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孔子是兩位比肩而立的文化巨人， 並且有過直接交往。 《史記》的《孔子世家》和《老子韓非列傳》， 分別敘述二人的生平事蹟。 《孔子世家》的敘事較為具體，
除《史記》之外， 先秦其他文獻對老子和孔子的事蹟也多有記載。 把這些相關文獻與《史記》對讀， 通過對老子、孔子人生軌跡中的重要事件進行梳理， 具有可操作性， 能夠對一些難點、疑點問題做出比較明確的回答。
一 孔子赴周的具體時段
孔子像
孔子曾經前往東周首都洛陽， 對此， 《史記·孔子世家》有如下記載：
及釐子卒， 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是歲， 季武子卒， 平子代立。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乘車， 兩馬， 一豎子俱， 適周問禮，
文中所說的厘子， 指孟僖子。 其中提到的懿子、南宮敬叔均系孟僖子之子， 對此， 司馬貞《索隱》作了說明：“《左傳》及《系本》， 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 不應更言‘魯人’， 亦太史公之疏耳。 ”[1]1909司馬貞所作的辨析是正確的， 他所說的《系本》， 指的是《世本》， 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而稱《系本》。 如果按照《孔子世家》的上述記載進行推斷， 孔子適周的具體時段不難確認。 他是在孟僖子去世， 孟懿子、南宮敬叔拜他為師之際前往周都洛陽。 因此， 只要孟僖子去世的年份能夠確定下來， 那麼， 孔子赴周的具體時間也就清楚了。 可是， 由於司馬遷採用的是疏蕩往復的敘事筆法， 在上段文字中間插入對孔子一生立身行事的交代， 後面的敘事又從魯昭公二十年，
《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 在昭公之二十年， 而孔子年三十。 《莊子》雲：孔子年五十一， 南見老聃， 是為定公九年。 《水經注》雲：孔子年十七適周， 是為昭公七年。 《索隱》謂：孟僖子卒， 南宮敬叔始事孔子， 實敬叔言于魯君， 而得適周， 則又為昭公之二十四年。 是四說者宜何從?餘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 及堩， 日有食之。 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 亦恰入食限， 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
閻若璩列舉有關孔子適周時段的四種說法， 他認定是在魯昭公二十四年。 他的結論主要有兩個依據， 一是那年五月出現日食， 《禮記·曾子問》提到孔子在周向老子學禮之際遇到日食一事， 二者正相吻合。 二是孔子適周是在南宮敬叔拜他為師之後， 正是那年南宮敬叔開始投于孔子門下。 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對閻若璩的說法予以反駁：
敬叔生於昭十一年。 當昭七年， 孔子年十七歲， 不但敬叔未從游， 且未生也。 若昭二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時， 不但僖子方卒， 敬叔未能出門從師。 且生才十四歲， 恐未見於君， 未能至周。 而明年昭公即孫于齊，安所得魯君請之?此皆當缺疑之事。[3]1116
梁氏認為閻若璩的結論無法成立，因為當時南宮敬叔正在父喪期間，不可能與孔子一道前往洛陽。除此之外，馮景的《解舂集》、毛奇齡的《毛氏經問》十二，也是從這方面否定閻若璩的說法。問題的關鍵在於，南宮敬叔是否與孔子一道赴周?
《史記·孔子世家》稱：“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這裡的“請與孔子適周”並不是說自己請求伴隨孔子適周，而是請魯昭公幫助孔子適周，使他得以成行。這裡的“與”字，指的是幫助，而不是參與。南宮敬叔的建議得到採納，魯昭公“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孔子世家》的記載很清楚，魯昭公給予孔子一輛兩匹馬駕的車，配備一名隨員，前往周地。兩次出現的“與”字，分別指的是幫助、給予，根本沒有提及南宮敬叔隨同前往一事。閻若璩對《孔子世家》的這段敘事沒有進行深入的辨析，而梁玉繩等人的質疑，則是來自對《孔子世家》的誤讀，是無法成立的。
把孔子赴周的時間斷定為魯昭公二十四年，從《春秋》、《左傳》的相關記載可以得到印證。《左傳·昭公七年》記載，孟僖子隨君前往楚國，因為不能相禮而深感慚愧，在其去世前囑咐兩個兒子拜孔子為師。《春秋·昭公二十四年》記載：“春二月丙戌，仲孫貜卒。”這裡所說的仲孫貜，指的就是孟僖子。他在這年二月去世，他的兩個兒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必然要遵循父親的遺囑，拜孔子為師。他們請求昭公幫助孔子赴周，可視為送給老師的見面禮。《春秋·昭公二十四年》記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從孟僖子去世到出現日食，中間相隔兩個半月。《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在周向老子學禮，處理喪葬事務時遇到日食。從時間上推算，這是完全可能的。在兩個半月的時間裡，他能夠從魯地到達洛陽，並且與老子接觸。
《孔叢子·嘉言》篇對於孔子赴周有如下記載：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股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4]1
這裡提到孔子與萇弘的會面，以及萇弘與劉文公的對話。萇弘、劉文公都是周王朝的大夫。萇弘始見於《左傳·昭公十一年》，哀公三年被殺。劉文公始見於《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卒於定公四年。孔子赴周的昭公二十四年前後，正是這兩個人物最活躍的時期。當時周王朝出現內亂，王子朝與敬王爭權，互不相讓。萇弘、劉文公極力擁護周敬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記載萇弘對劉文公的勉勵之詞，斷定王子朝必敗。《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又記載兩人的對話，萇弘還是鼓勵劉文公，對王子朝應該無所畏懼。孔子是在萇弘、劉文公力挽狂瀾之際到達洛陽，他與萇弘的會面是可能的，《孔叢子·嘉言》篇的上述記載有歷史依據。由此看來，孔子赴周是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即西元前518年。按照《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推算，孔子當時三十四歲。《孔子世家》先是敘述孔子赴周問禮之事，然後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孔子的社會活動。其中提到他三十歲時與齊景公的對話，三十五歲在齊國欣賞《韶》樂的情景，而沒有涉及他三十四時的活動。顯然，由於前面已經記載孔子三十四歲赴周學禮一事，後面也就沒有重複的必要。在司馬遷看來，孔子赴周學禮與老子相見，是孔子一生最重要的事件，在後代引起的反響極大，因此，在《孔子世家》中把這一事件的記載提前單列，置於孔子重要社會活動的首位。司馬遷沒有完全按照時間順序講述孔子的行跡，有他自己的精心調遣，由此引起後代許多誤解，使孔子赴周學禮一事成為學術懸案，以至於有的學者競懷疑是否實有其事。
