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文集的整理出版
《陳寅恪集》的編輯整理和出版， 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 在學術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北京三聯書店從二○○一至二○○二年陸續出齊的新版《陳寅恪集》（下稱新版《陳寅恪集》，
原由蔣天樞編定的《陳寅恪文集》只有《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七種， 其中《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據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版重印。
《書信集》、《讀書劄記二集》、《讀書劄記三集》、《講義及雜稿》四種均為此次新輯。 《讀書劄記一集》是在《陳寅恪讀書劄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的基礎上， 由陳美延對照手跡增補校訂而成的。 《詩集附唐篔詩存》除了勘誤校訂和編排調整之外， 還增補了後來發現的十三首陳寅恪詩作。
據責任編輯孫曉林的介紹， 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主要是由三聯書店和陳寅恪的女兒陳流求、陳美延共同承擔的。 許多專家學者説明查找資料， 校勘審讀，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參與了這項工作。
從文化背景上看，新版《陳寅恪集》的問世，很難與前些年三聯書店出版的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熱銷脫離關係。該書一九九五年出版後，整個九○年代後半期多次重印，在北京的幾家學術書店的銷量長期榜上有名。《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責任編輯潘振平，此次也是《陳寅恪集》的責編之一。而前者是一部以揭示陳寅恪生存狀態、探索其內心世界為主題的傳記類作品，基本上將陳寅恪定位為思想家。作者有意令陳寅恪的“獨立”、“自由”作為一種文化性格而凸現。新版《陳寅恪集》的面世，正是受到了九○年代以來所謂“國學熱”和“陳寅恪熱”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也因《陳寅恪最後二十年》大發行量促成。總之是當前學風影響下的產物，實際上沒有在學術研究本身引起對陳寅恪所涉及學術領域和學術問題的重新重視。至於近來有些與陳寅恪的研究相關的熱門話題，如葛承雍挑起的關於崔鶯鶯種族問題的討論等，雖說也是對陳寅恪先生的推測而作的繼續研究，但與新版《陳寅恪集》似無關係。
陳寅恪有關中國中古史的學術論題
全面總結陳寅恪的學術論題及其價值取向，不是本文能力所及。由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寅恪文集影響廣泛，所論問題也相對集中，以下主要以此次新輯的《書信集》、《讀書劄記二集》、《讀書劄記三集》、《講義及雜稿》四種以及作了較大增補校訂的《讀書劄記一集》為重點，就其所涉及的中國中古史的相關學術問題予以簡要疏理和介紹。必須聲明的是，我們對陳寅恪所涉及學問中的眾多領域並無專門研究，僅就對以上諸書的閱讀略談體會並對其內容稍作介紹。
最能夠體現新版《陳寅恪集》在輯佚和增補方面的工夫的，是《書信集》。它收錄了作者致數十位親朋、學者及機構的二百余通書信，對於瞭解陳寅恪從事學術探索的環境和心態，瞭解他的性情與為人，都有很大的幫助。如果將《書信集》與陳寅恪的其它論學文字（包括大量的序跋和論文中的按語）結合起來研讀，一個陳寅恪自己眼中的陳寅恪將比較完整地呈現出來。這對於瞭解其學術歷程至關重要。實際上這是新版《陳寅恪集》提供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有待研究陳寅恪及近代學術史的專家進一步探究。該集的初步評介可參看錢文忠的書評。至於其中一些信函年代可考而未考的問題， 包括個別時間誤植的問題等，則都已經有人指出，茲不贅。
從三集《讀書劄記》與《講義及雜稿》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後來成文的許多問題都已或多或少在讀書過程中提出，或者說他的主要論文都是讀書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由於許多在讀書和授課過程中經過認真構思的專題沒有整理成文刊行，所以其《讀書劄記》與《講義及雜稿》，對於我們瞭解陳寅恪的學術就顯得更加重要。此外，《讀書劄記》所錄讀史眉批按語，更直接地表現了其觀察視角。陳寅恪的思維方式並非從幹嘉學派繼承來，不是細密考證的歸納方法，而是帶有強烈的西方邏輯推理色彩的演繹方法。
