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郭沫若故居

目前我國有兩處郭沫若故居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一處位於北京什刹海前海西岸， 一處位於四川省樂山市沙灣區。

北京郭沫若故居， 現為郭沫若紀念館， 地處北京市西城區前海西街18號， 東臨什刹海， 南望北海公園靜心齋。 1965年， 北京市調整路名和門牌號以前， 這裡原為 “西河沿8號”。 紀念館占地7000平方米， 建築面積2280平方米， 大門坐西朝東， 門匾“郭沫若故居”為鄧穎超1982年9月題寫。 1982年被列入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

郭沫若紀念館所在地前身是清代和砷的王府花園， 後因和砷被抄， 花園遂廢。 同治年間， 此處成為恭親王的草料場和馬廄。 民國時， 恭親王後代把此地專賣給達仁堂樂家藥鋪作為宅院。

新中國成立以後， 這裡先是蒙古人民共和國駐華大使館館舍， 後由宋慶齡同志居住。 1963年郭沫若由西四大院胡同5號遷入， 直到1978年6月病逝， 在這裡度過了他一生最後的15年。

郭沫若逝世以後，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于1979年遷入本院， 隨後不久醞釀組成了“郭沫若紀念館籌備小組”。 1982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把郭沫若這個晚年的居住地定名為“郭沫若故居”， 同年8月經國務院批准， “郭沫若故居”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82年11月16日， 郭沫若誕辰90周年時， “郭沫若故居”舉行定名揭幕儀式， 同時舉辦了短期的郭沫若生平展。 1988年6月12日， 在紀念郭沫若逝世10周年之際， “郭沫若故居”正式對外開放， 由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全國雕塑規劃小組共同建造的郭沫若全身銅像在故居的草坪上落成， 國家副主席王震為之揭幕。

1992年， 北京市政府命名“郭沫若故居”為“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 （現更名為“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將“郭沫若故居”更名為“郭沫若紀念館”。

2000年5月， 郭沫若紀念館經過一年的維修重新開館， 各展室陳列品做了大幅調整， 更加方便遊人從不同角度瞭解這位20世紀文化名人的一生。

故居結構

紀念館大門上方懸掛著鄧穎超題寫的“郭沫若故居”金字牌匾， 大門對面是磚砌照壁， 大門內有一座小土丘。 　

郭沫若故居的院子是不規則形狀， 前院有兩座小山， 居住的院落位於院子的北部， 是一個二進的四合院。 前院中有一棵高大的銀杏樹，

大門是垂花門， 進入大門後是由正房、東西廂房組成的院落， 正房與東西廂房都有簷廊， 還有抄手遊廊將簷廊銜接起來。 前排正房分別是客廳、辦公室、臥室， 穿過小月季園， 後排正中是郭沫若夫婦研磨書法的地方， 它們都依舊保持著郭沫若在世時的狀況。 東西廂房及後排東房為生平陳列室， 展示這位詩人、學者兼戰士的一生及其在文學、歷史、考古、翻譯等領域中的成就和為和平運動所作的貢獻。

從正房西側的耳房可以進入由後罩房以及東西暖廊組成的裡院。

裡院的暖廊把正房的後簷廊， 和後罩房的前簷廊連接起來， 並用窗戶將靠外的一側封閉， 窗戶下面安裝暖氣，形成全室內的環境。

紀念館現藏有郭沫若生前大量著譯手稿的原件及研究工作所用的書籍，特別是一批有關《管子》研究的線裝書很有價值。

故居看點

四合院

故居裡住過的名人真不少 這裡是什刹海、後海、胡同遊的起點，門外街兩旁一溜排開的黃包車天天在此熱鬧地守候著，車夫們用地

道的京片子招徠來往的顧客。如果你不小心從街中那面大影壁的東側走過的話，你可能不會留意到影壁西面對著的那一扇不大的垂花門，門楣上寫著“郭沫若故居”幾個大字。

它是一座大型四合院，清乾隆年間曾是和珅的花園，到了咸豐、同治年間，是恭親王的馬號。清朝亡後，達仁堂樂家藥鋪的樂松山住在裡面。新中國成立之初，樂氏家人把包括這所庭院在內的一批財產捐贈給了新生的共和國。隨即，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館被安排在這裡。接著，宋慶齡、郭沫若分別在此工作居住過。

和珅花園也好，恭王府也好，並未在院落留下任何特別的建築，只有大門西南方向一眼樂家用過的水井是恭王府留下的遺物。隨著城市現代化的腳步，昔日的水井早被覆蓋廢棄了，直到2000年春天才被紀念館修復，重見天光，成為這座庭院歷史變遷的見證。

