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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公益|民間調研:中企在緬甸為何遭遇政治化傾向?

走出去智庫觀察

緬甸是保障中國從陸上連接印度洋最重要的戰略通道, 除麻六甲海峽以外, 緬甸是中國從中東進口石油的必經之地,

亦是“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國家。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 昂山素季5月赴京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表示將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但萬眾矚目的大型水電站項目復工依然未獲實質進展。 另外, 中國作為緬甸第一大交易夥伴, 2016年雙邊貿易額122.8億美元, 同比下降18.6%。

是什麼阻礙中緬投資升溫?緬甸民眾如何看待中國在緬甸投資的專案?近日, 緬甸聯合譯評社組織赴緬青年學人針對緬甸一線調研情況進行研討, 通過這些草根調研, 中企投資者可以管窺緬甸民眾對中國投資、中國企業的真實態度。

作為中國首家服務於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實務智庫, 走出去智庫(CGGT)讚賞青年學人們深入各東道國一線調研的實幹精神,

為研討會成功召開提供了經費支持。

要 點

1、緬甸城市基礎設施老化, 需要升級換代。

2、中國是緬甸第一大投資存量國, 也是緬甸最重要的援助國和貿易物件之一。 自密松專案擱置以來, 中國專案在緬甸遭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化傾向。

3、緬甸民間針對中國企業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 在同等條件下日本企業獲得項目的支援度會更高。

4、緬甸人的很多習慣是從寺廟習得的。 寺廟是社區的公共空間, 社會行為與寺廟相關, 例如一些大型專案移民社區工作通過寺廟溝通。

正 文

發展實踐者眼中的緬甸是什麼樣子的?

分享人:謝文泓

從2014年開始, 謝文泓隻身深入東南亞多國社區, 並開始關注湄公河流域環境和法律以及跨國公司對當地的影響。

希望能把社區聲音帶到企業決策, 尤其是商業機構如何參與衝突與和平進程。

關鍵字:外資/經濟影響因素/發展金融/能源/環評

▲3年來, 緬甸主要城市——仰光的房地產業發展迅猛, 在香格里拉飯店周圍基礎設施建設比比皆是。 然而每到雨季, 仰光內澇嚴重, 雖然有市政人員疏通, 但也反映了城市的基礎設施老化, 需要升級換代。

▲這是皎漂的碼頭。 當地人對中國在若開的投資對當地的經濟、環境以及衝突等方面可能帶來的影響非常關心, 而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若開邦對基礎設施聯通也感興趣,希望把這裡打造為連結“一帶一路”南亞與東南亞的貿易之橋。

▲這是萊比塘銅礦周圍的尾礦,村民挖來附近銅礦尾礦庫廢渣,然後放入水池和硫酸混合把剩餘的銅浸出。 然後加入錫質的能量飲料罐,引起化學反應,其中鐵(錫)取代溶液中的銅。 該過程需要10-20天才能完成,將富集的銅沉澱物置於有毒的水池中。 附近的村民再把沉澱的銅手工收集並發送到附近的冶煉以提取銅,然後把粗煉的銅出售給當地的和中國來的中間商。

▲作為一個發展實踐者,在緬甸不可回避的一個話題就是“和平與發展”。這是仰光街頭的塗鴉,用英語向全世界告知緬甸對“民族和解”的期望。

在緬甸的發展實踐者們都在幹些什麼?

分享者:姚穎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系博士候選人,常年走訪於緬甸的山間與街頭、學界和廟堂,這次通過視頻連線與我們分享的是她與康奈爾大學的張友誼博士的最新研究——Public Perception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Myanmar: A Survey Experimental Approach

中國是緬甸第一大投資存量國,也是緬甸最重要的援助國和貿易物件之一。自密松專案擱置以來,中國專案在緬甸遭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化傾向。緬甸本地和國際上一些媒體和自媒體掌握話語主導權,聚焦於少數重大專案,並塑造出關於中國在緬企業的刻板印象。但緬甸普通民眾針對一般中國企業的真實態度和想法到底如何,他們如何比較中國企業與其他國家企業(特別是可比性較強的日本企業),以及他們更期待中國企業以何種方式介入緬甸等,目前學界、商界和政策界仍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回答上述問題,並期待為在緬中國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第一手資料和分析參考。

