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經貿合作區已成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載體， 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平臺和名片。 合作區不僅使我國優勢產業在海外形成集聚效應， 也降低了中國企業 “走出去”的風險與成本。 對於東道國而言， 這些合作區吸引了更多的中國企業前來投資建廠， 不僅在增加就業、提高稅收、擴大出口創匯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還有力地推動了其工業化進程並促進了相關產業的升級。 由於缺乏可借鑒的國際經驗， 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設也存在一些瓶頸和不足。
“如果能以這些經貿合作區作為支點，
境外經貿合作區已成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載體， 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平臺和名片。 合作區不僅使我國汽車、摩托車、機械、電子、化工、紡織、服裝等優勢產業在海外形成集聚效應， 也降低了中國企業 “走出去”的風險與成本。
由於缺乏可借鑒的國際經驗， 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設也存在一些瓶頸和不足， 如園區定位不明確、盈利模式不可持續等。 專家提醒， 政策風險、區位選擇等是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建設產業園時應當注意的問題。
推進產能合作
國際產能合作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 而境外經貿合作區已成為我國企業在境外開展汽車、摩托車、機械、電子、化工、紡織、服裝等優勢產業合作的集聚式發展平臺。
對於東道國而言， 這些合作區吸引了更多的中國企業前來投資建廠， 不僅在增加就業、提高稅收、擴大出口創匯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還有力地推動了其工業化進程並促進了相關產業的升級。
據商務部資料， 截至2016年底， 中國企業共在36個國家建成初具規模的合作區77個， 累計投資241.9億美元。 其中， 56個合作區分佈在20個“一帶一路”國家， 占在建合作區總數的72.72%， 累計投資185.5億美元， 入區企業1082家， 總產值506.9億美元， 上繳東道國稅費10.7億美元， 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17.7萬個。
“境外經貿合作區有效降低了中國企業走出去、東道國引進外資的交易成本。 ”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大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說。
盧鋒指出， 當前吸引中國投資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是欠發達國家， 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和基礎設施條件等相對欠缺和落後， 而這樣的投資環境難以在短時間內改善。 合作區則提供一個現實的解決方案，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園區有限的空間點提供有利條件， 實行降低關稅、減少官僚主義等新制度， 創造新的經濟環境。 “這是借鑒了我們‘特區’的做法”。
這些“特區”不僅往往可以獲得東道國提供的土地、稅收、基礎設施配套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和便利條件，
另一方面， 規避貿易壁壘也成為一些合作區得天獨厚的優勢， 一些產品從中國出口會受到歐美的“雙反”調查， 但從其他國家輸出則沒有障礙。 例如， 作為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 柬埔寨尚未遭遇發達國家“雙反”等貿易壁壘阻礙， 並且可享受歐美等發達國家給予的特殊貿易優惠政策及額外的關稅減免優惠。
此外， 我國機械電子、輕工紡織、建築建材等優勢產能通過泰中羅勇工業園、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等一批合作區實現了有效轉移， 同時也滿足了東道國的發展需求。
服務企業“走出去”
境外經貿合作區的探索在十多年前就已開始， 1999年， 海爾在美國投資建立了海爾工業園， 而那時園區主要是為開發企業所用。
2006 年， 商務部公佈了《境外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基本要求和申辦程式》， 宣佈建立50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 鼓勵企業在境外建設工業園區、科技產業園區等各類經濟貿易合作區， 這一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搭建的新平臺由此興起。
“在幾次走訪非洲合作產業園的過程中， 可以明顯感到一些國家利用合作區推動發展的政策意向更加明顯， 這個模式得到了很多國家的認可。 ”盧鋒說。 他指出， 一個合作區產生積極效果和良好反響後， 便形成了示範效應和溢出效應， 推動更多園區的出現， 也使其他國家得以借鑒，從而走上良性發展軌道。
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排頭陣和前方哨，已進駐境外經貿合作區裡的企業，正享受著政策的便利：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為入駐海外的企業，提供政治、商業方面的風險保障；國內銀行給予相應融資支援，提供部分優惠和便捷；各省市地方政府出臺了配套財政政策。
地方政府對境外工業園區建設展現了極大熱情，希望借此推動地方優勢產業和企業走出去。以遼寧省為例，目前已推動省內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俄羅斯、白俄羅斯、印度、印尼等國家初步規劃建設了10個境外工業園區。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在採訪時發現，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會根據自身的業務特點選擇入駐產業園區。對於經營商用車組裝業務的亞非國際萊基自貿區公司而言，位於奈及利亞各斯州東南部的奈及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園內企業以商貿物流和生產製造業為主，背靠廣闊的市場，具有十分顯著的優勢。
