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與錢鍾書先生都耽于讀書， 是出了名的“讀書種子”， 對於他們來說， 讀書已經不是職業所需， 而成了他們的精神支撐點。
早在上世紀30年代， 楊絳先生隨丈夫錢鍾書先生遠赴英國留學。 剛在英國， 錢鍾書先生由官方為他安排停當， 入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 攻讀文學學士學位。 而楊絳先生則接洽入學事宜。 她打算進不供住宿的女子學院， 但那裡攻讀文學的學額已滿， 要入學， 只能修歷史。 這顯然不合楊絳先生的心願。 她曾暗想：“假如我上清華外文系本科， 假如我選修了戲劇課， 說不定我也能寫出一個小劇本來， 說不定系主任會把我做培養對象呢。 但是我的興趣不在戲劇而在小說。 那時候我年紀小， 不懂得造化弄人， 只覺得很不服氣。 既然我無緣公費出國， 我就和鍾書一同出國， 借他的光， 可省些生活費。 ”
牛津大學是英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
此“終身系夢魂”之地， 是錢鍾書先生與楊絳先生選擇牛津作為自己留學的第一站， 是否受吳宓這位師長的影響呢？這倒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創立於1314年的埃克塞特學院，
牛津大學擁有世界上第一流圖書館， 名叫博多利圖書館， 錢鍾書將其戲譯為“飽蠹樓”。 這裡的藏書遠遠超過國內清華大學的圖書館， 早在莎士比亞在世的1611年， 英國書業公司就承擔了把各種新書（包括重印書）都免費送一本給這個圖書館的義務。 它還收藏了許多中文書籍。
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在此如魚得水， 除了聽課之外， 差不多把業餘時間全部泡在讀書上面。 他們借來一大堆書， 涉獵包括文學、哲學、心理學、歷史等各種圖書，
牛津的生活很安逸， 楊絳先生因不是正式學生， 就沒有功課， 全部時間都可自己支配。 她從前還沒享受過這等自由。 她在蘇州上大學時， 課餘常在圖書館裡尋尋覓覓， 想走入文學領域而不得其門。 考入清華後， 又深感自己欠修許多文學課程， 來不及補習。 這回， 在牛津大學圖書館裡， 滿室滿架都是文學經典， 坐擁書城， 充分滿足了她對書籍的“饕餮”之欲——在這裡楊絳正可以從容自在地好好補習。
圖書館臨窗有一行單人書桌， 楊絳先生可以佔據一個桌子。 架上的書， 她可以自己取。 讀不完的書可以留在桌上。 在那裡讀書的學生寥寥無幾， 環境非常幽靜。
楊絳先生為自己定下了課程表，一本本書從頭到尾細讀。能這樣愜意地讀書，人生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楊絳先生、錢鍾書先生和許多愛國的知識份子一樣，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臺灣，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年下半年楊絳夫婦應聘擔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楊絳、錢鍾書先生初到清華時，清華的接管、恢復和改造工作正在進行中。他們夫婦倆擔任外文系教授，教學任務並不繁重，難於對付的卻是一場又一場馬拉松式的會議，因而他們賴以生存的讀書生活受到影響。
對此，錢鍾書先生在給友人、著名報人黃裳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這層不理解的意思：“北來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詩情文思，皆如廢井。歸途忽獲一聯奉贈（略）。幸賞其貼切渾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報導，于弟乞稍留餘地。兄筆挾風霜，可愛亦複可畏（如開會多、學生于文學少興趣等語請略）。”這信寫於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黃裳先生曾去北京採訪，專程到清華園錢氏夫婦的寓所，親眼目睹了這對教授夫婦靜夜攻讀的情形：“住在清華園裡的名教授，算來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錢鍾書。第二天吳晗要趕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訪問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過晚飯以後我找到他的住處，他和楊絳兩位住著一所教授住宅，他倆也坐在客廳裡，好像沒有生火，也許是火爐不旺，只覺得冷得很，整個客廳沒有任何傢俱，越發顯得空落落的。中間放了一張挺講究的西餐長台，另外就是兩把椅子。此外，沒有了。長臺上，堆著兩疊外文書和用藍布硬套裝著的線裝書，都是從清華圖書館借來的。他們夫婦就靜靜地對坐在長台兩端讀書，是我這個不速之客打破了這個典型的夜讀的環境。他們沒有想到我會在這時來訪，高興極了，接下去，就是快談。”
當時，楊絳、錢鍾書先生除了上課、辦公、開會之外，可說是深居簡出，晚上的空餘時間，對他們來說，是辛勤耕讀的好時光，他倆不愧是一對“讀書種子”，用人類文化精華不斷充實著自己。（來源丨中華讀書報）
環境非常幽靜。楊絳先生為自己定下了課程表，一本本書從頭到尾細讀。能這樣愜意地讀書，人生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楊絳先生、錢鍾書先生和許多愛國的知識份子一樣，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臺灣，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年下半年楊絳夫婦應聘擔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楊絳、錢鍾書先生初到清華時，清華的接管、恢復和改造工作正在進行中。他們夫婦倆擔任外文系教授，教學任務並不繁重，難於對付的卻是一場又一場馬拉松式的會議，因而他們賴以生存的讀書生活受到影響。
對此，錢鍾書先生在給友人、著名報人黃裳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這層不理解的意思：“北來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詩情文思，皆如廢井。歸途忽獲一聯奉贈（略）。幸賞其貼切渾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報導，于弟乞稍留餘地。兄筆挾風霜，可愛亦複可畏（如開會多、學生于文學少興趣等語請略）。”這信寫於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黃裳先生曾去北京採訪，專程到清華園錢氏夫婦的寓所，親眼目睹了這對教授夫婦靜夜攻讀的情形：“住在清華園裡的名教授，算來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錢鍾書。第二天吳晗要趕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訪問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過晚飯以後我找到他的住處，他和楊絳兩位住著一所教授住宅，他倆也坐在客廳裡，好像沒有生火，也許是火爐不旺，只覺得冷得很，整個客廳沒有任何傢俱，越發顯得空落落的。中間放了一張挺講究的西餐長台，另外就是兩把椅子。此外，沒有了。長臺上，堆著兩疊外文書和用藍布硬套裝著的線裝書，都是從清華圖書館借來的。他們夫婦就靜靜地對坐在長台兩端讀書，是我這個不速之客打破了這個典型的夜讀的環境。他們沒有想到我會在這時來訪，高興極了，接下去，就是快談。”
當時，楊絳、錢鍾書先生除了上課、辦公、開會之外，可說是深居簡出，晚上的空餘時間，對他們來說，是辛勤耕讀的好時光，他倆不愧是一對“讀書種子”，用人類文化精華不斷充實著自己。（來源丨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