▲ 本研究於2017年4月-6月開展,通過40名仰光大學國際關係系本科生,回收近1000份問卷。近1000名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不同組別,每個組別參與者閱讀到描述不同投資專案資訊的假新聞,並對一系列問題做出反應。我們以此比較不同組別對於不同類型的外來投資項目的差別。本研究覆蓋全緬50多個鎮(township)及除克耶邦之外所有的省邦,主要集中在仰光、內比都、曼德勒三大都市圈,女性參與者比例高於男性,評價年齡約為36歲,總體而言可以代表緬甸都市年輕群體的觀點。

本研究有以下初步結論:

第一,無論是來自哪國、何種類型企業,參與調研的緬甸民眾中支持外資專案的比例均高於反對外資專案的比例,這可以看出緬甸民眾對於引進外資和經濟發展的期待和渴求;

第二,緬甸民眾對於中國企業的認知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分具體情況,區別看待。當中國企業將當地合作夥伴從軍方裙帶企業轉到私人企業、將社區接觸戰略從依靠政府間接觸到直接與社區溝通對話,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企業專案的支援度會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第三,針對中國企業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在同等條件下日本企業項目的支援度會更高;

第四,在涉及到與中國的戰略合作關係時,受訪民眾對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度較高,但對於資源類項目合作仍持保守態度。”

康奈爾大學張友誼博士在演講

分享者:蔡菲菲

蔡菲菲目前在社會資源研究所農業與發展研究中心進行農業企業海外負責任投資方向的研究。在完成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社會責任與NGO參與:以緬甸萊比塘銅礦項目為例》後,她又開啟了新一趟緬甸之旅。

剛剛過去的8月,社會資源研究所(SRI)在美國公誼會的支援下,為開展“在緬中資企業應對社會和環境風險能力的基線研究”項目,赴緬甸開展為期10天的實地調研。調研旨在對在緬中資企業應對社會和環境風險的意識和能力進行瞭解,以探索改善中企聲譽和形象的路徑。

在實地調研期間,SRI共對12家中資企業和3家NGO(緬甸和國際)進行訪談,受訪企業中有10家為國有企業和2家民營企業,涉及礦業、水電、基礎設施、能源以及農業。這項調研的分析和總結計畫於10月對外分享,敬請期待。在這項研究的基礎上,SRI將會繼續探索可能的路徑,以推動在緬中資企業與社區能夠建立良性的合作關係。

SRI在臘戍走訪的一家農業企業的基地

分享者:馬倩儒

我所在的機構叫全球環境研究所(GEI),我們目前在緬甸,一方面通過促成中緬政府間的林業合作,推動木材貿易的合法性,同時在政府和企業層面促進雙方在竹產業發展,包括行業規劃和技術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我們也側重於通過促成中國對緬的氣候援助、開展社區層面的保護與生計發展示範,以及探索可再生能源規劃等,幫助緬甸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生態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相聚於北京的我們,又在想些什麼呢?

話題一:建立能力,或者建立信心

問:談論緬甸的當地智慧,不得不考慮宗教對社會文化的影響,請問要如何理解佛教對緬甸的影響?

范伊伊:緬甸人的很多習慣是從寺廟習得的。寺廟是社區的公共空間,社會行為與寺廟相關,例如一些大型專案移民社區工作通過寺廟溝通。寺廟還是提供志願服務的場所,例如自然災害發生時的救援、避難等工作,都是以寺廟為據點展開,孕育了緬甸社會的自我救助能力。根據World Giving Index研究,緬甸的社會捐獻指數位居世界第一,註冊志願者占比和人均志願服務時長也處於前列。所以在當地開展志願者相關的援助時,不能忽視這個當地的情況。

