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阮如何看梁山

三阮如何看梁山

安立志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時， 都在天罡星序列， 雖然天劍、天罪、天敗， 星名不吉， 畢竟屬於“第一梯隊”。

上梁山前的三阮， 以打魚為生， 雖也從事私商， 但屬於根正苗紅的“貧下中漁”。 智多星吳用在探得了梁中書籌備生辰綱的消息後， 策劃劫持， 急需人手， 三阮就成了重要人選。 由於吳用不了解三阮此時的心思， 以需要“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為名， 趕赴石碣村， 試探他們的口氣。 飲酒閒談時， 談到了梁山話題。

此時的梁山， 已被王倫為首的小股強寇所占， 研究一下以三阮為代表的普通民眾對梁山強人的看法，

不僅有利於理解三阮後來何以也到梁山聚義， 對於理解傳統理論毫無保留地肯定農民造反的意識形態， 也不為無益。

俗話說：“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三阮生活在梁山泊水邊， 梁山泊就是他們的衣食之源。 聽阮氏兄弟說， 在這附近已打不到大魚， 只有梁山泊裡才有， 吳用問道：“這裡和梁山泊一望不遠， 相通一脈之水， 如何不去打些？”三兄弟的回答是這樣的：“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 如今絕不敢去！”（阮小五）“如今泊子裡新有一夥強人占了， 不容打魚。 ”（阮小七）“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 打家劫舍， 搶擄來往客人。 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裡打魚。 如今泊子裡把住了， 絕了我們的衣飯，

因此一言難盡！”（阮小二）在三兄弟看來， 這梁山強人， 只有打家劫舍， 卻無殺富濟貧， 對當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擾與破壞。 可見， 阮氏兄弟對梁山強人充滿了憎恨與敵視。

那麼， 三阮對官府的態度如何呢？應當說， 在任何制度之下， 梁山聚義這種落草為寇的“黑惡勢力”， 都是國家機器打擊與消滅的目標。 無論是封建皇權， 還是民主共和， 保護百姓防止盜匪的騷擾與侵害， 是歷代官府不可推卸的義務與責任。 官府在梁山泊地區的治理情況如何呢？這可以從吳用與阮小五的對話中看出一些端倪。 吳問：“偌大去處， 終不成官司（指政府、官府）禁打魚鮮？”阮說：“甚麼官司敢來禁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又問：“既沒官司禁治，

如何絕不敢去？”在聞聽了梁山強人的危害之後， 吳問：“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說：“如今那官司， 一處處動撣便害百姓。 但一聲下鄉村來， 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盡都吃了， 又要盤纏打發他。 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 那捕盜官司的人， 哪裡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 都嚇得屎尿齊流， 怎敢正眼兒看他？”

在三阮眼裡， 梁山強人是明火執仗的強盜， 官府則是身穿官服的強盜。 在禍害百姓方面， 兩者並不存在根本區別。 這說明在當時的制度之下， 百姓身受雙重侵害， 一方面是強盜搶劫， 一方面是官府盤剝。 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北宋地方政府， 只會欺壓百姓， 在治理盜匪方面， 卻無所作為。 尤應指出的是阮小二這句話：“我雖然不打得大魚，

也省了若干科差（意指免交了官府的稅費）。 ”可說是道出了千古悲涼。 金聖歎就此評論道：“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說。 ”《捕蛇者說》是唐代柳宗元的名作， 文章的主旨可以用孔子的“苛政猛於虎”來概括。 可見， 三阮對官府的憤恨與仇視， 並不亞於梁山。

三阮既憎恨梁山， 也仇視官府， 這在心態上似乎是兩難選擇。 其實並不儘然， 如同楚霸王起兵之前對秦始皇充滿了“彼可取而代也”的豔羨一樣， 三阮對梁山也有著某種羡慕的意味。 正如阮小五所說：“他們不怕天， 不怕地， 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 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 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阮小七說的更直白：“‘人生一世， 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

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由此可見， 歷代的農民造反者， 成功了的如朱元璋， 失敗了的如李自成， 旗號可能不同， 主旨大體如斯， 無非就是推翻一個王朝， 建立另一個王朝而已， 體現的只是舊體制的複製， 實現的只是歷史的迴圈。 在這一問題上， 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就是一個十分成功的形象。 在阿Q式的革命勝利之後， 無非就是“我要什麼就是什麼， 我歡喜誰就是誰”， 心裡想的都是元寶、洋錢、寧式床， 吳媽之類。 而這正是造反的局限與歷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