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著名翻譯家、作家、美術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高莽先生， 于10月6日晚離世， 享年91歲。
“我和一般知識份子一樣， 不會放下手中的筆， 不會虛度年華， 將沿著命運為我安排的這條艱苦的路走下去， 為人類解放與友好事業貢獻微薄的力量。 ”高莽先生如是說。
就在三個月前， 高莽先生的自述作品《高莽》由社科文獻出版， 如今先生已經離去， 我們唯有用文字來緬懷， 願先生一路走好！
高莽先生90歲生日時畫的自畫像
1
初踏翻譯和編輯之路
我最初翻譯的一篇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曾是多麼美多麼鮮的一些玫瑰》發表於1943 年， 那一年， 我17歲。 屠格涅夫是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詩人和劇作家， 被稱為“現實主義藝術大師”。 他的散文詩是他整個生命和藝術的總結， 融匯了他一生創作的特點：愛國主義、民主精神、悲觀情緒、真誠、善良；敏銳、抒情、哲理、簡潔。
為屠格涅夫畫的肖像
1943年5月末， 一個清風搖曳的晚上， 我讀屠格涅夫散文詩神往不已， 內心衝動， 竟然失眠， 一骨碌爬起來，
譯稿寄去了大約一周後——1943年6月27日在《大北新報》第三版發表了。 我帶著報紙跑回家， 向媽媽報告， 媽媽不識字， 驚喜地用手撫摸著那張報紙……
1945年12月初， 我去中蘇友好協會工作。 李兆麟會長對於宣傳輿論工作極為重視， 他帶領330 人進駐哈爾濱， 成立了“抗聯駐哈爾濱辦事處”。
2
對譯詩的一點看法：詩不可譯
幾十年來， 我翻譯了一些俄羅斯文學作品， 有詩歌、有小說、有劇本、有書信、有散文， 等等。 直到現在， 我對文學翻譯也沒有形成一個定型的看法。 時間在變、年齡在變， 對翻譯的看法也在變， 特別是譯詩。
20世紀50年代， 我譯過馬雅可夫斯基、吉洪諾夫、蘇爾科夫、唐克等人的詩。 他們的詩比較大眾化， 通俗易懂。 也譯過阿赫馬托娃、葉賽寧、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詩。 他們的詩寓意太多， 詞語古奧，
青年時見識少、膽子大， 什麼都敢譯。 如今， 對翻譯有了更多的領悟， 便縮手縮腳了。
詩能不能譯， 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 各有各的看法。 我想， 不同的看法還會存在下去， 沒有一致的看法也許對翻譯學有益處。
我認為詩不可譯。 詩是一種特殊的文體， 它發揮的是母語的最大的功能， 有時， 一個詞含有多種意思。 俄羅斯詩人阿赫馬托娃、馬雅可夫斯基等人都講過， 他們的詩有的是無法譯成外國文字的， 尤其是喜歡別出心裁、熱衷於創造新詞的赫列勃尼科夫的作品。 譯成漢文的詩， 表達不盡原詩的文字特色、語言的樂感和簡練中蘊藏的豐富內涵。 譯成漢文的詩不等於原作。
同時我認為，外國詩應當譯成漢文。譯成漢文的詩僅僅能稱為“譯文”。在譯詩方面，我還在摸索，不知採用何種譯法為好——有時想準確地表達原作的內容，有時想傳達原詩的韻律，有時想追求原作中的一種精神，有時就是想把原作的形式借鑒過來。
我在譯詩過程中，有教訓，又不善於總結。如果硬要我說出自己崇尚的標準，那麼，我的看法可以歸納為一句話：“譯成漢文的詩要耐讀、有品位，應當是詩。”
我拜讀過前輩詩人譯的詩。吟誦時覺得有滋有味，確實是詩。然而有的譯文一經核對原作，又無法承認所譯是原詩，顯然，譯詩中有譯者的創作。過去，我認為再創作不屬於翻譯範圍。如今，閱歷多了，反而覺得譯詩中的再創作有其特殊作用。
我認為，任何一種譯法都應該有生存之地，因為它們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有個前提，即譯者是真正努力在翻譯。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市場經濟刺激下，我國翻譯界和其他領域一樣，也出現了投機者，他們不惜侵吞前人的勞動果實，東扒一句，西抄一句，或將幾位前人的譯文拼湊在一起，換上幾個字，便自封為新譯本或重譯。這是譯苑的莠草、蛀蟲，他們無資格進入譯苑的神聖殿堂。
不同的譯法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譯法能形成譯苑的百花齊放。不通曉外文的讀者對不同的譯文進行比較可以辨別優劣，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原作，而譯者也可以根據他人的譯法汲取經驗，把譯詩的共同事業推向新的高度。
譯詩是個複雜的、涉及很多領域的學術問題，我一直不敢觸及它。
3
離休27年，一直也沒閑著
離休以來，我多次應邀訪問蘇聯和俄羅斯。一方面宣傳我國的新成就，同時研究對方國家的文學藝術現狀。