《讀書劄記一集》是作者讀兩《唐書》的劄記，反映出陳寅恪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注重宋人對漢唐故實的研究，如在《舊唐書》卷首空頁處注《石林燕語》關於宋代經筵進講漢唐故事的記載；另一方面重視新史料的運用，包括敦煌文獻和石刻材料，如在高祖本紀之批註中引用敦煌寫本《唐忌辰表》和《金石萃編》所收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記等（頁26）。至於他所關注的內容，則涉及面非常廣泛。陳美延在《編者說明》中指出，“作者一貫重視之民生、財政、胡族等問題，諸如霜儉、米價、汴路或追蹤黃頭軍、銀刀軍、沙陀、回紇阿布思來龍去脈等等均一一標出”（頁651）。除此之外，比較集中關注的問題依次還有李武韋楊婚姻集團、武則天與佛教、憲宗暴崩與順宗實錄、李德裕抑退浮薄與獎拔孤寒及山東舊門之好尚、唐代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兩唐書所載與元白詩相關者、樞密使、宋人對三省制的議論、府兵制及其破壞、翰林學士、唐代開國背景及其與突厥之關係、山東豪傑、常何碑反映的玄武門事變真相、河北藩鎮及五代將帥的胡化與蓄養義子、飲茶之普及、武則天的革命及其社會意義等。大量的批語還標出了與唐代各種制度相關的名詞和概念。
《讀書劄記二集》涉及的史籍文獻有《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後漢紀》、《資治通鑒考異》、《唐律疏議》等十九部，是作者研讀兩《唐書》之外的正史和其它與唐代相關文獻的讀書劄記。這說明陳寅恪並非真的不讀三代兩漢之書。遺憾的是大都沒有標出劄記所寫的時間。其《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後漢紀》的劄記主要是對民族、宗教和文化的關注，包括後來成文的清談與清議、王導處理東晉政權與吳姓士族的關係等問題。《資治通鑒考異》的劄記，則多處指出司馬光的疏忽和失誤（頁99、101、103），其隋紀考異部分，則基本上是在做《說郛》本《壺關錄》的輯佚，考證出今本《壺關錄》乃後人掇拾而成，原書元時已佚（頁104—105）。批註《唐律疏議》，則意在證明隋唐制度承襲北齊而不承北周的結論，是對其《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補充。
《讀書劄記三集》涉及的是三部《高僧傳》，並附有《高僧傳箋證稿本》。一般認為這是體現陳寅恪早年學問根基的成果，尤可顯現他的語言文字功力。劄記中標出了許多梵文、巴厘文等外國文字，側重關注的問題則主要包括來華譯經高僧大德的國別與民族、不同佛經或教派之出處與傳播路線、佛學與魏晉玄學的高下之別、佛經翻譯問題及其解釋傳統、佛教思想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佛教名勝考辯等等。陳寅恪對僧傳下的功夫很深，並著手撰寫《高僧傳箋證稿》，可惜只完成了引論部分。劄記中對於佛教東傳、佛教理論及佛教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皆參引佛教典籍互相補正，互相解釋，是研究佛教史和研讀幾部高僧傳的重要參考書。陳寅恪對僧傳的史料價值高度肯定，對僧傳中體現的文化傳承十分重視，同時也針對其它研究者的錯誤予以批評。日本學者在佛教史領域的貢獻突出，但陳寅恪毫不客氣地指出境野《支那佛教史講話》中對《釋道猷傳》的誤讀“可笑”！）（頁136）。據楊聯升聽隋唐史的筆記，陳寅恪在課堂上對日本的所謂“東洋史”研究評價並不高。他說：“日本人常有小貢獻，但不免累贅。東京帝大一派，西學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
《講義及雜稿》主要是備課筆記和講義，以及未收錄於其自定文集中的一些序跋文字，還有其夫人、助手和學生等人所做的聽課筆記、學生論文的評語等。但未收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陳寅恪做備課筆記和講義，主要是彙編史料，所要表達的觀點並未明確標出，但參看所附幾則聽課筆記，則知其在史料彙編背後所要表達的觀點非常明晰。如講兩晉南北朝史時，明確強調司馬氏代魏是東漢儒家大族統治權的復辟，在講隋唐史時，指出唐詩可以增補武宗以後歷史的許多缺漏，並說李牛兩黨弄權，其實是兩黨宦官的鬥爭等等。陳寅恪治史的一大特點，就是他對史料的考察視角。一些學者曾提到過陳寅恪所選用的史料背後有其極強的主觀判斷在內。如本集收錄的陳寅恪在中山大學時為中國高等院校所編的《兩晉南北朝史》參考資料，此書印數原本不多，不易查考，今日重刊，恰可為考察陳寅恪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思路提供幫助。本集的價值，不僅如《整理後記》中所說，可見其早年備課過程及授課所涉內容之一斑，而且也有助於我們瞭解陳寅恪敏銳捕捉問題的意識和能力。提出的許多題目和史料線索，也是中國中古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即使時至今日，拿陳寅恪當年備課筆記和講義中提出的問題和揭示的史料來衡量，某些人發表的論著仍然顯得落後。這也就是說，陳寅恪的備課筆記和講義仍然具有作為研究前提徵引的價值。