李晨妹:我在埃塞/貝南的研究可以運用於觀察緬甸和其他發展組國家。我在實地調研前,聽到的評價基本上是‘對青年失望,無法改變現狀,對當地智慧失望等’,實地調研後對建立能力的效果表示震驚。舉個例子,西非貝南政府官員主要是留學歸國的官三代,歸國後快速引進國際的資源,迅速推進當地發展。為解決勞工薪酬過高問題,實現三個月通過經濟特區內公民不許罷工的法律。非洲人“低效”的印象被“貝南速度”打破。此外,實地調研後對‘建立信心’的再認識:非洲人被質疑的時間太久了,很難在短時間內建立自信心。實際上外部投資或者資助對非洲的改變很小,但是當企業在當地建立起來的時候,自信心也隨之恢復。

王令齊:剛剛的討論其實包括了寺廟的作用和宗教約束行為兩方面的內容。寺廟一般是緬族地區社區的中心和公共空間,這與傳統上宗祠、村廟在潮汕地區扮演的角色類似;這一功能在緬族、撣族的海外移民社區中也有體現。至於佛教與捐助行為的問題,緬族的人際關係相當程度上建立在功德及其帶來的世俗威信(權威,Ozar)之上。除去對佛教教義的信仰之外,緬甸的許多其他民間信仰,包括術數、靈媒等也有著對民眾行為的約束作用。當然,除去各類信仰,緬甸民間慈善活動的發達還與08年“納爾吉斯”颶風後政府救災缺位有關,在那次風災之後,民眾自發救災的行為客觀上推動了當地公民組織的發展。

謝文泓:解決貧困問題是通過依靠有專業技能的援助專家去執行一個援助專案;還是通過賦予技能,釋放當地能力,激發當地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緬甸也可以看到這個衝突。緬甸很多新出臺的法律規範都是在境外機構説明下設計的,附帶了每個機構自身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但是機構的導向不一樣,機構間的矛盾衝突導致資源的浪費和發展資源配置效低下。應該如何協調這些不同意識形態發展模式在當地的專案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話題二:在北京研究緬甸 vs 在緬甸研究緬甸

問:在緬甸研究緬甸到底是什麼感覺?既然當地智慧這麼重要,那我們在北京幹什麼?

謝文泓:當你的雙腳在(當地)這片土地上時,直觀地感受到複雜感。因為有各種各樣牽扯到各種各樣的行為體,對社會結構有跟全面的把握。

張友誼:在當地,可以時刻感受到緬甸形勢的改變。但需要在北京討論和尋找如何把中國國內資源和緬甸當地資源結合在一起的辦法。例如我們現在正在委託緬甸的仰光政治學院開展調研活動,至少我看來中國和緬甸智庫、大學等研究資源是可以進一步整合的。

胡劍龍:我在印度做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新媒體市場開發。我在印度也有同樣的感受,越是在一個地方呆的久,就越是不瞭解當地。

孫天舒:作為發展實踐者,要明白外部提供的需求和當地實際需求存在差別。所以需要從田野中吸取經驗,以及從田野中獲取對當地失望的預期。比如為印度農村提供太陽能供電的小型冰箱專案,外部援助者認為畜牧業為主的地區需要製冷存放裝置,但是實際上當地的習慣是隨用隨取,或者簡單加工成能存儲的乳製品。

李博倫:其實這是一個關於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問題的討論。在一些宏觀政策不能落地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思考是否可以通自下而上的方式?比如根植于所在社區的青年人和公益類組織的創新。但是這樣的本土項目很難成功。可能的原因是缺乏資源,以及缺少具體指導實踐的計畫。所以我們Diinsider希望做這樣的對接工作。

話題三:援助者和投資者在緬甸的困境:在施予和受援之間

問:我從緬甸調研回來得到了一些負面評價。有一種觀點是,緬甸人不知道感恩回報。所以我想問緬甸人是否有中國人的知恩圖報的心理?當地究竟需不需援助?以及需要什麼方式的援助?這麼一個複雜的國家中,有沒有一個合理的路徑分析、理解這一問題?