二 老子的藏室史之職與孔子的學禮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寫道：“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為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1]2140《史記·張丞相列傳》稱張蒼：“秦時為禦史，主柱下方書。”張蒼在秦代曾經任柱下史，負責管理朝廷的典籍文獻，因此，人們也把周王朝守藏室之史稱為柱下史，老子曾任此職。按照通常的理解，老子在周王朝的職責是管理朝廷收藏的典籍文獻，可是，從孔子赴周向老子學禮的相關記載來看，老子在周王朝所擔當的職責又不限於典籍文獻的管理。
老子像
《史記》的《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對於孔子向老子問禮之事俱有記載，敘述的均是老子對孔子的教誨之語。老子對孔子所作的開導，著眼於如何處事做人，勸他“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勸他“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這些話語都是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至理名言，但沒有涉及具體的禮儀。那麼，孔子是否真的向老子問禮，學習禮儀方面的知識呢?《禮記·曾子問》的相關記載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禮記·曾子問》有三個條目涉及孔子向老子問禮、習禮的內容，首個條目如下：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
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雲。”[5]545-546
曾子提出的問題很特殊：如果送葬途中遇到日食，該怎麼處置?是否不再繼續前行?孔子講述他跟隨老聃料理送葬的經歷，回答了曾子的提問。當時是送葬途中遇到日食，老聃令把靈柩停放在道路右側，停止哭聲，日食消失後繼續前行。葬禮結束之後，老聃向孔子講述了這樣做的道理：送葬一定要在白晝進行，不能披星戴月。如果發生日食，就可能有星辰出現，此時如果繼續前行，無異於夜間送葬。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老聃不但熟悉葬禮如何處理遇到日食這種意外情況，而且能夠講出其中的道理，對喪葬禮儀具有專門的知識。
孔子講述他與老子一道料理送葬期間出現日食的偶然事件，孔子赴周學禮是在昭公二十四年，這年確實發生日食，《春秋·昭公二十年》作了記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對此，楊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解釋：
西元前五一八年四月九日日環食，起於西伯利亞西部，略偏東，即向西北而入北冰洋，魯都不能見。諸家以為入食限，僅推算得之。參朱光鑫《歷代日食考》及馮澂《春秋日食集證》。[6]1449
楊先生所給出的結論有充分的科學依據，是可信的。這次日食魯國都城所在地無法見到，因為所處地域偏東。但是，周都洛陽位於魯國都城西部，兩地距離遠達三百多公里，能夠見到日食。《禮記·曾子問》的記載有力地證明，魯昭公二十四年發生日食期間，孔子正在周都跟隨老子學禮，而不是在魯地。
《禮記·曾子問》還有如下記載：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5]549
曾子此次所問，是喪葬經常遇到的問題：古代對於夭折而死的人進行安葬，是把停屍之床運到墓地，然後殮入棺中。古代墓地距離人的居住區較近，可以採取這種方式。可是，到了春秋時期，墓地與居民區之間的距離已經很遠，該如何處理呢?對此，孔子以老子講述的歷史故實做了回答。西周初年朝廷大臣史佚的兒子夭折，墓地很遠。昭公建議他在宮中入殮，然後運往墓地下葬。征得周公的同意，採用了這種方式，是喪葬之禮的變通之舉。老子熟悉這種處理方式的由來，把它講述給孔子，孔子又向曾子作了傳授。
《禮記·曾子問》末尾條目有如下記載：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5]549
子夏的提問是針對當時喪禮的哀不足而發。按照古禮的規定，哭喪者在悲哀達到極點時要以手捶胸，即所謂的辟。子夏向孔子詢問，哭喪者遇到戰爭之事而不再以手捶胸，是否屬於違禮之行?孔子轉述老子的話語，追溯這種變通性的由來：魯國早期君主伯禽在哭喪之際由於出現戰事，他在痛哭之後就未再以手捶胸，馬上率兵出征，因為形勢十分危急。隨後，孔子補充道，現在的人都是以逐利為目的，征伐不止，哭喪而不再捶胸，我不知道怎麼看待這種做法，實際是對此表示不滿。孔子對子夏提問所作的回答，還是援引老子的話語為依據，再次表明孔子曾經向老子學禮，其中主要是喪禮。
《禮記·曾子問》三次提到孔子向老子學習喪禮之事，並且每個條目都援引老子的話語。關於《曾子問》一文的性質，孔穎達寫道：
鄭《目錄》雲：“名為《曾子問》者，以其記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
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7]1388《曾子問》主要是孔子與曾參之間的對話，涉及的均是與喪葬之禮相關的事項。孔子學說在傳承過程中，曾參所起的作用尤為顯著，《曾子問》的可信程度是較高的。雖然不是正史，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老子在周王朝擔任守藏室之史，負責管理朝廷收藏的典籍文獻。那麼，他的這種任職是否有機會參與喪禮呢?這從藏室史的隸屬關係中可以找到線索，得到答案。《左傳·昭公二年》記載：“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楊伯峻先生注雲：“大史掌文獻檔案策書。”[6]1226魯國朝廷藏書的管理屬於大史的職權範圍，由此推斷，老子所擔當的藏室史之職，是周王朝大史的下屬。
大史，《周禮·春官》對於其職責作了明確標示，其中寫道：“大喪，執法以蒞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諡。”[8]818大史在朝廷喪葬禮儀中發揮重要作用，帶有督察的性質。對於其中的“執法以蒞勸防”之語，孫詒讓寫道：“勸防本喪祝所管，大史抱喪葬之法以蒞其事，備有遺失也。”[9]550大史對喪葬起督察作用，自然要全程參與。大史的下屬有小史，還有府、史、胥、徒。老子所任的藏室史是大史和小史的下屬。既然無論大喪小喪，大史都要全程參與，對禮儀起督察作用，那麼，作為藏書史的老聃，當然有機會參與朝廷的喪葬活動，並且對禮儀很熟悉。從藏室史與大史的隸屬關係，及大史的職能考察，《禮記·曾子問》所載老聃向孔子傳授喪禮之事是可信的，熟悉喪禮可以說是老聃的專業特長。
老子在周王朝任藏室史，他的上司是大史。周代見於記載最早的大史是史佚，《左傳》六次提到他，分別見於僖公十五年、文公十五年、宣公十二年、成公四年、襄公十四年、昭西元年。《禮記·曾子問》記載，老聃向孔子傳授喪禮時提到史佚，可見他對這位周初大史是熟悉的。
