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歌曲》雜誌編輯部聯合舉辦了一場“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評選”活動。
活動決定以聽眾投票的形式，
短短20天裡， 主辦方收到多達25萬封的聽眾來信。 2月份， 十五首最受聽眾歡迎的廣播歌曲揭曉， 清一色是溫柔纏綿的“抒情歌曲”。 曾主宰民眾娛樂生活近30年的進行曲、組曲、合唱曲， 無一入選。
這“15首歌曲”， 是中國大陸最早的“流行音樂排行榜”——當時， “流行音樂”還是一個禁用詞彙；也是中國民眾30年來第一次通過投票， 自由表達自己在音樂方面的審美取向。
“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評選
1979年，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設了一檔名為“中國音樂信箱”的欄目。 由27歲的王炬擔任節目責任編輯及主持人。 這是一檔聽眾點播節目， 王炬每天會讀到數百封聽眾來信。 他的主要工作是統計出聽眾點播最集中的幾首歌曲，
王炬後來回憶：
這個節目非常受歡迎。 當時有個聽眾工作部， 每天負責收信、拆信， 然後給我電話。 我就下去拿， 扛一袋上來， 我的辦公室永遠都是塞滿了聽眾來信。 ”
統計資料顯示：觀眾的點播喜好， 明顯集中在抒情歌曲上。 聽眾的這種傾向引起時任電臺文藝部副主任康普的注意。 據王炬回憶：
“在一次組裡的編輯會上， 她（康普）問我們能不能通過一種方式， 把群眾的呼聲反映出來？”
一場名為“優秀廣播歌曲”的群眾評選活動遂由此啟動。
評選方案很快擬了出來。 方案的基本原則是：從1979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的創作歌曲中， 評選出10首最受歡迎的歌曲， 以聽眾的投票多少來評選。
“我們甚至提出要給獲獎歌曲發獎金， 還申請2萬元評選經費。 評選名稱最初叫‘優秀廣播歌曲’， 但後來由於評選結果引發爭議， 才決定用‘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 ”
活動得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批准， 但經費申請落空。 稍後， 中國音樂家協會《歌曲》雜誌願意出資5000元（主要用於統計選票的勞務）協助舉辦這次活動， 《歌曲》編輯部成為聯合舉辦單位。 應《歌曲》雜誌排版需要， 原定選出10首最受歡迎歌曲， 改作選出15首最受歡迎歌曲。
王炬負責具體執行事務， 聽眾的參與熱情讓他相當驚訝：
“從1980年1月3日收到第一批選票， 到1月24日投票截止， ‘十五首’的評選過程只有短短20天的時間， 收到了25萬封來信投票。 ……開始還只有幾百封投票，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落選
評選統計結果顯示，
得票前15首歌曲，
幾乎清一色是抒情歌曲。
根據王炬保留的統計資料底稿，
得票前15首歌曲依次如下：
上表所示原始排名資料， 後來又有細微變化。 《祝酒歌》與《妹妹找哥淚花流》排名位置做了互換。 變化的原因， 據王炬回憶， 是資料補報的結果：
“1月23日， 《歌曲》編輯部送來補報資料， 排名次序略有變動， 《祝酒歌》多得幾千票， 排在第一位， 《妹妹找哥淚花流》排在第二， 以下順序沒有變。 ”
這一資料補報， 出自主辦方的謹慎考慮——《祝酒歌》的創作背景是歌頌“四人幫”垮臺， 歌中飽含對新時代新生活的美好期望。其“政治正確性”遠勝於《妹妹找哥淚花流》。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主辦方選擇了以“部隊補票”的方式，完成二者排名位置的互調，使《祝酒歌》以微弱“優勢”勝過了《妹妹找哥淚花流》。
“補票”同日下午，還安排了來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音樂家協會、《歌曲》編輯部和總政歌舞團等多家單位的專家和領導審聽入選歌曲。期間發生了一個有意思的插曲。據王炬回憶：
“王驚濤按照得票順序，將入選的15首歌曲一首一首放給大家聽。會議室氣氛很嚴肅，15首抒情歌曲集中在一起播放，那個抒情的氣氛與1980年早春的嚴寒還是有些不協調。
