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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存最古老私家藏書樓的風雲五百年

坐落在浙江寧波老城區月湖之西的天一閣是一座藏書樓,它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亞洲現有的最古老的圖書館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

天一閣的故事, 開始于範欽。 明朝嘉靖年間, 寧波月湖邊的範家誕生了一個男嬰, 族中長輩按照字輩排行, 給他取名範欽。 范欽家境一般,可範家非常重視對孩子的教育。

范欽27歲時考中了進士,從此開始了20多年的仕途, 江西、廣西、雲南、陝西、河南、福建等大半個中國都有他為官的痕跡。 他最終做到了兵部右侍郎,相當於如今國防部的第一副部長。

他每到一地,總是非常留意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別是歷來不甚為藏書家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誌、正書、內部資料等。 對於那些買不到的書,他就雇人私刻,光他雇的抄手一度就有20餘人。

嘉靖三十九年(西元1560年),正是範欽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

風雲突變, 範欽遭到了彈劾, 蕭索地回到了寧波。 有人將其此次獲罪歸咎于權臣嚴嵩,因為嚴嵩與範欽早就有過節, 嚴嵩之子嚴世蕃在袁州為擴建老家之宅, 想要霸佔公產, 時為知府的范欽毅然反對。

大臣范欽的生涯結束了,藏書館館長范欽的生活開始了。

最早, 他的書存放在宅中的書房“東明草堂”裡。 與其他偏重於版本的藏書家不同的是, 範欽重視當代人的著作, 故各種地方誌、政書、實錄以及曆科試士錄, 明代各地士人刻印的詩文集, 頗有些“厚今薄古”之意。 如《軍令》《營規》《大閱覽》《國子監監規》《武定侯郭勳招供》等官書, 屬當時的“內部資料”, 一般藏書家即便有意收藏, 也決非輕易可以覓得。

范欽和同鄉藏書家豐坊是好友,

常去豐坊的萬卷樓借閱抄錄。 後來, 萬卷樓失火, 受此打擊的豐坊便將劫餘之書賣給了範欽。 範欽還與江蘇太倉藏書家王世貞交換轉抄罕見孤本, 藏書數量因此大大增加, 共達七萬餘卷, 多數系宋明的木刻本和手抄本。

隨著藏書的激增, “東明草堂”放不下了。 嘉靖四十年前後(西元1561年), 范欽“於其宅東月湖深處, 構樓六間以為藏書之所”。 樓用磚築成, 與住宅建築不相毗連。 樓前開鑿水池, 使與月湖相通, 蓄水備用。 范欽把書樓定名為“天一閣”, 取《易經》中“天一生水”之意, 以水制火, 希望古籍能夠長久保存。

天一閣裡的寶書樓,建於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 為當年範欽藏書處, 占地約500平方米, 樓上一大間, 樓下成六間, 是天一閣的重中之重。

活到80高齡的範欽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彌留之際, 他將遺產分成兩份, 一份是萬兩白銀, 一份是一樓藏書, 讓大兒子和二兒媳婦(二兒子已亡故)挑選。

大兒子范大沖放棄了家財, 繼承了“天一閣”藏書樓, 並拿出自己的部分良田, 以田租充當藏書樓的保養費用。

從此開始, 範家每一代都會出此題選出真正愛書之人,作為天一閣的守護者。

天一閣地處江南, 多陰雨天氣, 因此,天一閣有“曝書”制度, 就是把書籍一本一本拿出來晾。 據說, 每到曬書的日子, 各房子孫必須全部到齊。

藏書最為頭痛的是如何防蟲蛀。 據說,範欽早期的藏書也曾因蟲蛀損失慘重, 後來在書中夾放芸草(其香味被稱為書香, 能殺死蠹蟲), 才避免了損失。

範欽死前留下了一套嚴格的管理規矩, 包括“代不分書、書不出閣”、女子不能登樓, 也不准范氏家族中人隨便開門入閣。 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開保管, 不管範氏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 開閣門必得一致同意, 全部到場, 每房都有一票否決權。

到了後來, 他的子孫又添加了其他禁令,如煙酒切忌登樓,不准擅領親朋好友開門入閣及留宿閣內,不准擅自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凡違者不能參加祭祀祖宗的大典,直到1673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才有幸成為外姓人登樓第一人。

也許也是因為這些堪稱苛刻的規定,天一閣雖擁有豐厚的藏書,書香門第的範家卻再沒有出過一個大學問家,不少子孫從未登樓翻過藏書,甚至有些子孫還成了文盲。

這不能怪範欽。也許一點點的漏洞和讓步,就足以讓所有藏書毀於一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借乾隆帝下詔求書之機,上了一道奏章,大意是說,明末以來,書籍散失很多,懇請皇上延請文士,搜集古書校輯成冊。此話正中以文化人自詡的乾隆下懷,他任命大學士紀曉嵐為總纂官,開始了工程浩大的《四庫全書》編纂。

於是,天一閣等江南書樓,進入了帝王的視野。乾隆御筆一揮,得了,你們這些藏書大家,有好書都別藏了,貢獻出來吧。天一閣“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家訓,到了範欽的八世孫范懋柱(這兒,算是破了戒。

範懋柱的確不得不捐,而且從後來的書目來看,他捐得很靠譜。據歷史資料記載,天一閣一共進呈641種藏書,其中96種被收錄進《四庫全書》中,377種列入存目。而且進呈的藏書中,各類抄本就有330種,品種和品質都很花了番心思。

乾隆皇帝很高興,在聖旨中點名表揚說,“浙江寧波府範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如浙江範懋柱等家,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藏書家頗多,而必以浙之範氏天一閣為巨擘。”

