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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批判:于右任——吃不下,難推廣的“標準飼料”

天哲按:這篇關於草書的文章是相當到位、相當深邃的!所以天哲推薦給大家交流學習!藝術不能標準化, 這是于右任最大的失誤!

在筆墨的嫺熟、碑與帖的融會貫通方面, 于右任確是無可比肩的一代高人, 如果完全用毛筆字的標準判斷, 十個王羲之恐怕也比不過一個于右任。 但是, 毛筆字歸毛筆字, 草書歸草書, 即使用一般意義上的草書來衡量于右任, 于右任的草書也不算是上乘之作, 因為無論如何, 傳統意義上的草書只有晉唐標準, 而沒有其它標準。 于右任的做法是, 他照搬了歷朝歷代的草書結字規範,

然後又把碑的點畫斬頭去尾後進行了一次組裝, 但這種組裝了的草書, 怎麼看都像沒寫完或搭配錯了的簡化行楷, 雖然, 這種草書怎麼看都是于右任而不是別人寫的, 但怎麼看又都和草書的“草”挨不上邊。 如果再用藝術層面上的大草狂草比較一下, 于右任的草書就更不是草書而是楷書了, 不僅缺少線條的起碼長度, 還缺少筆觸的應有使轉, 結字倒是比大草更加簡省洗練, 但大草的情態和跌宕連綿卻消失殆盡。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局部

即使這樣, 如果把于右任的草書當成一般的書法仍然是最好的書法, 尤其用“韻味”這樣的形容詞來評價時, 仍然會讓人一歎三詠, “朝臨石門銘, 暮寫二十品, 辛苦集為聯, 夜夜淚濕巾”的執著仍然可以作為一種精神感染人, 不過, 這只能是另一種感動, 這種感動不屬於草書, 更不屬於大草。

于右任對碑學的貢獻, 主要體現在草書上, 這是人們的共識。 但是, 于右任把碑的筆法寫進了草書, 並不等於草書因此就有了突破, 而于右任又恰恰因草書而名世,

尤其是他的“標準草書”, 所以問題就很明顯了。

本來, 以碑入草, 應該是草書的幸運, 特別對於大草, 碑意、碑法的植入應該是大草“酒神精神”的再次昇華, 因為漢魏碑版除了剛勁雄強以外, 不事雕鑿、自由跌宕的書寫品質更容易和大草結合。 但是, 在於右任筆下, 碑的超然物外和大草的恣意揚情卻雙雙受到了壓抑, 猶如兩隻展翅欲飛的翅膀被粘上了膠布, 本來應該飛得更高的雄鷹卻被馴化成了家養的鸚鵡。

于右任草書《心經》

于右任的書法包含了兩大體系, 一是碑帖的轉換, 二是“標準草書”。 在於右任的真書、行書、行草中, 碑帖轉換是成功的, 但“標準草書”無疑是失敗的。

在跨越明、清、民國三朝的書法變革中, 碑學幾乎影響了每一位大家, 而這個影響又主要體現在行草書。 但是, 由於受到碑學影響的幾個代表人物沒有真正以“草”為形態窺視到草書尤其是大草的全部, 所以在他們的草書創作中, 不是囿於碑的表面就是在碑帖之間試圖尋找一個曖昧的平衡點。

于右任草書《心經》局部放大

碑的不事雕鑿與人的落魄病態相遇, 讓徐渭、傅山的草書斑駁陸離、滿紙狼藉, 充滿了強烈的破壞性;

碑的雄渾開張與媚俗的“前朝心理”苟合, 迫使王鐸既要照顧皇帝對二王的趣味又不願放棄個人內心潛藏的藝術主張, 所以他的草書外形腫大但大而無當;

鄧石如、包世臣、康有為也試圖以碑入草,但卻沒有草書的專門建構,只能浮光掠影、一筆帶過;

同樣希望在草書中以碑為骨的林散之,因為年齡、生理因素更因為難以割捨的繪畫情結,碑的硬朗骨質不可能在它的草書中繼續鈣化堅挺,而只能在“六十始草”、“三指捏筆”、“焦墨蘸水”這個個體生態中骨質疏鬆。

于右任草書作品

到了于右任,上述問題倒是消失殆盡,但基於同樣的原因——對形態意義上的“草”卻乏真正認識,再加上他骨子裡依然是一個充滿書卷氣的傳統文人,所以他的“標準草書”,在把草書字法和結構“簡”到極致的同時,也把大草意義上的“大”壓到了最小,把大草精神層面上的“放”與“開”收縮到了最低——先把野鷹熬成了聽話的寵物,又把這只寵物剪斷了翅膀,變成了一隻縮頭縮腦的烏龜。

