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小說的另一種閱讀

對於普通讀者而言， 村上是聽音樂、跑步、讀書、小資生活的實踐者和指導者， 而文學研究者則認為村上在愛情、青春、冒險、奇幻等外包裝之下對文學藝術、社會人生進行了嚴肅的思考。

劉研教授的《日本“後戰後”時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樹論》一書正是對村上文學別開生面的一次深入研讀。

本書深入村上文本的深層結構， 審視村上創作的文化場域， 揭示村上從文學的角度對日本當代社會種種問題的思索與回答。 大體在三個層面上頗有特色：一是把村上文學置入日本“後戰後”的歷史語境中進行審視；二是通過文本細讀， 充分還原村上文學的複雜性和創新性；三是立足於中國他者的學術立場， 建構中國學者的特色話語。

著者將村上文學定位為日本“後戰後”時期的精神史寓言， 剖析作為“文化現象”的村上文學的內在張力， 不只是在探尋日本文學的發展趨向，

而且是要將之視為政治和文化策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成為觀察當代日本的一個特殊角度， 在“精神史”寓言層面上具體呈現完整的時代與生命體驗的真實圖景。 本書從當代日本的實際出發， 對日本“後戰後”時期做一解釋：作為時間概念， 大致始於1970年左右；作為文化概念， 是對戰爭和戰後問題的解構、反思與建構。 由此， 本書將身份認同這一場域作為契入點， 認為“身份認同”， 即追問自己是“誰”（身份）以及如何和為什麼要追問“誰”（尋求“認同”）是關鍵， 以此為線索對戰後日本所遭際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梳理。 這是日本的問題， 也是中國的， 乃至世界性的問題。

著者認為村上的魅力在於他是一位為時代把脈的高手，

他緊緊抓住了時代的脈搏。 因此本書的核心就是審視作家以怎樣的姿態將這些時代問題編織進文本， 並做出怎樣的闡釋與回答。 席捲世界的“村上熱”的實質關鍵在於他用創作揭示了“高度資本主義”神話的實質， 呈現了都市化社會中個體存在的情感體驗諸如孤獨、寂寞、無根、莫名的不安與恐懼。 著者總結說：村上在創作中對眾多思想文化問題進行了積極的叩問， 他以文學創作表達了自己對時代和人性的看法， 體現了時代核心的精神氣質， 積極介入時代， 構建時代， 乃至於引領時代， 在時代的坐標系中上承夏目漱石， 下接大江健三郎， 在世界範圍內重新塑造了日本文學的新形象。

由於村上運用各種流行文化樣式或故事框架為表層結構，

語言口語化， 通俗易懂， 內裡卻充滿相互指涉和隱喻的特質， 意象紛繁， 題旨錯綜， 所以學界對其人其作的評價也是見仁見智， 闡釋多元。 著者充分認識村上文學“多棱鏡”般的複雜性和獨創性， 從細讀文本出發， 用文本敘事說話， 克服自明， 克服為作家作品貼標籤式的簡單做法， 也沒有將他的創作硬塞進某種批評範式， 而是博采諸種批評方法之所長。 村上文學最能打動人心的莫過於仿若不經意間流露的孤獨、無奈的格調， 將這種“盡在不言中”的情調一一呈現， 方顯著者文本細讀的功夫。 村上春樹的兩部紀實文學《地下》和《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文風樸實， 實錄為主， 研究者對主題思想多有評述， 但對敘述方式卻關注不多。 著者獨闢蹊徑， 深入文本肌理， 細查敘事張弛， 指出二者雖同為對話記錄， 但《地下》中少有村上插話， 側重原封不動記錄受害者的苦難與困境， 而《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中村上不斷插話， 扭轉話題， 對作為施害者的歐姆真理教信徒進行質疑和反駁， 層層深入， 最終形成“精神交鋒”， 將“惡”與“暴力”的真相撕開給讀者看， 期待向年輕人傳播“有效的”“向善的”物語。 這裡的文本細讀顯然起到了深化村上文學的作用， 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鮮明的“文學介入者”的村上春樹。

如何面對歷史記憶、如何進行戰爭敘事始終是日本當代文學無法回避的話題。 本書在吸收中日兩國學界豐碩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圍繞著文本、作者、批評和時代語境與日本學者、中國學者展開互動和對話， 既關注作家創作的原點，也關注被日本學者表述的鏡像化了的村上文學，進而確立中國學人的鮮明立場。