天子的金口玉言,讓原本只在浙江有點影響力的天一閣,自此在全國聲名鵲起,成了民間藏書樓中一枝獨秀的明星。

乾隆皇帝還派當時的杭州織造寅著來天一閣考察,因為他聽說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不僅畫走了天一閣的建築圖紙,還要燙建築模型送去京城。

後來聞名於世的皇家藏書樓“南北七閣”,即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淵閣、承德文津閣、瀋陽(奉天)文溯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就是依樣畫葫蘆的作品。

清道光庚子之役(1840年),英軍襲擾寧波,闖進天一閣,掠取《大清一統志》及地理書籍數十種而去。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進駐寧波前後,當地竊賊乘亂,拆毀天一閣後牆,竊運大批藏書,當廢紙論斤賣給奉化一個造紙作坊的商人。

民國初年(西元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由房頂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間用小舟偷運。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一半珍貴書籍偷走了,被奸商以高價售給洋人。

因為范家祖訓,無事不得入樓,所以,當這批書在市面上流通很久之後,他們才獲知此事,但局面已無法挽回。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憂心如焚,積極籌鉅資贖回了其中一部分,保存於上海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裡,可惜這部分古籍最終毀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另有部分閣書經多次轉讓,被一些文人收藏,最終流歸北平圖書館收藏。

當時,版本目錄學家羅振常是一家書坊的股東,曾讀過流入書坊的一批閣書。於是,抓住這一難得的機會,將這些閣書全部做了記錄,總計249種,雖然記得不甚詳細,但每本書的序文時代、版刻印工均作敘述。這批書很快流入市場,不知所蹤,但有這些記錄,尚可知其大概脈絡。許多年後,他的女婿、版本目錄學家周子美為其整理舊藏,編成《天一閣藏書經見錄》,流傳於世。

另有一位文人繆荃孫,竊書案發生後寫信通知範家,又歷盡艱辛,調查被竊閣書的基本情況,精心編成《天一閣失竊書目》兩冊,記錄被盜閣書1759種,並在序中詳細記述案發經過,讓後世以此為鑒。

他的子孫又添加了其他禁令,如煙酒切忌登樓,不准擅領親朋好友開門入閣及留宿閣內,不准擅自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凡違者不能參加祭祀祖宗的大典,直到1673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才有幸成為外姓人登樓第一人。

也許也是因為這些堪稱苛刻的規定,天一閣雖擁有豐厚的藏書,書香門第的範家卻再沒有出過一個大學問家,不少子孫從未登樓翻過藏書,甚至有些子孫還成了文盲。

這不能怪範欽。也許一點點的漏洞和讓步,就足以讓所有藏書毀於一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借乾隆帝下詔求書之機,上了一道奏章,大意是說,明末以來,書籍散失很多,懇請皇上延請文士,搜集古書校輯成冊。此話正中以文化人自詡的乾隆下懷,他任命大學士紀曉嵐為總纂官,開始了工程浩大的《四庫全書》編纂。

於是,天一閣等江南書樓,進入了帝王的視野。乾隆御筆一揮,得了,你們這些藏書大家,有好書都別藏了,貢獻出來吧。天一閣“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家訓,到了範欽的八世孫范懋柱(這兒,算是破了戒。

範懋柱的確不得不捐,而且從後來的書目來看,他捐得很靠譜。據歷史資料記載,天一閣一共進呈641種藏書,其中96種被收錄進《四庫全書》中,377種列入存目。而且進呈的藏書中,各類抄本就有330種,品種和品質都很花了番心思。

乾隆皇帝很高興,在聖旨中點名表揚說,“浙江寧波府範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如浙江範懋柱等家,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藏書家頗多,而必以浙之範氏天一閣為巨擘。”

天子的金口玉言,讓原本只在浙江有點影響力的天一閣,自此在全國聲名鵲起,成了民間藏書樓中一枝獨秀的明星。

乾隆皇帝還派當時的杭州織造寅著來天一閣考察,因為他聽說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不僅畫走了天一閣的建築圖紙,還要燙建築模型送去京城。

後來聞名於世的皇家藏書樓“南北七閣”,即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淵閣、承德文津閣、瀋陽(奉天)文溯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就是依樣畫葫蘆的作品。

清道光庚子之役(1840年),英軍襲擾寧波,闖進天一閣,掠取《大清一統志》及地理書籍數十種而去。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進駐寧波前後,當地竊賊乘亂,拆毀天一閣後牆,竊運大批藏書,當廢紙論斤賣給奉化一個造紙作坊的商人。

民國初年(西元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由房頂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間用小舟偷運。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一半珍貴書籍偷走了,被奸商以高價售給洋人。

因為范家祖訓,無事不得入樓,所以,當這批書在市面上流通很久之後,他們才獲知此事,但局面已無法挽回。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憂心如焚,積極籌鉅資贖回了其中一部分,保存於上海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裡,可惜這部分古籍最終毀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另有部分閣書經多次轉讓,被一些文人收藏,最終流歸北平圖書館收藏。

當時,版本目錄學家羅振常是一家書坊的股東,曾讀過流入書坊的一批閣書。於是,抓住這一難得的機會,將這些閣書全部做了記錄,總計249種,雖然記得不甚詳細,但每本書的序文時代、版刻印工均作敘述。這批書很快流入市場,不知所蹤,但有這些記錄,尚可知其大概脈絡。許多年後,他的女婿、版本目錄學家周子美為其整理舊藏,編成《天一閣藏書經見錄》,流傳於世。

另有一位文人繆荃孫,竊書案發生後寫信通知範家,又歷盡艱辛,調查被竊閣書的基本情況,精心編成《天一閣失竊書目》兩冊,記錄被盜閣書1759種,並在序中詳細記述案發經過,讓後世以此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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