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魯迅又陷“同性戀門”？
街頭散步的魯迅
當今魯迅研究領域新論迭出。 不過， “新論”有兩種：一種是符合史實和文本的創新， 將“魯迅學”科學體系的水準提升到了一種新的高度；另一種是為標新立異而生吞活剝域外理論，
據說這種“新論”的理論依據是佛洛德學說。 這位論者從《少女杜拉的故事》中引用了一段話， 說明少男少女在青春發動期“明顯地表現對同性的情愛”：“和一位同性同學的浪漫而多愁善感的友情， 隨著誓約， 接吻， 永久不渝的友誼承諾， 以及敏感的嫉妒心， 是一個少女與一個男人初戀前常有的序曲。 之後， 在順利的情況下， 同性戀的傾向終歸消失。 ”
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佛洛德學說，
這位論者讓青年時期的周氏兄弟陷入“同性戀門”的史實依據， 是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的一段話：“《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 乃是假設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 我這樣說， 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 但是我有我的感覺， 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
這位論者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 還從周氏兄弟青少時代的詩文找出“淒絕”“惜別離”“聯床話語”一類的詞語， 說從中“可以覺察出友愛中近乎愛情的意味”。 這種研究方法就更加離譜了。 如果這種做法可以成立， 那麼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詩豈不也會成為“同性戀”的鐵證？杜甫《夢李白二首》中寫道：“故人入我夢，
這位論者聲明他進行這種考證和推理的目的， “是使我們更加清楚， 魯迅兄弟失和之前， 他們的感情是多麼濃烈深厚！”說周氏兄弟曾經感情深厚， 這並不錯， 但有什麼必要非往“同性戀”上扯呢？
二、魯迅缺失母愛嗎 ？
新近有論者認為魯迅的母親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 魯迅童年生活中缺失母愛。 主要論據就是魯迅的回憶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寫到了“長媽媽”， 寫到了“衍太太”，
根據我自己的人生體驗， 以上這些觀點通通站不住腳！一般來說， 回憶文章多是寫逝去的人們， 久遠的事情， 在父母生前就為其寫回憶文章的子女實屬罕見。 魯迅寫《父親的病》等回憶文章的時候， 父親已去世30年， 長媽媽、衍太太也都已作古， 而他母親那時還健康地活著，直到87歲才去世，魯迅卻比她早7年就離開了人間。
魯迅的母親是鄉下人，幼小時只在私塾旁聽過一年功課，因此她不讀魯迅作品跟是不是有母愛並無必然聯繫。比如，我的家人基本上都不看我寫的文章，這絲毫不意味著我缺失母愛、妻愛、兒孫愛。至於佛洛德的那句話，也並不是普遍真理。即使魯迅沒有被母親鍾愛，又有誰能否定魯迅是“真正的成功者”呢？
魯迅的母親叫魯瑞，剛嫁到周家，魯迅的父親就中了秀才，家人都誇她有“旺夫命”，31歲即成了當家媳婦。但好景不長，5年後公公入獄，8年後丈夫去世。她生下5個子女，有兩個夭折：第三胎是個女兒，叫端姑，生下10個月即患天花死去；第五胎是個兒子，叫椿壽，6歲那年也病逝。這些變故都使魯瑞備受煎熬，感情上受到重大打擊。在眾多孩子中，魯瑞最愛的是魯迅，所以舉家北遷之後願意跟魯迅居住，魯迅離京之後她也不願跟二兒子周作人共同生活。魯迅在《〈呐喊〉自序》中描述過18歲那年離開故鄉到南京求學的情景，說當時社會上一般人認為他是走投無路，將靈魂賣給了洋鬼子。“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自便；然而伊哭了……”寥寥幾筆，既寫出了母親當時承受的巨大壓力，又寫出了母親對兒子遠行的無限眷戀。
