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成書於元、明、清的公案小說《包公案》， 還是這個時段產生的“包公戲”劇碼， 抑或是今人創作的古裝司法題材影視作品， 它們對於宋代審訊場面的講述， 有一個細節是不約而同的：訴訟兩造都得跪在公堂上聽審。
這些文藝作品塑造出來的歷史想像， 甚至讓歷史研究者也深信不疑， 比如法律史學者潘宇的論文《傳統訴訟觀念的基本形態與轉型——以中國古代民事訴訟觀念為樣本的研究》就認為：“在（古代）司法實踐中， 無論是刑事案件， 還是民事訴訟的原被告雙方都要承受同樣的皮肉之苦， 以及同樣的精神上的威嚇。
文獻的資訊
但是， 我在閱讀宋人筆記時， 隱約覺得宋代的訴訟是不需要“下跪叩首”的。 這裡我且列舉幾個例子：
沈括《夢溪筆談》中的《歐陽文忠推挽後學》載， 有一書生起訴學生拖欠束脩， 勾當鎮公事的王向判書生敗訴， “書生不直向判， 徑持牒以見歐公（滁州知州歐陽修）”。 既然是“徑持牒”， 應該不會是“跪稟”。
程頤撰寫的《明道行狀》載， “（程顥）先生為令， 視民如子， 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 先生從容告語， 諄諄不倦。 ”從“不持牒徑至”的語境判斷，
朱熹編著的《五朝名臣言行錄》也載， “舊制， 凡訴訟不得徑造庭下， 府吏坐門， 先收狀牒， 謂之‘牌司’。 公（包拯）開正門， 徑使至前， 自言曲直， 吏民不敢欺。 ”訴訟人“徑至前， 自言曲直”， 也不像是“跪稟”的樣子。
另外， 宋人唐庚的《訊囚》詩寫道：“參軍坐廳事， 據案嚼齒牙；引囚至庭下， 囚口爭喧嘩。 參軍氣益振， 聲厲語更切。 ……有囚奮然出， 請與參軍辯……”這名囚犯“奮然出”， 而且與法官當庭對辯， 似乎也不可能跪著。
當然， 這些材料記錄的資訊不是很明確， 不能作為確鑿的歷史證詞採用。 究竟宋人上公庭打官司要不要下跪聽審？我打算先通過檢索宋代文獻來驗證這個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 我採用的文獻主要有兩類， 一是《名公書判清明集》、《折獄高抬貴手》、《洗冤錄》等宋代司法文獻；一是《作邑自箴》、《州縣提綱》、《晝簾緒論》等宋代官箴書。
檢索《名公書判清明集》、《折獄高抬貴手》、《洗冤錄》， 均找不到任何“跪著受審”的記錄。 唯《折獄高抬貴手》“王琪留獄”條這麼說：“王琪侍郎， 知複州。 民有毆佃客死者， 吏將論如法， 忽夢有人持牒叩庭下， 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論也。 ’琪疑之， 因留獄未決。 ”但這裡的“持牒叩庭下”只是出現在夢境中， 並非庭審寫實。
《洗冤錄》“疑難雜說”篇也有一則記載：某甲涉嫌殺人， “就擒訊問， 猶不伏”， 待檢官出示確鑿證據後， “左右環視者失聲嘆服， 而殺人者叩首服罪”。 這似乎也只說明犯人在伏罪後才需要“叩首”認罪。
《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了法官蔡久軒的幾份判詞， 裡面有這樣的說法：“當職入境， 即有遮道群泣。 ……訴之者皆號呼告冤， 齧齒切骨， 伏地流涕， 諭之不去”；“本縣百姓訴之者， 皆齧恨不食其肉， 且伏地號涕， 諭之不去”；“或專狀， 或同狀， 傴僂拜伏哀告者四十二人”。 但這裡的“伏地流涕”、“伏地號涕”、“拜伏哀告”， 顯然是說申冤之人激憤不能自已的舉動， 並不是庭審時官方要求的“規定動作”。
《作邑自箴》、《州縣提綱》、《晝簾緒論》等宋人撰寫的州縣從政指南， 其中不乏州縣官如何受狀、審訟、鞫獄、擬判的詳細指導意見， 但尋遍這幾本宋人的官箴書， 就是不見要求訟訴人下跪受審的規定。 倒是在《州縣提綱》中可以找到兩條資訊：
——“凡聽訟之際，
——“引問時， 須令主吏遠立， 仍和言喚囚近案， 反復窮詰， 必得真情， 始可信矣。 ”
