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新一輪的書畫常設展前不久仍然如往常一般悄然對外展出， 並沒有任何開幕儀式， 然而近日卻引發藝術圈內圈外廣泛關注， 甚至有不遠萬里從國外趕赴上博看展的書畫專家與愛好者， 從江浙甚至華東地區趕來的觀眾也為數不少， 原因無他——展覽是靠展品說話的， 這次常設展的展品不少都是久未露面甚至第一次展出的國寶珍品。 展覽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副主任淩利中的身影連日來也是一直輾轉於展廳內——因為專程趕來的書畫界專家學者也為數不少， 他笑言：“這個常設展基本可以趕上特展的節奏了。
何以如此？淩利中日前現場對澎湃新聞進行了導覽解析。
宋代繪畫團扇
宋代吳說書法
米友仁《瀟湘圖》（局部）
米友仁《瀟湘圖》（局部）
展覽亮點解析
結合此次歷代書法館、歷代繪畫館空前的換展幅度， 其具體亮點體現在以下四方面：一、首次露面作品， 如米友仁的《瀟湘圖》。 米友仁是米芾長子， 世稱“小米”。 米氏父子創造的山水畫脫盡古人窠臼，
趙佶 《草書七言詩紈扇》
司馬光 《寧州帖》
書法館展出文物四十餘件，將有十件極少展出、首次作為常設展品的書法珍品名跡出現。如唐代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銘卷》、顏真卿《楷書麻姑仙壇記冊》，北宋趙佶《草書七言詩紈扇》、司馬光《寧州帖》、黃庭堅《行書華嚴疏卷》，元代虞集《楷書劉垓神道碑銘卷》、張雨《行書自詩軸》，明代姚綬《行書洛神賦卷》、陳淳《行書千字文卷》等。
沈度 《隸書節錄四餘箴》
繪畫館展品中，元代高克恭《春山欲雨圖軸》、趙原《合溪草堂圖軸》，明代吳彬《山陰道上圖卷》都已超過10年未曾展出。而南宋米友仁《瀟湘圖卷》，明代蔣嵩《策杖行吟圖卷》、文徵明《句曲山房圖卷》，清代龔賢《江村圖卷》、謝蓀《山水冊》、虛穀《山水冊》等展品則屬於首次登場。
虛穀《山水冊》
虛穀《山水冊》
謝蓀《山水冊》
其中，謝蓀《山水冊》是上海博物館近年新徵集的藏品，彌補了上海博物館在謝蓀作品收藏方面的空白。據淩利中介紹，作為“金陵八家”之一，謝蓀的傳世作品是金陵八家裡面最少的，算上扇面也就六七件，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有所收藏。在《山水冊》入藏上博之前，上海博物館在“金陵八家”中獨缺謝蓀作品。
謝蓀《山水冊》
“謝蓀的《山水冊》總共八開，此番展出了六開，畫幅不大，但是畫風非常細膩，充滿文氣，同時結合了南京地區的實地實景，充滿生活情致。畫家身上體現出的既有傳統又有創新，他作為’金陵八家’之一是當之無愧的。”淩利中說。
尤詔與汪恭合作《隨園女弟子圖卷》（局部）
尤詔與汪恭合作《隨園女弟子圖卷》也是首次露面，此卷於業內早已聞名遐邇。據淩利中介紹，隨園老人是袁枚的號，袁枚以詩名聞于時，學生眾多，其生皆稱隨園弟子。《隨園女弟子圖卷》描繪的是袁枚十三女弟子雅集的場景。“古代文士雅集很少出現女性身影，這幅畫詳細描繪了古代女性參與文藝公開活動的場景，姿態各異，有垂釣、作詩、撫琴、執筆題芭蕉者……袁枚在畫後上的題跋詳述了每位女弟子的姓名身份、出身家世，其中有秀才之妻、巡撫之女、相國之孫女等，出身既有達官顯貴，也不乏書香門第。在明末清初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她們已經踏出家門，無疑是古代女性參與文藝雅集的先驅。”淩利中說。
