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介紹了《管子》一書的價值、作者、書證和竹簡， 現在就《管子》一書的作者進行爭辯。 對涉及到的主要觀點進行爭辯。
晉唐以來， 非議《管子》一書非管仲之作的議論不少， 但都是隻言片語。 寫一部書考證《管子》非管仲之作的， 就是近代學者羅根澤。
羅根澤對《管子》一書的考證斷代依據是兩大立論：戰國前無私家書和“於”、“於”作代詞， 也是戰國才有的。
羅根澤在《管子探源》中根據這兩條似乎是不可改變的原則， 很輕鬆地得出結論， 《管子》一書無論有多少篇， 都可以筒單地一言以蔽之曰：均不是管子所作， 全系後人的偽託。
他認為：
(1)《經言》九篇：《牧民》、《形勢》、《權修》三篇是戰國政治思想家所作；《立政》、《乘馬》二篇是戰國術政治思想家所作；《七法》戰國末為孫吳申韓之學者所作；《版法》似亦為戰國時人作；《幼官》為秦漢間兵家、陰陽家所作；《幼官圖》為漢以後人作。
(2)《外言)八篇：《五輔》為戰國政治思想家所作；《宙合》為戰國末陰陽家所作；《樞言》為戰國末法家、道家為之；《八觀》為西漢文景後政治思想家所作；《法禁》、《法法》戰國法家所作；《重令》為秦漢間政治思想家所作， 《兵法》為秦漢兵家作。
(3)《內言》九篇：《大匡》為戰國人作；《中匡》疑為戰國時人作；《小匡》為漢初人作；《王言》疑為戰國中世後期政治家所作；《霸形》、《霸言》為戰國中世後期政治思想家作；《問》為戰國時政治思想家作；《謀失》無考；《戒》為戰國末調和儒道者作。
(4)《短語》十八篇：《地圖》最早作于戰國中世；《參患》為漢文景以後人作；《制卦》疑戰國兵家所作；《君臣》上下為戰國末政治思想家作；《小稱》為戰國儒家所作；《四稱》疑為戰國人作；《正言》無考， 《侈糜》為戰國末陰陽家所作；《心術上》、《心術下》、《白心》為戰國中世以後道家所作；《水地》為漢初醫家作；《四時》、《五行》為戰國末陰陽家作；《勢》為戰國末兵家、陰陽家作；《正》為戰國末雜家作；《九變》為戰國以後人作。
(5)《區言》五篇：《任法》、《明法》為戰國中世後法家作；《正世》、《治國》為漢文景後政治思想家作；《內業》為戰國中世後期混合儒道者所作。
(6)《雜篇》十三篇：《封禪》為漢司馬遷作；《小問》輯戰國關於管仲之傳說而成；《七臣七主》為戰國末政治思想家所作；《禁藏》為戰國末至漢初雜家作；《入國》、《九守》、《桓公問》系戰國末年人作；《度地》為漢初人作；《地員》為漢初人作；《弟子職》為漢懦作；《言昭》、《修身》、《問霸》亡。
(7)《管子解》五篇乃戰國末秦末統一前雜家作。
(8)《輕重》十九篇為漢武、昭時理財學家作。
於是羅根澤從“戰國首無私人著作”這樣一條原則出發， 從第一章《經言》到第八章《輕重》做了系統的探索， 所得出的結論是：“《管子》書非管子所作， 毫無疑義。 ”
戰國之前無私家書之論
羅根澤說：“年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經濟， 知戰國前無私家著作， 亦可以社會經濟解說之：自春秋以前為初期封建時代(非謂遠古即如此)， 于時之人， 分貴族與農奴兩個階級。 農奴無學識， 不能著書立說；貴族不需要抑且反對著書立說。 至戰國則封建勢力逐漸淪喪，
羅根澤拋出此說， 首先就無法解釋孔子的有教無類和《論語》。 而羅根澤之後的田野發現大量竹簡帛書的出土， 更證明春秋有竹簡帛書的存在。
《管子》書中也有竹簡的記載， 《小匡》：“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跡， 以成其名。 合群國， 比校民之有道者， 設象以為民紀、式美以相應， 比綴以書， 原本窮末。
齊國官方有竹書檔案， 《管子》書中有記載。 《山權數》說：“天以時為權， 地以財為權， 人以力為權， 君以令為權。 失天之權， 則人地之權亡。 ”那麼如何掌握天時、地財、人力？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 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 民之能蕃育六畜者， 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 民之能樹藝者， 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 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 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 民之能已民疾病者， 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 民之知時：曰‘歲旦阨’， 曰‘某穀不登’曰‘某谷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澹，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驅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