魯迅雖然是封建禮教的叛逆者，但對母親卻極盡孝道。蔡元培先生晚年以“周子餘”為筆名，是因為他的母親姓周，以此表達對母親的愛戴。周樹人以“魯迅”為筆名，也是因為母親姓魯，同樣以此表達對母親的愛戴。如果魯迅認為他的生活中母親的席位缺失，他完全可以選擇另外一個通用筆名。魯迅在日常生活中對母親體貼入微，關懷備至。在婚姻問題上魯迅即使對母親有腹誹，甚至怨懟，但也完全屈從，就是因為他覺得身處亂世，母親身邊需要有人陪伴，自己則寧願陪著做一世的犧牲。
魯迅雖然並不否認他承受了母愛，但也認為母愛有著盲目的一面。在《華蓋集·雜感》一文中魯迅寫道：“死于敵手的鋒刃，不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這些話當然是有慨之言，有感而發。1918年5月中旬，魯迅友人許壽裳喪妻，留下了5個子女。魯迅致函弔唁。他在信中說：“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因為他們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這也道出了母愛的兩重性。
三、“衍太太”是何許人？
最近有一位博士運用佛洛依德學說研究魯迅的回憶散文集《朝花夕拾》，得出了一個驚人結論；該書《瑣記》一文中的“衍太太”在魯迅少年時代的生活中，兼具了“母親”和“情人”的雙重身份，讀後使我瞠目結舌，懷疑自己真成了“時代的落伍者”。
“衍太太”是何許人？她的人物原型是魯迅的一位叔祖母。在紹興覆盆橋周氏房族中，魯迅所屬的“智房”一系又分為“興房”“立房”“誠房”3個分支。“衍太太”就是“誠房”叔祖周子傳的太太。周子傳有一個大哥叫周子林，所以人稱“衍太太”為“二太太”，或“子傳奶奶”。魯迅一生同情婦女，但他生活中起碼有兩個厭惡的女人：一個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這從魯迅筆名“宴之敖”（宴，家字頭日字中女子底，意思是被日本女人從家裡趕出來了）中就能得到證明；另一個就是這位“衍太太”，這從魯迅的《瑣記》一文中也能得到證明。
魯迅在《華蓋集·並非閒話（三）》中寫道：“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魯迅還指出，流言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只配當作狗屁”。“衍太太”就是傷害少年魯迅的“流言家”。她教唆魯迅去偷母親的錢。魯迅說他母親沒有錢。“衍太太”又教唆他去偷家中的手飾變賣。魯迅從此不到“衍太太”那裡去了，但很快就傳出了魯迅偷家裡東西的流言，使魯迅“也仿佛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魯迅講述這一人生經歷之後接著寫道：“好，那麼，走罷！”說明他之所以要走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是因為看透了“衍太太”之流的嘴臉和心肝。
既然如此，“衍太太”怎麼又會兼具了“母親”和“情人”的雙重角色呢？這位論者的論據是：“衍太太”慫恿小孩子打鏇子（一連轉80多個圈），如果跌倒，頭上起了包，她會用燒酒調水粉，擦在疙瘩上。這種惡作劇，在這位論者的心目中，竟成了崇高母愛的流露。《瑣記》中說，父親去世後，16歲的魯迅常去找“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閑天”。這樣一句普通的話，被這位論者隱去了“或她的男人”這5個字，又把“談閑天”說成是魯迅“在潛意識中渴望與衍太太獨處的隱秘願望”。這樣一來，一個比魯迅長兩輩的老女人，就兼備了他“情人”的身份。
筆者對佛洛德學說缺乏研究，但知道魯迅對這種學說是進行了具體分析的。魯迅一方面肯定了佛洛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撕開了“正人君子”的假面，並在小說《補天》中運用這種理論塑造了女媧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批評了佛洛德的“偏執”，“只注重于性欲”，連嬰兒吃奶也歸結於性欲——須知，男嬰吃母乳，是出於食欲，並非想和異性接吻。（《南腔北調集·聽說夢》）佛洛德離開人世已經74年了。他大概不會想到，中國當代有位博士套用他的學說，觀點居然會比他更為“偏執”，以至於近乎“說夢”了。嗚呼！
四、魯迅緣何拜和尚為師?
