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李濟的《中國民族的形成》中研究結果為：華北很多人是通古斯人後代。
作者：李濟（1896—1979）， 湖北鐘祥人， 蜚聲中外的考古人類學一代宗師。
1928年始直至1979年逝世前， 任“中研院”史語所專任研究員兼考古組主任， 並兩度代理“中研院”院長。
曾在山西西陰村領導第一次由國人主持的現代考古發掘， 領導著名的殷墟十五次發掘等。
主要著述有《中國民族的形成》、《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中國文明的開始》、《安陽》、《殷墟器物甲編：陶器》等， 其他論著計一百五十餘種。 任主編或總編輯的學術報告集和集刊凡八十餘編。
《中國民族的形成》書籍
《中國民族的形成》目錄
李濟關於中國民族及文化發展的初始的幾點看法
人類學派的古史文學家——李濟先生
（一）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次人類學的探索（博士論文）
譯者的話
前言
第一章 難題所在
第二章 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特徵
第三章 我群的演講：以城址衡量其規模
第四章 我群的演進：在研究姓氏來源基礎上對我群構成變化的評價
第五章 我群的適徙：一千五百年間的中國人口統計
第六章 南方的你群
第七章 1644年以前的三次北方大入侵
第八章 現代中國人的整合
附錄
《中國民族的形成》主要內容：
主要收錄了李濟先生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次人類學的探索》。 論文開篇提出中國民族的形成問題， 接著充分利用人體測量、古代典籍等資料作有力的論證。
結論認為中國民族主要成分有五：黃帝子孫、通古斯、藏緬族群、孟—高棉語群、撣語群。 華北很多人是通古斯人後代。
這是第一部科學研究中國人種學的著作， 也是第一部中國人寫的現代人類學著作。
此外本書還就此一主題選入了相關附件和李濟老年再論中國民族問題的演講， 既為讀者加深對先生探討這一問題的認識提供了輔助讀本， 也展現了李先生學術思想的發展。
李濟先生（1896-1979）作為一位人類學家， 留給後人的學術遺產無疑是極為豐富的。 作為人類學的後學， 重讀李濟， 我覺得李濟對“中國民族形成”的認識很有意思。
李濟本人的學術眼光十分開闊， 學術造詣也是多方面的。 他的得意門生張光直不只是把先生定位成“狹隘的考古專家”、“中國考古學之父”，
人類學者”的頭銜， 以突出他在歷史研究中的“相容並包”。 我在這裡想談的僅僅是人類學中與“民族”有關的一點。
李濟早年留學哈佛， 博士論文是《中國民族的形成》（1923年）。 這部開山之作1928年正式出版後被廣為引用， 1992年我和張海洋等同道在李光謨先生指點下把這部書完整地譯成了中文（收入《李濟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 我認為， 聯繫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經歷的變化以及各界關於“民族”的認識的變化， 再看李濟該項研究的學科史地位， 是非常有趣的。 中國近百年歷經的內憂外患就不予細說了， 但提幾個重要事情：
（1）顧頡剛等提出了“層累地造成中國的古史”觀（1923年）；
（2）顧頡剛與費孝通等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辯（1939年）；
（3）20世紀50年代內地的“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以及當代中國民族格局（55+1）的形成；
（4）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1989年）。其中除了民族識別具有明顯的實際和理論雙重意義之外，其餘主要都偏重學術討論。現在老百姓大多數能夠瞭解的是民族現狀，未必能清楚當下理論與前人學術的聯繫和傳承；知道了20世紀20年代的各種“民族觀”，卻未必能“回到歷史現場”分別予以“瞭解之同情”。
與同代的“古史辨”派比，李濟貫通中西，《中國民族的形成》在研究方法上更具科學實證的特徵。從“五四”以後到抗戰以前的20年間，中國史學“由破壞的進步進展到建設的進步，由籠統的研究進展到分門的精密的研究”，其實李濟的開創之功不僅僅反映在安陽殷墟發掘與研究方面，而且表現在他對於中國漢人的形成的跨學科探討方面。《中國民族的形成》沒有及時譯成中文廣為傳播，看來是個遺憾。1939年前後，在20年代秉持中國文明多源頭觀點的顧頡剛發文呼籲“中華民族是一個”，應該說是頗有針對性的；這要比費孝通從微觀的“社區研究”角度考慮問題、強調“民族不止一個”，來得更合時宜。傅斯年對“國難當頭”，“吳文藻師徒”還在“攪局”大為惱火，其實也不無道理。而正值此時，日本方面倒是為了瞭解對手而把《中國民族的形成》譯成日文出版(1943年)。