從“引近案”、“喚囚近案”的動作描述， 大致可判斷訴訟人不大可能是跪著的。
但是， 我們對文獻的援引， 到目前為止， 還無法十分肯定地證明“宋人訴訟無須跪著受審”。 不要急， 讓我再引用幾條材料：
《折獄高抬貴手》“葛源書訴”條載， 宋人葛源為吉水縣令， “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 葛源聽訟， “立訟者兩廡下， 取其狀視”。
《折獄高抬貴手》“王罕資遷”條載， 宋人王罕為潭州知州， “民有與其族人爭產者， 辯而複訴， 前後十餘年。 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的一則判詞稱， “本縣每遇斷決公事， 乃有自稱進士，招呼十餘人列狀告罪，若是真有見識士人，豈肯排立公庭，幹當閒事？”
從這幾起民訟案例不難發現，當法官開庭聽訟時，訴訟人是立於庭下的。現在的問題是，“站著聽審”到底是個別法官的開恩，還是宋代的一般訴訟情景？
根據官箴書《州縣提綱》介紹的州縣審訟“標準化”程式，平民到法庭遞狀起訴是用不著下跪的：“受狀之日，引（訴訟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撥三四人，相續執狀親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聽喚姓名，當廳而出。”
朱熹當地方官時，曾制訂了一個“約束榜”，對訴訟程式作出規範，其中一條說：州衙門設有兩面木牌，一面是“詞訟牌”，一面叫做“屈牌”，凡非緊急的民事訴訟，原告可在詞訟牌下投狀，由法庭擇日開庭；如果是緊張事項需要告官，則到“屈牌”下投狀：“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眾到衙門告狀無需下跪。
開庭審理的時候，訴訟人也是不用跪下的。據《州縣提綱》，法吏“須先引二競人（訴訟兩造），立於庭下。吏置案於幾，斂手以退，遠立於旁。吾（法官）惟閱案有疑，則詢二競人，俟已，判始付吏讀示。”
朱熹的再傳弟子黃震任地方官時，也發佈過一道“詞訟約束”，其中規定：法庭對已受理的詞訟，“當日五更聽狀，並先立廳前西邊點名，聽狀了則過東邊之下”。可見宋代法庭審理民事訴訟案，並未要求訴訟人跪於庭下。
可見宋代法庭審理民事訴訟案，並未要求訴訟人跪於庭下。又據另一部官箴書《作邑自箴》，“（法官）逐案承勘，罪人並取狀之類，並立於行廊階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熱雨雪聽於廊上立。”在刑事審訊時，受審的“罪人”看來也是立於庭下而不必跪著。
圖像的資訊
當然最具直觀效果的證據還是宋代的圖像材料。我們能不能找出一張宋人描繪訴訟場景的圖像作品呢？我確實找到了——宋代多位畫師都畫過《孝經圖卷》，而《孝經》中的“五刑章”恰好涉及司法訴訟的內容，因此宋人筆下的《孝經圖卷》也畫出了法官審訊的場面。
先來看仇英《孝經圖卷》中的“五刑章圖”：庭上法官正在閱覽訴狀，而庭下聽審的訴訟人是站著的，沒有一人下跪。由於“五刑章”所言為刑事審判，故而此圖所畫，可認定為刑事審訊場面。
（仇英臨宋人《孝經圖卷》局部）
也許你會說，仇英不是明代人嗎？是的。不過，仇英的《孝經圖卷》是臨摹品，乃臨摹北宋畫師王端的《孝經圖》而成。王端的原圖可能已佚失，不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有一幅出自北宋李公麟畫筆的《孝經圖卷》，此卷因年代久遠、保護不善，以致墨蹟模糊，甚至可能有圖文拼接錯誤之處，但我們還是可以辨看出來，其中有一圖，畫的正是庭審場景，圖中的訴訟人，也是站立聽審，並無下跪之姿。