結合陳寅恪的長篇論著和《讀書劄記》、備課筆記及講義，我們可以看出他關注的中國中古史的重大問題非常之多。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中古史研究的，至少還有如下數端。
關於《唐六典》的性質問題。至今仍是隋唐制度史研究的一個難點和重點。陳寅恪雖然沒有系統的論文和專門的讀書劄記[9]，但他敏感地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並標注出若干關鍵史料。在《舊唐書．禮儀志》載太常博士顧德章的奏議所引“定開元六典敕”之後，特別批出“六典”二字，注意到《六典》並非開元之法。在讀《唐律疏議》的“書末補記”中，標出《玉海》卷五一引韋述《集賢注記》關於《唐六典》的說法，“（開元）二十六年，奏草上（六典），詔下有司， 百僚表賀。至今在書院，亦不行用”。並引用韋述自己在《集賢注記》序，證明其時在天寶十五年，說明整個開元後期和天寶時期，《唐六典》都置於集賢書院中而未行用。 在《唐詩校釋備課筆記》中，陳寅恪引程大昌《考古編》九關於《唐六典》的若干考評文字，提示程大昌對《唐六典》是否行用問題的關注和考證。程大昌一方面“據（韋）述此言，即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另一方面，據白居易〈陽城不進倭奴〉詩中所說“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陽城嘗援六典為奏，“豈是六典成而不用耶？”程大昌還據《新五代史·桑維翰傳」說明“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元佑諸公議更元豐故事，則痛詆六典，以為未嘗頒用，殆有激而雲耳”。很明顯，程大昌的看法是《唐六典》是行用了的。陳寅恪很慎重，沒有遽下結論，而是在進一步尋找資料考證，並加按語說明“杜牧上宰相求甯杭州書亦言及六典。余見四庫書目史部職官類提要”。
關於武則天時代社會變革的性質問題。至今還在討論的“唐宋變革論”和中古史分期便與此有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指出，“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這是從“關中本位政策”的崩潰立論的。在《新唐書．劉憲傳》記吏部糊名考判條後批註，“若糊名則不能論門第矣”。在講授唐代史時，特別強調武則天有許多改革，而體現為注重詩詞以打倒門閥的科舉制改革，更促進了政權社會基礎的擴大。
關於李德裕及其代表的社會階層問題。這是理解唐代社會結構及其轉型的關鍵問題。李德裕獎拔孤寒與強調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表面看起來似乎矛盾。陳寅恪在多處關注此事，其實也已揭示出其中的奧蘊。在讀《舊唐書．武宗紀》的劄記中，多次引用唐人筆記說明“李衛公頗升寒素”，在讀《新唐書》諸多列傳的劄記中，也都特別注意李德裕惡進士與山東舊門之好尚，《唐詩校釋備課筆記》又引《南部新書》載李德裕在涯州所作之詩。 既然進士已由與李德裕另一路線之高官把持，成為高級官僚世襲高位的工具，抑進士與獎拔孤寒就並不矛盾，而公卿子弟與進士浮薄之間則有矛盾。這種矛盾陳寅恪往往稱之為“氣類”之不同。孤寒與公卿子弟則不對立，“八百孤寒齊下淚”中的孤寒，有的當是李德裕強調的未“成名”的公卿子弟。
關於唐代的種族與文化問題。這是陳寅恪中古史研究的核心論題，也集中體現了其學術取向。此類問題的提出，是那個時代“道”與“治”、“國”與“學”等論爭背景下的結果，其影響也一直不減。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開篇，陳寅恪引用《朱子語類》所謂“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指出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實際上，種族與文化，正是陳寅恪以中國中古史為研究重心的學術取向的關鍵因素。新版《陳寅恪集》的《讀書劄記》和備課筆記、講義之中，種族與文化是最受關注的問題，許多地方都有助於進一步探究陳寅恪的種族文化史觀，以及這種史觀背後的學術轉型背景。
陳寅恪的治學特點及其學術地位
陳寅恪生活在中國近代學術的轉型期。這個轉型主要體現在其時知識份子的學術取向上。一方面，他們決心要“為學問而學問”，要把“建立一個學術社會”作為自己的職志，明確地不同於昔日要“致君堯舜上”的“士”。“士”在政治社會中的地位，逐漸遂由中心轉到邊緣。在這個方向上，嚴格的學術規範和學術方法受到重視，尤其是西學由卑而尊，在學問的境界上追求學貫中西。陳寅恪是這個隊伍中獨樹一幟的領軍人物，他對中外兩面的歷史演變及現實狀況都有系統的瞭解和深入的體察。他研究歷史從論題的選擇到論證的方法，也都有國際觀念和中外比較的大背景。 另一方面，他們的“新生”又並不徹底，雖然他們在西學鏡照下也認識到了“為學問而學問”的意義，不再提倡傳統士大夫“吾道一以貫之”的“經世致用”。但其建立一個學術社會的關懷同樣貫穿著“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情懷”，只是這個情懷不再落實到“出仕”一途之上罷了，與顧炎武所謂的“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主張並無二致，仍不脫“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流風餘韻。 陳寅恪在這方面同樣表現得非常典型。