老聃在周王朝的任職使他有機會參與喪禮，對喪禮很熟悉。由此而來，《老子》第三十一章也就以喪禮來闡發自己的理念：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蒞之；戰勝，以喪禮處之。[10]126-127
《老子》一書總體上對禮持否定態度，對它多有批判，基本不對具體禮儀加以陳述。第三十一章屬於例外，是由於反對戰爭而提到軍禮和喪禮。他對軍禮和喪禮的尚右指出其合理性，因為同屬凶事。顯然，這與老子在周王朝任藏室史時曾經參與喪葬活動，並且熟悉喪禮有直接關聯。喪禮尚右，《禮記·曾子問》所載老子、孔子助葬而遇日食一事，老子令孔子“止柩就道右”，體現的正是喪禮尚右的規定。
老子所任藏室史的上司是太史，所以後代傳說就把老子本人說成是周太史。《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如下記載：
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1]2142
這裡所引太史儋之語，還見於《史記》的《周本記》和《秦本紀》。太史儋見秦獻公，是在秦獻公十一年(西元前374)，上距孔子去世一百一十九年。這裡的周太史儋與老聃不是同一個歷史階段的人物，但有人認為太史儋即老子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原因，那就是老子在周王朝所任的藏室史之職與周太史有關聯，太史是他的上司。再加上聃、儋讀音相近，因此，後人有時便把二者相混淆，誤認為太史儋就是老聃。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開頭寫道：“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裡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後面又寫道：“老子，隱君子也。”把這兩段文字相串聯，很容易給人這樣的印象：老子是楚人，隱士，後任周守藏室之史，是從楚地到周王朝入仕任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無這種可能?清人汪中在《老子考異》中提出質疑，否定這種可能性。錢穆先生贊同汪中的說法，他寫道：“汪氏疑楚人隱者不為周史，是也。”[11]7汪氏、錢氏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在整個春秋時期，見不到楚人入仕于周的記載，其他諸侯國成員在周室任職者也極其罕見。老子不可能是由楚國隱士而入仕于周，而他確實在周王朝任藏室史之職。合理的解釋只有一種，那就是老聃乃周人，是在本地入仕。春秋時期實行的是世卿世祿制度，平民百姓的後代無緣到周王朝擔當藏室史之職。老子姓李氏，從他的姓氏考察，應是周王朝貴族的後裔。李，有時指外交使者。《左傳·僖公三十年》有“行李之往來”的說法，楊伯峻先生寫道：
行李，古代專用司外交之官，行人之官也，亦作行理。昭十三年《傳》“行李之命無日不至”是也。參顧炎武《補正》。[6]480
行李指外交使者，老子姓李，他的祖先可能充當過外交使者。《管子·法法》篇稱，舜為首領階段，“皋陶為李”。尹知章注：“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12]93李，有時指法官或作理。老聃姓李，再加上藏室史所屬的太史系統充當喪禮督察的角色，以及《老子》與後代法家的密切關聯，老聃出自法官家族，是治獄之官後裔的可能性更大。
老子在後代被神化，成為道教的通天教主，因此，對於他的李姓也作了神秘的解說。《老子韓非列傳》張守節《正義》引《玄妙內篇》雲：“李母懷胎，八十一歲，逍遙李樹下，乃割左腋而生。”[1]3139這是道教的附會之說，不足為信。
老聃應是生於周地，出自法官或外交使者家族，以貴族後裔的身份入仕于周，任藏室史。至於《老子韓非列傳》稱他為楚人、隱君子，那應該是他後來的居住地和身份。
三 老子的自周入楚而隱
老聃是楚地的隱居君子，不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明確記載，先秦其他多種文獻也反復提及。由此看來，老聃確實曾經居住在楚地，隱居不仕。那麼，他是在哪個時段，以何種方式由周入楚呢?這從《左傳》的相關敘事可以找到線索。
如前所述，孔子入周向老聃學禮是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在此期間，周王室正發生內亂，王子朝與周敬王爭奪王位。王子朝居於王城，周敬王居於王城之外。王子朝居於王城，因此，東周王朝的珍寶、典籍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周敬王借助晉國的軍事力量與王子朝相爭，原來擁護王子朝的朝廷大臣召簡公亦反戈，驅逐王子朝：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6]1475
王子朝奔楚是在魯昭公二十六年，也就是孔子赴周向老聃學禮之後的第二年。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王子朝入楚不但有周王朝一大批高官及其家族成員相伴隨，而且還把許多周王室所藏的典籍帶入此地。對此，清人惠棟評論道：
周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史倚相、觀射父讀之。而楚《檮杌》之書，頗可觀。《周語》采之，流及屈、宋，而楚騷比于周《雅》，書之益人如是。[13]246
惠棟充分注意到周典入楚所產生的巨大文化效應。不過，他提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方面的記載，見於昭公十二年，是在王子朝奔楚之前。觀射父回答楚昭王有關祭祀方面的詢問，見於《國語·楚語下》，是在王子朝奔楚之後。
王子朝入楚攜帶周王室的大量典籍和許多朝廷官員，由此推斷，當時任藏室史的老聃也應該隨從前往。王子朝攜帶周室典籍入楚，需要專門人員加以管理保護。老聃作為這方面的官吏，對於入楚一事無法推辭和拒絕。即使他不想前往，在當時的形勢下也是身不由己。有些涉及這個歷史階段故實的早期典籍，透露出老聃由周入楚的資訊。《左傳·哀公六年》有如下記載：
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今尹、司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轂不有大過，天其夭諸?”遂弗萗。[6]1635-1636
文中的楚子，指楚昭王。當時出現異常的天象，楚昭王派人向周太史詢問其中的緣故。對於其中的周太史，服虔作了如下解說：
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13]275
服虔對於周太史的解釋列出兩種說法，一指楚及其他諸侯國執掌周室所賜典籍的太史，均是本地官員；二是指周王朝的太史。服虔傾向於前一種說法。對於服虔所作的解釋，楊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辨析：
周未嘗賜典籍與楚，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亦不得謂之周太史。如宣二年《傳》：“太史書曰”，襄公二十五年《傳》“太史書”，皆晉、齊本國之大史，楚有大史，亦不得稱周大史。一謂是往問周大史，沈欽韓《補注》舉《說苑·君道篇》為證，是也。《說苑》雲：“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且此時昭王在域父，距周室近，距楚反遠，故至王城問也。[6]1635