“能明於農事者”、“能蕃育六畜者”、“能樹藝者”、“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能已民疾病者”、“知時”者、“通於蠶桑”，“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有人說這是獎勵，我則認為這是俸祿。將這些專家養起來，“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認真聽取這些專家的講授並把記錄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對他們無所干擾。這些是農業、天文、醫療方面的專家。另外還有“五官技”：懂詩的可用來記述社會事物，懂時的可用來記述年景豐歉，懂春秋的可用來記述國事成敗，懂出行的可指導行路順逆，懂易的可用來掌握吉凶與成敗，懂蔔的則可預測凶吉與利害。這是有助於國君擺脫蒙昧愚妄的一種措施。這五家都可以及時發現問題：懂時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時候說明情況，君主就不致錯過時機，錯行理財之策，帶來財源興盛；懂春秋的官，可以遠占得失，以為後來的教訓；懂詩的官，記述人們的行動而免於差錯；懂出行的官，詳述道路的情況而免生誤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禍福凶吉，不至於發生錯亂。管理這些人應是君主的權柄“。懂時、懂春秋、懂詩、懂出行、懂易的官員，就是齊國的智囊機構。“春秋”，就是史官。
農業、天文、醫療、時、春秋、詩、出行、易，各類專家和機構研究記載下了大量的各方面資料，成為齊國的官方檔案，這些檔案就大大量使用在了《管子》一書之中。
《君臣上》說：“書同名，車同軌”。《兵法》說：“大度之書曰”，都證明管仲的時候已經有書。
20世紀70年代之後出土的簡帛文獻，許多與《管子》相關。有專家認為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與《管子?大匡》相關的兩章，當是齊國太史記載的早期檔案文獻。根據上博簡（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可知齊國文獻戰國時已流傳到楚國。齊國文獻流傳中只有少數在其他地域保存，齊國的原始文獻則已遭到毀棄。銀雀山漢簡《王兵》證明《管子》資料的真實全面。《管子》最早成書應該是在管仲為相時期，齊國史官與管仲家的史官記錄了管仲的政策和言論。之後，追隨與信奉管仲學說的學者，將這些內容整理成書。《管子》保存了一部分齊國檔案文獻。
以上情況說明《管子》一書雖以管仲一人命名，但並不是私家書，而是官方的研究成果。因為管仲作為齊國宰相，主導統籌了這部書的著述，即以”管子“命名。
也就是說，羅根澤所謂戰國之前無私家書，不論立論成立不成立，並不適用於出於齊國官方之手的《管子》一書。
介詞“於”字
關於戰國前無“於”、“於”介詞之論，羅根澤在斷代《牧民》時說：”瑞士珂羅倔倫著《左傳真偽及其性質》，以語音變遷詮釋“於”用例，衛君聚賢據之而再加以研究斷定用作介詞與“于”字相通，始于戰國。
先讓我們看一下有可能是戰國之前的著作：
《論語》“學而篇第一”有兩段文字用到了“於”字。
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已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如果，《論語》是孔子教學語錄的記錄，孔子講此語應在春秋末年，管仲170年之後。《論語》成書會晚一些。但《論語》是記錄記載孔子的言論。此語當時孔子所講。也就是說春秋後期已經有“於”字。否則，只能說此語非出自孔子，《論語》不是孔子的語錄，更不是孔子的著作。
再看《尚書》：
第一篇《堯典》第一段 文字，就有“格于上下”、“黎民于變時雍”之句。接下來就有“女于時，觀厥刑於二女。厘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尚書》可以說是“于”字滿篇。
還看《詩經》：
開卷第二首，《國風·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第六首,《國風·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於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
《尚書》”堯典“的內容也是對話，我們可以說是戰國時作了文字的修改，加上了”於“字。《詩經》最初就是以口頭在民間留傳，朗朗上口，並且這些詩作時間都比較早，當在春秋之前或春秋初期，都講是孔子刪減編輯而成，說詩作經過戰國文字改編，加上了”於“字，根本行不通，講不通”。
試問羅根澤先生，以“於”字作 標準，戰國前還有著述嗎？
關鋒也否定了這條公理。認為這條“公例”能不能成立大成問題；就是能夠成立，用它作為審查春秋古書真偽的準則，也是不 行的。