魯迅臨終前想起了他“半個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於是寫了一篇《我的第一師父》。這位師父叫龍師父，紹興長慶寺的一位和尚。關於拜和尚為師的原因，文章是這樣解釋的：“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稀為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裡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
魯迅的母親後來補充了幾個怕魯迅養不大的理由：一是魯迅出生那天是陰曆八月初三，與灶王爺同一天生日，衝撞了神靈，而這位神靈不僅能降福，而且能降災，得罪不起。二是魯迅出生時的“衣包”質地薄，像舊時的雨具蓑衣，紹興叫作“蓑衣包”。這種新生兒十分罕見。三是魯迅出生那年是閏年。閏年出生的人，跟神仙同生日，又是蓑衣包，按迷信的說法將來會出息，但又怕養不大。拜和尚為師，表示出家做了小和尚，就可以避凶神躲惡鬼了。
紹興原有很多寺廟，如大善寺、戒珠寺、雲門寺、平陽寺、大佛寺、龍華寺、五世禪寺、爐峰禪寺、羊山石佛寺等。魯迅選擇在長慶寺拜師，主要是這裡離家近，又有點兒名氣。據說該寺始建于宋代，為紹興八大寺之一。從魯迅所住的東昌坊口往北，過塔子橋，向南走不遠就是長慶寺。
魯迅拜的那個師父叫龍師父,長慶寺的住持。他身材瘦長，待人和氣。雖受了大戒，但不恪守佛門規矩。他不僅吃葷，抽大煙，而且娶老婆，生了5個兒子。其中跟魯迅感情很好的三師兄也娶老婆，並揚言：“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哪裡來。”魯迅寫《我的第一個師父》的時候，龍師父已經去世。他估計師兄弟們後來大半都做了一寺的住持，繁衍了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然而，魯迅的估計不盡準確。龍師父和他的弟子們娶親，因為他們是“吹敲和尚”，靠“拜經懺”度日——“拜經懺”就是吹吹打打，為死者祈福，所以待遇跟一般和尚有所不同。1948年春，許廣平跟周建人等到紹興，特意尋訪了長慶寺，並見到了龍師父的孫子企祥師父——他是龍師父第四個兒子阿方師父所生。據企祥師父說，龍師父的子孫原有24人，但遭遇十分悲慘：有的是死於貧病，有的是死於戰亂，有的被地痞流氓欺辱，存活下來的只有他一人而已。
龍師父替魯迅取了一個法名，叫“長庚”，含長命百歲的之意。又送給魯迅兩件禮物：一件是用橄欖形小綢片縫製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一條懸掛著各種辟邪物的“牛繩”。至於魯迅讀佛經則跟龍師父完全無關，主要是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認識到佛教經典中包含了許多人生哲理。魯迅作品中有許多佛家語，如《野草》中的“大歡喜”“佈施”“伽藍”“火宅”“火聚”“劍樹”“牛首阿旁”……可以說，不懂佛學，就解讀不了魯迅的《野草》。拜和尚為師，開啟了魯迅和佛學的淵源。
四、魯迅別名“方老五”
魯迅有姓有名有字有小名，還有100多個筆名，這些人們已經研究得十分透徹。據我所知，僅研究魯迅筆名的專著就有好幾種。但很少為人提及的是，魯迅還有一個別名，叫作“方老五”。
這個掌故出自魯迅二弟周遐壽（作人）的《魯迅小說裡的人物》一書。該書第一部分《呐喊衍義》的第73節標題為《方玄綽》。文中寫道：“民六以後，劉半農因回應文學革命，被招到北京大學來教書，那時他所往來的大抵就是與《新青年》有關係的這些人。他也常到紹興縣館裡來。他住在東城，自然和沈尹默、錢玄同、馬幼漁諸人見面的機會很多，便時常對他們說起什麼時候來會館看見豫才，或是聽見他說什麼話。他們就挖苦說是像《儒林外史》裡那成老爹，老是說那一天到方家去會方老五，後來因此一轉便把方老五當作魯迅的別名，一個時期裡在那幾位口頭筆下（信劄），這個名稱用得頗多的。”周作人的上述回憶是研究魯迅和研究《儒林外史》傳播史的珍貴資料，但還有一些有待補充說明的地方。
周作人1917年4月1日從紹興到北京，在北京大學文科任教，跟魯迅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對其兄的情況當然瞭若指掌。更何況“方老五”這個別名用了“一個時期”，不僅出諸友人口頭，而且見諸友人書簡，應該是不會有錯的。不過，我手頭有一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鉛印本，依據的是嘉慶八年（1803）臥閑草堂的線裝本——這是現存《儒林外史》的最早刻本，書中卻沒有出現“方老五”這個人物，一時令我費解。