謝文泓:之所以得出“不知回報”的結論,是因為一些“援助項目”其實只是和當地精英打交道,不瞭解當地權力結構。慈善專案忽略思考專案是否會惠及當地的問題。我的採訪對象中,絕大多數都是對中國“接地氣”專案的感激的。所以,援助本身不會遭到反感。援助中的姿態是主要的問題。在緬甸的之前的基建遺產導致的負面印象固化,以致當地人抗議基建專案。需要理解對方的痛苦。比如,與援助方的共情能力。

范伊伊:姚穎和友誼的研究其實已經說明了,中國企業一開始就處於輿論負面一方。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在中國在緬開展的“援助”之所以得到的效果不如人意,是因為沒有扭轉“原罪”的狀態?

王令齊:與其說是“中國”企業的原罪,其實更可能是權貴與資本巨頭的原罪,以及普通民眾對巨頭的警惕與抵觸對過去常與巨頭們“出雙入對”的中資企業造成了一些阻力。仰光街頭熱銷的小報上刊發的陰謀論文章和政治家家產“起底”,街頭巷尾一些關於巨頭們的八卦閒談都或多或少地表明瞭這種警惕與抵觸情緒的存在。可以參照臺灣的情形來理解:資本巨頭在不同的政權之間遊刃有餘,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而其也的確成為了不同“風口”中的最大獲益者。但這也引發了民間的諸多不滿。

另外,許多中國人帶著原生論的偏見在國外工作,習慣給當地人貼上各種標籤,動輒上升到人種差異;類似“老緬人就是懶”之類的論調隨處可見。但其實兩國文化有著諸多共通之處,無論是在地文化還是全球化時代進入的西方文化。與此同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兩國間深入交流的管道極為有限,國內對當地的許多瞭解其實來自於西方的研究資料。但由於立場、語境的差異,對許多資料的誤讀可能置中方於被動境地之中。

姚穎:我不贊同說緬甸人低感恩度。緬甸人不吃牛肉,因為70%的人口從事農業,他們視牛為恩人。認為緬甸人對中企項目(CSR,醫院、學校等)不感興趣也是一種誤解。首先,我的研究發現反對的聲音不過半數;其次即使反對,也是反對一些沒有事前諮詢,或者不考慮緬甸當地的需求,也不過問執行中問題和漏洞,一味主觀設計、執行的專案。在我看來,緬甸民眾欣喜於已有的發展,渴望現代化的生活;但是問題在於民眾不是最終的受益方,需要更平衡、惠及民眾的發展專案。

記錄員志願者:呂昊

機構簡介

緬甸聯合譯評社長期推送來自學術圈、政策圈、嚴肅媒體、各大智庫等英/緬文時評摘譯,提供全球緬甸研究的前沿學者對緬時事的深入剖析。

走出去智庫全球領先的法律、投行、稅收籌畫、專案估值、銀行保險、人力資源、風險管理、公共關係專家可以為中國企業境外投資並購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如有需要,可給我們(cggthinktank)留言“公司+姓名+職位+手機號碼+企業郵箱+需求”,獲得專家幫助。

走出去智庫(CGGT)

不談大道理,只講乾貨。國內外一流投行、法律、會計、風險管理、銀行/保險、品牌、人力資源、估值、境外資訊情報和資料管理9個領域的專業人士連袂。走出去一站式專業實務和資料資訊平臺,企業跨境投資並購智囊團。更多資訊請訪問:www.cggthinktank.com

而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若開邦對基礎設施聯通也感興趣,希望把這裡打造為連結“一帶一路”南亞與東南亞的貿易之橋。

▲這是萊比塘銅礦周圍的尾礦,村民挖來附近銅礦尾礦庫廢渣,然後放入水池和硫酸混合把剩餘的銅浸出。 然後加入錫質的能量飲料罐,引起化學反應,其中鐵(錫)取代溶液中的銅。 該過程需要10-20天才能完成,將富集的銅沉澱物置於有毒的水池中。 附近的村民再把沉澱的銅手工收集並發送到附近的冶煉以提取銅,然後把粗煉的銅出售給當地的和中國來的中間商。

▲作為一個發展實踐者,在緬甸不可回避的一個話題就是“和平與發展”。這是仰光街頭的塗鴉,用英語向全世界告知緬甸對“民族和解”的期望。

在緬甸的發展實踐者們都在幹些什麼?