“專家們開始發表意見，對本次評選大多數是肯定的，也有為數不少的人提出做一些調整，例如，有人提出是否選20首，這樣《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和《周總理，你在哪裡》就都選上了。馬上有人反對，《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不能排在最後，要選必須排到第一。選20首的提議遭到《歌曲》編輯部的堅決反對，20首歌篇要浪費印張，而當時紙張極為匱乏。正在激烈爭論時，站在大答錄機那裡放歌的王驚濤，用渾厚的男低音對我說：‘這是強姦民意！’
“王驚濤的話雖然是對我說的，但整個會議室還是能清晰地聽到。會議室裡立刻變得靜悄悄的，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
最終，“平衡名單”的事情不了了之。
另據選票上所附“身份調查”項的統計顯示，此次活動，青年占投票人數的70%以上。據“來信位址”項統計顯示，城市青年占了絕大多數，農村選票只占7%。
票選名單的公佈，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王炬舉例說：
“比如《心上人啊，快給我力量》，關於這首電影插曲就討論了半天：一直以來都是黨給我力量，愛人怎麼能給人以力量？”
此次評選，李穀一有四首歌曲入選。日後，她曾一度被打上“黃色歌女”標籤。
1980年2月15日和16日，“15首最受群眾歡迎廣播歌曲”音樂會先後在首都體育館和工人體育場舉行。李谷一、鄭緒嵐等原唱到場，上萬觀眾將場館擠得水泄不通。主持《歌曲》雜誌的馮世全也很高興：
“‘15首’之後，《歌曲》的發行量直線上升，嘩的一下，我們的發行量從幾萬份漲到1983年的37萬多份”。
針鋒相對的其他榜單
“15首”評選出爐後，曾長期佔據“主流”乃至壟斷地位的戰鬥色彩濃厚的“群眾歌曲”也不甘示弱。
1980年4月，來自十三省、市、自治區和解放軍的131名歌手在北京參加了為期十三天的民族、民間唱法、獨唱、二重唱會演。4月23日，參加會演的全體歌唱演員向“全國歌唱家、人民的歌手們”公開發出了一份《高唱革命歌曲的倡議書》。
倡議書中說：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外來的某些不健康的‘流行歌曲’在某些人們中間傳播，它同我國人民的革命精神面貌是格格不入的。作為受党長期培養的文藝工作者，人民的歌手，我們要積極行動起來，用革命的、前進的、健康的歌聲去抵制那些靡靡之音。我們殷切希望詞、曲作家們多創作具有正確的政治思想內容，鮮明的戰鬥風格，濃郁的時代氣息的歌曲去教育人民、團結人民、鼓舞人民。”
演員們發出倡議：
“在演出舞臺上，大唱革命的健康的歌曲，並且要經常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到部隊去，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線去，教唱革命歌曲。”
隨後，針對“十五首”的風靡，總政文化部向全軍推薦了十二首歌曲，要求“掀起一個大唱革命歌曲的熱潮”。這十二首歌曲是：
《向國防現代化進軍》、《戰士的回答》、《四化建設是鮮花》、《我當上解放軍》、《人民是靠山》、《走上練兵場》、《殺敵立功歌》、《我愛我的稱呼美》、《戰友之歌》、《連隊的歌聲》、《像雷鋒那樣》、《跟著共產黨走》。
為消除“15首”帶來的“負面影響”，音樂界不遺餘力。
1980年5月，中國音樂家協會等六個部門向全國推薦了12首具有“戰鬥精神、時代意義”的歌曲。“這些歌曲中，僅有《再見吧，媽媽》一首曾入選“15首”。
12月，文化部和中國音樂家協會又聯合舉辦了一次“優秀群眾歌曲評獎”活動。
此次活動的評選方式不再是“群眾說了算”，換成了“專家說了算”。由各省市詞曲作家、音協負責人，各省市文藝團體推薦組成的“專家評委會”，投票選出了31首“優秀群眾歌曲”。
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新的長征，新的戰鬥》、《人民———戰士的母親》、《打樁機在歌唱》等。入選“15首”的《祝酒歌》、《再見吧，媽媽》、《邊疆的泉水清又純》等，只出現在名單的尾部。
作為“15首”評選的執行人，王炬也遭遇了來自上層的壓力。1980年4月，他在壓力之下製作播出了“部隊歌曲12首，與15首做平衡”。王炬在日記中寫道：
“播出後，群眾沒有反響。”
