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與庭訓
馮天瑜成長于辛亥首義之城武昌， 他的父親馮永軒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正式名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一期生，
馮天瑜自幼酷愛文史， 自少年時代便泛覽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和史地書籍。 這首先得惠於他就職湖北省圖書館的母親張秀宜。 馮天瑜自小學3年級至高中畢業， 一直隨母親住在湖北省圖書館。 每天放學歸來， 照例到母親主管的兒童閱覽室看“小人書”。 初中以後， 為圖書館浩博的藏書所吸引， 遂改弦易轍， 變為成人閱覽室的常客。 令他搖情動魄、形諸舞詠的首推中外文學名著。
少時馮天瑜喜歡閱覽的另一類書籍是遊記和地理書。 這類書的閱讀經驗， 使得他足不出戶， 便可神交古人， 泛游九州。 有段時間， 他特別著迷於地圖， 常常一連幾小時閱看不息， 以至於可以隨手繪出中國各省區及世界各國的版圖輪廓。 這種生動而具體的空間感的培育， 對於馮天瑜日後成為史家， 也有特別意義。 因為歷史總是在特定的空間之內運行， 史家必須同時具備清晰的時間概念和空間意識， 才能真切把握人物、事件的質地感、度量感， 如曆其境地體察古事古人。
有深厚的家學淵源， 以及幼年以來的積累， 馮天瑜子承父業進大學歷史系本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 但高中畢業前， 家庭的變故斷絕了他投考理想大學和專業的可能， 馮天瑜只得報考與政治背景不相干的生物系， 成了武漢師範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的一名學生， 但他對於文史的熱愛卻始終沒有消退。
大學期間， 馮天瑜繼續攻讀文史哲書籍並練習寫作， 陸續發表了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雜文。 馮永軒對於兒子喜愛文史甚感欣慰， 便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 連續幾個寒暑假， 給他講授《論語》《孟子》全文和《史記》選篇。 他由泛泛閱覽到逐漸精讀， 從浮光掠影於知識聖殿邊緣到步入研習經典的大門，
歷史文化語義學
1994年， 馮天瑜調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站在珞珈山上， 學術視野更為遼闊， 除了中華文化史、明清文化轉型研究以外， 他還開闢了歷史文化語義學、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全新研究領域。 自1998年起， 他有近五年時間在日本授課並從事研究， 得與多國漢學家論難究學， 並潛心開掘異域史料， 進行中、西、日文化比較， 將文化轉型研究向深廣處拓展。
1998年至2001年， 應日本愛知大學之聘， 馮天瑜在該校現代中國學部擔任專任教授， 講授有關中國文化史方面的課程。 在這三年多時間裡， 他得以切身體驗日本社會， 並利用日本豐富而便捷的藏書系統，
考究術語生成史， 是馮天瑜在日本講學期間的另一致思領域。 考察概念的古今轉換、中外對接， 本是馮天瑜長期以來的用心所在，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便設立專題，詳加考釋，通過對“幾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學”“文化”等核心術語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別是清朝民國之際中、西、日文化交會間的思想因革狀態。但直到講學日本期間，他才自覺地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正式作為一個文化史研究課題。他于此提出“歷史文化語義學”這一新的研究範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轉換、東西交會的時空座標上展開研究，不僅對諸多漢字新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而且透過語義的視窗，觀照語義變遷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展現中國近代異彩紛呈、後浪逐前浪的歷史文化狀貌。
特別是2004年到2005年間，馮天瑜在地處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得以將思索多年的課題“封建辨析”徐徐展開，寫成《“封建”考論》之大著。
《“封建”考論》問世後，學界反響熱烈，引發海內外之討論熱潮，至今未息。日本學者谷川道雄認為，馮天瑜對“封建”作了前所未有的考辨，極具學術價值。《“封建”考論》被譽為“精湛的‘封建’概念學術史”（方維規語），是“撥開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霧”的大製作（張緒山語），堪稱封建社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根蟠語）。學界的討論輯有兩本評論集：《“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中國“封建”社會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中國文化生成史
近年來，馮天瑜集合、凝練、提升30多年來關於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國當下的生存實態為窺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議題，考析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及走勢，及中外文化交互關係，於2014年再次出版皇皇八十萬言的《中國文化生成史》，這是他繼《中華文化史》之後的又一文化史整體通論著作，可說是馮天瑜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該書不滿足於對個別“文化英雄”天縱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於對某些引發劇變的短暫歷史事變的關心，而是以宏觀的歷史眼光，對中國文化的生成作“長時段”辨析，著眼考察地理環境-經濟土壤-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合成的“結構”對文化的推動及制約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以達到對中國文化的全景式把握。
《中國文化生成史》既是中國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作了前瞻性探討。它並未停留在對既成中國文化的歷史解釋，而是以當下為分界點，著眼于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問題，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作理論前瞻。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發生的事，只有在人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蘇，才能獲得其歷史性。社會現實構成了歷史反思的起點。《中國文化生成史》在詳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生成機制的基礎上，不忘觀照當下，對中國復興、文化創新、文明對話等熱點問題多有評議。
馮天瑜自謙為學術界一施工匠人，但言及勤勉則不遑多讓。2004年到2005年間，他在日本文部科學省設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據日本工作人員說，自日文研成立之日起，未見勤奮如馮先生者。2005年8月他歸國之時，日文研工作人員特地起早趕來，列隊相送，以示敬意。熟悉他的人常說，他的學術與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迄今他雖年逾古稀，仍心織筆耕，意趣高昂，哪怕是近來患重疾住院，仍手不釋卷。他在生病期間撰寫的五十余萬言的《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淵源》於今年7月刊行。於他而言，學術就是生活，學術就是生命。
