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經》是中唐名士陸羽所撰， 南宋末年百川學海本是現存最早刻本， 也是現存各版本的祖本。 《茶經》分上中下三卷， 共十篇。 “卷上”主要記載茶葉起源， 採茶、造茶工具和技術等；“卷中”主要記載各種儲茶、煮茶、盛茶湯的器具；“卷下”則全面介紹煮茶方法、飲茶習俗、茶產地及品位、歷代茶事記載及造茶、煮茶等注意事項。 有關《茶經》的研究十分豐富。 不過讓人疑惑的是， 在《茶經》成書前， 鮮有關於茶的記載或著述， 所謂“茶書”更是無聞。 《茶經》問世後， 相關著述則紛至遝來。 對於陸羽《茶經》的橫空出世， 學界主要通過梳理《茶經》出現之前的茶事記載，
《茶經》文本生成歷時長久
《茶經·八之出》記載了唐代茶產地。 雖然陸羽主旨在於品評各茶產地品質的高下， 但也說明當時各地茶葉生產已趨於常態化， 茶葉品質日趨穩定。 在《茶經》之前， 各地的茶產地尚在形成之中。 所以學者主要通過《七之事》中涉及的各處零星產地， 及其他相關史料來確定當時茶產地。 但正如方健在《中國茶書全集》中所說， 《七之事》各種茶事， 並不一定都是陸羽本人梳理， 而是《茶經》在傳抄過程中陸續添加而成。 因為造茶、煮茶的技術性記載不易加入新內容， 但有關茶的各種歷史典故， 卻可以層累疊加。
宋人陳師道《茶經序》是我們瞭解北宋《茶經》流傳情況的重要文獻。 陳師道提到， 當時《茶經》存在四個版本， 即陳氏家藏本（一卷）， 以及畢氏（三卷）、王氏（三卷）、張氏（四卷）三種本子。 各種版本“其文繁簡不同， 王、畢氏書繁雜， 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 與家書合， 而多脫誤。 家書近古， 可考正”。 “自《七之事》， 其下亡。 乃合三書以成之， 錄為二篇， 藏於家。 ”可見， 北宋時期流傳的幾個《茶經》版本， 卷數差異較大， 文本繁簡不同。 這與《茶經》早期流傳形式有關。
宋一明《〈茶經〉早期傳本考》指出， 《封氏聞見記》記載了常伯熊“又因鴻漸（陸羽字）之論廣潤色之， 於是茶道大行， 王公朝士無不飲者”。 即根據封演的觀察， 常伯熊對陸羽《茶經》加以潤色， 並更廣其傳。 宋氏又引王應麟《玉海》“唐稅茶法”條記載，
此後， 《茶經》更經多次傳抄， 至北宋， 陳師道以家藏本為基礎， 整合其他版本， 《茶經》被定型為二篇。 從《茶經》本身的流傳過程可以看到， 其文本的摶成、增補、傳抄、刊刻， 每一道環節都經過各色加工。 這對我們認識《茶經》所描繪的唐代茶事頗有干擾；但也能加深我們對中古時期其他同類型文本，
《茶經》博物學研究價值豐富
《茶經》主體內容是採茶、造茶、煮茶之法。 在這些文本裡， 陸羽聚攏了各種各樣的漢字， 用來表述與茶事有關的各類事物。 這類漢字及其表達的含義， 有些還是首次出現于漢字史的舞臺上。 這對於語言學來說， 是十分豐富的文本分析物件。 不過目前為止， 除茶史學者在校注《茶經》時出於版本差異， 整理過不同字詞的正訛、含義之外， 以《茶經》語言為研究物件的專門論著卻付之闕如。
在《七之事》中， 也有涉及類書流布情況的內容。 胡寶國在《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一文中， 圍繞南朝聚書風氣、儒玄文史中的知識追求， 以及士人稱謂轉變等方面，
具體來說， 《茶經》的博物學特色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對與茶有關的器物的彙集， 特別是《二之具》《四之器》對於與採茶、造茶、煮茶有關的各種器具， 都有詳盡的描述；二是書中引用各種以類書為大類的典籍，特別是《七之事》。根據宋一明《〈茶經·七之事〉采摭類書考》，《七之事》並非如日本學者布目潮渢所說主要取材于北齊官修類書《修文殿御覽》。因為《修文殿御覽》作為《太平御覽》的藍本之一，《七之事》中所引許多內容卻不見於《太平御覽》，可見在《修文殿御覽》之外還有多種取材途徑。由此可見，語言學和博物學是深入挖掘《茶經》學術研究價值的有效方法。特別是博物學，對於我們認識古人生活世界的物質與精神，是十分重要的途徑。
《茶經》影響中晚唐社會發展