步入郭沫若紀念館庭院，草坪上郭沫若全身銅像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司徒兆光創作的。銅像神情怡然，似在小憩，又似沉思。郭沫若紀念館館長郭平英介紹說，郭老生前也愛在院子裡這樣坐坐、看看。為了塑造出這一尊銅像，司徒花了三年時間研究資料、徵求意見，並且別具匠心地把塑像放在院落裡而不是進門入口。因為郭老生前最愛銀杏樹，將塑像放在銀杏樹下，銅像才像活了一般，為紀念館增添了一種詩意。另外，在院落裡一對雕刻生動的石獅子蹲坐在樹下，為草坪增添了幾分新奇和活力。垂花門前兩口不成對的銅鐘與兩株古柏相伴為伍，稍高的一隻鑄于明天順元年，另一隻鑄於清乾隆年二年。石獅、鐘都是郭沫若生前的收藏。

銀杏樹　

郭沫若親手種的“媽媽樹”與主人心有靈犀 郭沫若喜歡這座院子，直到現在，我們走在裡面仍然能感覺到他的喜歡。進了院門往左一拐，首先就能看

見一株漂亮的銀杏樹，這是郭先生的“媽媽樹”。其實這裡滿院都能看見銀杏樹，到了秋天，金黃燦燦的樹葉在枝頭迎著秋陽散射出柔和溫暖的光芒。郭沫若喜歡銀杏樹，因為他覺得銀杏的樹幹端正挺勁、獨立不倚，它美，卻美得低調。那為什麼“媽媽樹”最特別呢？因為它有著不尋常的故事。那是1954年的春天，女主人于立群患了重病需要去外地治療，在她離開北京的第二天，郭老帶著孩子們從西郊大覺寺移回一棵只有手腕粗細的銀杏樹苗，種在大院胡同5號院裡。郭老為它起了“媽媽樹”這個名字，寓有“孩子們少不了媽媽”的深意，希望妻子頑強地經受住疾病的磨難，早些回到孩子們和自己身邊來。後來搬家，郭老也把樹移植到了現在的四合院裡。

1979年2月，郭老逝世未滿一年，身體一直虛弱的于立群老人不幸也相繼病故。第二年，“媽媽樹”仿佛知道主人去世，決心要隨他們而去一般，大病一場，瀕臨枯槁，樹皮整片整片地暴裂，緩了好幾年，又漸漸生出新樹皮來。想不到10年後竟然又遭劫難，在一場暴風雨裡被刮斷了主枝，但其生機依然不減。鎮館之寶

郭沫若故居中客廳、辦公室、臥房幾間屋子參觀者只能隔窗參觀。裡面的擺設和陳列與郭沫若生活在這裡時一模一樣。

客廳，沙發呈馬蹄形排列。郭沫若習慣坐的位置是鋼琴前的單人沙發，這是因為他雙耳幾近失聰，左耳借助助聽器，功能略好一些，客人就坐在他的左側。沙發後面的背景是中國著名山水大師傅抱石的巨作，寫郭老游九龍淵詩意：遠處雲山相吻，近處瀑布飛瀉。下端山石之上站立著幾個人物，那不是古代的遊客，而是特意繪製的郭沫若和畫家自己在同行。在這幅丈二山水的下面，主人陳列了幾方他所喜歡的石頭，造型自然各顯神韻。郭老曾有詩自述說：“我亦愛石人，愛石之性堅，縱使遭磨礱，以方寓於圓。”窗臺上鐘的指針標示著郭沫若去世的時刻：下午四點二十分。

郭老的辦公室跟客廳東面相接。在辦公室裡，郭沫若常用的辦公桌上，檯曆翻開在他去世的日子；他常用的助聽器、茶碗還放在他手能夠得到的地方；他用蠅頭小楷抄錄的兒子的日記仍整齊地摞在桌上，那是他對兒子們的紀念，因為他有兩個兒子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而不幸去世了。毛澤東手書《西江月·井岡山》和於立群錄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分別掛在兩側牆上。南窗下面對面放著兩張書桌，主人常用的是東邊那張。黑電木的墨水匣，北京牌的藍黑墨水，普通的極品狼毫……郭沫若就是利用這些最平常的文具在他的晚年完成了關於《蘭亭序》真偽的論辨，以及著作《李白與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還有他去世之後成集的《東風第一枝》和平生最後一部譯作《英詩譯稿》。

辦公室東邊的小門通向臥室，這是東耳房。臥室整潔儉樸。裝有百納本的《二十四史》黑色書櫃，伴著一張棕綳床，綠格子的床單使小屋裡的空氣格外寧靜。床邊擺放著郭沫若常穿的“內聯升”圓口布鞋。