《隨園女弟子圖卷》（局部）
另一件頗具傳奇色彩的展品是元代顧園的《丹山紀行圖卷》，經上博書畫部研究員淩利中的多年研究，終於糾正了其自乾隆以來在年代、作者的張冠李戴。據淩利中介紹，該卷屬上博館藏名品之一，晚清顧文彬及全國書畫鑒定組鑒定為出自明代畫家顧琳之手，並收入《中國美術全集》（明代卷·上）。第一次見到《丹山紀行圖卷》時，淩利中就非常喜歡這張畫，那是2002年上海博物館舉辦“顧公雄家族捐贈上博過雲樓書畫展”時。然而這幅畫傳遞給淩利中的氣息讓他對這幅畫的時代和作者定名心存疑惑。之後在存世不多的文獻記載中，淩利中又發現了作者顧琳的籍貫出現了上虞、吳郡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帶著這個互相矛盾的疑點，他決心一探究竟。
元 顧園 《丹山記行圖卷》 局部
“真相在後面的題跋裡。”淩利中說，他從畫卷後面的11位文人題跋入手，發現這些作跋者大多和畫家一起參與了那次丹山紀遊活動。“他們都是畫家的好友，既是當事人又是見證者，對於畫家其人其藝，他們最為熟悉。”
在留下題跋的這11位朋友中，宋僖與趙謙最為重要，他們不僅在文學史上留有聲名，且皆有文集傳世，即宋僖的《庸庵集》以及趙謙的《趙考古文集》。這兩本書中透露了他們與畫家交遊的大量史實。
通過查閱這兩本文集，淩利中發現，畫家去世當年，趙謙曾應顧園之子顧觀的請求撰寫了一篇《雲屋先生顧公墓誌銘》,墓誌銘中所寫的內容與《丹山紀行圖卷》的題跋內容一一吻合，包括籍貫、畫藝、身世、行蹤等。由此，淩利中得出結論：此畫的作者並非顧琳，而是顧園。
顧園（1321-1382），字仲園，號雲屋，吳縣昆山人，該作品創作於1371年，畫家時年51歲，為目前顧氏傳世孤本。自康熙《佩文齋書畫譜》（1708）編撰以來三百年，張冠李戴，將顧園誤作顧琳（1382－1466，字伯珪，號雲屋，浙江上虞人），實為二位畫家同姓、同號所致。
確定顧園為此畫的真實作者之後，淩利中又解讀出了畫上的三方印章，並與他的結論互為印證。“畫上有三方印章是畫家本人的，第一方印’雲屋山人’，第二方印’大興世家’，大興即是北京房山，他母親被朝廷受封為大興縣君，所以他用了’大興世家’，以示自己的貴族出身。協力廠商印是一方殘印，僅留下原印的八分之一，我從顧園墓誌裡得到資訊，他有一齋名——“靜得齋”，而這方殘印的第一個字像“靜”的上部，第二個字是“得”字上部“日”的一半。這方印可解讀為’靜得’殘印，為他的齋名。”淩利中說。顧園的家族曾經是昆山望族，數代皆為元代高官，祖父顧文顯是武備總將軍，負責上海等處的海道運糧，是萬戶侯。而他與元代昆山望族顧瑛也存在多重交集，他們之間有何關係，這也是淩利中下一步打算著重要研究的。
明 文徵明 《句曲山房圖卷》（局部）
明代吳彬的《山陰道上圖卷》（局部）
明代吳彬的《山陰道上圖卷》也是首次展出，曾是不少學者求睹多年而未觀之作，用筆古而奇，描繪的是層巒疊嶂，千峰萬壑，鋪陳千里，一年四季盡在一卷之中。或春意盎然，或夏蔭茂密，或秋高氣爽，或冬霜薄霧。整幅畫氣勢浩闊，實有"山蔭之道，應接不暇"。崗嶺逶迤，綿亙不絕；村舍古刹，亭台樓榭，掩映其間；山溪流遠，河谷漫漫；溪穀間飛瀑如練，叢樹繁密，依聚溪邊澗畔；輕雲薄霧，彌漫升騰，氣勢浩闊。在岩石間題以長篇跋語，有似山崖石刻，意也頗奇。綿延無盡的奇峰絕巘，城郭、村落、寺院、樓閣錯落其間，使人有可游可居之想。氣勢宏大，氣脈森嚴，山巒造型奇特具裝飾性，皴法豐富，表現了不同山石的質感與形態，可見是從生活中來，並不拘於某家某派，于純熟的文人畫之外別具意趣。