陳寅恪在學術史上重要而特殊的地位，需要從近代中國學術轉型的視野來界定。從治學範圍來說，陳寅恪走的是一條從追步歐洲漢學、以中國邊疆民族史和中外關係史為重心，到獨立構建史學體系、以中國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為重心，再到維護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文化價值、以清代才女為研究物件的治學道路。余英時先生概括為從“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到“心史”，即經歷著從東方學到史學，又從民族文化之史學到心史這樣的“三變”，我們認為是非常貼切的。新版《陳寅恪集》的出版，尤其是其中不同時期的讀書劄記、備課筆記和講義雜稿，如果按時間順序做一個學術編年，可以從學術歷程方面進一步豐富蔣天樞教授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及所附〈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也可以為余英時先生關於“三變”的概括提供更詳細的史實依據。
隨著治學範圍的變化，陳寅恪的治學方法無疑也發生了變化。在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為研究重心的早年學術中，考據方法佔有重要地位。在以“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為重心的中年學術中，則超越了清代的考據之學，也超越了胡適、傅斯年的史料學派。 陳寅恪並沒有加入到分別以章太炎和胡適、傅斯年為首的學風論爭中，也可以說陳寅恪是超越於這兩派之上的，沒有站在任何一方，沒有各執一端，而是各取所長。站在今天的立場來看，陳寅恪之所以具有巨大而久遠的學術影響力，正因為他能夠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又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在傳統學術所建立的話題系統與史料讀法和西方學術理念及研究方法兩大背景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統、有所創獲的治學方法，最終則達到近代中國史學的最高峰，並使近代中國史學“在宋代的高峰之後再創新高，與國際學術巨匠引導的主流並駕齊驅”。
在陳寅恪的晚年學術中，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為代表，表面看起來是繁複的考證，實則進一步突破考據的藩籬，一改以往正規史學專題或學報論文的風格，在考證文字中大量抒發個人的感慨，將自身生活的世界和作為研究物件的歷史世界串通融合起來。此種風格的著述在史學體裁中難以歸類，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說：“這是古今中外史學著作中從所未見的變體，然則卻是他晚年寫史的一大特色。”
陳寅恪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是他思考的問題，他做的文章，都不遵其時學院派的路數和學報的風格。但是，陳寅恪並非不重視他人的研究成果。相反，他在一些前沿性的學術問題上，不僅自己是領軍人物，還儘量吸收他人的成果，嚴格遵守學術規範。尤其是他在清華研究院時代，有著立足於世界學術之林的治學志向，他批評中國學者治學“閉門造車”，“罕具通識”，於學術境地標舉甚高。如在有關敦煌文獻的研究中，他自己是開創者之一，同時也大量吸取了他人的成果。這一點，觀其作《韋莊〈秦婦吟〉校箋》所引用的中外學者的論著即可知。陳寅恪讀羅振玉《敦煌零拾》的跋文和眉批都表明，他對當時新公佈或還沒有公佈的敦煌寫本，都盡可能地取而用之。
此外，陳寅恪對傳統民族文化有著強烈的感情，抱持一種瞭解之同情的態度，甚至也有著較為強烈的現實關懷。陳寅恪的學術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特徵，有著特定的時代和個人背景，包括特別的家世背景，抗日戰爭的背景以及晚年雙目失明帶來的境遇。關於家世對陳寅恪學術的影響，已經為眾多學者所揭示，如葛兆光撰〈世家考〉，特別強調陳寅恪一家幾代人身上體現的文化世家的傳統，認為陳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是文化人近代中國抵抗命運的典型。 關於抗日戰爭給陳寅恪帶來的影響，余英時先生認為，對於其個人來說，是一段不幸的悲慘遭遇，從整個中國來講，則是一場地變天荒，合起來就構成陳寅恪所親歷的新悲劇的全部過程。是這場悲劇構築了陳寅恪晚年學術的底色。
