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 利瑪竇遠航九萬里， 歷經磨難， 來到中國。 他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技術與人文知識帶入中國， 使國人大開眼界，
400年後的今天， 來自四面八方的賓客， 絡繹不絕地來到利瑪竇的墓碑前， 瞻仰、獻花、默禱、唱詩， 仿佛在與他交談、向他請教、為他祝福。 來賓當中， 既有國家總統、首相、總理和部長， 又有外交官、學者、商人和學生；既有外國友人，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一個在400年前故去的先人， 今天依然令人無法忘懷？為什麼利瑪竇能在如此千差萬別的人們心中產生共鳴？今天， 當東西方文明以新的形式再次相遇的時候， 我們該如何借鑒利瑪竇的經驗， 使二者在碰撞中分享、在交往中獲益、在磨礪中創新？筆者認為， 以下幾點值得回味。
其一， 成功的文化交流與傳播， 一定要有虛心融入的態度。 利瑪竇是在中國明朝萬曆年間來華的， 當時中國採取“海禁”政策， 處於相對“封閉”與“排外”狀態。 利瑪竇為了傳播西方文化，
今天世界上， 當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為無法建立信任關係而苦惱的時候， 當雙方不時發生摩擦、碰撞與衝突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反思一下， 現代人能否達到利瑪竇的標準與境界， 謙虛卻不卑躬， 有知卻不狂妄， 傳播卻不強加？如果沒有做到， 也就不難理解今天的交流為什麼時而誤會重重、險象環生的緣由了。
其二， 成功的跨文化交流， 一定要有分享價值的胸懷。 利瑪竇來自歐洲， 身攜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諸多“絕技”， 並以“西洋奇器”開路。 他帶來的《世界地圖》、自鳴鐘、三棱鏡、日晷、沙漏、西洋書籍、油畫、古鋼琴等物器， 深深地吸引著中國人， 同時， 其淵博的知識與見解也為很多與之交往的中國人所欽佩。
如今， 我們正處於“全球化”、“地球村”、“互聯網”時代， 交通與通訊工具、生存條件遠非400年前可比， 然而， “自我中心主義”、“傲慢自大”及“損人利己”仍然是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礙， 不同的文化與文明之間仍然存在著隔閡、誤解、衝突、對抗，乃至暴力、流血與戰爭。為了消除誤會與矛盾，我們特別需要誠摯的交流、對話與合作。20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思想家或有識之士發出呼喚與呐喊：人類已經從“獨白時代”進入“對話時代”，要確立“對話十誡”（斯威德勒）；人們之間應從“我—它”的關係轉變到“我—你”的關係（布伯）；沒有宗教和平就沒有世界和平，沒有宗教對話就沒有宗教和平（孔漢思）；民族之間沒有深切瞭解和廣泛交流，就不會有和平（池田大作）；沒有對話就沒有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共在，沒有共在就沒有人類的未來與希望（卓新平）……
可以說，文化的相遇絕不是一方毀滅或吃掉另一方，絕不是強盜般地掠奪與焚燒，絕不是自高自大地蔑視對方。利瑪竇早在400多年前就為我們今人樹立了平等對話、相互交流、彼此學習、共同提高的榜樣，我們難道不能從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嗎？
其三，成功的異質文化交流，是文化創新與重塑的重要前提。眾所周知，利瑪竇是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使者”與“楷模”。400年前，在他及其同伴們的共同努力下，為中國帶來了西方諸多學問與知識，開“西學東漸”之先河。可以說，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來華“洋人”所攜的、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巨大差異的“西學”，對中國文化做了“加法”，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識、新觀念、新技(下轉4版)（上接3版）術。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所言：“這是光明的開始，一下子就可以完成數千年的工作。將他們（中國）的知識帶到這兒，將我們的介紹給他們，兩方的知識就會成倍的增長。這是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事情。”縱觀人類歷史，古今中外偉大文明的形成、發展與繁榮，莫不是異質文化碰撞、交流、會通的產物。所謂“基督教文明”無疑是“兩希文明”的產物；“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先有諸子百家的爭鳴與對話，其後，主要經歷過三次大的高潮，即隋唐時期與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宋元時期與西亞伊斯蘭教文化的交流、明清時期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交流。
中國有著由閉關自守到日漸勢微、再到落後挨打的沉痛教訓。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持續、深入、全方位地進行著中外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反思得失，總結經驗，人們可以清醒地認識到，文化的發展、文明的進步、知識的更新絕不是內部維修、近親繁殖的結果，而是一個內外溝通、吸收借鑒、推陳出新的過程，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要想贏得持續、健康、全面的發展，必須與人類文明聲息相通，必須吸收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今天，中西文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與利瑪竇時代不可同日而語，而中西方在文化上的隔閡依然頗深，彼此間缺乏內在的信任。我們似乎還比較缺乏利瑪竇式的文化使者，把中華文化與觀念傳播出去並發揚光大。反思國外媒體與刊物，要麼過分“美化”中國，要麼“醜化”中國，儘管其中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分歧與偏見，但無疑與我們對外傳播與宣傳方式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缺陷與問題有關。我們特別需要湧現出一大批中國的文化使者，以利瑪竇為榜樣，積極主動地走出去，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弘揚中國文化、理念與模式，讓“他者”對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有正確的瞭解，使其認識到，尊重差異、多元互動、相互理解、達成共贏是至關重要的，這是維護世界和諧的基礎與條件。