1999年，普希金誕辰200周年時，我應邀出席了俄羅斯盛大隆重的紀念活動——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招待會，紅場上的音樂會，普希金和岡察羅娃的結婚紀念碑落成典禮等。我向外國同行們介紹了普希金作品在中國翻譯出版的情況，展出了我創作的《普希金》組畫，並將《普希金來到神州大地》的水墨畫獻給了大會組委會。後來，該畫被普希金博物館收藏，館長博加特廖夫不僅寫信表達了謝意，還將該畫印在大型紀念冊中。
為普希金畫的肖像
中蘇隔絕多年後，又和老朋友們相聚，並結交了一些新朋友。
2001年，我隨中俄友好協會代表團乘普希金號輪船，沿著伏爾加河到南方城市羅斯托夫，一路參觀一路宣傳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新氣象。
2010年，我應俄羅斯遠東邊區弗拉基沃斯托克（即符拉迪沃斯托克）當局的邀請，帶著自己的繪畫作品前往該市舉辦畫展。可能中國現代作品在遠東展出不多，所以反響強烈。
離休後，我撰寫了一部專著《伯里斯· 帕斯捷爾納克—— 歷盡滄桑的詩人》。為撰寫這部專著，我收集並閱讀了大量資料——帕斯捷爾納克的文集和同代人的回憶錄，他父親的《流年隨筆》，他兒子的資料彙編，他情婦伊溫斯卡婭的長篇回憶錄《時代的囚徒》以及《帕斯捷爾納克的通信集》等等。我有機會在莫斯科郊區參觀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故居紀念館，同時把自己的感受寫在書中。
這期間我還出版了幾本書，如介紹從普希金到契訶夫等幾位大作家的生平、創作和他們故居的《俄羅斯大師故居》，還有《白銀時代》——這是一本介紹俄羅斯著名詩人的書，其中有古米廖夫、阿赫馬托娃、曼德爾施塔姆、別雷等。
往事常常湧上心頭。這些年裡，我還寫了一些回憶文章。我意識到自己年輕時作為口譯者，對很多事務領會不深，但作為見證人卻值得保留。如果再不把當年的經歷記錄下來，有些珍貴的情景可能隨著人去而煙消雲散。因此，我盡自己所能，把腦海中的往事寫了出來，寫了茅盾、巴金、老舍、曹靖華、梅蘭芳、冰心、丁玲、戈寶權、華君武等許多先輩，出版了肖像畫和文字介紹相配合的圖書，如《文人剪影》《心靈的交顫》《高貴的苦難》《歷史之翼》等。
這期間，我還翻譯了俄羅斯19世紀一些作家的作品及現代作家的作品，如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回憶與托爾斯泰交往的事蹟，蘇聯電視文學劇本《馬克思的青年時代》、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維奇的紀實文學作品《鋅皮娃娃兵》、沃茲涅先斯基的中篇現代派小說《O》等以及烏克蘭當代女詩人斯吉爾達的3本訪華詩集。
《贊梅圖》
繪畫是伴隨我一生的業餘愛好。我之所以能夠完成幾幅大畫，也得益於離休後有了充足的時間。紀念梅蘭芳先生誕辰100周年，我畫了《贊梅圖》；慶祝巴金先生誕辰100周年，我畫了《巴金和他的老師們》。每幅畫上都有十幾甚至二十幾位真實人物，每幅畫長達5米、高2米。能畫出這些人物是我長期研究文學與藝術的結果。我必須瞭解每位藝術家的生平、活動及與畫中主要人物的關係。我感到欣慰的是，幾十年來掌握的知識有了用場，幾個月完成的畫作得到觀眾的贊許。
我已年屆九旬。我想到自己應做的事似乎還不少，但體力與精力都不濟了。但只要頭腦不糊塗，我和一般知識份子一樣，不會放下手中的筆，不會虛度年華，將沿著命運為我安排的這條艱苦的路走下去，為人類解放與友好事業貢獻微薄的力量。
我辦了離休手續，可27年來我還在學習、研究、翻譯、作畫、進行國際友好交往，我一直也沒有真正休息過，也沒有閑著……
《高莽》
高莽 自述 / 杲文川 整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17年6月
同時我認為，外國詩應當譯成漢文。譯成漢文的詩僅僅能稱為“譯文”。在譯詩方面，我還在摸索，不知採用何種譯法為好——有時想準確地表達原作的內容，有時想傳達原詩的韻律，有時想追求原作中的一種精神，有時就是想把原作的形式借鑒過來。
我在譯詩過程中，有教訓，又不善於總結。如果硬要我說出自己崇尚的標準，那麼，我的看法可以歸納為一句話：“譯成漢文的詩要耐讀、有品位，應當是詩。”
我拜讀過前輩詩人譯的詩。吟誦時覺得有滋有味，確實是詩。然而有的譯文一經核對原作，又無法承認所譯是原詩，顯然，譯詩中有譯者的創作。過去，我認為再創作不屬於翻譯範圍。如今，閱歷多了，反而覺得譯詩中的再創作有其特殊作用。
我認為，任何一種譯法都應該有生存之地，因為它們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有個前提，即譯者是真正努力在翻譯。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市場經濟刺激下，我國翻譯界和其他領域一樣，也出現了投機者，他們不惜侵吞前人的勞動果實，東扒一句，西抄一句，或將幾位前人的譯文拼湊在一起，換上幾個字，便自封為新譯本或重譯。這是譯苑的莠草、蛀蟲，他們無資格進入譯苑的神聖殿堂。