（北宋李公麟《孝經圖卷》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也收藏了一幅《孝經圖卷》，舊題唐代閻立本所繪，但圖中文字出現避宋太祖趙匡胤及宋孝宗趙昚字諱，部分人物衣冠也是宋代樣式（如下圖的法官衣冠），可認定為南宋作品。本圖卷的“五刑章圖”，同樣是法官審訟的畫面，畫上的訴訟人也是站著的。
（南宋《孝經圖卷》局部）
目前存世的宋代《孝經圖》還有一份圖冊，現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題為《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冊》，其中一幅也畫有法官審訟的情景：兩名犯人模樣的人正在接受訊問，一名站著，一名卻是跪著。這幅圖畫給我的立論帶來挑戰：宋朝法庭上也有下跪的受審者。但圖中另一名站立的犯人以及其他《孝經圖卷》的審訟畫面，又明白無誤地表明受審者在通常情況下是不需要下跪的。
（南宋《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局部）
結合《名公書判清明集》、《折獄高抬貴手》、《洗冤錄》、《作邑自箴》、《州縣提綱》、《晝簾緒論》等文獻記載，我傾向於認為，宋朝平民如果對簿公庭，涉訟兩造到官受審，並無“下跪叩首”之強制（干連證人更不用說了）。不排除有些受審或伸冤的人在法官面前跪下，但當時的司法制度應該沒有要求平民跪訟的規定，至少我找不到這樣的規定。
文獻與圖像史料也顯示：宋朝人打官司的法庭，並不是我們在古裝司法題材影視作品中看到的那樣，有一個封閉的空間——“公堂”，而是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空間——“庭前”或“庭下”審訟。
後話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包公案》、“包公戲”中的下跪受審場面是創作者的胡編亂造。這類話本小說、雜劇發端於元代，而盛行於明清，因此，勿寧說，那是彼時底層文人按照他們的社會經驗想像出來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元、明、清時期司法狀態的鏡像。
從歷史圖像來看，元明時期的人訴訟於公堂，是需要下跪的。在明刻本《元曲選》中，《安秀才花柳成花燭》一文附有民事訴訟的插圖，《金禦史清霜飛白簡》附有刑事審訊的插圖，我們從這些插圖可以看到，不管是民事還是刑事，涉訟之人都得跪著聽審。
（《元曲選》“安秀才花柳成花燭”插圖）
（《元曲選》“金禦史清霜飛白簡”插圖）
清代的平民如果上衙門打官司，也是必須下跪叩頭的——只有那些取得功名的縉紳，才獲得免跪於公堂的特權。1801年，即嘉慶六年，英國人喬治·亨利·梅森少校（George Henry Mason）在倫敦編印了一本《中國刑罰》畫冊（The Punishments of China），全書54頁，含22張彩色插圖，每張插圖都以英文和法文注解。其中有一幅插圖，畫的正是清朝人見官受審的情景：一名犯罪嫌疑人跪伏在公堂上，坐堂的官員似乎正在喝令他從實招供，嫌犯的左右邊則是兩名準備對他動刑的衙役。
（英國梅森少校《中國刑罰》畫冊插圖）
這個圖景是西洋人對晚清司法的污蔑嗎？不是。據梅森少校自序，他手繪的水彩原稿均出自廣州外銷畫家“蒲呱”的手筆。據考證，“蒲呱”應該是晚清廣州外銷畫最常見的署名之一。這些外銷畫家筆下的受審場景，不可能憑空虛構，而是來自於他們對當時廣州司法情景的觀察。
我們還可以看看當時在中國境內發行的畫冊。風行於晚清上海攤的《點石齋畫報》，從光緒十年（1884）創刊，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停刊，共發表了4000餘幅摹寫晚清社會百態的石印畫。今天的人如果想直觀地瞭解晚清時期的社會生活，有兩套圖像材料是不應該放過的，其中一套便是《點石齋畫報》的插圖。
