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裡對黃皓的評價是滅國奸臣， 其雖官階卑微， 權利有限， 但仍能玩弄權術， 攪得蜀漢朝政混沌不堪， 實屬歷史上又一宦官亂政的典型範例。
然而歷史真的這麼簡單嗎?
就蜀漢的政治腐朽而言，
黃皓僅是其中一分子，
他罪責難逃，
說他是罪魁禍首，
則又顯然是不公允的。
恰恰是在朝諸公容身自保，
不進正言的狀況，
為黃皓的售奸創造了大好條件。
至於“民皆菜色”， 恐怕極難叫黃皓負責。 看看一組數位就可以明白了。 蜀漢晚年， 只有28萬戶， 94萬人， 帶甲將士卻有10萬2千， 供奔走驅使的吏也有4萬人。 平均不到三戶要負擔一個兵， 七戶要負擔一個吏， 大群官吏的揮霍浪費也落在他們的頭上， 更不要說頻年出動的臨時性攤派了， 豈能不“民皆菜色”呢。
蜀漢初年決不是這樣的， 《後漢書·；郡國志》載， 東漢後期， 巴蜀有117萬5千餘戶， 522萬4千餘人， 漢末戰亂， 由於地理因素， 這裡未遭破壞， 中原大批人戶流入益州， 所以龐統說：“今益州國富民強， 戶口百萬。 ”當時， 無論益州內外， 只要對益州略有所知的政治人物， 大都異口同聲地認為益州的富庶不減往昔， 。 按理說， 益州的戶口應有所增加， 結果卻是驚人的驟減， 原因不是別的， 關鍵在於自諸葛亮起，
僅據《華陽國志》不完全統計， 魏晉之交， 益州地區被稱為“大姓”、“甲族”、“冠蓋之族”的大地主， 就近170家左右。 當政治日趨腐朽時， 他們豈能不乘機擴張勢力， 更何況連年不斷的軍事活動， 殘酷的剝削造成人民不堪重負， 紛紛逃散， 又為他們兼併和隱匿人戶大開了方便之門呢。 即便是薑維的九伐曹魏， 實質上也是諸葛亮北伐的延續， 是貫徹諸葛亮“漢、賊不兩立”的另一基本國策。 所不同的只是諸葛亮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 有安邦定國之能， 故其在世時政治清明， 這些基本國策的敝病尚未明顯表露出來而已。
一個政權的滅亡， 總是有原因的， 要求封建史學家深挖亡國之因， 既不現實， 也無可能， 何況後主曾是陳壽父子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