這些“平衡”無法改變民眾的審美趣味。1983年，《解放日報》等單位舉辦“迎五一青年晚會”，節目內容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朗誦，“其內容都是祖國四化建設和建設者的頌歌”；另一部分是流行歌曲演唱。著名戲劇表演藝術家祝希娟回憶這場晚會：
“在演出過程中，已明顯感到有少數觀眾特別偏愛流行歌曲，當然，這也無可非議。但是當演員朗誦完歌頌清潔工人美麗心靈的節目後，不僅沒有掌聲，卻是一些觀眾的噓聲中下臺。下一個節目仍然是朗誦，演員一上臺還沒開口，就是一陣噓聲，然而演員仍然耐心引導說：‘晚會上應有各種各樣的節目，朗誦可以陶冶人的心靈，希望大家安靜地聽我朗誦。’但噓聲仍不止，使演員無法演下去，只好閉幕。這個演員在後臺流著淚說：‘我從藝廿多年，從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
“從藝廿多年”確實不容易，然而時代已經變了。
如何理解“15首評選”的結果？如何理解觀眾們的噓聲？作為當事人的王炬，是這樣看的：
“十五首選出來之後，連我們這些老編輯看了都嘖嘖稱奇。群眾怎麼都這麼集中聽這些歌？但又是千真萬確的。現在冷靜反思，我覺得還是有一種逆反心理。當時很多人都來信表達，認為這不是純藝術的投票選舉，而是一次對十年禁錮的反抗。”
（參考資料：王炬，《“十五首歌曲”評選紀實》，載《廣播歌選》2010年第08期；田志淩，《“抒情歌曲”從此由禁忌走向流行》，載《南方都市報》2008/11/12；劉一霖，《1980年“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評選活動回眸》，載《音樂生活》2009年第06期；陳占彪，《八十年代初的“流行音樂風波”》 ，載《世紀》2011年02期；等。）
歌中飽含對新時代新生活的美好期望。其“政治正確性”遠勝於《妹妹找哥淚花流》。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主辦方選擇了以“部隊補票”的方式，完成二者排名位置的互調，使《祝酒歌》以微弱“優勢”勝過了《妹妹找哥淚花流》。“補票”同日下午，還安排了來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音樂家協會、《歌曲》編輯部和總政歌舞團等多家單位的專家和領導審聽入選歌曲。期間發生了一個有意思的插曲。據王炬回憶：
“王驚濤按照得票順序，將入選的15首歌曲一首一首放給大家聽。會議室氣氛很嚴肅，15首抒情歌曲集中在一起播放，那個抒情的氣氛與1980年早春的嚴寒還是有些不協調。
“專家們開始發表意見，對本次評選大多數是肯定的，也有為數不少的人提出做一些調整，例如，有人提出是否選20首，這樣《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和《周總理，你在哪裡》就都選上了。馬上有人反對，《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不能排在最後，要選必須排到第一。選20首的提議遭到《歌曲》編輯部的堅決反對，20首歌篇要浪費印張，而當時紙張極為匱乏。正在激烈爭論時，站在大答錄機那裡放歌的王驚濤，用渾厚的男低音對我說：‘這是強姦民意！’
“王驚濤的話雖然是對我說的，但整個會議室還是能清晰地聽到。會議室裡立刻變得靜悄悄的，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
最終，“平衡名單”的事情不了了之。
另據選票上所附“身份調查”項的統計顯示，此次活動，青年占投票人數的70%以上。據“來信位址”項統計顯示，城市青年占了絕大多數，農村選票只占7%。
票選名單的公佈，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王炬舉例說：
“比如《心上人啊，快給我力量》，關於這首電影插曲就討論了半天：一直以來都是黨給我力量，愛人怎麼能給人以力量？”
此次評選，李穀一有四首歌曲入選。日後，她曾一度被打上“黃色歌女”標籤。
1980年2月15日和16日，“15首最受群眾歡迎廣播歌曲”音樂會先後在首都體育館和工人體育場舉行。李谷一、鄭緒嵐等原唱到場，上萬觀眾將場館擠得水泄不通。主持《歌曲》雜誌的馮世全也很高興：
“‘15首’之後，《歌曲》的發行量直線上升，嘩的一下，我們的發行量從幾萬份漲到1983年的37萬多份”。
針鋒相對的其他榜單
“15首”評選出爐後，曾長期佔據“主流”乃至壟斷地位的戰鬥色彩濃厚的“群眾歌曲”也不甘示弱。