分享者:姚穎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系博士候選人,常年走訪於緬甸的山間與街頭、學界和廟堂,這次通過視頻連線與我們分享的是她與康奈爾大學的張友誼博士的最新研究——Public Perception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Myanmar: A Survey Experimental Approach

中國是緬甸第一大投資存量國,也是緬甸最重要的援助國和貿易物件之一。自密松專案擱置以來,中國專案在緬甸遭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化傾向。緬甸本地和國際上一些媒體和自媒體掌握話語主導權,聚焦於少數重大專案,並塑造出關於中國在緬企業的刻板印象。但緬甸普通民眾針對一般中國企業的真實態度和想法到底如何,他們如何比較中國企業與其他國家企業(特別是可比性較強的日本企業),以及他們更期待中國企業以何種方式介入緬甸等,目前學界、商界和政策界仍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回答上述問題,並期待為在緬中國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第一手資料和分析參考。

▲ 本研究於2017年4月-6月開展,通過40名仰光大學國際關係系本科生,回收近1000份問卷。近1000名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不同組別,每個組別參與者閱讀到描述不同投資專案資訊的假新聞,並對一系列問題做出反應。我們以此比較不同組別對於不同類型的外來投資項目的差別。本研究覆蓋全緬50多個鎮(township)及除克耶邦之外所有的省邦,主要集中在仰光、內比都、曼德勒三大都市圈,女性參與者比例高於男性,評價年齡約為36歲,總體而言可以代表緬甸都市年輕群體的觀點。

本研究有以下初步結論:

第一,無論是來自哪國、何種類型企業,參與調研的緬甸民眾中支持外資專案的比例均高於反對外資專案的比例,這可以看出緬甸民眾對於引進外資和經濟發展的期待和渴求;

第二,緬甸民眾對於中國企業的認知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分具體情況,區別看待。當中國企業將當地合作夥伴從軍方裙帶企業轉到私人企業、將社區接觸戰略從依靠政府間接觸到直接與社區溝通對話,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企業專案的支援度會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第三,針對中國企業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在同等條件下日本企業項目的支援度會更高;

第四,在涉及到與中國的戰略合作關係時,受訪民眾對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度較高,但對於資源類項目合作仍持保守態度。”

康奈爾大學張友誼博士在演講

分享者:蔡菲菲

蔡菲菲目前在社會資源研究所農業與發展研究中心進行農業企業海外負責任投資方向的研究。在完成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社會責任與NGO參與:以緬甸萊比塘銅礦項目為例》後,她又開啟了新一趟緬甸之旅。

剛剛過去的8月,社會資源研究所(SRI)在美國公誼會的支援下,為開展“在緬中資企業應對社會和環境風險能力的基線研究”項目,赴緬甸開展為期10天的實地調研。調研旨在對在緬中資企業應對社會和環境風險的意識和能力進行瞭解,以探索改善中企聲譽和形象的路徑。

在實地調研期間,SRI共對12家中資企業和3家NGO(緬甸和國際)進行訪談,受訪企業中有10家為國有企業和2家民營企業,涉及礦業、水電、基礎設施、能源以及農業。這項調研的分析和總結計畫於10月對外分享,敬請期待。在這項研究的基礎上,SRI將會繼續探索可能的路徑,以推動在緬中資企業與社區能夠建立良性的合作關係。

SRI在臘戍走訪的一家農業企業的基地

分享者:馬倩儒

我所在的機構叫全球環境研究所(GEI),我們目前在緬甸,一方面通過促成中緬政府間的林業合作,推動木材貿易的合法性,同時在政府和企業層面促進雙方在竹產業發展,包括行業規劃和技術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我們也側重於通過促成中國對緬的氣候援助、開展社區層面的保護與生計發展示範,以及探索可再生能源規劃等,幫助緬甸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生態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相聚於北京的我們,又在想些什麼呢?