“滄海遺粟”木匣　

留日時期的大量珍貴手稿就留在這只木匣裡

在郭沫若紀念館四合院西廂房，有一隻沒有油漆的日本式木匣，木板已經被歲月塗成棕灰色，走到近處才看見上面“滄海遺粟”四個楷體字。別看它毫不起眼，但就是這只木匣卻在70餘年前讓整個中國學界感到振奮。木匣裡曾經裝有九種甲骨金文著述手稿，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間的學術研究的精華。

郭沫若在研究中國歷史的過程中，對傳世文獻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他要尋找第一手資料，即未被後人加工過的、確實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種東西，於是他開始了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

1929年，郭沫若完成《甲骨文字研究》一書，這是他為探討古代社會的實際而進行古文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在隨後的幾年裡，《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石鼓文研究》等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一部接著一部問世，使古文字學權威們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跡。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郭沫若決定秘密回國。為了避開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視線，他暫別妻小，只隨身帶了一支鋼筆，便離開了日本。他在日本期間的大量珍貴手稿都留在了這只木匣裡，放在日本。直到1957年春，木匣才被友人送回到主人身邊。郭沫若對此感慨許久，題寫了“滄海遺粟”四個大字，並寫下幾行小字記述了木匣的輾轉經歷。

助聽器

郭老自16歲起便因病導致雙耳重聽　在郭沫若的故居裡陳列著一個助聽器，有不少人以為這是郭老在晚年用的。其實許多人並不知道，自16歲起，郭沫若就成了殘疾人———耳聾。

1908年，郭沫若在樂山讀書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襲擊了他，腸傷寒讓他持續高燒達一個月，損壞了他的聽神經，造成雙耳重聽。直接導致他在日本中止學醫，他甚至想自殺。後來郭沫若之所以走上了文學的道路，耳朵殘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紀念館現藏有郭沫若生前大量著譯手稿的原件及研究工作所用的書籍，特別是一批有關《管子》研究的線裝書很有價值。

故居看點

四合院

故居裡住過的名人真不少 這裡是什刹海、後海、胡同遊的起點，門外街兩旁一溜排開的黃包車天天在此熱鬧地守候著，車夫們用地

道的京片子招徠來往的顧客。如果你不小心從街中那面大影壁的東側走過的話，你可能不會留意到影壁西面對著的那一扇不大的垂花門，門楣上寫著“郭沫若故居”幾個大字。

它是一座大型四合院，清乾隆年間曾是和珅的花園，到了咸豐、同治年間，是恭親王的馬號。清朝亡後，達仁堂樂家藥鋪的樂松山住在裡面。新中國成立之初，樂氏家人把包括這所庭院在內的一批財產捐贈給了新生的共和國。隨即，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館被安排在這裡。接著，宋慶齡、郭沫若分別在此工作居住過。

和珅花園也好，恭王府也好，並未在院落留下任何特別的建築，只有大門西南方向一眼樂家用過的水井是恭王府留下的遺物。隨著城市現代化的腳步，昔日的水井早被覆蓋廢棄了，直到2000年春天才被紀念館修復，重見天光，成為這座庭院歷史變遷的見證。

步入郭沫若紀念館庭院，草坪上郭沫若全身銅像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司徒兆光創作的。銅像神情怡然，似在小憩，又似沉思。郭沫若紀念館館長郭平英介紹說，郭老生前也愛在院子裡這樣坐坐、看看。為了塑造出這一尊銅像，司徒花了三年時間研究資料、徵求意見，並且別具匠心地把塑像放在院落裡而不是進門入口。因為郭老生前最愛銀杏樹，將塑像放在銀杏樹下，銅像才像活了一般，為紀念館增添了一種詩意。另外，在院落裡一對雕刻生動的石獅子蹲坐在樹下，為草坪增添了幾分新奇和活力。垂花門前兩口不成對的銅鐘與兩株古柏相伴為伍，稍高的一隻鑄于明天順元年，另一隻鑄於清乾隆年二年。石獅、鐘都是郭沫若生前的收藏。

銀杏樹　

郭沫若親手種的“媽媽樹”與主人心有靈犀 郭沫若喜歡這座院子，直到現在，我們走在裡面仍然能感覺到他的喜歡。進了院門往左一拐，首先就能看

見一株漂亮的銀杏樹，這是郭先生的“媽媽樹”。其實這裡滿院都能看見銀杏樹，到了秋天，金黃燦燦的樹葉在枝頭迎著秋陽散射出柔和溫暖的光芒。郭沫若喜歡銀杏樹，因為他覺得銀杏的樹幹端正挺勁、獨立不倚，它美，卻美得低調。那為什麼“媽媽樹”最特別呢？因為它有著不尋常的故事。那是1954年的春天，女主人于立群患了重病需要去外地治療，在她離開北京的第二天，郭老帶著孩子們從西郊大覺寺移回一棵只有手腕粗細的銀杏樹苗，種在大院胡同5號院裡。郭老為它起了“媽媽樹”這個名字，寓有“孩子們少不了媽媽”的深意，希望妻子頑強地經受住疾病的磨難，早些回到孩子們和自己身邊來。後來搬家，郭老也把樹移植到了現在的四合院裡。

