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王輝斌先生《先唐詩人考論》一書， 不僅是作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打通關”的開頭篇（指研究內容）， 並且也是他“打通關”的結束篇（指出版時間）。
在這已經過去的30年中， 連同此書在內內， 王輝斌先生先後出版了《先唐詩人考論》、《孟浩然研究》、《李白史跡考索》、《李白求是錄》、《杜甫研究叢稿》、《唐人生卒年錄》、《唐代詩人詠湖北》、《唐代詩人婚姻研究》、《唐代詩人探賾》、《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唐宋詞史論稿》、《四大奇書研究》等12種專著。 其中， 《唐代詩人探賾》一書還被《中國文學年鑒》（2006）收入並進行了專門的評論。 而據我們所知， 截止於《先唐詩人考論》出版的2007年12月底， 王輝斌先生所在的湖北高校古代文學研究界，
《先唐詩人考論》一書， 按照詩史的發展脈絡， 探本溯源， 擷取詩史上具有開拓性的詩體學及其代表詩人為研究物件， 同時也非常關注詩人群體與對女性詩人的研究。 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抓住唐代以前真正意義上的“詩人”屈原；第二章重點考察了詩序體的代表作者蔡邕父女， 第三章主要考證“建安詩人”的生平與作品真偽；第四章以左思兄妹為關注對象；第五、六、七、八章， 則以南北朝時期山水詩、永明體為重點， 具體考論陶淵明、大小謝與鮑照兄妹。 第九章以劄記的形式考證逸人逸事。 全書以史為綱， 以個案研究為重點， 通過縱向串聯、橫向比較，
作為考論類專著， 一方面要以事實為基礎， 旁徵博引， 有求真務實的批判繼承精神， 另一方面又要有衝破“萬口一詞， 千年一律”的勇氣， 敢於打破常規， 顛覆定論， 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 而《先唐詩人考論》則將此二者進行了完美結合，從而使之成為了本書的第一大特點。
首先，《先唐詩人考論》遵循“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的治學原則，在材料不充分的條件下，寧可擱置爭議也決不妄下結論，但王輝斌先生卻能在分析材料的基礎上發現問題，為進一步研究指明方向。如第一章中，針對屈原的生卒年考證，王輝斌先生雖未能考證出具體的時間，但卻提出了極新穎的方法。王先生首先分析了問題的症解所在，即學術界對屈原生年的研究主要圍繞“攝提”而提出的三種解釋七種結論，而如何合理解釋“攝提”是探知屈原生年的關鍵。繼而，王輝斌先生則指出，以上諸家對於“攝提”的考察與闡釋，“都是立足于華夏本土文化的角度”，而未能將研究的觸角伸向外來文化。王先生指出：“根據岑仲勉《兩周文史叢考》之《我國上古的天文歷數知識多導源于伊蘭》一文的研究成果可知，上古時期華夏先民們的天文學知識，並非‘國產’于華夏本土，而是多導源于伊蘭。”而“攝提”是一個天文曆法概念，是否可以從“外來文化”研究“攝提”的意義，這可能是解決屈原生年問題的一種有效途徑或者有益嘗試，但針對這樣重要的材料，屈學界卻歷來不曾予以關注。
其次，敢於挑戰權威，在材料考證及論述中，有“破”有“立”，“破”“立”結合。從“破”的角度說，第三章探討蔡琰詩歌的真偽問題，即頗具典型性。蔡琰現存詩歌主要有五言體《悲憤詩》、騷體《悲憤詩》與《胡笳十八拍》，而學界對於這三首詩是否為蔡琰所作存在嚴重的分歧。王輝斌先生對三首詩均進行逐一考析，並針對懷疑者所持觀點各個擊破，從歷史，文學史，作家，作品等多角度論證，旁徵博引，最後作出結論，認為蔡琰現存的三首詩均非他人所托偽。通過深入的論證，還歷史以真實，對於正確評價蔡琰的詩歌，重新確立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大有裨益。再如第四章對左思成名之作《三都賦》創作年代的考證，作者以《晉書·左思傳》雲：“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的記載，合勘《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注引《左思別傳》：“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止”之所雲，以雙重證據為依託，提出左思創作《三都賦》所用時間之長，決非傳統之說的“十年”，從而推翻了“左思練都以一紀”的說法。