哲人弗蘭西斯·培根說得好：“讀史使人明智。”400多年前，在各方面條件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利瑪竇尚且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如此偉大的貢獻，今天，我們有更好的條件與手段，是否應當比前輩們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更快一點呢？
（梁 駿）
不同的文化與文明之間仍然存在著隔閡、誤解、衝突、對抗，乃至暴力、流血與戰爭。為了消除誤會與矛盾，我們特別需要誠摯的交流、對話與合作。20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思想家或有識之士發出呼喚與呐喊：人類已經從“獨白時代”進入“對話時代”，要確立“對話十誡”（斯威德勒）；人們之間應從“我—它”的關係轉變到“我—你”的關係（布伯）；沒有宗教和平就沒有世界和平，沒有宗教對話就沒有宗教和平（孔漢思）；民族之間沒有深切瞭解和廣泛交流，就不會有和平（池田大作）；沒有對話就沒有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共在，沒有共在就沒有人類的未來與希望（卓新平）……可以說，文化的相遇絕不是一方毀滅或吃掉另一方，絕不是強盜般地掠奪與焚燒，絕不是自高自大地蔑視對方。利瑪竇早在400多年前就為我們今人樹立了平等對話、相互交流、彼此學習、共同提高的榜樣，我們難道不能從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嗎？
其三，成功的異質文化交流，是文化創新與重塑的重要前提。眾所周知，利瑪竇是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使者”與“楷模”。400年前，在他及其同伴們的共同努力下，為中國帶來了西方諸多學問與知識，開“西學東漸”之先河。可以說，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來華“洋人”所攜的、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巨大差異的“西學”，對中國文化做了“加法”，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識、新觀念、新技(下轉4版)（上接3版）術。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所言：“這是光明的開始，一下子就可以完成數千年的工作。將他們（中國）的知識帶到這兒，將我們的介紹給他們，兩方的知識就會成倍的增長。這是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事情。”縱觀人類歷史，古今中外偉大文明的形成、發展與繁榮，莫不是異質文化碰撞、交流、會通的產物。所謂“基督教文明”無疑是“兩希文明”的產物；“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先有諸子百家的爭鳴與對話，其後，主要經歷過三次大的高潮，即隋唐時期與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宋元時期與西亞伊斯蘭教文化的交流、明清時期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交流。
中國有著由閉關自守到日漸勢微、再到落後挨打的沉痛教訓。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持續、深入、全方位地進行著中外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反思得失，總結經驗，人們可以清醒地認識到，文化的發展、文明的進步、知識的更新絕不是內部維修、近親繁殖的結果，而是一個內外溝通、吸收借鑒、推陳出新的過程，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要想贏得持續、健康、全面的發展，必須與人類文明聲息相通，必須吸收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今天，中西文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與利瑪竇時代不可同日而語，而中西方在文化上的隔閡依然頗深，彼此間缺乏內在的信任。我們似乎還比較缺乏利瑪竇式的文化使者，把中華文化與觀念傳播出去並發揚光大。反思國外媒體與刊物，要麼過分“美化”中國，要麼“醜化”中國，儘管其中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分歧與偏見，但無疑與我們對外傳播與宣傳方式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缺陷與問題有關。我們特別需要湧現出一大批中國的文化使者，以利瑪竇為榜樣，積極主動地走出去，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弘揚中國文化、理念與模式，讓“他者”對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有正確的瞭解，使其認識到，尊重差異、多元互動、相互理解、達成共贏是至關重要的，這是維護世界和諧的基礎與條件。
哲人弗蘭西斯·培根說得好：“讀史使人明智。”400多年前，在各方面條件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利瑪竇尚且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如此偉大的貢獻，今天，我們有更好的條件與手段，是否應當比前輩們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更快一點呢？
（梁 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