1979年2月，郭老逝世未滿一年，身體一直虛弱的于立群老人不幸也相繼病故。第二年，“媽媽樹”仿佛知道主人去世，決心要隨他們而去一般，大病一場，瀕臨枯槁，樹皮整片整片地暴裂，緩了好幾年，又漸漸生出新樹皮來。想不到10年後竟然又遭劫難，在一場暴風雨裡被刮斷了主枝，但其生機依然不減。鎮館之寶

郭沫若故居中客廳、辦公室、臥房幾間屋子參觀者只能隔窗參觀。裡面的擺設和陳列與郭沫若生活在這裡時一模一樣。

客廳，沙發呈馬蹄形排列。郭沫若習慣坐的位置是鋼琴前的單人沙發，這是因為他雙耳幾近失聰，左耳借助助聽器，功能略好一些，客人就坐在他的左側。沙發後面的背景是中國著名山水大師傅抱石的巨作，寫郭老游九龍淵詩意：遠處雲山相吻，近處瀑布飛瀉。下端山石之上站立著幾個人物，那不是古代的遊客，而是特意繪製的郭沫若和畫家自己在同行。在這幅丈二山水的下面，主人陳列了幾方他所喜歡的石頭，造型自然各顯神韻。郭老曾有詩自述說：“我亦愛石人，愛石之性堅，縱使遭磨礱，以方寓於圓。”窗臺上鐘的指針標示著郭沫若去世的時刻：下午四點二十分。

郭老的辦公室跟客廳東面相接。在辦公室裡，郭沫若常用的辦公桌上，檯曆翻開在他去世的日子；他常用的助聽器、茶碗還放在他手能夠得到的地方；他用蠅頭小楷抄錄的兒子的日記仍整齊地摞在桌上，那是他對兒子們的紀念，因為他有兩個兒子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而不幸去世了。毛澤東手書《西江月·井岡山》和於立群錄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分別掛在兩側牆上。南窗下面對面放著兩張書桌，主人常用的是東邊那張。黑電木的墨水匣，北京牌的藍黑墨水，普通的極品狼毫……郭沫若就是利用這些最平常的文具在他的晚年完成了關於《蘭亭序》真偽的論辨，以及著作《李白與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還有他去世之後成集的《東風第一枝》和平生最後一部譯作《英詩譯稿》。

辦公室東邊的小門通向臥室，這是東耳房。臥室整潔儉樸。裝有百納本的《二十四史》黑色書櫃，伴著一張棕綳床，綠格子的床單使小屋裡的空氣格外寧靜。床邊擺放著郭沫若常穿的“內聯升”圓口布鞋。

“滄海遺粟”木匣　

留日時期的大量珍貴手稿就留在這只木匣裡

在郭沫若紀念館四合院西廂房，有一隻沒有油漆的日本式木匣，木板已經被歲月塗成棕灰色，走到近處才看見上面“滄海遺粟”四個楷體字。別看它毫不起眼，但就是這只木匣卻在70餘年前讓整個中國學界感到振奮。木匣裡曾經裝有九種甲骨金文著述手稿，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間的學術研究的精華。

郭沫若在研究中國歷史的過程中，對傳世文獻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他要尋找第一手資料，即未被後人加工過的、確實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種東西，於是他開始了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

1929年，郭沫若完成《甲骨文字研究》一書，這是他為探討古代社會的實際而進行古文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在隨後的幾年裡，《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石鼓文研究》等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一部接著一部問世，使古文字學權威們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跡。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郭沫若決定秘密回國。為了避開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視線，他暫別妻小，只隨身帶了一支鋼筆，便離開了日本。他在日本期間的大量珍貴手稿都留在了這只木匣裡，放在日本。直到1957年春，木匣才被友人送回到主人身邊。郭沫若對此感慨許久，題寫了“滄海遺粟”四個大字，並寫下幾行小字記述了木匣的輾轉經歷。

助聽器

郭老自16歲起便因病導致雙耳重聽　在郭沫若的故居裡陳列著一個助聽器，有不少人以為這是郭老在晚年用的。其實許多人並不知道，自16歲起，郭沫若就成了殘疾人———耳聾。

1908年，郭沫若在樂山讀書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襲擊了他，腸傷寒讓他持續高燒達一個月，損壞了他的聽神經，造成雙耳重聽。直接導致他在日本中止學醫，他甚至想自殺。後來郭沫若之所以走上了文學的道路，耳朵殘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