此外，作者在這一章中，還就左思研究中所存在的幾個問題，如“以椒房自矜”與依附賈謐、左思與“八王之亂”及歸隱、“二十四友”與“舉家適冀州”等，均進行了重新的審視與考證，並得出了迥于時賢的看法，從而還原了左思真實的歷史面目。又如第六章探討玄學對謝靈運山水詩歌的影響，作者通過對謝靈運山水詩中語詞的分析，指出“玄學對於謝靈運山水詩的影響，乃是表現在多個方面的”，因此推翻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於山水詩的評價，認為“莊老告退，山水方滋”之說，是不符合山水詩發展的歷史真實的。從“立”的角度言，本書第三章第三節之論，堪稱此一方面的代表。眾所周知，“七子”與“三曹”在政治上同屬於一個集團，也同為建安詩壇的代表，但王輝斌先生卻另辟溪徑，以兩部詩歌總集（一為中華書局版郭茂倩《樂府詩集》，一為中華書局版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為依據，運用資料統計的方法，具體分析三曹創作樂府詩的數量及在音樂上的分屬。從而指出，以王粲為代表的建安七子很少染指樂府創作，是由於其其皆身份低微的緣故，而曹氏父子之所以能創作大量的樂府詩歌，關鍵在父子三人有著非常強烈的樂府情結。但三曹所創作的樂府詩在音樂分屬上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的，作者以此為切點，從而具體論析了三者樂府情結的異同。最後得出結論：因當時 “四品樂”之關係追慕王權，這是構成三人雅好樂府的最核心動機。而對王權的嚮往與努力追求，歷史地成為了曹操難以割捨的樂府情結；曹丕雖然熱衷於樂府詩創作，但他所著眼的不是為了樂府詩的繁榮與發展，而是因其享樂生活的需要所致；曹植因政治上的失意，不甘心失敗而又無可奈何，因之於封地的“戀闕”之情與日俱增，而此，即構成了曹植樂府詩雜曲歌辭多於相和歌辭的最關鍵性原因。所論既深刻而又精彩。再如第八章，對謝朓於永明體獨特貢獻進行了令人信服的論析。一般認為，沈約在永明體的誕生中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但本書作者卻通過對現有材料的詳細考察後認為：沈約主要是對聲律進行了探討，並創制了所謂的“八病”，而永明體的產生與問世，關鍵在於詩人們所進行的藝術實踐。因而通過對沈約、王融、謝朓三人的詩歌數量進行統計分析，最後認為，立足於對永明體的藝術實踐與探索的角度而言，謝朓是三人中次數最多、貢獻最大的一位詩人。
本書的第二大特點，在於於具體的考論中涉及了諸多文學史的問題，並彌補了文學史的缺撼，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而值得特別稱道的是，王輝斌先生在對這一方面的物件進行研究時，能在孤立的個案研究中，照顧同一體裁在歷史中的流變，從而使得全書形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
首先是對文學史的補充。如第四章對左棻文學成就的研究就非常典型。作者從詩歌、詞賦、散文三個方面對左棻所取得的文學成就，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述評。在詩歌方面，“左棻繼曹操之後，創作了‘四言詩四首’，為四言詩在當時的發展，是作出了應有之貢獻的”。在詞賦方面，左棻開啟了辭賦史上“宮怨賦”的先聲，她的“詠物賦”對於推動這種體裁在晉宋及整個南朝的繁榮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於此，作者一改謝無量對左棻“左棻詞賦，諸體無不擅長，為晉代婦女之冠冕”的評價，而將其放在整個女性文學史的角度進行觀照，賦予左棻詞賦“為歷代婦人之冠冕”的崇高榮譽。在散文方面，認為以具體例子為據，認為左棻“開寫人賦物之先河”。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文學家，卻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相應的地位，所以作者最後作總結說：“左棻表現在詩歌、詞賦、散文三個方面的成就，無論是就西晉一代而言，抑或整個先唐時期以論，都是堪可稱之為獨樹一幟的。但遺憾的是，建國以來所出版的各種文學史著作，卻很少有給左棻以一席之地位的。或雖有論及者，也是極為簡略。這種境況，相對于左棻的文學史貢獻而言，顯然是不相適宜的。”作者並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待，希望文學史家們在今後編撰文學史著作時，能夠重新審視左棻在文學上的成就及其在文學史的貢獻。