話題一:建立能力,或者建立信心

問:談論緬甸的當地智慧,不得不考慮宗教對社會文化的影響,請問要如何理解佛教對緬甸的影響?

范伊伊:緬甸人的很多習慣是從寺廟習得的。寺廟是社區的公共空間,社會行為與寺廟相關,例如一些大型專案移民社區工作通過寺廟溝通。寺廟還是提供志願服務的場所,例如自然災害發生時的救援、避難等工作,都是以寺廟為據點展開,孕育了緬甸社會的自我救助能力。根據World Giving Index研究,緬甸的社會捐獻指數位居世界第一,註冊志願者占比和人均志願服務時長也處於前列。所以在當地開展志願者相關的援助時,不能忽視這個當地的情況。

李晨妹:我在埃塞/貝南的研究可以運用於觀察緬甸和其他發展組國家。我在實地調研前,聽到的評價基本上是‘對青年失望,無法改變現狀,對當地智慧失望等’,實地調研後對建立能力的效果表示震驚。舉個例子,西非貝南政府官員主要是留學歸國的官三代,歸國後快速引進國際的資源,迅速推進當地發展。為解決勞工薪酬過高問題,實現三個月通過經濟特區內公民不許罷工的法律。非洲人“低效”的印象被“貝南速度”打破。此外,實地調研後對‘建立信心’的再認識:非洲人被質疑的時間太久了,很難在短時間內建立自信心。實際上外部投資或者資助對非洲的改變很小,但是當企業在當地建立起來的時候,自信心也隨之恢復。

王令齊:剛剛的討論其實包括了寺廟的作用和宗教約束行為兩方面的內容。寺廟一般是緬族地區社區的中心和公共空間,這與傳統上宗祠、村廟在潮汕地區扮演的角色類似;這一功能在緬族、撣族的海外移民社區中也有體現。至於佛教與捐助行為的問題,緬族的人際關係相當程度上建立在功德及其帶來的世俗威信(權威,Ozar)之上。除去對佛教教義的信仰之外,緬甸的許多其他民間信仰,包括術數、靈媒等也有著對民眾行為的約束作用。當然,除去各類信仰,緬甸民間慈善活動的發達還與08年“納爾吉斯”颶風後政府救災缺位有關,在那次風災之後,民眾自發救災的行為客觀上推動了當地公民組織的發展。

謝文泓:解決貧困問題是通過依靠有專業技能的援助專家去執行一個援助專案;還是通過賦予技能,釋放當地能力,激發當地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緬甸也可以看到這個衝突。緬甸很多新出臺的法律規範都是在境外機構説明下設計的,附帶了每個機構自身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但是機構的導向不一樣,機構間的矛盾衝突導致資源的浪費和發展資源配置效低下。應該如何協調這些不同意識形態發展模式在當地的專案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話題二:在北京研究緬甸 vs 在緬甸研究緬甸

問:在緬甸研究緬甸到底是什麼感覺?既然當地智慧這麼重要,那我們在北京幹什麼?

謝文泓:當你的雙腳在(當地)這片土地上時,直觀地感受到複雜感。因為有各種各樣牽扯到各種各樣的行為體,對社會結構有跟全面的把握。

張友誼:在當地,可以時刻感受到緬甸形勢的改變。但需要在北京討論和尋找如何把中國國內資源和緬甸當地資源結合在一起的辦法。例如我們現在正在委託緬甸的仰光政治學院開展調研活動,至少我看來中國和緬甸智庫、大學等研究資源是可以進一步整合的。

胡劍龍:我在印度做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新媒體市場開發。我在印度也有同樣的感受,越是在一個地方呆的久,就越是不瞭解當地。

孫天舒:作為發展實踐者,要明白外部提供的需求和當地實際需求存在差別。所以需要從田野中吸取經驗,以及從田野中獲取對當地失望的預期。比如為印度農村提供太陽能供電的小型冰箱專案,外部援助者認為畜牧業為主的地區需要製冷存放裝置,但是實際上當地的習慣是隨用隨取,或者簡單加工成能存儲的乳製品。