衛聚賢統計了甲骨文、金文、《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國語》、《論語》、《孟子》、《莊子》用“於”和“於”字的例，得出了這樣一條結論：春秋時代皆用“於”字作介詞，沒有用“於”字作介詞的，“於”“於”通用、把“於”用作介詞始于戰國。作為一條公例，衛氏統計的材料未免過少；而且，其中有明顯的漏洞，或者叫作難以克服的困難。例如：關於《尚書》，衛氏查出：《金滕》有“為壇於南方……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捷孺子”；《酒誥》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顧命》有“逆子釗於南門之外”。這都是把“於”字用作介詞。但衛氏還是得出了“《尚書》無用‘於’宇作介詞的”結論。衛氏怎麼維護自己的結論呢?他說；“按《金滕》一篇是偽的”一一，其實是不是偽的，也還需要討論，不能用一個“偽”字維護他的“公例”。衛氏也許已經感覺到了這個問題，他接著說：“即使為真，而《漢魏遺書鈔》集《尚書大傳》引《金滕》說‘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王’。《酒誥》的‘於’，《吳語》韋注引書曰：‘人無于水監，當於民監’。是‘於’字不是‘於’字。余《金滕》《顧命》的兩個‘於’字當是傳寫錯了。”說來說去，還是用“‘於’字當是傳寫錯了”來辯解。其實，《漢魏遺書鈔》集《尚書大傳》引《金滕》“於”字作“于”、《吳語》韋注引《酒誥》“於”字作“於”，是不是他們抄錯了也還不一定，至少人們還沒有拿出充分的不可動搖的證據。即使衛聚賢的說法可以成立，也不能用它去衡量春秋古書的真偽：甲按照這條“公例”斷言某書不是春秋時代的書，因為它把“於”字用作介詞；乙當然也可握甲建立這條“公例”的方法之一說：此書不偽，它把“於”字用作介詞“當是傳寫錯了”。這樣爭論下去，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關於《詩經》，衛氏也碰到了同樣的困難。等等，舉例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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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某穀不登’曰‘某谷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澹，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驅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能明於農事者”、“能蕃育六畜者”、“能樹藝者”、“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能已民疾病者”、“知時”者、“通於蠶桑”，“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有人說這是獎勵，我則認為這是俸祿。將這些專家養起來，“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認真聽取這些專家的講授並把記錄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對他們無所干擾。這些是農業、天文、醫療方面的專家。另外還有“五官技”：懂詩的可用來記述社會事物，懂時的可用來記述年景豐歉，懂春秋的可用來記述國事成敗，懂出行的可指導行路順逆，懂易的可用來掌握吉凶與成敗，懂蔔的則可預測凶吉與利害。這是有助於國君擺脫蒙昧愚妄的一種措施。這五家都可以及時發現問題：懂時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時候說明情況，君主就不致錯過時機，錯行理財之策，帶來財源興盛；懂春秋的官，可以遠占得失，以為後來的教訓；懂詩的官，記述人們的行動而免於差錯；懂出行的官，詳述道路的情況而免生誤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禍福凶吉，不至於發生錯亂。管理這些人應是君主的權柄“。懂時、懂春秋、懂詩、懂出行、懂易的官員，就是齊國的智囊機構。“春秋”，就是史官。
農業、天文、醫療、時、春秋、詩、出行、易，各類專家和機構研究記載下了大量的各方面資料，成為齊國的官方檔案，這些檔案就大大量使用在了《管子》一書之中。
《君臣上》說：“書同名，車同軌”。《兵法》說：“大度之書曰”，都證明管仲的時候已經有書。
20世紀70年代之後出土的簡帛文獻，許多與《管子》相關。有專家認為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與《管子?大匡》相關的兩章，當是齊國太史記載的早期檔案文獻。根據上博簡（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可知齊國文獻戰國時已流傳到楚國。齊國文獻流傳中只有少數在其他地域保存，齊國的原始文獻則已遭到毀棄。銀雀山漢簡《王兵》證明《管子》資料的真實全面。《管子》最早成書應該是在管仲為相時期，齊國史官與管仲家的史官記錄了管仲的政策和言論。之後，追隨與信奉管仲學說的學者，將這些內容整理成書。《管子》保存了一部分齊國檔案文獻。