在《點石齋畫報》刊發的4000多幅插圖中，有多幅插圖描繪的就是晚清官員聽訟、審訊的場面，這些圖像上，受審的人都是跪著的，不管是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下麵兩圖均選自《點石齋畫報》，一幅題為“令尹賢聲”，是民事審訊的場面；另一幅題為“嫉惡如仇”，是一起刑事案的庭審場面。
（晚清《點石齋畫報》“令尹賢聲”圖）
（晚清《點石齋畫報》“嫉惡如仇”圖）
另一套晚清圖像資料是19世紀遊歷中國的西洋攝影師拍攝的老照片。1862~1887年在上海開設森泰照相館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是一位來自英國的商業攝影師，他曾設計場景並雇用模特擺佈拍攝了一組反映晚清社會習俗的照片，如下面這幅作品《法堂》，攝於1870年代，也是佈景擺拍，不過反映的卻是真實的清代司法常見場景。我們可以看到，在清代的公堂上，受審者是跪伏著的。
（威廉·桑德斯《法堂》）
文獻的記錄也提供了明白無誤的證詞。前面我們提到，在宋代官箴書中，並不見任何要求訴訟人跪著受審的規定，但清人撰寫的官箴書，已經將“跪”列為訴訟人的“規定動作”了，如鄭端《政學錄》介紹的“理堂事”（即公堂審案流程）：“訴告之人，不妨逐名細審，一人持狀跪下，直堂吏接上；聽審完，或准或否，又令一人跪下，執狀聽審。後仿此。”
黃六鴻《福惠全書》對審訟程式的介紹更是周詳：“午時升堂，將公座移置卷棚，必照牌次序喚審，不可臨時更改，恐聽審人未作準備，傳喚不到反覺非體。開門之後，放聽審牌。該班皂隸將‘原告跪此牌’安置儀門內近東角門，‘被告跪此牌’安置儀門內近西角門，‘干證跪此牌’安置儀門內甬道下。原差將各犯帶齊，俱令大門外伺候，原差按起數前後，進跪高聲稟：‘某一起人犯到齊聽審。’隨喝令某起人犯進，照牌跪。把守大門皂隸不許放閒人進大門。”
只有老邁之人與年少女子，才能夠獲得黃六鴻的體恤與照顧，不用跪審：“聽審時，有老邁之人，令起立廊下。衰年筋骨疲憊，豈能久跪？年少婦女，非身自犯奸，亦令僻處靜待，不可與眾人同跪點名，養其廉恥。”
很明顯，清代官箴書中的審訟場面跟宋代官箴書描述的審訟情景，差異非常大。這個嬗變是如何發生的呢？又印證了怎麼樣的時代精神的流變？我覺得這是值得歷史研究者探究的一個問題。
乃有自稱進士，招呼十餘人列狀告罪，若是真有見識士人，豈肯排立公庭，幹當閒事？”從這幾起民訟案例不難發現，當法官開庭聽訟時，訴訟人是立於庭下的。現在的問題是，“站著聽審”到底是個別法官的開恩，還是宋代的一般訴訟情景？
根據官箴書《州縣提綱》介紹的州縣審訟“標準化”程式，平民到法庭遞狀起訴是用不著下跪的：“受狀之日，引（訴訟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撥三四人，相續執狀親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聽喚姓名，當廳而出。”
朱熹當地方官時，曾制訂了一個“約束榜”，對訴訟程式作出規範，其中一條說：州衙門設有兩面木牌，一面是“詞訟牌”，一面叫做“屈牌”，凡非緊急的民事訴訟，原告可在詞訟牌下投狀，由法庭擇日開庭；如果是緊張事項需要告官，則到“屈牌”下投狀：“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眾到衙門告狀無需下跪。
開庭審理的時候，訴訟人也是不用跪下的。據《州縣提綱》，法吏“須先引二競人（訴訟兩造），立於庭下。吏置案於幾，斂手以退，遠立於旁。吾（法官）惟閱案有疑，則詢二競人，俟已，判始付吏讀示。”
朱熹的再傳弟子黃震任地方官時，也發佈過一道“詞訟約束”，其中規定：法庭對已受理的詞訟，“當日五更聽狀，並先立廳前西邊點名，聽狀了則過東邊之下”。可見宋代法庭審理民事訴訟案，並未要求訴訟人跪於庭下。
可見宋代法庭審理民事訴訟案，並未要求訴訟人跪於庭下。又據另一部官箴書《作邑自箴》，“（法官）逐案承勘，罪人並取狀之類，並立於行廊階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熱雨雪聽於廊上立。”在刑事審訊時，受審的“罪人”看來也是立於庭下而不必跪著。