楊先生稱楚國朝廷任職的太史不能稱為周太史，這個結論是正確的。至於承襲沈欽韓的說法，把周太史說成是周都王城任職的太史，則經不起推敲。《左傳·哀公六年》記載“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並且于當月去世，向周太史詢問異常天象之事就是在此期間。城父位於今河南平頂山附近，如果楚昭王派人向周王朝進行詢問，應該是向西北行進，而不是像《說苑·君道》所說的“東而問諸太史州黎”，那與周都洛陽是南轅北轍。《說苑·君道》篇所說的太史州黎，並不是當時正在周王朝任職的太史，而是另有所指。
如前所述，王子朝攜帶周王朝一大批官員及許多典籍入楚，太史的下屬有專門管理典籍的藏室史，太史對典籍的管理保護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由此推斷，《左傳·哀公六年》所說的周太史，既不是在楚國朝廷任職的太史，也不是周王朝當時在職的太史，而是隨王子朝流亡到楚地的周太史。他在楚國朝廷沒有任職，但楚王遇到災異事象派人向他詢問。如果《說苑·君道》篇的記載可靠，這位元流亡到楚地的周太史之名為州黎，既然太史隨王子朝流亡到楚地，作為他下屬的老聃奉命相隨是完全可能的。楚昭王卒于魯哀公六年(西元前489)，上距王子朝入楚的昭公二十六年(西元前516)，計十七年。當年流亡入楚的周太史在楚昭王去世那年仍然健在，故楚王派人向他詢問，《左傳》仍以周太史稱之。
《說苑·君道》篇敘述楚昭王派人向太史詢問災異之事。“東而問諸太史州黎”。[13]23當時，楚昭王在城父，即今河南平頂山一帶，從這裡向東推移二百公里左右，就是屬陳地的苦縣，即今河南鹿邑。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記載，老子是“苦縣厲鄉曲仁裡人”。從周太史所處空間方位判斷，他與老子的住處相距不遠，或者就在同一地區。造成這種巧合的原因，要從楚國對政治流亡人員的安置方面去尋找。楚國對於進入楚地，並且被接納的政治流亡人員，不是安置在楚國腹地，而是讓他們居住在淮河以北，即楚國的北部。《左傳·定公五年》記載，吳國夫概王“奔楚，為棠谿氏”。楊伯峻先生對此作了如下解釋：
《潛夫論·志氏姓》：“棠谿，谿穀名也，在汝南西平。”汪繼培《箋》謂“西平”當作“吳房”，蓋據《水經·濯水注》，實不必。棠谿在今河南遂平縣西北，見 楊守敬《水經注疏》卷三十一《濯水》。與後漢之西平接界，王符時或屬西平縣也。[6]1551-1552
夫概王是吳王闔廬之弟，他在流亡到楚國之後向被安置在汝水流域，位於楚國北部要塞方域之外，所處緯度上與老子所在的苦縣大體相近，兩處距離二百公里左右。從楚國對夫概王的安置地域推測，王子朝率眾入楚後，可能被安置在當時屬於陳地、而實際上是楚國領地的河南苦縣一帶。周太史、老子均居住在這個地區，因此，楚昭王在城父可以派人東行而向周太史詢問災異之事。苦縣應是老子入楚之後的居住地，而不是他的籍貫和出生地。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如下記載：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
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1]2141
以上記載帶有傳說的性質，但是其中所說的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卻是歷史事實。這裡所說的“周之衰”，指的是周王朝內亂。所說的“乃遂去”，指的是離開周地。關於老子“至關”，古代或把關說成是函谷關，或者說成是散關，司馬貞《索隱》列舉了兩種不同的說法：
李尤《函谷關銘》雲：“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1]2141
李尤是東漢人，崔浩是北魏人，他們把老子所至之關分別說成是函谷關和散關。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北，在周都洛陽西部。稱老子過函谷關，由此衍生出老子入秦，西去化胡等一系列傳說。散關位於今陝西寶雞附近，斷定老子經過的是散關，也是認為他從洛陽西行。對於關尹之稱，黃瑞雲先生提出如下質疑：
“令尹”是楚官名，其地位相當於秦之丞相。中原關隘的守吏根本不得稱為令尹。[15]115
黃先生的質疑是有道理的。既然中原關隘的守吏不能稱為令尹，而老子所經關隘的守吏稱為令尹，所以，老子所經過的關隘不是函谷關，也不是散關，而是屬於楚國管轄的關隘。關隘守吏而以令尹稱之，反映的是楚文化的屬性。章太炎先生在《訄書》重訂本《官統》中有如下論述：
楚相曰“令尹”，上比國君；(尹即古君字。故《左傳春秋》“君氏”，《公羊》作“尹氏”。上世家族政體，君父同尊。父從又持杖，君亦從又持杖。《喪服傳》曰：“杖者，爵也。”)其君曰：“令長”，下比百僚。(楚官有“莫敖”，其君早殤及弑者亦曰“某敖”。敖本酋豪字，猶西旅獻豪，今作“獒”也。此亦君臣同號之一事。)［16]255
楚國有君臣同號的情況，既然如此，楚國行政長官稱為令尹，管理關隘的長官，當然也可以稱為令尹。關令尹之稱，表明老子離開周都之後，是經過楚國關隘而最後隱居於苦縣。
老子由周入楚，在苦縣隱居，那裡在唐代時還有老子的宅和廟。《括地志》寫道：“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17]137老子入楚之後隱居在苦縣，因此，那裡有他的宅及廟的遺跡。
四 孔子、老子在楚地交往傳說的生成背景
老子自周入楚後居於陳地苦縣，成為一名隱士。老子隱居之後是否還與孔子見過面，正史無明文，《莊子》一書則多次出現老子與孔子對話的寓言，有的還明顯是以老子隱居之地為背景。《莊子》的寓言有許多虛擬成分，不能全都以實求之。但是，其中有些情節、場面並非純屬子虛烏有，而是有歷史和現實的投影。
《莊子·天運》篇有如下記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18]516-517
這則寓言把孔子、老子相見的地點設定在沛，對此，《經典釋文》收錄司馬彪的如下解釋：“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18]516司馬彪的注解是正確的，這則寓言是以老子的隱居地為背景。《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任中都宰，並且治理有方，政績顯著。孔子五十一歲並沒有前往楚地拜見老子一事，這則寓言屬於虛擬。令人深思的是，孔子在追述自己求道經歷時，並沒有從青年時期開始說起，而是只往前追溯十七年。先說十七年之中的前五年，其次再說以後的十二年。也就是說，孔子的追述是從他三十五歲說起，未涉及三十四歲以前的經歷。如前所述，孔子是在三十四歲赴周向老子學禮，這則寓言是虛擬老子、孔子第二次相見的情節，所以，把地點鎖定在沛，把孔子對學道經歷的追述限定在此前的十七年。如果不是出自這種考慮，不會有五十一歲和十七年兩個時段的設定，兩人在周都的交往作為預設和鋪墊潛藏在寓言的時間背景之中
《莊子·天運》篇所載老子與孔子對話的寓言不止一則，在上面所述寓言之後，又有孔子、子貢相繼與老子對話的故事，再往後面又是孔子與老子相見的傳說，是《天運》篇結尾的段落，開頭如下：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18]531
這裡出現的是老年孔子，是在遊歷多個諸侯國之後與老子相見。這則寓言提出一個問題，即孔子離開魯國期間所經歷地域與老子的隱居之處是否距離很近?兩人是否有機會相見?