此外，出現在此次常設展的不可錯過的佳作還有不少，如宋代團扇畫作、元代倪雲林、明代文徵明的山水畫與董其昌的山水冊頁以及清代八大山人的手卷、石濤巨幅山水、惲南田花卉冊頁，無不精彩紛呈。
司馬光 《寧州帖》
書法館展出文物四十餘件，將有十件極少展出、首次作為常設展品的書法珍品名跡出現。如唐代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銘卷》、顏真卿《楷書麻姑仙壇記冊》，北宋趙佶《草書七言詩紈扇》、司馬光《寧州帖》、黃庭堅《行書華嚴疏卷》，元代虞集《楷書劉垓神道碑銘卷》、張雨《行書自詩軸》，明代姚綬《行書洛神賦卷》、陳淳《行書千字文卷》等。
沈度 《隸書節錄四餘箴》
繪畫館展品中，元代高克恭《春山欲雨圖軸》、趙原《合溪草堂圖軸》，明代吳彬《山陰道上圖卷》都已超過10年未曾展出。而南宋米友仁《瀟湘圖卷》，明代蔣嵩《策杖行吟圖卷》、文徵明《句曲山房圖卷》，清代龔賢《江村圖卷》、謝蓀《山水冊》、虛穀《山水冊》等展品則屬於首次登場。
虛穀《山水冊》
虛穀《山水冊》
謝蓀《山水冊》
其中，謝蓀《山水冊》是上海博物館近年新徵集的藏品，彌補了上海博物館在謝蓀作品收藏方面的空白。據淩利中介紹，作為“金陵八家”之一，謝蓀的傳世作品是金陵八家裡面最少的，算上扇面也就六七件，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有所收藏。在《山水冊》入藏上博之前，上海博物館在“金陵八家”中獨缺謝蓀作品。
謝蓀《山水冊》
“謝蓀的《山水冊》總共八開，此番展出了六開，畫幅不大，但是畫風非常細膩，充滿文氣，同時結合了南京地區的實地實景，充滿生活情致。畫家身上體現出的既有傳統又有創新，他作為’金陵八家’之一是當之無愧的。”淩利中說。
尤詔與汪恭合作《隨園女弟子圖卷》（局部）
尤詔與汪恭合作《隨園女弟子圖卷》也是首次露面，此卷於業內早已聞名遐邇。據淩利中介紹，隨園老人是袁枚的號，袁枚以詩名聞于時，學生眾多，其生皆稱隨園弟子。《隨園女弟子圖卷》描繪的是袁枚十三女弟子雅集的場景。“古代文士雅集很少出現女性身影，這幅畫詳細描繪了古代女性參與文藝公開活動的場景，姿態各異，有垂釣、作詩、撫琴、執筆題芭蕉者……袁枚在畫後上的題跋詳述了每位女弟子的姓名身份、出身家世，其中有秀才之妻、巡撫之女、相國之孫女等，出身既有達官顯貴，也不乏書香門第。在明末清初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她們已經踏出家門，無疑是古代女性參與文藝雅集的先驅。”淩利中說。
《隨園女弟子圖卷》（局部）
另一件頗具傳奇色彩的展品是元代顧園的《丹山紀行圖卷》，經上博書畫部研究員淩利中的多年研究，終於糾正了其自乾隆以來在年代、作者的張冠李戴。據淩利中介紹，該卷屬上博館藏名品之一，晚清顧文彬及全國書畫鑒定組鑒定為出自明代畫家顧琳之手，並收入《中國美術全集》（明代卷·上）。第一次見到《丹山紀行圖卷》時，淩利中就非常喜歡這張畫，那是2002年上海博物館舉辦“顧公雄家族捐贈上博過雲樓書畫展”時。然而這幅畫傳遞給淩利中的氣息讓他對這幅畫的時代和作者定名心存疑惑。之後在存世不多的文獻記載中，淩利中又發現了作者顧琳的籍貫出現了上虞、吳郡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帶著這個互相矛盾的疑點，他決心一探究竟。