經查閱，《儒林外史》中有關成老爹的故事，見諸該書第46回《三山門賢人餞別，五河縣勢力熏心》和第47回《虞秀才重修元武閣，方鹽商大鬧節孝祠》。小說中的成老爹酒糟臉，花白鬍鬚，是一個“勢力熏心”的小人，以做仲介人（當時叫“行頭”）為職業，撮合一些生意（比如買賣田地），以賺取傭金。當時五河縣的虞華軒家道衰敗，而方老六家卻是暴發戶。成老爹趨炎附勢，常常把出入方家掛在口頭，結果被虞華軒狠狠地捉弄了一番。
劉半農跟周作人一樣，也是1917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但由於他沒有博士頭銜，留美背景，頗被胡適等小覷，教書是在預科，心中有一股悶氣。他接觸多的同事，是錢玄同、沈尹默、馬幼漁等人。劉半農當年26歲，待人真誠，愛好廣泛，談吐詼諧，深為周氏兄弟賞識。劉半農對周氏兄弟也深懷敬意。不過他到紹興縣館造訪，恐怕最初是拜訪周作人，因為魯迅當時在教育部任職，直到1920年8月才到北京大學兼職。由於劉半農常說起拜訪周氏兄弟，無意間可能流露出自炫之情，所以朋友們戲稱他為“成老爹”，周作人因此成了“方老六”。魯迅是周作人的長兄，自然也就成了“方老五”。
劉半農跟他的朋友之間互取綽號，純屬玩笑，不能較真，更不能跟比擬的人物一一對號。比如沈尹默遇事沉著穩重，朋友們就戲稱他為“鬼穀子”。馬幼漁是鄞縣人，姓馬，劉半農給他寫信就直書“鄞縣馬廄”。劉半農原是鴛鴦蝴蝶派作家，言談間流露羡慕“紅袖添香”的語氣，周作人和錢玄同就將他的號改為“半倫”，內含缺失倫理道德之意，劉半農也並不在意。1934年劉半農英年早逝，周作人為他撰寫了墓誌，魯迅為他撰寫了回憶散文《憶劉半農君》，緬懷他們之間長達17年的友誼。
正因為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一個“方老五”的別號，所以1922年6月他創作小說《端午節》時就把主人公的名字確定為“方玄綽”。這位主人公的一些觀點和經歷也跟魯迅相似。周作人認為，“方玄綽”的姓跟“方老五”有關，而名字卻沒有什麼意義。這種看法自然有他的依據。不過，“玄”有不容易理解的意思；“綽”有外號的意思。也許是說 “方老五”這個外號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吧。當然，這僅僅是我的一種推測。
周作人的回憶中還提到“豫才”，這是魯迅的字。魯迅初字豫山，因與“雨傘”諧音，後改為豫才。但魯迅書寫時常將“豫才”寫為“預才”。一般人認為“豫”與“預”是通假字，都含有“事前有所準備”的意思，並不深究。其實這種改寫體現了魯迅謙虛進取的精神。魯迅說：“這兩個字原是一樣的，但在我是兩樣的。我的家長為我取名，是希望我成為豫章之才（豫章是佳木，比喻傑出人才），而我現在還在預備著，所以常寫這個‘預’，少寫那個‘豫’。”從魯迅的別名和字，說明魯迅研究領域其實還有不少有待開墾的生荒地。
而他母親那時還健康地活著，直到87歲才去世，魯迅卻比她早7年就離開了人間。魯迅的母親是鄉下人，幼小時只在私塾旁聽過一年功課，因此她不讀魯迅作品跟是不是有母愛並無必然聯繫。比如，我的家人基本上都不看我寫的文章，這絲毫不意味著我缺失母愛、妻愛、兒孫愛。至於佛洛德的那句話，也並不是普遍真理。即使魯迅沒有被母親鍾愛，又有誰能否定魯迅是“真正的成功者”呢？
魯迅的母親叫魯瑞，剛嫁到周家，魯迅的父親就中了秀才，家人都誇她有“旺夫命”，31歲即成了當家媳婦。但好景不長，5年後公公入獄，8年後丈夫去世。她生下5個子女，有兩個夭折：第三胎是個女兒，叫端姑，生下10個月即患天花死去；第五胎是個兒子，叫椿壽，6歲那年也病逝。這些變故都使魯瑞備受煎熬，感情上受到重大打擊。在眾多孩子中，魯瑞最愛的是魯迅，所以舉家北遷之後願意跟魯迅居住，魯迅離京之後她也不願跟二兒子周作人共同生活。魯迅在《〈呐喊〉自序》中描述過18歲那年離開故鄉到南京求學的情景，說當時社會上一般人認為他是走投無路，將靈魂賣給了洋鬼子。“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自便；然而伊哭了……”寥寥幾筆，既寫出了母親當時承受的巨大壓力，又寫出了母親對兒子遠行的無限眷戀。
