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業協會洪磊：公募基金業的困局與出路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在30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年會上表示：公募基金出現結構性失衡， 遭遇發展困境。

原因有：一是公募基金的投資工具屬性弱化， 資本市場買方功能受到削弱。 2012年以來， 銀、證、保等各類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規模呈爆發式增長， 但是， 運作最為規範、真正做到“賣者有責、買者自負”的公募基金規模僅有9.16萬億元， 占比不足10%。 以精選標的為目標的股票型基金份額規模自2013年以來持續下降， 與2012年末相比減少52.6%（2015年提高股票型基金持倉下限也是重要因素）。 與此同時， 混合型基金大量興起，

精選個股、長期投資讓位于趨勢擇時， 對投資標的內在價值的關注讓位於短期波動收益， 投資工具屬性弱化。 2008年以來， 公募基金持有A股總市值的比重持續下降， 由歷史最高的7.9%下降到歷史最低的3.4%。 公募基金的價值投資、長期投資功能嚴重弱化， 無論是作為大眾理財的專業化工具， 還是作為資本市場的買方代表， 公募基金的主體地位遠未體現。

二是資金流入流出波動大， 缺少長期投資生態鏈條。 從資金來源看， 公募基金以散戶化投資為主， 真正的長期機構資金占比很小， 養老金、保險資金等有長期配置需求的資金主要通過專戶管理， 對公募基金無法起到支持作用。 產業鏈發育不足， 過多依賴外部銷售管道，

代銷關係削弱了公募基金募集職責， 銷售利益最大化加劇頻繁申贖， 公募基金認申贖總量與資產餘額之比達到320%， 其中， 貨幣型基金認申贖總量與資產餘額之比高達550%；從持有期限看， 多數基金投資者並沒有把基金作為長期配置工具， 平均持有期短， 少於一年的占44%， 少於三年的占67%。

三是公司治理偏離信託要求， 投資人利益無法在治理層面得到充分保證。 與上市公司類似， 公募基金同樣面臨國有股話語權獨大， 股權治理僵化， 董事會功能受限、受託責任履行不充分等問題， 股東利益尤其是大股東利益主導管理人行為和管理績效評價。 從基金公司與投資者的關係看， 公司治理困境導致公募基金過於追求短期規模和業績增長，

投資人利益無法在治理層面得到充分保證；從基金公司與員工的關係看， 公司治理困境導致對人才專業價值重視不足， 缺少長效激勵約束機制， 核心人才隊伍不穩定， 多年來人才流失嚴重， 2015年基金經理離職率達24.4%， 創歷史新高（2016年有所降低， 為12.5%）。

四是投資運作短期化， 缺少長期核心價值。 當前， 短期功利主義是制約公募基金行業發展的重要原因， 結構化產品、定增基金、定制基金等短期資金驅動型產品層出不窮， 短期化行為突出。 公募基金如果不能投資于未來， 那麼自身也就沒有未來。 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即ESG原則是公募基金投資于未來的重要標準， 全球諸多有影響力的機構投資者已經建立並遵循比較規範的ESG投資基準，

有力推動了公募基金的發展， 我國還停留在少數探索性實踐階段， 缺少系統的、與我國資本市場和經濟轉型需求相匹配的ESG投資與評價體系。

五是大資管法律基礎不統一， 衝擊信託文化根基。 從整個資產管理行業看， 各類資產管理業務的上位法既有《基金法》， 也有《商業銀行法》、《信託法》、《保險法》， 導致在監管層面， 既有信託關係主導的突出投資人利益優先原則的監管規則， 也有民商關係主導的遵從平等合同主體地位的監管規則， 受託財產法律屬性不清晰， 相關主體受託責任不明確， 出現大量信貸業務與投資業務混同、違背委託人根本利益的現象， “剛性兌付”、“資金池”、“通道”、高杠杆結構化產品等違背資產管理本質的業務屢禁不止，

助長了投機文化， 衝擊大眾理財本質和信託文化根基。 分業式監管疊加以機構為主的監管， 導致大資管行業監管標準各異， 監管標準與業務性質發生錯配， 風險無法得到充分披露和有效監管， 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帶來的負面影響已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