費孝通等經過新中國初期的民族工作實踐，先是總結了民族識別的理論意義，繼而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期間，“中國功能學派”對於歷史文獻的重視程度得到極大的增強。儘管費孝通本人治學風格顯現他並不擅長運用漢語古籍和歷史文獻，但是，由於他經過50年代的“大協作”式調查研究歷練之後，對於“歷史性”有了較好的把握，曾提出過“民族走廊”之類的設想；90年代，費孝通的理論被李濟的學生喬健教授概括為“歷史功能論”。但是，我認為目前研究得還不夠透徹的是李濟早期的“民族學理論”對於當代中國人類學中“歷史功能論”的可能的潛在影響。（費孝通先生自己總結自己的治學之道是“從實求知”。他也確實很少研讀“原典”、在著述中引經據典、交待思想的來龍去脈。）
簡單地說，李濟在《中國民族的形成》裡使用了人體測量等幾套資料，其中以兩套獨特的資料（城垣的建築與廢棄、姓氏的源流與地望變化）來顯示“我群”的演進和構成。這種研究手段國內至今鮮見回應（修訂、批判或者繼承）。相比後人對於李濟考古類型學的評論和超越而言，對於他的民族研究理論和方法，我們確實缺少足夠的反思。應該注意到，李濟晚年曾經考慮再寫一部與博士論文同名的著作，可見考古研究只是他整個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罷了，“中國民族”自“始”至“終”是他的學術關懷。
所以，我覺得，海內的李濟學術思想研究目前主要限於考古學以及“上古史”領域，在人類學、民族學甚至歷史社會學等領域，還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有待我們進一步“發掘”。
（3）20世紀50年代內地的“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以及當代中國民族格局（55+1）的形成；
（4）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1989年）。其中除了民族識別具有明顯的實際和理論雙重意義之外，其餘主要都偏重學術討論。現在老百姓大多數能夠瞭解的是民族現狀，未必能清楚當下理論與前人學術的聯繫和傳承；知道了20世紀20年代的各種“民族觀”，卻未必能“回到歷史現場”分別予以“瞭解之同情”。
與同代的“古史辨”派比，李濟貫通中西，《中國民族的形成》在研究方法上更具科學實證的特徵。從“五四”以後到抗戰以前的20年間，中國史學“由破壞的進步進展到建設的進步，由籠統的研究進展到分門的精密的研究”，其實李濟的開創之功不僅僅反映在安陽殷墟發掘與研究方面，而且表現在他對於中國漢人的形成的跨學科探討方面。《中國民族的形成》沒有及時譯成中文廣為傳播，看來是個遺憾。1939年前後，在20年代秉持中國文明多源頭觀點的顧頡剛發文呼籲“中華民族是一個”，應該說是頗有針對性的；這要比費孝通從微觀的“社區研究”角度考慮問題、強調“民族不止一個”，來得更合時宜。傅斯年對“國難當頭”，“吳文藻師徒”還在“攪局”大為惱火，其實也不無道理。而正值此時，日本方面倒是為了瞭解對手而把《中國民族的形成》譯成日文出版(1943年)。
費孝通等經過新中國初期的民族工作實踐，先是總結了民族識別的理論意義，繼而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期間，“中國功能學派”對於歷史文獻的重視程度得到極大的增強。儘管費孝通本人治學風格顯現他並不擅長運用漢語古籍和歷史文獻，但是，由於他經過50年代的“大協作”式調查研究歷練之後，對於“歷史性”有了較好的把握，曾提出過“民族走廊”之類的設想；90年代，費孝通的理論被李濟的學生喬健教授概括為“歷史功能論”。但是，我認為目前研究得還不夠透徹的是李濟早期的“民族學理論”對於當代中國人類學中“歷史功能論”的可能的潛在影響。（費孝通先生自己總結自己的治學之道是“從實求知”。他也確實很少研讀“原典”、在著述中引經據典、交待思想的來龍去脈。）
簡單地說，李濟在《中國民族的形成》裡使用了人體測量等幾套資料，其中以兩套獨特的資料（城垣的建築與廢棄、姓氏的源流與地望變化）來顯示“我群”的演進和構成。這種研究手段國內至今鮮見回應（修訂、批判或者繼承）。相比後人對於李濟考古類型學的評論和超越而言，對於他的民族研究理論和方法，我們確實缺少足夠的反思。應該注意到，李濟晚年曾經考慮再寫一部與博士論文同名的著作，可見考古研究只是他整個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罷了，“中國民族”自“始”至“終”是他的學術關懷。
所以，我覺得，海內的李濟學術思想研究目前主要限於考古學以及“上古史”領域，在人類學、民族學甚至歷史社會學等領域，還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有待我們進一步“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