老子隱居于陳地苦縣，孔子在離開魯國期間確實在陳地有過較長時間的停留。據《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第一次駐留于陳國是魯定公十四年開始，在那裡長達三年，是五十六至五十八歲期間。孔子第二次入陳是魯哀公三年，孔子六十歲，在那裡停留一年。哀公四年，孔子困于陳、蔡之間。老子入楚是魯昭公二十四年(西元前518)，下距孔子首次入陳的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二十二年。距孔子第二次入陳的魯哀公三年(西元前492)二十六年，相隔時間不是很長。老子是位長壽之人，《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兩百餘歲。”這種傳聞可信度很有限，但老子高夀則是事實。由此推斷，孔子兩次駐留陳地期間，老子仍然健在。陳都在今河南淮陽，再往東百里就是老子隱居的苦縣，兩地相距較近，孔子在陳期間有與老子相見的可能。至於這種可能是否成為現實，已經無法考證。先秦許多典籍都提到孔子、老子在楚地的直接交往，那是因為歷史上確實存在這種機遇。在書寫敘事過程中，兩位文化巨人在楚地見面的機遇和可能性，作為緣分和事實加以展示。至於《莊子》書中出現的兩人交往的頻率很高，一方面是因為老子、莊子同屬道家學派；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老子隱居的苦縣與莊子的故里亳縣相鄰。對於莊子而言，老子具有前代鄉賢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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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年昭公即孫于齊，安所得魯君請之?此皆當缺疑之事。[3]1116梁氏認為閻若璩的結論無法成立，因為當時南宮敬叔正在父喪期間，不可能與孔子一道前往洛陽。除此之外，馮景的《解舂集》、毛奇齡的《毛氏經問》十二，也是從這方面否定閻若璩的說法。問題的關鍵在於，南宮敬叔是否與孔子一道赴周?
《史記·孔子世家》稱：“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這裡的“請與孔子適周”並不是說自己請求伴隨孔子適周，而是請魯昭公幫助孔子適周，使他得以成行。這裡的“與”字，指的是幫助，而不是參與。南宮敬叔的建議得到採納，魯昭公“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孔子世家》的記載很清楚，魯昭公給予孔子一輛兩匹馬駕的車，配備一名隨員，前往周地。兩次出現的“與”字，分別指的是幫助、給予，根本沒有提及南宮敬叔隨同前往一事。閻若璩對《孔子世家》的這段敘事沒有進行深入的辨析，而梁玉繩等人的質疑，則是來自對《孔子世家》的誤讀，是無法成立的。
把孔子赴周的時間斷定為魯昭公二十四年，從《春秋》、《左傳》的相關記載可以得到印證。《左傳·昭公七年》記載，孟僖子隨君前往楚國，因為不能相禮而深感慚愧，在其去世前囑咐兩個兒子拜孔子為師。《春秋·昭公二十四年》記載：“春二月丙戌，仲孫貜卒。”這裡所說的仲孫貜，指的就是孟僖子。他在這年二月去世，他的兩個兒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必然要遵循父親的遺囑，拜孔子為師。他們請求昭公幫助孔子赴周，可視為送給老師的見面禮。《春秋·昭公二十四年》記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從孟僖子去世到出現日食，中間相隔兩個半月。《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在周向老子學禮，處理喪葬事務時遇到日食。從時間上推算，這是完全可能的。在兩個半月的時間裡，他能夠從魯地到達洛陽，並且與老子接觸。
《孔叢子·嘉言》篇對於孔子赴周有如下記載：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股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4]1
這裡提到孔子與萇弘的會面，以及萇弘與劉文公的對話。萇弘、劉文公都是周王朝的大夫。萇弘始見於《左傳·昭公十一年》，哀公三年被殺。劉文公始見於《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卒於定公四年。孔子赴周的昭公二十四年前後，正是這兩個人物最活躍的時期。當時周王朝出現內亂，王子朝與敬王爭權，互不相讓。萇弘、劉文公極力擁護周敬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記載萇弘對劉文公的勉勵之詞，斷定王子朝必敗。《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又記載兩人的對話，萇弘還是鼓勵劉文公，對王子朝應該無所畏懼。孔子是在萇弘、劉文公力挽狂瀾之際到達洛陽，他與萇弘的會面是可能的，《孔叢子·嘉言》篇的上述記載有歷史依據。由此看來，孔子赴周是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即西元前518年。按照《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推算，孔子當時三十四歲。《孔子世家》先是敘述孔子赴周問禮之事，然後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孔子的社會活動。其中提到他三十歲時與齊景公的對話，三十五歲在齊國欣賞《韶》樂的情景，而沒有涉及他三十四時的活動。顯然，由於前面已經記載孔子三十四歲赴周學禮一事，後面也就沒有重複的必要。在司馬遷看來，孔子赴周學禮與老子相見，是孔子一生最重要的事件，在後代引起的反響極大，因此，在《孔子世家》中把這一事件的記載提前單列，置於孔子重要社會活動的首位。司馬遷沒有完全按照時間順序講述孔子的行跡，有他自己的精心調遣，由此引起後代許多誤解，使孔子赴周學禮一事成為學術懸案，以至於有的學者競懷疑是否實有其事。
二 老子的藏室史之職與孔子的學禮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寫道：“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為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1]2140《史記·張丞相列傳》稱張蒼：“秦時為禦史，主柱下方書。”張蒼在秦代曾經任柱下史，負責管理朝廷的典籍文獻，因此，人們也把周王朝守藏室之史稱為柱下史，老子曾任此職。按照通常的理解，老子在周王朝的職責是管理朝廷收藏的典籍文獻，可是，從孔子赴周向老子學禮的相關記載來看，老子在周王朝所擔當的職責又不限於典籍文獻的管理。
老子像
《史記》的《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對於孔子向老子問禮之事俱有記載，敘述的均是老子對孔子的教誨之語。老子對孔子所作的開導，著眼於如何處事做人，勸他“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勸他“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這些話語都是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至理名言，但沒有涉及具體的禮儀。那麼，孔子是否真的向老子問禮，學習禮儀方面的知識呢?《禮記·曾子問》的相關記載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禮記·曾子問》有三個條目涉及孔子向老子問禮、習禮的內容，首個條目如下：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