亞非國際萊基自貿區公司總經理孫煜超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產業園的政策相對集中，園區對當地政策法規比較瞭解，而且會幫助企業進行一些在當地的推廣。”
據瞭解，很多合作區都對入園企業提供了“一站式”服務， 在説明企業發展和處理當地政策關係上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泰中羅勇工業園為入園企業在泰國的註冊、取得各項許可證提供幫助，並在企業遇到問題時出面協調。
境外經貿合作區聚攏了一批相關企業，打破了企業家和投資人對地域的陌生感和不適感，幫助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從“心理”上做好準備。孫煜超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民營企業來海外做生意，從心理上希望可以找到可以相互依靠的物件。”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在採訪中還瞭解到，一些企業管理者希望園區可以在完善基礎配套設施、融資政策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
“如何為中國企業提供個性化的服務對於我們是一個挑戰。不同的企業對園區的服務需求也有差異，比如一些企業勞動用工需求大的話，這就要提前和相關政府機構、人才機構溝通，通過特定管道來招聘；又比如我們以前對入園企業的市場開拓並不會介入，只提供諮詢，但一些中小型民營企業比較信賴我們，希望幫它們聯繫銷售管道、供應商等。”泰中羅勇工業園副總裁吳廣雲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稱。
吳廣雲稱，園區的任務不僅僅是把企業引進來，更重要的是讓企業長期在當地紮根發展，因此目標是將園區打造成一個園區管理服務機構、入園企業及企業外部配套機構（包括人才仲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代理商、供應商等）和諧共生的園區產業生態系統。
瓶頸尚存
商務部在2016年商務工作年終綜述中指出，2017年商務部將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引領，按照“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原則，指導中國企業根據東道國實際需求，積極穩妥建設合作區。
儘管資料表明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確促進了我國的對外投資，但對一些合作區的“回報率”仍存疑問。據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學者張嘉楠、龍小甯、張相偉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國在蘇伊士合作區前三年的年均利潤為41.8萬美元，但其投資總額已達到8000萬美元，投資利潤率僅為0.52%。
合作區面臨的潛在風險也不容低估。盧鋒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指出：“合作區所在東道國承諾的優惠政策能否到位，提供的便利條件能否兌現可能存在不確定性，使企業儘管已入駐園區，卻仍面臨風險。”而這一風險在政權更迭頻繁的國家更為突出。
在資金方面，產業園區建設先期投入較大，但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融資管道有限，企業在東道國當地融資壓力較大。“儘管商務部和國開行為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設提供了投融資等方面的政策支援，但還是遠遠不夠的。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很多中國企業需要走出去，在東道國金融支援不足的情況下，企業需要借力國內的金融服務。”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張中元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說。
此外，在張中元看來，一些園區的建設存在定位不明確，追求產業多而雜的現象。“這不僅增加了成本，不可避免地產生浪費，並且產業優勢也沒能突出。園區是通過企業的聚集發揮產業的集群效應，不是簡單地將企業移到同一個地點。”他說，定位不清也導致了大量的重複建設。
合作區的可持續發展也值得關注。據瞭解，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盈利模式基本以開發礦產資源和出租開發土地、廠房為主，並且大部分合作區選擇了後者。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路紅豔撰文指出，兩種模式都是不可持續的，須在招商引資時注重將合作區與高成長、高盈利性項目相捆綁，實現資金的良性迴圈。
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是園區招商引資困難的重要因素，一些合作區因吸引企業較少導致了廠房的空置。“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如果園區之外的道路、能源、電力等配套較差，企業也不願入駐。這是中國企業在外投資建設產業園時應該注意的方面。” 張中元說。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產業研究部副主任相均泳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稱，相關專業人才缺乏是當前境外經貿合作區發展的另一個挑戰。“之前中國企業在海外完成園區建設後就轉交給對方，但當前的一個趨勢是，外方尤其是一些非洲國家希望中國企業承擔運營和招商引資，但中國企業在運營方面仍然經驗不足。”
也使其他國家得以借鑒，從而走上良性發展軌道。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排頭陣和前方哨，已進駐境外經貿合作區裡的企業，正享受著政策的便利：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為入駐海外的企業，提供政治、商業方面的風險保障；國內銀行給予相應融資支援，提供部分優惠和便捷；各省市地方政府出臺了配套財政政策。