馮天瑜治史，一貫奉行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理路，力求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的交融互攝。他說：“精思義理，苦心考據，擅長詞（辭）章，並致力於三者間的‘相濟’，於弘大處著眼，從精微處著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徵盛衰，殷鑒興廢’的良史。”（《回眸學術理路》）
作為表達思想的手段，辭章是形諸筆端落實於紙上的最後程式，義理、考據能否實現，端賴如何書寫。在辭章方面，馮天瑜主張述事紀實，務求清順流暢，娓娓道來；辯駁說理，則講究邏輯層次，條分縷析；無論哪類文字，都切忌板起臉孔，而應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寓莊於諧。邱漢生稱讚馮著“語言生動，使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論證更具有引人入勝的力量”。
眾所周知，馮天瑜文筆甚佳，既能寫細密嚴謹的學術著作，也能寫娓娓道來的學術散文，是當代為數不多的文史兼通的大家。對於當下史學界在專業的旗號下，忽略文章的辭章美感和可讀性，馮氏論著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謝遠筍，武漢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發展計畫“概念史視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臺灣思想文化史及現代新儒學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便設立專題，詳加考釋，通過對“幾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學”“文化”等核心術語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別是清朝民國之際中、西、日文化交會間的思想因革狀態。但直到講學日本期間，他才自覺地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正式作為一個文化史研究課題。他于此提出“歷史文化語義學”這一新的研究範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轉換、東西交會的時空座標上展開研究，不僅對諸多漢字新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而且透過語義的視窗，觀照語義變遷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展現中國近代異彩紛呈、後浪逐前浪的歷史文化狀貌。特別是2004年到2005年間，馮天瑜在地處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得以將思索多年的課題“封建辨析”徐徐展開，寫成《“封建”考論》之大著。
《“封建”考論》問世後，學界反響熱烈，引發海內外之討論熱潮，至今未息。日本學者谷川道雄認為，馮天瑜對“封建”作了前所未有的考辨，極具學術價值。《“封建”考論》被譽為“精湛的‘封建’概念學術史”（方維規語），是“撥開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霧”的大製作（張緒山語），堪稱封建社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根蟠語）。學界的討論輯有兩本評論集：《“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中國“封建”社會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中國文化生成史
近年來，馮天瑜集合、凝練、提升30多年來關於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國當下的生存實態為窺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議題，考析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及走勢，及中外文化交互關係，於2014年再次出版皇皇八十萬言的《中國文化生成史》，這是他繼《中華文化史》之後的又一文化史整體通論著作，可說是馮天瑜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該書不滿足於對個別“文化英雄”天縱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於對某些引發劇變的短暫歷史事變的關心，而是以宏觀的歷史眼光，對中國文化的生成作“長時段”辨析，著眼考察地理環境-經濟土壤-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合成的“結構”對文化的推動及制約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以達到對中國文化的全景式把握。
《中國文化生成史》既是中國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作了前瞻性探討。它並未停留在對既成中國文化的歷史解釋，而是以當下為分界點，著眼于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問題，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作理論前瞻。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發生的事，只有在人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蘇，才能獲得其歷史性。社會現實構成了歷史反思的起點。《中國文化生成史》在詳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生成機制的基礎上，不忘觀照當下，對中國復興、文化創新、文明對話等熱點問題多有評議。
馮天瑜自謙為學術界一施工匠人，但言及勤勉則不遑多讓。2004年到2005年間，他在日本文部科學省設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據日本工作人員說，自日文研成立之日起，未見勤奮如馮先生者。2005年8月他歸國之時，日文研工作人員特地起早趕來，列隊相送，以示敬意。熟悉他的人常說，他的學術與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迄今他雖年逾古稀，仍心織筆耕，意趣高昂，哪怕是近來患重疾住院，仍手不釋卷。他在生病期間撰寫的五十余萬言的《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淵源》於今年7月刊行。於他而言，學術就是生活，學術就是生命。
馮天瑜治史，一貫奉行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理路，力求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的交融互攝。他說：“精思義理，苦心考據，擅長詞（辭）章，並致力於三者間的‘相濟’，於弘大處著眼，從精微處著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徵盛衰，殷鑒興廢’的良史。”（《回眸學術理路》）
作為表達思想的手段，辭章是形諸筆端落實於紙上的最後程式，義理、考據能否實現，端賴如何書寫。在辭章方面，馮天瑜主張述事紀實，務求清順流暢，娓娓道來；辯駁說理，則講究邏輯層次，條分縷析；無論哪類文字，都切忌板起臉孔，而應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寓莊於諧。邱漢生稱讚馮著“語言生動，使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論證更具有引人入勝的力量”。
眾所周知，馮天瑜文筆甚佳，既能寫細密嚴謹的學術著作，也能寫娓娓道來的學術散文，是當代為數不多的文史兼通的大家。對於當下史學界在專業的旗號下，忽略文章的辭章美感和可讀性，馮氏論著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謝遠筍，武漢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發展計畫“概念史視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臺灣思想文化史及現代新儒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