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樓林立的南京市中心淮海路上， 有一處仿若私人住宅的古式建築金陵刻經處。 它夾雜拔地而起的現代大廈群中， 顯得格外地引人注目。 鮮為人知的是， 這裡是無數佛教信徒們景仰和嚮往的場所。
金陵刻經處最神秘的地方要數經版樓。
在成排成排肅穆擺設的經版架上， 排列著一塊塊看似黑糊糊， 並不起眼的舊木板。 這些舊木板承載的是絕無僅有的佛經版本。 其中的絕大多數版本還是刻經處成立之後,先後從日本和朝鮮等國尋回來的,包括《中論疏》、《百論疏》、《唯識述記》、《因明論疏》等約300種國內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著述。
直到今天,全國甚至國外的各大寺院的經書,也大多出自這座經版樓裡的版本。
目前， 該經版樓一共收藏了12.5萬塊經版,其中最古老的經版,出自清朝康熙年間,其餘的經版， 也多半是晚清時期雕刻的。
除此之外， 經版樓裡還珍藏著18塊國家級文物佛像版。
雖然這座經版樓平時不對外開放,但凡有幸光臨這裡的人,都會無一例外地被架子上那一排排的經版排山倒海般的氣勢給鎮住。 即便是粗略估計,也至少有幾億個字親密無間地擠靠在一起,雖然沒有聲息,但它們的力量是駭人的,完全可以用“卷帙浩繁”來形容。
據史料記述, 金陵刻經處這座秀麗幽靜的院落， 是時任清朝江甯建造工程負責人楊仁山於1865年所置下的家產。
楊仁山1837年出生在安徽石埭的一個官宦之家， 他自幼穎悟， 淡泊功名， 早年立志習孔、孟、老、莊諸子之業， 並學天文、輿地、曆算、音韻等。 他還精通多國語言，
楊仁山27歲時生了一場大病， 他在病中反復誦讀了佛典《大乘起信論》， 開始對佛學產生濃厚的興趣。 從此， 他遍求佛典， 飽覽經史。
然而,由於當時時局混亂， 很多佛教典籍毀於戰火， 加上晚清中國佛教衰敝之極， 學佛信眾幾乎一經難求。 令楊仁山感到鬱悶的是， 他第一次來到南京的時候， 請好友為其搜索佛典， 居然連最常見的佛經如《無量壽經》等也難以找到。
1866年， 楊仁山攜全家移居南京。 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幾位佛學研究好友， 共同討論弘法事業。 他們認為， 在此末法時代， 只有讓佛典廣為流傳,才能廣大佛法， 普濟眾生。 於是， 幾個志同道合的人開始草訂章程，
初創時期的金陵刻經處條件相當艱苦, 所有刻經經費都由幾位創辦人共同分擔， 而且沒有自己的固定場所。
1897年， 楊仁山在占地6畝多院落裡築室60余間， 金陵刻經處也隨之遷往。 後來， 為了能讓刻經、印經和講經正常運轉， 楊仁山利還用他做國外使節的機會， 從國外學做地球儀在中國售賣,並和譚嗣同成立了中國測量儀器學會。
1901年,為了讓金陵刻經處有一個永久固定的場所,楊仁山做出了一件令人驚愕的事情:命其三子立了“分家筆據”,將住宅房屋60多間並宅基地6畝多,悉數捐給了金陵刻經處,永作刻經、藏版、流通之所。 不僅如此， 他還將因支撐刻經事業歷年所欠的3810兩銀債務,命由三房分擔償還……
10年之後,楊仁山駕鶴仙逝,為了能永遠守護著金陵刻經處,他突破中國人從不將遺體葬于家中的傳統,留下遺囑:“經版所在,遺體所在。 ”
遵其遺囑,他的弟子門人在刻經處深柳堂後、經版房前為其建塔安葬。這座如今仍然巍然屹立的墓塔,見證了金陵刻經處極不平凡的百年風雨。
楊仁山在自己的書中留下了這樣一組資料——在46年裡,刻印了211種共1157卷佛經,留下了47000多塊木質經版、18塊佛像版。毫不誇張地說,是它們使近代中國佛教獲得了新生。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末年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期,楊仁山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對幾本佛經的拯救,而是試圖通過佛教的思想尋求救國之路。
為進一步復興佛教,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大興講學、研究之風。1907年,楊仁山得到和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並稱為“維新四公子”的陳三立的支持,在金陵刻經處創辦僧學堂祗洹精舍。楊仁山自編教材,自任佛學講席,聘請作家蘇曼殊教英文、梵文,以期學子像他一樣能兼通中西,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弘揚佛教。
金陵刻經處雖然只是作為一個居士道場,但民國時期不少居士界、僧界的領袖人物或中間分子,都是由楊仁山培養出來的。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宣導者太虛法師就是在這裡入學並脫穎而出的。