元 顧園 《丹山記行圖卷》 局部
“真相在後面的題跋裡。”淩利中說，他從畫卷後面的11位文人題跋入手，發現這些作跋者大多和畫家一起參與了那次丹山紀遊活動。“他們都是畫家的好友，既是當事人又是見證者，對於畫家其人其藝，他們最為熟悉。”
在留下題跋的這11位朋友中，宋僖與趙謙最為重要，他們不僅在文學史上留有聲名，且皆有文集傳世，即宋僖的《庸庵集》以及趙謙的《趙考古文集》。這兩本書中透露了他們與畫家交遊的大量史實。
通過查閱這兩本文集，淩利中發現，畫家去世當年，趙謙曾應顧園之子顧觀的請求撰寫了一篇《雲屋先生顧公墓誌銘》,墓誌銘中所寫的內容與《丹山紀行圖卷》的題跋內容一一吻合，包括籍貫、畫藝、身世、行蹤等。由此，淩利中得出結論：此畫的作者並非顧琳，而是顧園。
顧園（1321-1382），字仲園，號雲屋，吳縣昆山人，該作品創作於1371年，畫家時年51歲，為目前顧氏傳世孤本。自康熙《佩文齋書畫譜》（1708）編撰以來三百年，張冠李戴，將顧園誤作顧琳（1382－1466，字伯珪，號雲屋，浙江上虞人），實為二位畫家同姓、同號所致。
確定顧園為此畫的真實作者之後，淩利中又解讀出了畫上的三方印章，並與他的結論互為印證。“畫上有三方印章是畫家本人的，第一方印’雲屋山人’，第二方印’大興世家’，大興即是北京房山，他母親被朝廷受封為大興縣君，所以他用了’大興世家’，以示自己的貴族出身。協力廠商印是一方殘印，僅留下原印的八分之一，我從顧園墓誌裡得到資訊，他有一齋名——“靜得齋”，而這方殘印的第一個字像“靜”的上部，第二個字是“得”字上部“日”的一半。這方印可解讀為’靜得’殘印，為他的齋名。”淩利中說。顧園的家族曾經是昆山望族，數代皆為元代高官，祖父顧文顯是武備總將軍，負責上海等處的海道運糧，是萬戶侯。而他與元代昆山望族顧瑛也存在多重交集，他們之間有何關係，這也是淩利中下一步打算著重要研究的。
明 文徵明 《句曲山房圖卷》（局部）
明代吳彬的《山陰道上圖卷》（局部）
明代吳彬的《山陰道上圖卷》也是首次展出，曾是不少學者求睹多年而未觀之作，用筆古而奇，描繪的是層巒疊嶂，千峰萬壑，鋪陳千里，一年四季盡在一卷之中。或春意盎然，或夏蔭茂密，或秋高氣爽，或冬霜薄霧。整幅畫氣勢浩闊，實有"山蔭之道，應接不暇"。崗嶺逶迤，綿亙不絕；村舍古刹，亭台樓榭，掩映其間；山溪流遠，河谷漫漫；溪穀間飛瀑如練，叢樹繁密，依聚溪邊澗畔；輕雲薄霧，彌漫升騰，氣勢浩闊。在岩石間題以長篇跋語，有似山崖石刻，意也頗奇。綿延無盡的奇峰絕巘，城郭、村落、寺院、樓閣錯落其間，使人有可游可居之想。氣勢宏大，氣脈森嚴，山巒造型奇特具裝飾性，皴法豐富，表現了不同山石的質感與形態，可見是從生活中來，並不拘於某家某派，于純熟的文人畫之外別具意趣。
此外，出現在此次常設展的不可錯過的佳作還有不少，如宋代團扇畫作、元代倪雲林、明代文徵明的山水畫與董其昌的山水冊頁以及清代八大山人的手卷、石濤巨幅山水、惲南田花卉冊頁，無不精彩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