以上情況說明《管子》一書雖以管仲一人命名，但並不是私家書，而是官方的研究成果。因為管仲作為齊國宰相，主導統籌了這部書的著述，即以”管子“命名。
也就是說，羅根澤所謂戰國之前無私家書，不論立論成立不成立，並不適用於出於齊國官方之手的《管子》一書。
介詞“於”字
關於戰國前無“於”、“於”介詞之論，羅根澤在斷代《牧民》時說：”瑞士珂羅倔倫著《左傳真偽及其性質》，以語音變遷詮釋“於”用例，衛君聚賢據之而再加以研究斷定用作介詞與“于”字相通，始于戰國。
先讓我們看一下有可能是戰國之前的著作：
《論語》“學而篇第一”有兩段文字用到了“於”字。
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已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如果，《論語》是孔子教學語錄的記錄，孔子講此語應在春秋末年，管仲170年之後。《論語》成書會晚一些。但《論語》是記錄記載孔子的言論。此語當時孔子所講。也就是說春秋後期已經有“於”字。否則，只能說此語非出自孔子，《論語》不是孔子的語錄，更不是孔子的著作。
再看《尚書》：
第一篇《堯典》第一段 文字，就有“格于上下”、“黎民于變時雍”之句。接下來就有“女于時，觀厥刑於二女。厘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尚書》可以說是“于”字滿篇。
還看《詩經》：
開卷第二首，《國風·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第六首,《國風·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於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
《尚書》”堯典“的內容也是對話，我們可以說是戰國時作了文字的修改，加上了”於“字。《詩經》最初就是以口頭在民間留傳，朗朗上口，並且這些詩作時間都比較早，當在春秋之前或春秋初期，都講是孔子刪減編輯而成，說詩作經過戰國文字改編，加上了”於“字，根本行不通，講不通”。
試問羅根澤先生，以“於”字作 標準，戰國前還有著述嗎？
關鋒也否定了這條公理。認為這條“公例”能不能成立大成問題；就是能夠成立，用它作為審查春秋古書真偽的準則，也是不 行的。
衛聚賢統計了甲骨文、金文、《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國語》、《論語》、《孟子》、《莊子》用“於”和“於”字的例，得出了這樣一條結論：春秋時代皆用“於”字作介詞，沒有用“於”字作介詞的，“於”“於”通用、把“於”用作介詞始于戰國。作為一條公例，衛氏統計的材料未免過少；而且，其中有明顯的漏洞，或者叫作難以克服的困難。例如：關於《尚書》，衛氏查出：《金滕》有“為壇於南方……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捷孺子”；《酒誥》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顧命》有“逆子釗於南門之外”。這都是把“於”字用作介詞。但衛氏還是得出了“《尚書》無用‘於’宇作介詞的”結論。衛氏怎麼維護自己的結論呢?他說；“按《金滕》一篇是偽的”一一，其實是不是偽的，也還需要討論，不能用一個“偽”字維護他的“公例”。衛氏也許已經感覺到了這個問題，他接著說：“即使為真，而《漢魏遺書鈔》集《尚書大傳》引《金滕》說‘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王’。《酒誥》的‘於’，《吳語》韋注引書曰：‘人無于水監，當於民監’。是‘於’字不是‘於’字。余《金滕》《顧命》的兩個‘於’字當是傳寫錯了。”說來說去，還是用“‘於’字當是傳寫錯了”來辯解。其實，《漢魏遺書鈔》集《尚書大傳》引《金滕》“於”字作“于”、《吳語》韋注引《酒誥》“於”字作“於”，是不是他們抄錯了也還不一定，至少人們還沒有拿出充分的不可動搖的證據。即使衛聚賢的說法可以成立，也不能用它去衡量春秋古書的真偽：甲按照這條“公例”斷言某書不是春秋時代的書，因為它把“於”字用作介詞；乙當然也可握甲建立這條“公例”的方法之一說：此書不偽，它把“於”字用作介詞“當是傳寫錯了”。這樣爭論下去，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關於《詩經》，衛氏也碰到了同樣的困難。等等，舉例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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