其次是觀照同一詩體在歷史中的流變。對於這一特點來說，可以第二章中所探討的“詩序體”為其範例。在這一章中，王輝斌先生首先考證了詩序體的誕生，指出張衡的《四愁詩並序》雖然是現存最早的一篇詩序體之作，但這首詩在學界還存在爭議，因而詳細考證了蔡邕的《樊惠渠歌並序》，認為“作為詩人的蔡邕，是確曾創作過具有‘詩序合一’性質的詩序體之作的”。接著指出，“詩序體這一新興詩體對於後世如陶淵明時代與六朝時期的詩序體創作，也產生著明顯而又直接的影響”。並于第五章《陶淵明窺管錄》中，又對著名的《桃花源記》進行了重新審視與觀照，指出《桃花花源記》不但是詩序體的典型代表，而且它採用的虛構的方法，對於唐代詩序體與傳奇兩種文學門類的創作，都起到了不可底估的作用。在第二章中則認為：“（詩序體）這種韻、散相間的文學樣式，對於後來的變文、彈詞、寶卷等講唱文學的興盛與繁榮，都是具有一定影響的。”王輝斌先生就是這樣站在整個文學史的高度，將視角從詩體跨度到其它文體，重視不同體裁的興衰及其間的傳承關係，而對“詩序體”進行了首次的“史”的觀照。
最後，作為考證類著作，王輝斌先生卻能將學理性與趣味性有機結合，並採用立足于中國民間文化與民俗學研究之角度的方式，以增強全書的閱讀性。存在於《先唐詩人考論》中的這一特點，是非常值得如贊許與推廣的，因為它為非學術讀者閱讀學術著作提供了方便。如本書第一章對端午競渡紀念屈原的考證，就具有這樣明顯的特點。當代中國人大都知道端午賽龍舟、吃粽子這一習俗，但一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章第三節《端午競渡紀念屈原考》則通過詳細考證，仔細推敲，得出的結論使人讀了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民間每年五月五日舉行的賽龍舟，最開始緣起於兩千多年前東吳地區人民用來哀悼伍子胥的一種紀儀式，後來楚人才受其影響，將其移來用以紀念屈原，並沿襲至今”。就這一方面言，王輝斌先生于《先唐詩人考論》中對民間風俗的關注，于保護傳統文化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據悉，韓國人已經將端午節“考證”成了他們本國的風俗，而本書第九章中的這篇文章的考證與結論，可以說是對其淺薄舉措的一種有力批判。但願更多的學者不僅要關注中國傳統文化，更要如本書作者這樣，將學術研究的成果用於為保護我們的文化遺產服務！
總之，《先唐詩人考論》一書，對所涉及的研究物件，均立足於材料的角度，從事實出發，言之有理而持之有故，所全面展現的是作者嚴謹的治學精神以及深厚的功力。因此，本書的出版，不僅是王輝斌先生從事學術研究30年的一種見證，更是先生踏上新的學術之旅的又一個起點與開端。我們相信，王輝斌先生正值盛年，在未來的學術征途中，一定會有更多如《先唐詩人考論》一樣功力厚實的著作問世的。我們期待著！
（本文原載黃山書社2012年版《王輝斌學記》，第215—221頁）
而《先唐詩人考論》則將此二者進行了完美結合，從而使之成為了本書的第一大特點。首先，《先唐詩人考論》遵循“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的治學原則，在材料不充分的條件下，寧可擱置爭議也決不妄下結論，但王輝斌先生卻能在分析材料的基礎上發現問題，為進一步研究指明方向。如第一章中，針對屈原的生卒年考證，王輝斌先生雖未能考證出具體的時間，但卻提出了極新穎的方法。王先生首先分析了問題的症解所在，即學術界對屈原生年的研究主要圍繞“攝提”而提出的三種解釋七種結論，而如何合理解釋“攝提”是探知屈原生年的關鍵。繼而，王輝斌先生則指出，以上諸家對於“攝提”的考察與闡釋，“都是立足于華夏本土文化的角度”，而未能將研究的觸角伸向外來文化。王先生指出：“根據岑仲勉《兩周文史叢考》之《我國上古的天文歷數知識多導源于伊蘭》一文的研究成果可知，上古時期華夏先民們的天文學知識，並非‘國產’于華夏本土，而是多導源于伊蘭。”而“攝提”是一個天文曆法概念，是否可以從“外來文化”研究“攝提”的意義，這可能是解決屈原生年問題的一種有效途徑或者有益嘗試，但針對這樣重要的材料，屈學界卻歷來不曾予以關注。