本書注重發掘村上在重敘歷史時的艱難探索和複雜衍變。村上在《奇鳥行狀錄》中以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相互指涉以及代際傳承建構戰爭記憶，並提出了戰後責任問題，但日本人作為受害者的設置說明作家還未能建構超越民族主義的批判立場。《海邊的卡夫卡》中作家繼續追問歷史記憶的可能與不可能，然而通過本書著者由表及裡的剖析，讓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少年卡夫卡的成長呈現出解離記憶、將所有罪過都歸之於他人、自己不必承擔任何罪責的危險傾向。然而在《1Q84》中村上強調歷史記憶不容遺忘，我們即便沒有經歷戰爭也必須承擔父輩的戰爭罪責。“中國”是村上文學的重要時空。他在文本中內置代際傳承的敘事結構，展現集體記憶的延續性，在文學敘述中將歷史經驗記憶轉化為虛構的文化記憶，在這一轉化中，著者尤為關注他選擇“記住”什麼，條分縷析出村上“中國”形象的複雜性在於文本中刻印著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難以言說的情感記憶，村上構建“滿洲”和“滿洲人”的話語資源主要來自於日本近代以來的歷史與文學敘事，他的創作不可避免受到歷史和經驗的塑造。其間既有對西方東方主義的不自覺認同，暗含著戰爭時期“東洋主義”的潛流，也有對“東亞”承擔戰爭責任的罪感；既有將中國他者內化為日本的自我形象的傾向，也有通過文學塑造擺脫“滿洲”這一精神重負，實現對精神創傷療愈的意圖。質言之，村上對待戰爭記憶以及中國形象的書寫是複雜微妙、不斷變化著的，著者緊緊抓住了這種複雜性、動態性。我們注意到村上在新作《刺殺騎士團長》中仍然內置了代際傳承的結構，由未曾經歷戰爭的一代人講述戰爭記憶，相較《奇鳥行狀錄》中對“南京大屠殺”的一語帶過，村上將小說人物雨田繼彥設置為大屠殺親歷者，敘事由以往的猶疑一改客觀敘述事實的肯定語調，繼彥選擇自殺的結局令受害者與施害者會於一體，並否定了追究南京大屠殺的確切人數的所謂“知識性態度”。雖然涉及篇幅極小，但卻與小說中心線索息息相關。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村上文學的沿襲與變化，也說明本書著者對村上文學的闡釋是較為精准的。

總之，著者將文本細讀和理論思辨相融會。一方面，在剖析村上對自身國家歷史的認識所表現出的複雜性和悖論狀態的同時，呈現了中日兩國在思想文化層面對歷史問題認識的巨大差距，中日之間跨文化話語對話空間的形成所面臨的巨大困難。另一方面，為我們尋覓“東亞”內部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建構了新的對話空間，並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怎樣從文化和文學的層面，在歷史創傷仍然存在，當下因利益衝突、紛爭隨時爆發的狀態下，進行更為真實有效的跨文化對話與思想建設。

既關注作家創作的原點，也關注被日本學者表述的鏡像化了的村上文學，進而確立中國學人的鮮明立場。

本書注重發掘村上在重敘歷史時的艱難探索和複雜衍變。村上在《奇鳥行狀錄》中以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相互指涉以及代際傳承建構戰爭記憶，並提出了戰後責任問題，但日本人作為受害者的設置說明作家還未能建構超越民族主義的批判立場。《海邊的卡夫卡》中作家繼續追問歷史記憶的可能與不可能，然而通過本書著者由表及裡的剖析，讓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少年卡夫卡的成長呈現出解離記憶、將所有罪過都歸之於他人、自己不必承擔任何罪責的危險傾向。然而在《1Q84》中村上強調歷史記憶不容遺忘，我們即便沒有經歷戰爭也必須承擔父輩的戰爭罪責。“中國”是村上文學的重要時空。他在文本中內置代際傳承的敘事結構，展現集體記憶的延續性，在文學敘述中將歷史經驗記憶轉化為虛構的文化記憶，在這一轉化中，著者尤為關注他選擇“記住”什麼，條分縷析出村上“中國”形象的複雜性在於文本中刻印著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難以言說的情感記憶，村上構建“滿洲”和“滿洲人”的話語資源主要來自於日本近代以來的歷史與文學敘事，他的創作不可避免受到歷史和經驗的塑造。其間既有對西方東方主義的不自覺認同，暗含著戰爭時期“東洋主義”的潛流，也有對“東亞”承擔戰爭責任的罪感；既有將中國他者內化為日本的自我形象的傾向，也有通過文學塑造擺脫“滿洲”這一精神重負，實現對精神創傷療愈的意圖。質言之，村上對待戰爭記憶以及中國形象的書寫是複雜微妙、不斷變化著的，著者緊緊抓住了這種複雜性、動態性。我們注意到村上在新作《刺殺騎士團長》中仍然內置了代際傳承的結構，由未曾經歷戰爭的一代人講述戰爭記憶，相較《奇鳥行狀錄》中對“南京大屠殺”的一語帶過，村上將小說人物雨田繼彥設置為大屠殺親歷者，敘事由以往的猶疑一改客觀敘述事實的肯定語調，繼彥選擇自殺的結局令受害者與施害者會於一體，並否定了追究南京大屠殺的確切人數的所謂“知識性態度”。雖然涉及篇幅極小，但卻與小說中心線索息息相關。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村上文學的沿襲與變化，也說明本書著者對村上文學的闡釋是較為精准的。

總之，著者將文本細讀和理論思辨相融會。一方面，在剖析村上對自身國家歷史的認識所表現出的複雜性和悖論狀態的同時，呈現了中日兩國在思想文化層面對歷史問題認識的巨大差距，中日之間跨文化話語對話空間的形成所面臨的巨大困難。另一方面，為我們尋覓“東亞”內部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建構了新的對話空間，並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怎樣從文化和文學的層面，在歷史創傷仍然存在，當下因利益衝突、紛爭隨時爆發的狀態下，進行更為真實有效的跨文化對話與思想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