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雲。”[5]545-546
曾子提出的問題很特殊：如果送葬途中遇到日食，該怎麼處置?是否不再繼續前行?孔子講述他跟隨老聃料理送葬的經歷，回答了曾子的提問。當時是送葬途中遇到日食，老聃令把靈柩停放在道路右側，停止哭聲，日食消失後繼續前行。葬禮結束之後，老聃向孔子講述了這樣做的道理：送葬一定要在白晝進行，不能披星戴月。如果發生日食，就可能有星辰出現，此時如果繼續前行，無異於夜間送葬。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老聃不但熟悉葬禮如何處理遇到日食這種意外情況，而且能夠講出其中的道理，對喪葬禮儀具有專門的知識。
孔子講述他與老子一道料理送葬期間出現日食的偶然事件，孔子赴周學禮是在昭公二十四年，這年確實發生日食，《春秋·昭公二十年》作了記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對此，楊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解釋：
西元前五一八年四月九日日環食，起於西伯利亞西部，略偏東，即向西北而入北冰洋，魯都不能見。諸家以為入食限，僅推算得之。參朱光鑫《歷代日食考》及馮澂《春秋日食集證》。[6]1449
楊先生所給出的結論有充分的科學依據，是可信的。這次日食魯國都城所在地無法見到，因為所處地域偏東。但是，周都洛陽位於魯國都城西部，兩地距離遠達三百多公里，能夠見到日食。《禮記·曾子問》的記載有力地證明，魯昭公二十四年發生日食期間，孔子正在周都跟隨老子學禮，而不是在魯地。
《禮記·曾子問》還有如下記載：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5]549
曾子此次所問，是喪葬經常遇到的問題：古代對於夭折而死的人進行安葬，是把停屍之床運到墓地，然後殮入棺中。古代墓地距離人的居住區較近，可以採取這種方式。可是，到了春秋時期，墓地與居民區之間的距離已經很遠，該如何處理呢?對此，孔子以老子講述的歷史故實做了回答。西周初年朝廷大臣史佚的兒子夭折，墓地很遠。昭公建議他在宮中入殮，然後運往墓地下葬。征得周公的同意，採用了這種方式，是喪葬之禮的變通之舉。老子熟悉這種處理方式的由來，把它講述給孔子，孔子又向曾子作了傳授。
《禮記·曾子問》末尾條目有如下記載：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5]549
子夏的提問是針對當時喪禮的哀不足而發。按照古禮的規定，哭喪者在悲哀達到極點時要以手捶胸，即所謂的辟。子夏向孔子詢問，哭喪者遇到戰爭之事而不再以手捶胸，是否屬於違禮之行?孔子轉述老子的話語，追溯這種變通性的由來：魯國早期君主伯禽在哭喪之際由於出現戰事，他在痛哭之後就未再以手捶胸，馬上率兵出征，因為形勢十分危急。隨後，孔子補充道，現在的人都是以逐利為目的，征伐不止，哭喪而不再捶胸，我不知道怎麼看待這種做法，實際是對此表示不滿。孔子對子夏提問所作的回答，還是援引老子的話語為依據，再次表明孔子曾經向老子學禮，其中主要是喪禮。
《禮記·曾子問》三次提到孔子向老子學習喪禮之事，並且每個條目都援引老子的話語。關於《曾子問》一文的性質，孔穎達寫道：
鄭《目錄》雲：“名為《曾子問》者，以其記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
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7]1388《曾子問》主要是孔子與曾參之間的對話，涉及的均是與喪葬之禮相關的事項。孔子學說在傳承過程中，曾參所起的作用尤為顯著，《曾子問》的可信程度是較高的。雖然不是正史，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老子在周王朝擔任守藏室之史，負責管理朝廷收藏的典籍文獻。那麼，他的這種任職是否有機會參與喪禮呢?這從藏室史的隸屬關係中可以找到線索，得到答案。《左傳·昭公二年》記載：“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楊伯峻先生注雲：“大史掌文獻檔案策書。”[6]1226魯國朝廷藏書的管理屬於大史的職權範圍，由此推斷，老子所擔當的藏室史之職，是周王朝大史的下屬。
大史，《周禮·春官》對於其職責作了明確標示，其中寫道：“大喪，執法以蒞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諡。”[8]818大史在朝廷喪葬禮儀中發揮重要作用，帶有督察的性質。對於其中的“執法以蒞勸防”之語，孫詒讓寫道：“勸防本喪祝所管，大史抱喪葬之法以蒞其事，備有遺失也。”[9]550大史對喪葬起督察作用，自然要全程參與。大史的下屬有小史，還有府、史、胥、徒。老子所任的藏室史是大史和小史的下屬。既然無論大喪小喪，大史都要全程參與，對禮儀起督察作用，那麼，作為藏書史的老聃，當然有機會參與朝廷的喪葬活動，並且對禮儀很熟悉。從藏室史與大史的隸屬關係，及大史的職能考察，《禮記·曾子問》所載老聃向孔子傳授喪禮之事是可信的，熟悉喪禮可以說是老聃的專業特長。
老子在周王朝任藏室史，他的上司是大史。周代見於記載最早的大史是史佚，《左傳》六次提到他，分別見於僖公十五年、文公十五年、宣公十二年、成公四年、襄公十四年、昭西元年。《禮記·曾子問》記載，老聃向孔子傳授喪禮時提到史佚，可見他對這位周初大史是熟悉的。
老聃在周王朝的任職使他有機會參與喪禮，對喪禮很熟悉。由此而來，《老子》第三十一章也就以喪禮來闡發自己的理念：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蒞之；戰勝，以喪禮處之。[10]126-127
《老子》一書總體上對禮持否定態度，對它多有批判，基本不對具體禮儀加以陳述。第三十一章屬於例外，是由於反對戰爭而提到軍禮和喪禮。他對軍禮和喪禮的尚右指出其合理性，因為同屬凶事。顯然，這與老子在周王朝任藏室史時曾經參與喪葬活動，並且熟悉喪禮有直接關聯。喪禮尚右，《禮記·曾子問》所載老子、孔子助葬而遇日食一事，老子令孔子“止柩就道右”，體現的正是喪禮尚右的規定。
老子所任藏室史的上司是太史，所以後代傳說就把老子本人說成是周太史。《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如下記載：
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1]2142