魯迅雖然是封建禮教的叛逆者，但對母親卻極盡孝道。蔡元培先生晚年以“周子餘”為筆名，是因為他的母親姓周，以此表達對母親的愛戴。周樹人以“魯迅”為筆名，也是因為母親姓魯，同樣以此表達對母親的愛戴。如果魯迅認為他的生活中母親的席位缺失，他完全可以選擇另外一個通用筆名。魯迅在日常生活中對母親體貼入微，關懷備至。在婚姻問題上魯迅即使對母親有腹誹，甚至怨懟，但也完全屈從，就是因為他覺得身處亂世，母親身邊需要有人陪伴，自己則寧願陪著做一世的犧牲。
魯迅雖然並不否認他承受了母愛，但也認為母愛有著盲目的一面。在《華蓋集·雜感》一文中魯迅寫道：“死于敵手的鋒刃，不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這些話當然是有慨之言，有感而發。1918年5月中旬，魯迅友人許壽裳喪妻，留下了5個子女。魯迅致函弔唁。他在信中說：“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因為他們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這也道出了母愛的兩重性。
三、“衍太太”是何許人？
最近有一位博士運用佛洛依德學說研究魯迅的回憶散文集《朝花夕拾》，得出了一個驚人結論；該書《瑣記》一文中的“衍太太”在魯迅少年時代的生活中，兼具了“母親”和“情人”的雙重身份，讀後使我瞠目結舌，懷疑自己真成了“時代的落伍者”。
“衍太太”是何許人？她的人物原型是魯迅的一位叔祖母。在紹興覆盆橋周氏房族中，魯迅所屬的“智房”一系又分為“興房”“立房”“誠房”3個分支。“衍太太”就是“誠房”叔祖周子傳的太太。周子傳有一個大哥叫周子林，所以人稱“衍太太”為“二太太”，或“子傳奶奶”。魯迅一生同情婦女，但他生活中起碼有兩個厭惡的女人：一個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這從魯迅筆名“宴之敖”（宴，家字頭日字中女子底，意思是被日本女人從家裡趕出來了）中就能得到證明；另一個就是這位“衍太太”，這從魯迅的《瑣記》一文中也能得到證明。
魯迅在《華蓋集·並非閒話（三）》中寫道：“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魯迅還指出，流言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只配當作狗屁”。“衍太太”就是傷害少年魯迅的“流言家”。她教唆魯迅去偷母親的錢。魯迅說他母親沒有錢。“衍太太”又教唆他去偷家中的手飾變賣。魯迅從此不到“衍太太”那裡去了，但很快就傳出了魯迅偷家裡東西的流言，使魯迅“也仿佛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魯迅講述這一人生經歷之後接著寫道：“好，那麼，走罷！”說明他之所以要走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是因為看透了“衍太太”之流的嘴臉和心肝。
既然如此，“衍太太”怎麼又會兼具了“母親”和“情人”的雙重角色呢？這位論者的論據是：“衍太太”慫恿小孩子打鏇子（一連轉80多個圈），如果跌倒，頭上起了包，她會用燒酒調水粉，擦在疙瘩上。這種惡作劇，在這位論者的心目中，竟成了崇高母愛的流露。《瑣記》中說，父親去世後，16歲的魯迅常去找“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閑天”。這樣一句普通的話，被這位論者隱去了“或她的男人”這5個字，又把“談閑天”說成是魯迅“在潛意識中渴望與衍太太獨處的隱秘願望”。這樣一來，一個比魯迅長兩輩的老女人，就兼備了他“情人”的身份。
筆者對佛洛德學說缺乏研究，但知道魯迅對這種學說是進行了具體分析的。魯迅一方面肯定了佛洛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撕開了“正人君子”的假面，並在小說《補天》中運用這種理論塑造了女媧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批評了佛洛德的“偏執”，“只注重于性欲”，連嬰兒吃奶也歸結於性欲——須知，男嬰吃母乳，是出於食欲，並非想和異性接吻。（《南腔北調集·聽說夢》）佛洛德離開人世已經74年了。他大概不會想到，中國當代有位博士套用他的學說，觀點居然會比他更為“偏執”，以至於近乎“說夢”了。嗚呼！
四、魯迅緣何拜和尚為師?