其次，敢於挑戰權威，在材料考證及論述中，有“破”有“立”，“破”“立”結合。從“破”的角度說，第三章探討蔡琰詩歌的真偽問題，即頗具典型性。蔡琰現存詩歌主要有五言體《悲憤詩》、騷體《悲憤詩》與《胡笳十八拍》，而學界對於這三首詩是否為蔡琰所作存在嚴重的分歧。王輝斌先生對三首詩均進行逐一考析，並針對懷疑者所持觀點各個擊破，從歷史，文學史，作家，作品等多角度論證，旁徵博引，最後作出結論，認為蔡琰現存的三首詩均非他人所托偽。通過深入的論證，還歷史以真實，對於正確評價蔡琰的詩歌，重新確立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大有裨益。再如第四章對左思成名之作《三都賦》創作年代的考證，作者以《晉書·左思傳》雲：“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的記載，合勘《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注引《左思別傳》：“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止”之所雲，以雙重證據為依託，提出左思創作《三都賦》所用時間之長，決非傳統之說的“十年”，從而推翻了“左思練都以一紀”的說法。此外，作者在這一章中，還就左思研究中所存在的幾個問題，如“以椒房自矜”與依附賈謐、左思與“八王之亂”及歸隱、“二十四友”與“舉家適冀州”等，均進行了重新的審視與考證，並得出了迥于時賢的看法，從而還原了左思真實的歷史面目。又如第六章探討玄學對謝靈運山水詩歌的影響，作者通過對謝靈運山水詩中語詞的分析，指出“玄學對於謝靈運山水詩的影響，乃是表現在多個方面的”，因此推翻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於山水詩的評價，認為“莊老告退，山水方滋”之說，是不符合山水詩發展的歷史真實的。從“立”的角度言，本書第三章第三節之論，堪稱此一方面的代表。眾所周知，“七子”與“三曹”在政治上同屬於一個集團，也同為建安詩壇的代表，但王輝斌先生卻另辟溪徑，以兩部詩歌總集（一為中華書局版郭茂倩《樂府詩集》，一為中華書局版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為依據，運用資料統計的方法，具體分析三曹創作樂府詩的數量及在音樂上的分屬。從而指出，以王粲為代表的建安七子很少染指樂府創作，是由於其其皆身份低微的緣故，而曹氏父子之所以能創作大量的樂府詩歌，關鍵在父子三人有著非常強烈的樂府情結。但三曹所創作的樂府詩在音樂分屬上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的，作者以此為切點，從而具體論析了三者樂府情結的異同。最後得出結論：因當時 “四品樂”之關係追慕王權，這是構成三人雅好樂府的最核心動機。而對王權的嚮往與努力追求，歷史地成為了曹操難以割捨的樂府情結；曹丕雖然熱衷於樂府詩創作，但他所著眼的不是為了樂府詩的繁榮與發展，而是因其享樂生活的需要所致；曹植因政治上的失意，不甘心失敗而又無可奈何，因之於封地的“戀闕”之情與日俱增，而此，即構成了曹植樂府詩雜曲歌辭多於相和歌辭的最關鍵性原因。所論既深刻而又精彩。再如第八章，對謝朓於永明體獨特貢獻進行了令人信服的論析。一般認為，沈約在永明體的誕生中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但本書作者卻通過對現有材料的詳細考察後認為：沈約主要是對聲律進行了探討，並創制了所謂的“八病”，而永明體的產生與問世，關鍵在於詩人們所進行的藝術實踐。因而通過對沈約、王融、謝朓三人的詩歌數量進行統計分析，最後認為，立足於對永明體的藝術實踐與探索的角度而言，謝朓是三人中次數最多、貢獻最大的一位詩人。
本書的第二大特點，在於於具體的考論中涉及了諸多文學史的問題，並彌補了文學史的缺撼，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而值得特別稱道的是，王輝斌先生在對這一方面的物件進行研究時，能在孤立的個案研究中，照顧同一體裁在歷史中的流變，從而使得全書形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