自張旭、懷素的狂草之後,草書在表面上顯得越來越“長”(黃庭堅的長槍大戟)、越來越“狂”(徐渭傅山的佯狂)、越來越“大”(王鐸的傻大)、 越來越“軟”(林散之的“爛”、“淤”),但于右任卻在把草書的線條變短、把草書的偏倚變正、把帖學的柔弱變硬的同時把草書變“小”了,這個“小”,不是體量的小、筆觸的小而是張力的小、態勢的小,所以,把于右任稱作現代“四大草聖”中的“小聖”也算是名副其實,因為他畢竟把石門頌、二十品這些碑學的散筋碎骨加進了帖學這塊軟塌塌的肉中,雖然沒有寫出更加漂亮的小草,也沒有寫出人們期望的大草,但畢竟讓小草這個品種在增加了某種穩定性的同時多了點點陽剛之氣。

于右任草書對聯

在於右任之前,從來沒人把中國書法“標準”化。中國書法代表中國文化,都是模糊的,都很難建立起標準,在這一點上,于右任的“標準草書”沒有提錯。

“標準草書”有“易認、易寫、準確、美麗”四個要求,這四個要求主要是為了讓草書普及。易認,讓更多人看懂;易寫,讓更多人參與;準確,讓字法更加統一;美麗,讓草書更漂亮。但事實證明,于右任自己寫“標準草書”是成功的,而別人寫是失敗的。

“標準草書”不是因為“書法”而失敗,是因為“草書”而失敗,還因為“易認、易寫、準確、美麗”四個要求和標準的一廂情願而失敗。

于右任草書對聯

于右任所言的“標準”,只是字法結構的清晰和穩定,而不是形態意義上的“標準”,更未涉及“標準”之後草書的擴散。傳統草書往往一字多形,許多字法同時都是正確的,但于右任卻用“標準”規定了“一字”只有“一法”,實際上限制了草書的擴張,也排斥了“一字”之外的“多法”,成了一個新的教條和框框。而“易認、易寫、準確、美麗”本是一個普及概念,但由於“標準”之外的排斥,“普及”變成了“集中”,由此帶來的一連串問題是,“易認”成了非選擇不可的“必認”,“易寫”因於氏碑法用筆的介入而成了“難寫”,“準確”因對草書多元的限制而成了“唯一”,“美麗”也就因為上述原因成了影樓裡拍攝的婚紗照——用同樣的行頭、同樣的化妝、同樣的攝影,把不同的人拍成一個模樣。當然,這只是于右任的個人企圖,而事實上,在真、草、隸、篆中,個性彰顯的草書雖然看似複雜,但最經得住形態分析,其它書體雖然四平八穩,卻一望而知,只須照葫蘆畫瓢就行,沒有形態可言。于右任違反了這個規律,試圖讓草書中規中矩成為一張標準臉,但這張臉只屬於他本人而不會屬於別人,別人會把這張臉“易認”成于右任,卻永遠不會“易寫”成自己,如果有人真正做到了“標準”之後的“美麗”,充其量也只是個超級模仿秀。

于右任草書《滿江紅》

于右任因為草書而榮膺又一個現代“草聖”,但是,他的“以碑入草”沒有將“草”的形態擴散和放大,而是把“草”的範圍縮小,尤其是把多數古人字法和少數自己意會的字法打包“標準”之後,既沒有提出新的草書主張,也未能在後學者中被真正研究和普及。如果說草書之“草”是最具生命力的自然象徵,那麼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就是把這些“草”變成了規格一致的“標準飼料”,不過,由於“於氏標準飼料(草書)有限公司”的產品配方太複雜,一般人不易入口,入口後也難以下嚥,所以,至今也沒看到“標準草書”通俗化帶來的草書群體普及,也沒發現哪一個書法家因私下吃了“標準草書”的小灶而有所建樹成為大師。

所以他的草書外形腫大但大而無當;

鄧石如、包世臣、康有為也試圖以碑入草,但卻沒有草書的專門建構,只能浮光掠影、一筆帶過;

同樣希望在草書中以碑為骨的林散之,因為年齡、生理因素更因為難以割捨的繪畫情結,碑的硬朗骨質不可能在它的草書中繼續鈣化堅挺,而只能在“六十始草”、“三指捏筆”、“焦墨蘸水”這個個體生態中骨質疏鬆。