1980年4月，來自十三省、市、自治區和解放軍的131名歌手在北京參加了為期十三天的民族、民間唱法、獨唱、二重唱會演。4月23日，參加會演的全體歌唱演員向“全國歌唱家、人民的歌手們”公開發出了一份《高唱革命歌曲的倡議書》。
倡議書中說：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外來的某些不健康的‘流行歌曲’在某些人們中間傳播，它同我國人民的革命精神面貌是格格不入的。作為受党長期培養的文藝工作者，人民的歌手，我們要積極行動起來，用革命的、前進的、健康的歌聲去抵制那些靡靡之音。我們殷切希望詞、曲作家們多創作具有正確的政治思想內容，鮮明的戰鬥風格，濃郁的時代氣息的歌曲去教育人民、團結人民、鼓舞人民。”
演員們發出倡議：
“在演出舞臺上，大唱革命的健康的歌曲，並且要經常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到部隊去，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線去，教唱革命歌曲。”
隨後，針對“十五首”的風靡，總政文化部向全軍推薦了十二首歌曲，要求“掀起一個大唱革命歌曲的熱潮”。這十二首歌曲是：
《向國防現代化進軍》、《戰士的回答》、《四化建設是鮮花》、《我當上解放軍》、《人民是靠山》、《走上練兵場》、《殺敵立功歌》、《我愛我的稱呼美》、《戰友之歌》、《連隊的歌聲》、《像雷鋒那樣》、《跟著共產黨走》。
為消除“15首”帶來的“負面影響”，音樂界不遺餘力。
1980年5月，中國音樂家協會等六個部門向全國推薦了12首具有“戰鬥精神、時代意義”的歌曲。“這些歌曲中，僅有《再見吧，媽媽》一首曾入選“15首”。
12月，文化部和中國音樂家協會又聯合舉辦了一次“優秀群眾歌曲評獎”活動。
此次活動的評選方式不再是“群眾說了算”，換成了“專家說了算”。由各省市詞曲作家、音協負責人，各省市文藝團體推薦組成的“專家評委會”，投票選出了31首“優秀群眾歌曲”。
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新的長征，新的戰鬥》、《人民———戰士的母親》、《打樁機在歌唱》等。入選“15首”的《祝酒歌》、《再見吧，媽媽》、《邊疆的泉水清又純》等，只出現在名單的尾部。
作為“15首”評選的執行人，王炬也遭遇了來自上層的壓力。1980年4月，他在壓力之下製作播出了“部隊歌曲12首，與15首做平衡”。王炬在日記中寫道：
“播出後，群眾沒有反響。”
這些“平衡”無法改變民眾的審美趣味。1983年，《解放日報》等單位舉辦“迎五一青年晚會”，節目內容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朗誦，“其內容都是祖國四化建設和建設者的頌歌”；另一部分是流行歌曲演唱。著名戲劇表演藝術家祝希娟回憶這場晚會：
“在演出過程中，已明顯感到有少數觀眾特別偏愛流行歌曲，當然，這也無可非議。但是當演員朗誦完歌頌清潔工人美麗心靈的節目後，不僅沒有掌聲，卻是一些觀眾的噓聲中下臺。下一個節目仍然是朗誦，演員一上臺還沒開口，就是一陣噓聲，然而演員仍然耐心引導說：‘晚會上應有各種各樣的節目，朗誦可以陶冶人的心靈，希望大家安靜地聽我朗誦。’但噓聲仍不止，使演員無法演下去，只好閉幕。這個演員在後臺流著淚說：‘我從藝廿多年，從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
“從藝廿多年”確實不容易，然而時代已經變了。
如何理解“15首評選”的結果？如何理解觀眾們的噓聲？作為當事人的王炬，是這樣看的：
“十五首選出來之後，連我們這些老編輯看了都嘖嘖稱奇。群眾怎麼都這麼集中聽這些歌？但又是千真萬確的。現在冷靜反思，我覺得還是有一種逆反心理。當時很多人都來信表達，認為這不是純藝術的投票選舉，而是一次對十年禁錮的反抗。”
（參考資料：王炬，《“十五首歌曲”評選紀實》，載《廣播歌選》2010年第08期；田志淩，《“抒情歌曲”從此由禁忌走向流行》，載《南方都市報》2008/11/12；劉一霖，《1980年“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評選活動回眸》，載《音樂生活》2009年第06期；陳占彪，《八十年代初的“流行音樂風波”》 ，載《世紀》2011年0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