首先是對文學史的補充。如第四章對左棻文學成就的研究就非常典型。作者從詩歌、詞賦、散文三個方面對左棻所取得的文學成就，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述評。在詩歌方面，“左棻繼曹操之後，創作了‘四言詩四首’，為四言詩在當時的發展，是作出了應有之貢獻的”。在詞賦方面，左棻開啟了辭賦史上“宮怨賦”的先聲，她的“詠物賦”對於推動這種體裁在晉宋及整個南朝的繁榮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於此，作者一改謝無量對左棻“左棻詞賦，諸體無不擅長，為晉代婦女之冠冕”的評價，而將其放在整個女性文學史的角度進行觀照，賦予左棻詞賦“為歷代婦人之冠冕”的崇高榮譽。在散文方面，認為以具體例子為據，認為左棻“開寫人賦物之先河”。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文學家，卻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相應的地位，所以作者最後作總結說：“左棻表現在詩歌、詞賦、散文三個方面的成就，無論是就西晉一代而言，抑或整個先唐時期以論，都是堪可稱之為獨樹一幟的。但遺憾的是，建國以來所出版的各種文學史著作，卻很少有給左棻以一席之地位的。或雖有論及者，也是極為簡略。這種境況，相對于左棻的文學史貢獻而言，顯然是不相適宜的。”作者並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待，希望文學史家們在今後編撰文學史著作時，能夠重新審視左棻在文學上的成就及其在文學史的貢獻。
其次是觀照同一詩體在歷史中的流變。對於這一特點來說，可以第二章中所探討的“詩序體”為其範例。在這一章中，王輝斌先生首先考證了詩序體的誕生，指出張衡的《四愁詩並序》雖然是現存最早的一篇詩序體之作，但這首詩在學界還存在爭議，因而詳細考證了蔡邕的《樊惠渠歌並序》，認為“作為詩人的蔡邕，是確曾創作過具有‘詩序合一’性質的詩序體之作的”。接著指出，“詩序體這一新興詩體對於後世如陶淵明時代與六朝時期的詩序體創作，也產生著明顯而又直接的影響”。並于第五章《陶淵明窺管錄》中，又對著名的《桃花源記》進行了重新審視與觀照，指出《桃花花源記》不但是詩序體的典型代表，而且它採用的虛構的方法，對於唐代詩序體與傳奇兩種文學門類的創作，都起到了不可底估的作用。在第二章中則認為：“（詩序體）這種韻、散相間的文學樣式，對於後來的變文、彈詞、寶卷等講唱文學的興盛與繁榮，都是具有一定影響的。”王輝斌先生就是這樣站在整個文學史的高度，將視角從詩體跨度到其它文體，重視不同體裁的興衰及其間的傳承關係，而對“詩序體”進行了首次的“史”的觀照。
最後，作為考證類著作，王輝斌先生卻能將學理性與趣味性有機結合，並採用立足于中國民間文化與民俗學研究之角度的方式，以增強全書的閱讀性。存在於《先唐詩人考論》中的這一特點，是非常值得如贊許與推廣的，因為它為非學術讀者閱讀學術著作提供了方便。如本書第一章對端午競渡紀念屈原的考證，就具有這樣明顯的特點。當代中國人大都知道端午賽龍舟、吃粽子這一習俗，但一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章第三節《端午競渡紀念屈原考》則通過詳細考證，仔細推敲，得出的結論使人讀了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民間每年五月五日舉行的賽龍舟，最開始緣起於兩千多年前東吳地區人民用來哀悼伍子胥的一種紀儀式，後來楚人才受其影響，將其移來用以紀念屈原，並沿襲至今”。就這一方面言，王輝斌先生于《先唐詩人考論》中對民間風俗的關注，于保護傳統文化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據悉，韓國人已經將端午節“考證”成了他們本國的風俗，而本書第九章中的這篇文章的考證與結論，可以說是對其淺薄舉措的一種有力批判。但願更多的學者不僅要關注中國傳統文化，更要如本書作者這樣，將學術研究的成果用於為保護我們的文化遺產服務！
總之，《先唐詩人考論》一書，對所涉及的研究物件，均立足於材料的角度，從事實出發，言之有理而持之有故，所全面展現的是作者嚴謹的治學精神以及深厚的功力。因此，本書的出版，不僅是王輝斌先生從事學術研究30年的一種見證，更是先生踏上新的學術之旅的又一個起點與開端。我們相信，王輝斌先生正值盛年，在未來的學術征途中，一定會有更多如《先唐詩人考論》一樣功力厚實的著作問世的。我們期待著！
（本文原載黃山書社2012年版《王輝斌學記》，第215—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