圖像的資訊
當然最具直觀效果的證據還是宋代的圖像材料。我們能不能找出一張宋人描繪訴訟場景的圖像作品呢？我確實找到了——宋代多位畫師都畫過《孝經圖卷》，而《孝經》中的“五刑章”恰好涉及司法訴訟的內容，因此宋人筆下的《孝經圖卷》也畫出了法官審訊的場面。
先來看仇英《孝經圖卷》中的“五刑章圖”：庭上法官正在閱覽訴狀，而庭下聽審的訴訟人是站著的，沒有一人下跪。由於“五刑章”所言為刑事審判，故而此圖所畫，可認定為刑事審訊場面。
（仇英臨宋人《孝經圖卷》局部）
也許你會說，仇英不是明代人嗎？是的。不過，仇英的《孝經圖卷》是臨摹品，乃臨摹北宋畫師王端的《孝經圖》而成。王端的原圖可能已佚失，不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有一幅出自北宋李公麟畫筆的《孝經圖卷》，此卷因年代久遠、保護不善，以致墨蹟模糊，甚至可能有圖文拼接錯誤之處，但我們還是可以辨看出來，其中有一圖，畫的正是庭審場景，圖中的訴訟人，也是站立聽審，並無下跪之姿。
（北宋李公麟《孝經圖卷》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也收藏了一幅《孝經圖卷》，舊題唐代閻立本所繪，但圖中文字出現避宋太祖趙匡胤及宋孝宗趙昚字諱，部分人物衣冠也是宋代樣式（如下圖的法官衣冠），可認定為南宋作品。本圖卷的“五刑章圖”，同樣是法官審訟的畫面，畫上的訴訟人也是站著的。
（南宋《孝經圖卷》局部）
目前存世的宋代《孝經圖》還有一份圖冊，現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題為《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冊》，其中一幅也畫有法官審訟的情景：兩名犯人模樣的人正在接受訊問，一名站著，一名卻是跪著。這幅圖畫給我的立論帶來挑戰：宋朝法庭上也有下跪的受審者。但圖中另一名站立的犯人以及其他《孝經圖卷》的審訟畫面，又明白無誤地表明受審者在通常情況下是不需要下跪的。
（南宋《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局部）
結合《名公書判清明集》、《折獄高抬貴手》、《洗冤錄》、《作邑自箴》、《州縣提綱》、《晝簾緒論》等文獻記載，我傾向於認為，宋朝平民如果對簿公庭，涉訟兩造到官受審，並無“下跪叩首”之強制（干連證人更不用說了）。不排除有些受審或伸冤的人在法官面前跪下，但當時的司法制度應該沒有要求平民跪訟的規定，至少我找不到這樣的規定。
文獻與圖像史料也顯示：宋朝人打官司的法庭，並不是我們在古裝司法題材影視作品中看到的那樣，有一個封閉的空間——“公堂”，而是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空間——“庭前”或“庭下”審訟。
後話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包公案》、“包公戲”中的下跪受審場面是創作者的胡編亂造。這類話本小說、雜劇發端於元代，而盛行於明清，因此，勿寧說，那是彼時底層文人按照他們的社會經驗想像出來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元、明、清時期司法狀態的鏡像。
從歷史圖像來看，元明時期的人訴訟於公堂，是需要下跪的。在明刻本《元曲選》中，《安秀才花柳成花燭》一文附有民事訴訟的插圖，《金禦史清霜飛白簡》附有刑事審訊的插圖，我們從這些插圖可以看到，不管是民事還是刑事，涉訟之人都得跪著聽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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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選》“金禦史清霜飛白簡”插圖）