這裡所引太史儋之語，還見於《史記》的《周本記》和《秦本紀》。太史儋見秦獻公，是在秦獻公十一年(西元前374)，上距孔子去世一百一十九年。這裡的周太史儋與老聃不是同一個歷史階段的人物，但有人認為太史儋即老子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原因，那就是老子在周王朝所任的藏室史之職與周太史有關聯，太史是他的上司。再加上聃、儋讀音相近，因此，後人有時便把二者相混淆，誤認為太史儋就是老聃。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開頭寫道：“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裡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後面又寫道：“老子，隱君子也。”把這兩段文字相串聯，很容易給人這樣的印象：老子是楚人，隱士，後任周守藏室之史，是從楚地到周王朝入仕任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無這種可能?清人汪中在《老子考異》中提出質疑，否定這種可能性。錢穆先生贊同汪中的說法，他寫道：“汪氏疑楚人隱者不為周史，是也。”[11]7汪氏、錢氏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在整個春秋時期，見不到楚人入仕于周的記載，其他諸侯國成員在周室任職者也極其罕見。老子不可能是由楚國隱士而入仕于周，而他確實在周王朝任藏室史之職。合理的解釋只有一種，那就是老聃乃周人，是在本地入仕。春秋時期實行的是世卿世祿制度，平民百姓的後代無緣到周王朝擔當藏室史之職。老子姓李氏，從他的姓氏考察，應是周王朝貴族的後裔。李，有時指外交使者。《左傳·僖公三十年》有“行李之往來”的說法，楊伯峻先生寫道：
行李，古代專用司外交之官，行人之官也，亦作行理。昭十三年《傳》“行李之命無日不至”是也。參顧炎武《補正》。[6]480
行李指外交使者，老子姓李，他的祖先可能充當過外交使者。《管子·法法》篇稱，舜為首領階段，“皋陶為李”。尹知章注：“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12]93李，有時指法官或作理。老聃姓李，再加上藏室史所屬的太史系統充當喪禮督察的角色，以及《老子》與後代法家的密切關聯，老聃出自法官家族，是治獄之官後裔的可能性更大。
老子在後代被神化，成為道教的通天教主，因此，對於他的李姓也作了神秘的解說。《老子韓非列傳》張守節《正義》引《玄妙內篇》雲：“李母懷胎，八十一歲，逍遙李樹下，乃割左腋而生。”[1]3139這是道教的附會之說，不足為信。
老聃應是生於周地，出自法官或外交使者家族，以貴族後裔的身份入仕于周，任藏室史。至於《老子韓非列傳》稱他為楚人、隱君子，那應該是他後來的居住地和身份。
三 老子的自周入楚而隱
老聃是楚地的隱居君子，不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明確記載，先秦其他多種文獻也反復提及。由此看來，老聃確實曾經居住在楚地，隱居不仕。那麼，他是在哪個時段，以何種方式由周入楚呢?這從《左傳》的相關敘事可以找到線索。
如前所述，孔子入周向老聃學禮是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在此期間，周王室正發生內亂，王子朝與周敬王爭奪王位。王子朝居於王城，周敬王居於王城之外。王子朝居於王城，因此，東周王朝的珍寶、典籍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周敬王借助晉國的軍事力量與王子朝相爭，原來擁護王子朝的朝廷大臣召簡公亦反戈，驅逐王子朝：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6]1475
王子朝奔楚是在魯昭公二十六年，也就是孔子赴周向老聃學禮之後的第二年。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王子朝入楚不但有周王朝一大批高官及其家族成員相伴隨，而且還把許多周王室所藏的典籍帶入此地。對此，清人惠棟評論道：
周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史倚相、觀射父讀之。而楚《檮杌》之書，頗可觀。《周語》采之，流及屈、宋，而楚騷比于周《雅》，書之益人如是。[13]246
惠棟充分注意到周典入楚所產生的巨大文化效應。不過，他提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方面的記載，見於昭公十二年，是在王子朝奔楚之前。觀射父回答楚昭王有關祭祀方面的詢問，見於《國語·楚語下》，是在王子朝奔楚之後。
王子朝入楚攜帶周王室的大量典籍和許多朝廷官員，由此推斷，當時任藏室史的老聃也應該隨從前往。王子朝攜帶周室典籍入楚，需要專門人員加以管理保護。老聃作為這方面的官吏，對於入楚一事無法推辭和拒絕。即使他不想前往，在當時的形勢下也是身不由己。有些涉及這個歷史階段故實的早期典籍，透露出老聃由周入楚的資訊。《左傳·哀公六年》有如下記載：
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今尹、司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轂不有大過，天其夭諸?”遂弗萗。[6]1635-1636
文中的楚子，指楚昭王。當時出現異常的天象，楚昭王派人向周太史詢問其中的緣故。對於其中的周太史，服虔作了如下解說：
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13]275
服虔對於周太史的解釋列出兩種說法，一指楚及其他諸侯國執掌周室所賜典籍的太史，均是本地官員；二是指周王朝的太史。服虔傾向於前一種說法。對於服虔所作的解釋，楊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辨析：
周未嘗賜典籍與楚，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亦不得謂之周太史。如宣二年《傳》：“太史書曰”，襄公二十五年《傳》“太史書”，皆晉、齊本國之大史，楚有大史，亦不得稱周大史。一謂是往問周大史，沈欽韓《補注》舉《說苑·君道篇》為證，是也。《說苑》雲：“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且此時昭王在域父，距周室近，距楚反遠，故至王城問也。[6]1635
楊先生稱楚國朝廷任職的太史不能稱為周太史，這個結論是正確的。至於承襲沈欽韓的說法，把周太史說成是周都王城任職的太史，則經不起推敲。《左傳·哀公六年》記載“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並且于當月去世，向周太史詢問異常天象之事就是在此期間。城父位於今河南平頂山附近，如果楚昭王派人向周王朝進行詢問，應該是向西北行進，而不是像《說苑·君道》所說的“東而問諸太史州黎”，那與周都洛陽是南轅北轍。《說苑·君道》篇所說的太史州黎，並不是當時正在周王朝任職的太史，而是另有所指。
如前所述，王子朝攜帶周王朝一大批官員及許多典籍入楚，太史的下屬有專門管理典籍的藏室史，太史對典籍的管理保護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由此推斷，《左傳·哀公六年》所說的周太史，既不是在楚國朝廷任職的太史，也不是周王朝當時在職的太史，而是隨王子朝流亡到楚地的周太史。他在楚國朝廷沒有任職，但楚王遇到災異事象派人向他詢問。如果《說苑·君道》篇的記載可靠，這位元流亡到楚地的周太史之名為州黎，既然太史隨王子朝流亡到楚地，作為他下屬的老聃奉命相隨是完全可能的。楚昭王卒于魯哀公六年(西元前489)，上距王子朝入楚的昭公二十六年(西元前516)，計十七年。當年流亡入楚的周太史在楚昭王去世那年仍然健在，故楚王派人向他詢問，《左傳》仍以周太史稱之。