魯迅臨終前想起了他“半個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於是寫了一篇《我的第一師父》。這位師父叫龍師父，紹興長慶寺的一位和尚。關於拜和尚為師的原因，文章是這樣解釋的：“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稀為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裡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
魯迅的母親後來補充了幾個怕魯迅養不大的理由：一是魯迅出生那天是陰曆八月初三，與灶王爺同一天生日，衝撞了神靈，而這位神靈不僅能降福，而且能降災，得罪不起。二是魯迅出生時的“衣包”質地薄，像舊時的雨具蓑衣，紹興叫作“蓑衣包”。這種新生兒十分罕見。三是魯迅出生那年是閏年。閏年出生的人，跟神仙同生日，又是蓑衣包，按迷信的說法將來會出息，但又怕養不大。拜和尚為師，表示出家做了小和尚，就可以避凶神躲惡鬼了。
紹興原有很多寺廟，如大善寺、戒珠寺、雲門寺、平陽寺、大佛寺、龍華寺、五世禪寺、爐峰禪寺、羊山石佛寺等。魯迅選擇在長慶寺拜師，主要是這裡離家近，又有點兒名氣。據說該寺始建于宋代，為紹興八大寺之一。從魯迅所住的東昌坊口往北，過塔子橋，向南走不遠就是長慶寺。
魯迅拜的那個師父叫龍師父,長慶寺的住持。他身材瘦長，待人和氣。雖受了大戒，但不恪守佛門規矩。他不僅吃葷，抽大煙，而且娶老婆，生了5個兒子。其中跟魯迅感情很好的三師兄也娶老婆，並揚言：“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哪裡來。”魯迅寫《我的第一個師父》的時候，龍師父已經去世。他估計師兄弟們後來大半都做了一寺的住持，繁衍了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然而，魯迅的估計不盡準確。龍師父和他的弟子們娶親，因為他們是“吹敲和尚”，靠“拜經懺”度日——“拜經懺”就是吹吹打打，為死者祈福，所以待遇跟一般和尚有所不同。1948年春，許廣平跟周建人等到紹興，特意尋訪了長慶寺，並見到了龍師父的孫子企祥師父——他是龍師父第四個兒子阿方師父所生。據企祥師父說，龍師父的子孫原有24人，但遭遇十分悲慘：有的是死於貧病，有的是死於戰亂，有的被地痞流氓欺辱，存活下來的只有他一人而已。
龍師父替魯迅取了一個法名，叫“長庚”，含長命百歲的之意。又送給魯迅兩件禮物：一件是用橄欖形小綢片縫製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一條懸掛著各種辟邪物的“牛繩”。至於魯迅讀佛經則跟龍師父完全無關，主要是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認識到佛教經典中包含了許多人生哲理。魯迅作品中有許多佛家語，如《野草》中的“大歡喜”“佈施”“伽藍”“火宅”“火聚”“劍樹”“牛首阿旁”……可以說，不懂佛學，就解讀不了魯迅的《野草》。拜和尚為師，開啟了魯迅和佛學的淵源。
四、魯迅別名“方老五”
魯迅有姓有名有字有小名，還有100多個筆名，這些人們已經研究得十分透徹。據我所知，僅研究魯迅筆名的專著就有好幾種。但很少為人提及的是，魯迅還有一個別名，叫作“方老五”。
這個掌故出自魯迅二弟周遐壽（作人）的《魯迅小說裡的人物》一書。該書第一部分《呐喊衍義》的第73節標題為《方玄綽》。文中寫道：“民六以後，劉半農因回應文學革命，被招到北京大學來教書，那時他所往來的大抵就是與《新青年》有關係的這些人。他也常到紹興縣館裡來。他住在東城，自然和沈尹默、錢玄同、馬幼漁諸人見面的機會很多，便時常對他們說起什麼時候來會館看見豫才，或是聽見他說什麼話。他們就挖苦說是像《儒林外史》裡那成老爹，老是說那一天到方家去會方老五，後來因此一轉便把方老五當作魯迅的別名，一個時期裡在那幾位口頭筆下（信劄），這個名稱用得頗多的。”周作人的上述回憶是研究魯迅和研究《儒林外史》傳播史的珍貴資料，但還有一些有待補充說明的地方。