清代的平民如果上衙門打官司，也是必須下跪叩頭的——只有那些取得功名的縉紳，才獲得免跪於公堂的特權。1801年，即嘉慶六年，英國人喬治·亨利·梅森少校（George Henry Mason）在倫敦編印了一本《中國刑罰》畫冊（The Punishments of China），全書54頁，含22張彩色插圖，每張插圖都以英文和法文注解。其中有一幅插圖，畫的正是清朝人見官受審的情景：一名犯罪嫌疑人跪伏在公堂上，坐堂的官員似乎正在喝令他從實招供，嫌犯的左右邊則是兩名準備對他動刑的衙役。
（英國梅森少校《中國刑罰》畫冊插圖）
這個圖景是西洋人對晚清司法的污蔑嗎？不是。據梅森少校自序，他手繪的水彩原稿均出自廣州外銷畫家“蒲呱”的手筆。據考證，“蒲呱”應該是晚清廣州外銷畫最常見的署名之一。這些外銷畫家筆下的受審場景，不可能憑空虛構，而是來自於他們對當時廣州司法情景的觀察。
我們還可以看看當時在中國境內發行的畫冊。風行於晚清上海攤的《點石齋畫報》，從光緒十年（1884）創刊，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停刊，共發表了4000餘幅摹寫晚清社會百態的石印畫。今天的人如果想直觀地瞭解晚清時期的社會生活，有兩套圖像材料是不應該放過的，其中一套便是《點石齋畫報》的插圖。
在《點石齋畫報》刊發的4000多幅插圖中，有多幅插圖描繪的就是晚清官員聽訟、審訊的場面，這些圖像上，受審的人都是跪著的，不管是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下麵兩圖均選自《點石齋畫報》，一幅題為“令尹賢聲”，是民事審訊的場面；另一幅題為“嫉惡如仇”，是一起刑事案的庭審場面。
（晚清《點石齋畫報》“令尹賢聲”圖）
（晚清《點石齋畫報》“嫉惡如仇”圖）
另一套晚清圖像資料是19世紀遊歷中國的西洋攝影師拍攝的老照片。1862~1887年在上海開設森泰照相館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是一位來自英國的商業攝影師，他曾設計場景並雇用模特擺佈拍攝了一組反映晚清社會習俗的照片，如下面這幅作品《法堂》，攝於1870年代，也是佈景擺拍，不過反映的卻是真實的清代司法常見場景。我們可以看到，在清代的公堂上，受審者是跪伏著的。
（威廉·桑德斯《法堂》）
文獻的記錄也提供了明白無誤的證詞。前面我們提到，在宋代官箴書中，並不見任何要求訴訟人跪著受審的規定，但清人撰寫的官箴書，已經將“跪”列為訴訟人的“規定動作”了，如鄭端《政學錄》介紹的“理堂事”（即公堂審案流程）：“訴告之人，不妨逐名細審，一人持狀跪下，直堂吏接上；聽審完，或准或否，又令一人跪下，執狀聽審。後仿此。”
黃六鴻《福惠全書》對審訟程式的介紹更是周詳：“午時升堂，將公座移置卷棚，必照牌次序喚審，不可臨時更改，恐聽審人未作準備，傳喚不到反覺非體。開門之後，放聽審牌。該班皂隸將‘原告跪此牌’安置儀門內近東角門，‘被告跪此牌’安置儀門內近西角門，‘干證跪此牌’安置儀門內甬道下。原差將各犯帶齊，俱令大門外伺候，原差按起數前後，進跪高聲稟：‘某一起人犯到齊聽審。’隨喝令某起人犯進，照牌跪。把守大門皂隸不許放閒人進大門。”
只有老邁之人與年少女子，才能夠獲得黃六鴻的體恤與照顧，不用跪審：“聽審時，有老邁之人，令起立廊下。衰年筋骨疲憊，豈能久跪？年少婦女，非身自犯奸，亦令僻處靜待，不可與眾人同跪點名，養其廉恥。”
很明顯，清代官箴書中的審訟場面跟宋代官箴書描述的審訟情景，差異非常大。這個嬗變是如何發生的呢？又印證了怎麼樣的時代精神的流變？我覺得這是值得歷史研究者探究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