地方政府對境外工業園區建設展現了極大熱情，希望借此推動地方優勢產業和企業走出去。以遼寧省為例，目前已推動省內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俄羅斯、白俄羅斯、印度、印尼等國家初步規劃建設了10個境外工業園區。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在採訪時發現，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會根據自身的業務特點選擇入駐產業園區。對於經營商用車組裝業務的亞非國際萊基自貿區公司而言，位於奈及利亞各斯州東南部的奈及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園內企業以商貿物流和生產製造業為主，背靠廣闊的市場，具有十分顯著的優勢。
亞非國際萊基自貿區公司總經理孫煜超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產業園的政策相對集中，園區對當地政策法規比較瞭解，而且會幫助企業進行一些在當地的推廣。”
據瞭解，很多合作區都對入園企業提供了“一站式”服務， 在説明企業發展和處理當地政策關係上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泰中羅勇工業園為入園企業在泰國的註冊、取得各項許可證提供幫助，並在企業遇到問題時出面協調。
境外經貿合作區聚攏了一批相關企業，打破了企業家和投資人對地域的陌生感和不適感，幫助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從“心理”上做好準備。孫煜超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民營企業來海外做生意，從心理上希望可以找到可以相互依靠的物件。”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在採訪中還瞭解到，一些企業管理者希望園區可以在完善基礎配套設施、融資政策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
“如何為中國企業提供個性化的服務對於我們是一個挑戰。不同的企業對園區的服務需求也有差異，比如一些企業勞動用工需求大的話，這就要提前和相關政府機構、人才機構溝通，通過特定管道來招聘；又比如我們以前對入園企業的市場開拓並不會介入，只提供諮詢，但一些中小型民營企業比較信賴我們，希望幫它們聯繫銷售管道、供應商等。”泰中羅勇工業園副總裁吳廣雲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稱。
吳廣雲稱，園區的任務不僅僅是把企業引進來，更重要的是讓企業長期在當地紮根發展，因此目標是將園區打造成一個園區管理服務機構、入園企業及企業外部配套機構（包括人才仲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代理商、供應商等）和諧共生的園區產業生態系統。
瓶頸尚存
商務部在2016年商務工作年終綜述中指出，2017年商務部將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引領，按照“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原則，指導中國企業根據東道國實際需求，積極穩妥建設合作區。
儘管資料表明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確促進了我國的對外投資，但對一些合作區的“回報率”仍存疑問。據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學者張嘉楠、龍小甯、張相偉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國在蘇伊士合作區前三年的年均利潤為41.8萬美元，但其投資總額已達到8000萬美元，投資利潤率僅為0.52%。
合作區面臨的潛在風險也不容低估。盧鋒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指出：“合作區所在東道國承諾的優惠政策能否到位，提供的便利條件能否兌現可能存在不確定性，使企業儘管已入駐園區，卻仍面臨風險。”而這一風險在政權更迭頻繁的國家更為突出。
在資金方面，產業園區建設先期投入較大，但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融資管道有限，企業在東道國當地融資壓力較大。“儘管商務部和國開行為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設提供了投融資等方面的政策支援，但還是遠遠不夠的。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很多中國企業需要走出去，在東道國金融支援不足的情況下，企業需要借力國內的金融服務。”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張中元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說。
此外，在張中元看來，一些園區的建設存在定位不明確，追求產業多而雜的現象。“這不僅增加了成本，不可避免地產生浪費，並且產業優勢也沒能突出。園區是通過企業的聚集發揮產業的集群效應，不是簡單地將企業移到同一個地點。”他說，定位不清也導致了大量的重複建設。
合作區的可持續發展也值得關注。據瞭解，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盈利模式基本以開發礦產資源和出租開發土地、廠房為主，並且大部分合作區選擇了後者。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路紅豔撰文指出，兩種模式都是不可持續的，須在招商引資時注重將合作區與高成長、高盈利性項目相捆綁，實現資金的良性迴圈。
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是園區招商引資困難的重要因素，一些合作區因吸引企業較少導致了廠房的空置。“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如果園區之外的道路、能源、電力等配套較差，企業也不願入駐。這是中國企業在外投資建設產業園時應該注意的方面。” 張中元說。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產業研究部副主任相均泳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稱，相關專業人才缺乏是當前境外經貿合作區發展的另一個挑戰。“之前中國企業在海外完成園區建設後就轉交給對方，但當前的一個趨勢是，外方尤其是一些非洲國家希望中國企業承擔運營和招商引資，但中國企業在運營方面仍然經驗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