除了太虛法師,楊仁山門下可謂奇才輩出,梁啟超、譚嗣同、桂伯華、黎端甫、歐陽竟無等學界名流都曾在這裡聽過學。其中,尤以譚嗣同的故事最為傳奇。
1896年,譚嗣同在南京候補江蘇知府,因不願與腐敗官府周旋,當他得知南京城內的楊仁山學問博、德行高,便欣然造訪金陵刻經處,向楊仁山居士執弟子禮,研習佛學、新學,最終著成其代表作《仁學》。
譚譚嗣同以佛教理念熔鑄新學,提倡變法維新,轟動一時,肇始了佛學對當時社會思潮乃至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譚嗣同赴北京參與戊戌變法時,還將一套紅木桌椅送與楊仁山,並將楊仁山一子帶到北京求學,以答謝師恩。
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引頸就戮,決志為變法捐軀,楊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義,此時，譚嗣同說:“獻身變法是我的使命,而侍奉孝養父母是你的使命。”將其趕離了危險境地。
梁啟超到南京東南大學講學,也曾前往金陵刻經處聽楊仁山的繼任者歐陽竟無講唯識學,後因病中止。1922年11月4日, 梁啟超致函歐陽竟無提及此事,引以為憾,以梁啟超當時在政界、學界和社會上的巨大影響,對歐陽竟無卻如此殷勤恭敬懇切,足見金陵刻經處在當時的地位之重要。
可以說，金陵刻經處是中國近代佛教的重興之地。按梁啟超的話說：“金陵刻經處是中國近代思想的‘伏流’”。
”遵其遺囑,他的弟子門人在刻經處深柳堂後、經版房前為其建塔安葬。這座如今仍然巍然屹立的墓塔,見證了金陵刻經處極不平凡的百年風雨。
楊仁山在自己的書中留下了這樣一組資料——在46年裡,刻印了211種共1157卷佛經,留下了47000多塊木質經版、18塊佛像版。毫不誇張地說,是它們使近代中國佛教獲得了新生。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末年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期,楊仁山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對幾本佛經的拯救,而是試圖通過佛教的思想尋求救國之路。
為進一步復興佛教,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大興講學、研究之風。1907年,楊仁山得到和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並稱為“維新四公子”的陳三立的支持,在金陵刻經處創辦僧學堂祗洹精舍。楊仁山自編教材,自任佛學講席,聘請作家蘇曼殊教英文、梵文,以期學子像他一樣能兼通中西,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弘揚佛教。
金陵刻經處雖然只是作為一個居士道場,但民國時期不少居士界、僧界的領袖人物或中間分子,都是由楊仁山培養出來的。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宣導者太虛法師就是在這裡入學並脫穎而出的。
除了太虛法師,楊仁山門下可謂奇才輩出,梁啟超、譚嗣同、桂伯華、黎端甫、歐陽竟無等學界名流都曾在這裡聽過學。其中,尤以譚嗣同的故事最為傳奇。
1896年,譚嗣同在南京候補江蘇知府,因不願與腐敗官府周旋,當他得知南京城內的楊仁山學問博、德行高,便欣然造訪金陵刻經處,向楊仁山居士執弟子禮,研習佛學、新學,最終著成其代表作《仁學》。
譚譚嗣同以佛教理念熔鑄新學,提倡變法維新,轟動一時,肇始了佛學對當時社會思潮乃至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譚嗣同赴北京參與戊戌變法時,還將一套紅木桌椅送與楊仁山,並將楊仁山一子帶到北京求學,以答謝師恩。
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引頸就戮,決志為變法捐軀,楊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義,此時，譚嗣同說:“獻身變法是我的使命,而侍奉孝養父母是你的使命。”將其趕離了危險境地。
梁啟超到南京東南大學講學,也曾前往金陵刻經處聽楊仁山的繼任者歐陽竟無講唯識學,後因病中止。1922年11月4日, 梁啟超致函歐陽竟無提及此事,引以為憾,以梁啟超當時在政界、學界和社會上的巨大影響,對歐陽竟無卻如此殷勤恭敬懇切,足見金陵刻經處在當時的地位之重要。
可以說，金陵刻經處是中國近代佛教的重興之地。按梁啟超的話說：“金陵刻經處是中國近代思想的‘伏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