不同的譯法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譯法能形成譯苑的百花齊放。不通曉外文的讀者對不同的譯文進行比較可以辨別優劣，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原作，而譯者也可以根據他人的譯法汲取經驗，把譯詩的共同事業推向新的高度。
譯詩是個複雜的、涉及很多領域的學術問題，我一直不敢觸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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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休27年，一直也沒閑著
離休以來，我多次應邀訪問蘇聯和俄羅斯。一方面宣傳我國的新成就，同時研究對方國家的文學藝術現狀。
1999年，普希金誕辰200周年時，我應邀出席了俄羅斯盛大隆重的紀念活動——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招待會，紅場上的音樂會，普希金和岡察羅娃的結婚紀念碑落成典禮等。我向外國同行們介紹了普希金作品在中國翻譯出版的情況，展出了我創作的《普希金》組畫，並將《普希金來到神州大地》的水墨畫獻給了大會組委會。後來，該畫被普希金博物館收藏，館長博加特廖夫不僅寫信表達了謝意，還將該畫印在大型紀念冊中。
為普希金畫的肖像
中蘇隔絕多年後，又和老朋友們相聚，並結交了一些新朋友。
2001年，我隨中俄友好協會代表團乘普希金號輪船，沿著伏爾加河到南方城市羅斯托夫，一路參觀一路宣傳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新氣象。
2010年，我應俄羅斯遠東邊區弗拉基沃斯托克（即符拉迪沃斯托克）當局的邀請，帶著自己的繪畫作品前往該市舉辦畫展。可能中國現代作品在遠東展出不多，所以反響強烈。
離休後，我撰寫了一部專著《伯里斯· 帕斯捷爾納克—— 歷盡滄桑的詩人》。為撰寫這部專著，我收集並閱讀了大量資料——帕斯捷爾納克的文集和同代人的回憶錄，他父親的《流年隨筆》，他兒子的資料彙編，他情婦伊溫斯卡婭的長篇回憶錄《時代的囚徒》以及《帕斯捷爾納克的通信集》等等。我有機會在莫斯科郊區參觀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故居紀念館，同時把自己的感受寫在書中。
這期間我還出版了幾本書，如介紹從普希金到契訶夫等幾位大作家的生平、創作和他們故居的《俄羅斯大師故居》，還有《白銀時代》——這是一本介紹俄羅斯著名詩人的書，其中有古米廖夫、阿赫馬托娃、曼德爾施塔姆、別雷等。
往事常常湧上心頭。這些年裡，我還寫了一些回憶文章。我意識到自己年輕時作為口譯者，對很多事務領會不深，但作為見證人卻值得保留。如果再不把當年的經歷記錄下來，有些珍貴的情景可能隨著人去而煙消雲散。因此，我盡自己所能，把腦海中的往事寫了出來，寫了茅盾、巴金、老舍、曹靖華、梅蘭芳、冰心、丁玲、戈寶權、華君武等許多先輩，出版了肖像畫和文字介紹相配合的圖書，如《文人剪影》《心靈的交顫》《高貴的苦難》《歷史之翼》等。
這期間，我還翻譯了俄羅斯19世紀一些作家的作品及現代作家的作品，如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回憶與托爾斯泰交往的事蹟，蘇聯電視文學劇本《馬克思的青年時代》、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維奇的紀實文學作品《鋅皮娃娃兵》、沃茲涅先斯基的中篇現代派小說《O》等以及烏克蘭當代女詩人斯吉爾達的3本訪華詩集。
《贊梅圖》
繪畫是伴隨我一生的業餘愛好。我之所以能夠完成幾幅大畫，也得益於離休後有了充足的時間。紀念梅蘭芳先生誕辰100周年，我畫了《贊梅圖》；慶祝巴金先生誕辰100周年，我畫了《巴金和他的老師們》。每幅畫上都有十幾甚至二十幾位真實人物，每幅畫長達5米、高2米。能畫出這些人物是我長期研究文學與藝術的結果。我必須瞭解每位藝術家的生平、活動及與畫中主要人物的關係。我感到欣慰的是，幾十年來掌握的知識有了用場，幾個月完成的畫作得到觀眾的贊許。
我已年屆九旬。我想到自己應做的事似乎還不少，但體力與精力都不濟了。但只要頭腦不糊塗，我和一般知識份子一樣，不會放下手中的筆，不會虛度年華，將沿著命運為我安排的這條艱苦的路走下去，為人類解放與友好事業貢獻微薄的力量。
我辦了離休手續，可27年來我還在學習、研究、翻譯、作畫、進行國際友好交往，我一直也沒有真正休息過，也沒有閑著……
《高莽》
高莽 自述 / 杲文川 整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