近來，中古新社會史研究逐漸興起，即關注傳統士農工商之外的社會史新視角。對於《茶經》這樣一部日用之書來說，其與社會生活的關涉也非常值得關注。隨著陸羽本人社會交往圈的擴大，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無不以陸羽為茶的“化身”，甚至目之為“茶仙”、“茶神”。於是，陸羽的社會活動引發了不少與茶有關的社會活動，如茶貢、茶賜等。
在陸羽提倡下，大歷年間，先由常州開始，每年向唐廷進貢常州宜興縣一側的顧渚山紫筍茶。自大曆五年（770）開始，湖州長城縣（今湖州市長興縣）一側也共同造茶。每年清明節前，常州、湖州刺史分別入山，一同監造貢茶，經由浙西觀察使入貢唐廷。因此，貢茶活動不僅可以為我們考察唐代中晚期中央與州之關係提供一個有趣的視角，亦可由此深入探索湖州地方社會史的相關面相。如以顏真卿為首的“大曆浙西詩人群”的形成就與品茶宴遊活動存在一定關聯；此外，茶事活動對“斫射神”等民間信仰的興起和發展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就茶賜來說，又進一步涉及傳統社會中禮物的流轉。在唐代，全國各地，乃至域外各部族、國家，都會用“貢品”來向唐廷表示臣服。而唐廷方面，有時也會將不同地方進貢的物品，回贈給不同物件，從而體現特定的政治意涵。物有貴賤之分，不同產地的茶，品質也有高下之別，在《茶經·八之出》中，對不同州所產茶分不同等第，除了契合中古時期人們心理上對品級的喜好外，也為人們按親密關係分送不同品質的茶賜提供了方便。唐朝皇帝之所以重視顧渚山紫筍茶，即看重其品質之高，可作為給臣下的一種崇高榮譽。
總而言之，通過對《茶經》的考察，我們不僅能夠看到在印刷術誕生前的書籍流傳，還能借此觀察茶及相關器具的博物學圖景，更可考察唐代地方社會和禮物流轉等深層面相。對於其他類似書籍而言，《茶經》知識和文本生成的相關研究及其方法，或有一定借鑒價值。
都有詳盡的描述；二是書中引用各種以類書為大類的典籍，特別是《七之事》。根據宋一明《〈茶經·七之事〉采摭類書考》，《七之事》並非如日本學者布目潮渢所說主要取材于北齊官修類書《修文殿御覽》。因為《修文殿御覽》作為《太平御覽》的藍本之一，《七之事》中所引許多內容卻不見於《太平御覽》，可見在《修文殿御覽》之外還有多種取材途徑。由此可見，語言學和博物學是深入挖掘《茶經》學術研究價值的有效方法。特別是博物學，對於我們認識古人生活世界的物質與精神，是十分重要的途徑。《茶經》影響中晚唐社會發展
近來，中古新社會史研究逐漸興起，即關注傳統士農工商之外的社會史新視角。對於《茶經》這樣一部日用之書來說，其與社會生活的關涉也非常值得關注。隨著陸羽本人社會交往圈的擴大，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無不以陸羽為茶的“化身”，甚至目之為“茶仙”、“茶神”。於是，陸羽的社會活動引發了不少與茶有關的社會活動，如茶貢、茶賜等。
在陸羽提倡下，大歷年間，先由常州開始，每年向唐廷進貢常州宜興縣一側的顧渚山紫筍茶。自大曆五年（770）開始，湖州長城縣（今湖州市長興縣）一側也共同造茶。每年清明節前，常州、湖州刺史分別入山，一同監造貢茶，經由浙西觀察使入貢唐廷。因此，貢茶活動不僅可以為我們考察唐代中晚期中央與州之關係提供一個有趣的視角，亦可由此深入探索湖州地方社會史的相關面相。如以顏真卿為首的“大曆浙西詩人群”的形成就與品茶宴遊活動存在一定關聯；此外，茶事活動對“斫射神”等民間信仰的興起和發展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就茶賜來說，又進一步涉及傳統社會中禮物的流轉。在唐代，全國各地，乃至域外各部族、國家，都會用“貢品”來向唐廷表示臣服。而唐廷方面，有時也會將不同地方進貢的物品，回贈給不同物件，從而體現特定的政治意涵。物有貴賤之分，不同產地的茶，品質也有高下之別，在《茶經·八之出》中，對不同州所產茶分不同等第，除了契合中古時期人們心理上對品級的喜好外，也為人們按親密關係分送不同品質的茶賜提供了方便。唐朝皇帝之所以重視顧渚山紫筍茶，即看重其品質之高，可作為給臣下的一種崇高榮譽。
總而言之，通過對《茶經》的考察，我們不僅能夠看到在印刷術誕生前的書籍流傳，還能借此觀察茶及相關器具的博物學圖景，更可考察唐代地方社會和禮物流轉等深層面相。對於其他類似書籍而言，《茶經》知識和文本生成的相關研究及其方法，或有一定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