及“吳的反作用”，吳可嘉說，“這是一種雙向排斥。”多年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電視編導，負責一檔為流行音樂打榜的娛樂節目。從中，他感到流行音樂和電視媒介所代表的大眾文化，虛情而造作。他格外抗拒，認為“我和它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多年後，他似乎仍對此警惕，保持著觀望的距離。
吳可嘉最崇敬的“華語搖滾樂手”，就是他的寧夏同鄉和前輩趙老大。趙老大首如飛蓬，嗓音破敗，喜歡唱上世紀的情歌，錄有唯一的一張專輯叫《活在1988》。吳可嘉第一次見趙老大，是2003年老大和布衣樂隊在銀川的演出。他當即覺得，“這個大哥不太一樣”。
“這大哥穿著美國人的牛仔衣，舞臺上又完全是法國人的范兒。唱歌的間隙，聊著天，抽著煙，那種既放鬆和優雅，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一種——不妥——既有江湖氣又有文化人的底子。是那種，讀過一些書的大哥。”吳可嘉說。他對那種“不妥”的氣質羡慕，並感到敬畏。
△2009年在天津NIC CLUB
幾年前，吳可嘉買了房，在朝陽區住。一天，他請趙老大上家裡做客。老大走進屋裡，轉了一圈，說道：“可嘉，你這屋子怎麼收拾這麼乾淨，像個軍人的屋子。”
吳可嘉的確嚴於律己。每天晚上，他通常要練兩到三個小時的琴，才能放心入睡。除去上班和樂隊演出的事務，每個週末他會進行固定的乒乓球的訓練，用來“達成能量配比”，也好對彈奏吉他的力量和速度有助益。他的手機裡有一個球友群，“高手如林”，他認為自己目前的球技排在群裡中等偏下，目標是兩年內打進前三。
練球的時候，他十分投入。如果失球，他立刻戒備，馬上調整自己的動作。
“啊咿，還得多練練。”他反復說。
前不久，吳可嘉去琴行買了一把新琴。他挑得仔細，對每一個部件都要求嚴格。老闆見了說：“哥們，一看你就是心特細的那種人！”隨後勸道：“做音樂的，太細了不好。”
吳可嘉打過招呼走了。回頭想想，覺得這話在理，事無巨細，反倒分散了注意。
幾日後，他又有新的感悟了。
“消除對自己的期待，是人成熟的標誌。”在微信朋友圈，他附上自己站在球桌邊上的相片，這樣寫道。相片中，他神情釋然，愉快而自得。
本周輪值編輯：李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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