《說苑·君道》篇敘述楚昭王派人向太史詢問災異之事。“東而問諸太史州黎”。[13]23當時，楚昭王在城父，即今河南平頂山一帶，從這裡向東推移二百公里左右，就是屬陳地的苦縣，即今河南鹿邑。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記載，老子是“苦縣厲鄉曲仁裡人”。從周太史所處空間方位判斷，他與老子的住處相距不遠，或者就在同一地區。造成這種巧合的原因，要從楚國對政治流亡人員的安置方面去尋找。楚國對於進入楚地，並且被接納的政治流亡人員，不是安置在楚國腹地，而是讓他們居住在淮河以北，即楚國的北部。《左傳·定公五年》記載，吳國夫概王“奔楚，為棠谿氏”。楊伯峻先生對此作了如下解釋：
《潛夫論·志氏姓》：“棠谿，谿穀名也，在汝南西平。”汪繼培《箋》謂“西平”當作“吳房”，蓋據《水經·濯水注》，實不必。棠谿在今河南遂平縣西北，見 楊守敬《水經注疏》卷三十一《濯水》。與後漢之西平接界，王符時或屬西平縣也。[6]1551-1552
夫概王是吳王闔廬之弟，他在流亡到楚國之後向被安置在汝水流域，位於楚國北部要塞方域之外，所處緯度上與老子所在的苦縣大體相近，兩處距離二百公里左右。從楚國對夫概王的安置地域推測，王子朝率眾入楚後，可能被安置在當時屬於陳地、而實際上是楚國領地的河南苦縣一帶。周太史、老子均居住在這個地區，因此，楚昭王在城父可以派人東行而向周太史詢問災異之事。苦縣應是老子入楚之後的居住地，而不是他的籍貫和出生地。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如下記載：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
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1]2141
以上記載帶有傳說的性質，但是其中所說的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卻是歷史事實。這裡所說的“周之衰”，指的是周王朝內亂。所說的“乃遂去”，指的是離開周地。關於老子“至關”，古代或把關說成是函谷關，或者說成是散關，司馬貞《索隱》列舉了兩種不同的說法：
李尤《函谷關銘》雲：“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1]2141
李尤是東漢人，崔浩是北魏人，他們把老子所至之關分別說成是函谷關和散關。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北，在周都洛陽西部。稱老子過函谷關，由此衍生出老子入秦，西去化胡等一系列傳說。散關位於今陝西寶雞附近，斷定老子經過的是散關，也是認為他從洛陽西行。對於關尹之稱，黃瑞雲先生提出如下質疑：
“令尹”是楚官名，其地位相當於秦之丞相。中原關隘的守吏根本不得稱為令尹。[15]115
黃先生的質疑是有道理的。既然中原關隘的守吏不能稱為令尹，而老子所經關隘的守吏稱為令尹，所以，老子所經過的關隘不是函谷關，也不是散關，而是屬於楚國管轄的關隘。關隘守吏而以令尹稱之，反映的是楚文化的屬性。章太炎先生在《訄書》重訂本《官統》中有如下論述：
楚相曰“令尹”，上比國君；(尹即古君字。故《左傳春秋》“君氏”，《公羊》作“尹氏”。上世家族政體，君父同尊。父從又持杖，君亦從又持杖。《喪服傳》曰：“杖者，爵也。”)其君曰：“令長”，下比百僚。(楚官有“莫敖”，其君早殤及弑者亦曰“某敖”。敖本酋豪字，猶西旅獻豪，今作“獒”也。此亦君臣同號之一事。)［16]255
楚國有君臣同號的情況，既然如此，楚國行政長官稱為令尹，管理關隘的長官，當然也可以稱為令尹。關令尹之稱，表明老子離開周都之後，是經過楚國關隘而最後隱居於苦縣。
老子由周入楚，在苦縣隱居，那裡在唐代時還有老子的宅和廟。《括地志》寫道：“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17]137老子入楚之後隱居在苦縣，因此，那裡有他的宅及廟的遺跡。
四 孔子、老子在楚地交往傳說的生成背景
老子自周入楚後居於陳地苦縣，成為一名隱士。老子隱居之後是否還與孔子見過面，正史無明文，《莊子》一書則多次出現老子與孔子對話的寓言，有的還明顯是以老子隱居之地為背景。《莊子》的寓言有許多虛擬成分，不能全都以實求之。但是，其中有些情節、場面並非純屬子虛烏有，而是有歷史和現實的投影。
《莊子·天運》篇有如下記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18]516-517
這則寓言把孔子、老子相見的地點設定在沛，對此，《經典釋文》收錄司馬彪的如下解釋：“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18]516司馬彪的注解是正確的，這則寓言是以老子的隱居地為背景。《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任中都宰，並且治理有方，政績顯著。孔子五十一歲並沒有前往楚地拜見老子一事，這則寓言屬於虛擬。令人深思的是，孔子在追述自己求道經歷時，並沒有從青年時期開始說起，而是只往前追溯十七年。先說十七年之中的前五年，其次再說以後的十二年。也就是說，孔子的追述是從他三十五歲說起，未涉及三十四歲以前的經歷。如前所述，孔子是在三十四歲赴周向老子學禮，這則寓言是虛擬老子、孔子第二次相見的情節，所以，把地點鎖定在沛，把孔子對學道經歷的追述限定在此前的十七年。如果不是出自這種考慮，不會有五十一歲和十七年兩個時段的設定，兩人在周都的交往作為預設和鋪墊潛藏在寓言的時間背景之中
《莊子·天運》篇所載老子與孔子對話的寓言不止一則，在上面所述寓言之後，又有孔子、子貢相繼與老子對話的故事，再往後面又是孔子與老子相見的傳說，是《天運》篇結尾的段落，開頭如下：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18]531
這裡出現的是老年孔子，是在遊歷多個諸侯國之後與老子相見。這則寓言提出一個問題，即孔子離開魯國期間所經歷地域與老子的隱居之處是否距離很近?兩人是否有機會相見?
老子隱居于陳地苦縣，孔子在離開魯國期間確實在陳地有過較長時間的停留。據《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第一次駐留于陳國是魯定公十四年開始，在那裡長達三年，是五十六至五十八歲期間。孔子第二次入陳是魯哀公三年，孔子六十歲，在那裡停留一年。哀公四年，孔子困于陳、蔡之間。老子入楚是魯昭公二十四年(西元前518)，下距孔子首次入陳的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二十二年。距孔子第二次入陳的魯哀公三年(西元前492)二十六年，相隔時間不是很長。老子是位長壽之人，《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兩百餘歲。”這種傳聞可信度很有限，但老子高夀則是事實。由此推斷，孔子兩次駐留陳地期間，老子仍然健在。陳都在今河南淮陽，再往東百里就是老子隱居的苦縣，兩地相距較近，孔子在陳期間有與老子相見的可能。至於這種可能是否成為現實，已經無法考證。先秦許多典籍都提到孔子、老子在楚地的直接交往，那是因為歷史上確實存在這種機遇。在書寫敘事過程中，兩位文化巨人在楚地見面的機遇和可能性，作為緣分和事實加以展示。至於《莊子》書中出現的兩人交往的頻率很高，一方面是因為老子、莊子同屬道家學派；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老子隱居的苦縣與莊子的故里亳縣相鄰。對於莊子而言，老子具有前代鄉賢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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