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平常喜歡看一些批評類的文章， 偶爾也會針砭時弊， 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和一些朋友聊天時， 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話：社會就是這個樣子， 適應便好了， 老是義憤填膺， 太不成熟。 而且還會語重心長地發出告誡：批評有什麼用？你能改變嗎？每到這個時候， 筆者就深感批評之無力， 也難以理直氣壯地對朋友的話語進行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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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這種質疑倒是容易理解。 簡單來說， 有的人不反對批評， 但是如果批評了， 問題沒有解決， 自己也沒通過批評獲得收益， 那麼批評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如同你讓一個人吃了特別苦的藥， 還對他的身體康復沒有任何作用， 人家肯定氣不打一處來。 所以， 你不僅要準確指出“病情”， 而且開的藥方要符合病症。 所謂良藥苦口， 前提就是要對症下藥。 不對症， 再是良藥也無濟於事。 同理， 批評是可以的， 但要有的放矢，
學者邵建就曾質疑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 他說：“一個世紀以來， 國民性問題已經成為魯迅神話之一， 或者說它是魯迅神話中最重要的內容。 對它， 我們給予了過多的認同和稱讚， 而稱讚又無不集中到魯迅的深刻上。 只是這裡有一個問題， 魯迅的批判不可謂不力， 然而， 國民性問題終究解決了嗎？抑或有所好轉嗎？……以一種經驗主義的眼光， 魯迅的批判既然那樣無與倫比， 而他的努力乃至後人一個世紀的努力卻勞而無功；那麼， 是否可以認為批判本身就有問題？奇怪的是， 我們不僅沒有過這樣的質疑， 反而把勞而無功當成了魯迅‘深刻’的證據：瞧， 魯迅所揭露的問題並沒有過時，
從上述言語中我們不難理解邵建的意思， 那就是既然國民性問題沒有解決甚至沒有好轉， 那麼說明魯迅的批判是有問題的， 至少開出的藥方是不對的。 邵建進一步說， 魯迅治病只用單一的方子， 何況這又是一個偏方。 魯迅所揭示的毛病， 是一種道德症候和精神痼疾， 他要改變這樣的道德精神狀況， 卻又是從精神自身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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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分析， 這裡涉及批評中破與立的問題。 比如有的人說， 你就知道批判， 只知道把一座座牆推倒， 而不把新牆建起來，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只破不立， 批評缺乏“建設性”。 所以， 一旦一個批評者只破不立， 或者雖然立了， 但並沒有顯著效果， 那麼這個批評就會飽受指責， 乃至被說成是紙上談兵。 而魯迅的批判是既破又立。 所以， 我們每每讀到他的文字， 覺得入木三分， 給人以人人心中有， 個個筆下無的感覺， 更能讓人在混沌中豁然開朗。 邵建的指責主要側重於魯迅開的藥方， 而不是魯迅揭示的現象。
先不說邵建對魯迅藥方的質疑是否正確， 他指責魯迅的邏輯其實和不少人不歡迎批評是一樣的。 概括來說就是， 你批評的東西如果沒有因為批評而得到解決， 那麼這種批評幾乎是沒有意義的。 對於批評， 大家往往有這樣的心理：批評是個得罪人的事， 既然批評了就要有效果， 否則得不償失， 還不如安分守己、明哲保身、悶頭發財。 這種心理不自覺地助長了急功近利的焦躁心態， 所謂“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 進而對批評產生過高的期待， 對批評者產生一種過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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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都是複雜的，僅靠批評就想解決問題無疑是不現實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批評的價值。就說魯迅對國民性的批評，即使他主張的從精神自身入手是條死路，無益於解決問題，但他的批評依然可以讓我們更加瞭解人性，也可以啟發更多人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也就是說，批評更多時候在於揭露問題、表達意見、啟迪智慧。至於解決問題，還需要集思廣益及更多人的參與。連魯迅先生自己都說：“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對批評者產生一種過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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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都是複雜的，僅靠批評就想解決問題無疑是不現實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批評的價值。就說魯迅對國民性的批評，即使他主張的從精神自身入手是條死路，無益於解決問題，但他的批評依然可以讓我們更加瞭解人性，也可以啟發更多人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也就是說，批評更多時候在於揭露問題、表達意見、啟迪智慧。至於解決問題，還需要集思廣益及更多人的參與。連魯迅先生自己都說：“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