李博倫:其實這是一個關於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問題的討論。在一些宏觀政策不能落地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思考是否可以通自下而上的方式?比如根植于所在社區的青年人和公益類組織的創新。但是這樣的本土項目很難成功。可能的原因是缺乏資源,以及缺少具體指導實踐的計畫。所以我們Diinsider希望做這樣的對接工作。

話題三:援助者和投資者在緬甸的困境:在施予和受援之間

問:我從緬甸調研回來得到了一些負面評價。有一種觀點是,緬甸人不知道感恩回報。所以我想問緬甸人是否有中國人的知恩圖報的心理?當地究竟需不需援助?以及需要什麼方式的援助?這麼一個複雜的國家中,有沒有一個合理的路徑分析、理解這一問題?

謝文泓:之所以得出“不知回報”的結論,是因為一些“援助項目”其實只是和當地精英打交道,不瞭解當地權力結構。慈善專案忽略思考專案是否會惠及當地的問題。我的採訪對象中,絕大多數都是對中國“接地氣”專案的感激的。所以,援助本身不會遭到反感。援助中的姿態是主要的問題。在緬甸的之前的基建遺產導致的負面印象固化,以致當地人抗議基建專案。需要理解對方的痛苦。比如,與援助方的共情能力。

范伊伊:姚穎和友誼的研究其實已經說明了,中國企業一開始就處於輿論負面一方。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在中國在緬開展的“援助”之所以得到的效果不如人意,是因為沒有扭轉“原罪”的狀態?

王令齊:與其說是“中國”企業的原罪,其實更可能是權貴與資本巨頭的原罪,以及普通民眾對巨頭的警惕與抵觸對過去常與巨頭們“出雙入對”的中資企業造成了一些阻力。仰光街頭熱銷的小報上刊發的陰謀論文章和政治家家產“起底”,街頭巷尾一些關於巨頭們的八卦閒談都或多或少地表明瞭這種警惕與抵觸情緒的存在。可以參照臺灣的情形來理解:資本巨頭在不同的政權之間遊刃有餘,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而其也的確成為了不同“風口”中的最大獲益者。但這也引發了民間的諸多不滿。

另外,許多中國人帶著原生論的偏見在國外工作,習慣給當地人貼上各種標籤,動輒上升到人種差異;類似“老緬人就是懶”之類的論調隨處可見。但其實兩國文化有著諸多共通之處,無論是在地文化還是全球化時代進入的西方文化。與此同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兩國間深入交流的管道極為有限,國內對當地的許多瞭解其實來自於西方的研究資料。但由於立場、語境的差異,對許多資料的誤讀可能置中方於被動境地之中。

姚穎:我不贊同說緬甸人低感恩度。緬甸人不吃牛肉,因為70%的人口從事農業,他們視牛為恩人。認為緬甸人對中企項目(CSR,醫院、學校等)不感興趣也是一種誤解。首先,我的研究發現反對的聲音不過半數;其次即使反對,也是反對一些沒有事前諮詢,或者不考慮緬甸當地的需求,也不過問執行中問題和漏洞,一味主觀設計、執行的專案。在我看來,緬甸民眾欣喜於已有的發展,渴望現代化的生活;但是問題在於民眾不是最終的受益方,需要更平衡、惠及民眾的發展專案。

記錄員志願者:呂昊

機構簡介

緬甸聯合譯評社長期推送來自學術圈、政策圈、嚴肅媒體、各大智庫等英/緬文時評摘譯,提供全球緬甸研究的前沿學者對緬時事的深入剖析。

走出去智庫全球領先的法律、投行、稅收籌畫、專案估值、銀行保險、人力資源、風險管理、公共關係專家可以為中國企業境外投資並購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如有需要,可給我們(cggthinktank)留言“公司+姓名+職位+手機號碼+企業郵箱+需求”,獲得專家幫助。

走出去智庫(CG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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