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語言革命是以文學革命為發端 胡適白話是從口語角度提出

中國現代語言的革命是以文學革命為發端的。 提倡“詩界革命”的黃遵憲早在1868年（同治七年）就寫有這樣的詩句：“我手寫我口， 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

我若等簡編， 五千年後人， 驚為古斕斑。 ”黃遵憲提倡文學創作中口語與書面文字的一致， 把“流俗語”看作詩歌流芳百世的典範。 俗語包含在方言之中。 方言是地方語言， 它是一種語言的地方變體。 某一地區的方言與全民族語言總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同時各地方言在在語音、詞彙、語法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俗語則是流行於民間， 在群眾口頭中常用的一些定型的通俗語句， 包括諺語、俚語、歇後語等。 俗語往往地方色彩很濃， 所以有些俗語也即是方言詞語， 兩者很難截然分開。 因此許多方言匯釋的著作都兼收俗語。 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說“方言土語， 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 我們那裡叫‘煉話’， 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 恰如文言的用古典， 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 ”黃遵憲對“流俗語”的推崇倍至， 確實不無道理。 常言道：“最乾淨的水是泉水， 最精練的話是諺語。 ”又聞“諺語－－語言中的鹽。 ”文學大師門從來沒有鄙視過方言土語。

幾乎與黃遵憲同時的梁啟超也主張採用言文一致的“俗語文體”。 他認為“自宋以來， 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 何以故？俗語文學大發達故。 宋後俗語文學有兩大派， 其一則儒家、禪家之語錄， 其二則小說也。 小說者， 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 ”而且“苟欲思想之普及， 則此體非徒小說家當採用而已， 凡百文章， 莫不有然。 ”裘廷梁還歸納出了“白話”的“八益”， 即“省日力”、“除驕氣”、“免枉讀”、“保聖教”、“便幼學”、“煉心力”、“少棄才”和“便貧民”，

很明顯都是針對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語文工具改革而言的。

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導和標誌， 它同樣先是一場文學革命。 “言文一致”依然是它的宗旨。 那麼， 這時的“白話”是否就是常說的“官話”呢？似乎不是。 錢玄同說過“我們提倡新文學， 自然不單是改文言為白話便算了事。 惟第一步， 則非從改用白話做起不可。 ”胡適的“八事”中“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到1918年， 胡適致錢玄同的《論小說及白話韻文》的一封信中， 曾將“白話”的語言特點， 歸納為三條：

“（一）白話的‘白’， 是戲臺上‘說白’的‘白’， 是俗語‘土白’的‘白’。 故白話即是俗語。 ”

“（二）白話的‘白’， 是‘清白’的‘白’， 是‘明白’的‘白’。 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 不妨夾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 白話便是乾乾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 也不妨夾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

由此可見的， “白話”對立著文言， 卻包容著方言。 胡適並沒有明確區別方言和共同語。 胡適認為“方言未嘗不可入文。 如江蘇人說‘像煞有介事’五個字， 我所知的各種方言中竟無一語可表示這個意思。 ”對“國語”與“方言”的關係， 胡適還有著獨到的、發人深思的見解：“國語不過是最優勝的一種方言；今日的國語文學， 在多少年前， 都不過是方言文學。 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學， 敢用方言作文學， 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 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 遂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 ……國語的文學從方言文學裡出來，

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學裡去尋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有了國語的文學， 方才有文學的國語。 ……有了文學的國語， 方才有標準的國語。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方言的文學也是這樣的。 必須先有方言的文學作品， 然後可以有文學的方言。 有了文學的方言， 方言有了多少寫定的標準， 然後可以繼續產生更豐富更有價值的方言文學。 ”由胡適等人的觀點看， 方言與國語在文學中的作用幾乎平列， 兩者之間互相補充， 互相促進， 共同為文學的繁榮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