周作人1917年4月1日從紹興到北京，在北京大學文科任教，跟魯迅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對其兄的情況當然瞭若指掌。更何況“方老五”這個別名用了“一個時期”，不僅出諸友人口頭，而且見諸友人書簡，應該是不會有錯的。不過，我手頭有一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鉛印本，依據的是嘉慶八年（1803）臥閑草堂的線裝本——這是現存《儒林外史》的最早刻本，書中卻沒有出現“方老五”這個人物，一時令我費解。
經查閱，《儒林外史》中有關成老爹的故事，見諸該書第46回《三山門賢人餞別，五河縣勢力熏心》和第47回《虞秀才重修元武閣，方鹽商大鬧節孝祠》。小說中的成老爹酒糟臉，花白鬍鬚，是一個“勢力熏心”的小人，以做仲介人（當時叫“行頭”）為職業，撮合一些生意（比如買賣田地），以賺取傭金。當時五河縣的虞華軒家道衰敗，而方老六家卻是暴發戶。成老爹趨炎附勢，常常把出入方家掛在口頭，結果被虞華軒狠狠地捉弄了一番。
劉半農跟周作人一樣，也是1917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但由於他沒有博士頭銜，留美背景，頗被胡適等小覷，教書是在預科，心中有一股悶氣。他接觸多的同事，是錢玄同、沈尹默、馬幼漁等人。劉半農當年26歲，待人真誠，愛好廣泛，談吐詼諧，深為周氏兄弟賞識。劉半農對周氏兄弟也深懷敬意。不過他到紹興縣館造訪，恐怕最初是拜訪周作人，因為魯迅當時在教育部任職，直到1920年8月才到北京大學兼職。由於劉半農常說起拜訪周氏兄弟，無意間可能流露出自炫之情，所以朋友們戲稱他為“成老爹”，周作人因此成了“方老六”。魯迅是周作人的長兄，自然也就成了“方老五”。
劉半農跟他的朋友之間互取綽號，純屬玩笑，不能較真，更不能跟比擬的人物一一對號。比如沈尹默遇事沉著穩重，朋友們就戲稱他為“鬼穀子”。馬幼漁是鄞縣人，姓馬，劉半農給他寫信就直書“鄞縣馬廄”。劉半農原是鴛鴦蝴蝶派作家，言談間流露羡慕“紅袖添香”的語氣，周作人和錢玄同就將他的號改為“半倫”，內含缺失倫理道德之意，劉半農也並不在意。1934年劉半農英年早逝，周作人為他撰寫了墓誌，魯迅為他撰寫了回憶散文《憶劉半農君》，緬懷他們之間長達17年的友誼。
正因為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一個“方老五”的別號，所以1922年6月他創作小說《端午節》時就把主人公的名字確定為“方玄綽”。這位主人公的一些觀點和經歷也跟魯迅相似。周作人認為，“方玄綽”的姓跟“方老五”有關，而名字卻沒有什麼意義。這種看法自然有他的依據。不過，“玄”有不容易理解的意思；“綽”有外號的意思。也許是說 “方老五”這個外號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吧。當然，這僅僅是我的一種推測。
周作人的回憶中還提到“豫才”，這是魯迅的字。魯迅初字豫山，因與“雨傘”諧音，後改為豫才。但魯迅書寫時常將“豫才”寫為“預才”。一般人認為“豫”與“預”是通假字，都含有“事前有所準備”的意思，並不深究。其實這種改寫體現了魯迅謙虛進取的精神。魯迅說：“這兩個字原是一樣的，但在我是兩樣的。我的家長為我取名，是希望我成為豫章之才（豫章是佳木，比喻傑出人才），而我現在還在預備著，所以常寫這個‘預’，少寫那個‘豫’。”從魯迅的別名和字，說明魯迅研究領域其實還有不少有待開墾的生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