于右任草書作品

到了于右任,上述問題倒是消失殆盡,但基於同樣的原因——對形態意義上的“草”卻乏真正認識,再加上他骨子裡依然是一個充滿書卷氣的傳統文人,所以他的“標準草書”,在把草書字法和結構“簡”到極致的同時,也把大草意義上的“大”壓到了最小,把大草精神層面上的“放”與“開”收縮到了最低——先把野鷹熬成了聽話的寵物,又把這只寵物剪斷了翅膀,變成了一隻縮頭縮腦的烏龜。

自張旭、懷素的狂草之後,草書在表面上顯得越來越“長”(黃庭堅的長槍大戟)、越來越“狂”(徐渭傅山的佯狂)、越來越“大”(王鐸的傻大)、 越來越“軟”(林散之的“爛”、“淤”),但于右任卻在把草書的線條變短、把草書的偏倚變正、把帖學的柔弱變硬的同時把草書變“小”了,這個“小”,不是體量的小、筆觸的小而是張力的小、態勢的小,所以,把于右任稱作現代“四大草聖”中的“小聖”也算是名副其實,因為他畢竟把石門頌、二十品這些碑學的散筋碎骨加進了帖學這塊軟塌塌的肉中,雖然沒有寫出更加漂亮的小草,也沒有寫出人們期望的大草,但畢竟讓小草這個品種在增加了某種穩定性的同時多了點點陽剛之氣。

于右任草書對聯

在於右任之前,從來沒人把中國書法“標準”化。中國書法代表中國文化,都是模糊的,都很難建立起標準,在這一點上,于右任的“標準草書”沒有提錯。

“標準草書”有“易認、易寫、準確、美麗”四個要求,這四個要求主要是為了讓草書普及。易認,讓更多人看懂;易寫,讓更多人參與;準確,讓字法更加統一;美麗,讓草書更漂亮。但事實證明,于右任自己寫“標準草書”是成功的,而別人寫是失敗的。

“標準草書”不是因為“書法”而失敗,是因為“草書”而失敗,還因為“易認、易寫、準確、美麗”四個要求和標準的一廂情願而失敗。

于右任草書對聯

于右任所言的“標準”,只是字法結構的清晰和穩定,而不是形態意義上的“標準”,更未涉及“標準”之後草書的擴散。傳統草書往往一字多形,許多字法同時都是正確的,但于右任卻用“標準”規定了“一字”只有“一法”,實際上限制了草書的擴張,也排斥了“一字”之外的“多法”,成了一個新的教條和框框。而“易認、易寫、準確、美麗”本是一個普及概念,但由於“標準”之外的排斥,“普及”變成了“集中”,由此帶來的一連串問題是,“易認”成了非選擇不可的“必認”,“易寫”因於氏碑法用筆的介入而成了“難寫”,“準確”因對草書多元的限制而成了“唯一”,“美麗”也就因為上述原因成了影樓裡拍攝的婚紗照——用同樣的行頭、同樣的化妝、同樣的攝影,把不同的人拍成一個模樣。當然,這只是于右任的個人企圖,而事實上,在真、草、隸、篆中,個性彰顯的草書雖然看似複雜,但最經得住形態分析,其它書體雖然四平八穩,卻一望而知,只須照葫蘆畫瓢就行,沒有形態可言。于右任違反了這個規律,試圖讓草書中規中矩成為一張標準臉,但這張臉只屬於他本人而不會屬於別人,別人會把這張臉“易認”成于右任,卻永遠不會“易寫”成自己,如果有人真正做到了“標準”之後的“美麗”,充其量也只是個超級模仿秀。

于右任草書《滿江紅》

于右任因為草書而榮膺又一個現代“草聖”,但是,他的“以碑入草”沒有將“草”的形態擴散和放大,而是把“草”的範圍縮小,尤其是把多數古人字法和少數自己意會的字法打包“標準”之後,既沒有提出新的草書主張,也未能在後學者中被真正研究和普及。如果說草書之“草”是最具生命力的自然象徵,那麼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就是把這些“草”變成了規格一致的“標準飼料”,不過,由於“於氏標準飼料(草書)有限公司”的產品配方太複雜,一般人不易入口,入口後也難以下嚥,所以,至今也沒看到“標準草書”通俗化帶來的草書群體普及,也沒發現哪一個書法家因私下吃了“標準草書”的小灶而有所建樹成為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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