陳寅恪乃近代史學範式進入中國以來的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其學術貢獻是研究這兩段歷史的學者和以民國學術史為關注物件的學者一致公認的。他提出的一些概念，至今還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出發點。但是，陳寅恪的學術論域價值之所在，卻是研究中國中古史的學者很少關注的，而研究民國學術史的學者，更是罕見能做如此具體的題目。
當一位學者提出的理論、概念、研究方法成為當下研究的新起點時，就必須對其學術論域的形成做全面的考察，並在此基礎上對其學術論域的價值做出估定。否則，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況下簡單搬用，很容易和原作者的本意南轅北轍，闡發其思想時也許就會出現偏差。事實上，陳寅恪提出的一些概念與論斷在學界確實存在被誤解和濫用的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即是“關隴集團”。其後學者無論是支持或是反對這個概念，在史料分析的角度和考察歷史的出發點上，都與陳寅恪有著明顯的不同。因而，維護者闡發此概念有過度詮釋之嫌，反對者辯駁時亦未切中要害，捨本逐末，只考證了細枝末節。
現在研究陳寅恪的專著與文章並不算少，而且涵蓋面極廣，連陳寅恪的留學生活、赴英而未成行的原因甚至與陳相關的金應熙的為人等，都可以成為研究物件。但真正全面地把陳寅恪提出的概念和論斷放回他的學術論域，再將他的學術論域放回產生此一論域的特定時空的研究，目前還未得見。只有餘英時先生的系列論著如〈陳寅恪史學三變〉、〈陳寅恪與儒學實踐〉等，梳理了陳寅恪在不同時期的學術論域和學術價值，為進入陳寅恪的生活時代與史學世界打下了基礎。實際上，學術史研究中對學術論域的考察已算不上最前沿的新方法，美國學者艾爾曼在考察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過程時，就已經注意到並且明確指出這種研究的必要性。他應用此方法寫成的《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一書，就是把學術史問題放回社會史與政治史領域考察的一次成功的嘗試。
現在，可以讓我們進行這種論域研究的材料不可謂不齊備，從民國時期的政治局勢、國際關係、社會狀況等關係到陳寅恪學術論域的時代背景史料，到清華大學的檔案、西南聯大的材料、民國時的學術刊物等涉及陳寅恪日常生活與工作以及所處學術環境諸方面的史料，查考起來並不困難，加上三聯版《陳寅恪集》中的《讀書劄記》一至三集與《講義及雜稿》、《書信集》，已經完全有可能復原陳寅恪開創學術論域的過程並揭示其學術論域的內涵。
僅就陳寅恪研究唐代政治的方面而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所論述的李唐氏族問題與唐代前半期政治局勢之關係，現今的研究者或許都知道其結論是關於“關中本位政策”的，而他們未必知道陳氏選定這樣的切入點考察的原因。在今天的隋唐史研究者看來，陳寅恪如此論述，似乎就是以李唐氏族問題作為其“關中本位政策”的一個個案，而與當時學術環境無關。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三○年代，有關李唐氏族問題的學術論爭比較激烈，延續到了四○年代仍未結束。陳寅恪之外，劉盼遂、王桐齡、薩孟武、朱希祖等學者都曾前後參與討論。此論爭因劉盼遂在一九三○年發表在《女師大學術季刊》的〈李唐為蕃姓考〉開始，並非發軔于陳氏，但陳氏在建立其以“種族與文化”為立足點的唐代政治史研究框架時，受當時學術研究的影響，對這一與自己論題有關的問題不能回避。加以陳氏本人也參與過這場討論，發表過〈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與〈李唐武周先世事蹟雜考〉，[28]所以在建構其唐代政治史體系時便已將自己已有的思路加入。陳寅恪的許多學術論題都不是純粹主觀而孤立地提出的。
以上所舉，只是研究陳寅恪學術論域“內在理路”的一個問題，而陳寅恪的學術論域中，此類問題極多，我們切不可因為民國五○年代以前的學術觀點已經成為學術史的沉澱而置之不理，更不可因陳寅恪在當今的影響巨大而將其視為那時一片黑暗的學術領域中孤獨的燈塔。陳寅恪討論過的問題，有許多是與他同時代的學者都關注的，而因為種種原因，陳寅恪的觀點是今日保存下來的比較有體系而且影響 較大的，其它學者的觀點被暫時忽略，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在研究陳寅恪的學術或研究民國學術史時便僅就陳寅恪去說陳寅恪，或僅就陳寅恪去評判民國五○年代以前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我們還應該看到，陳寅恪的學術論域之所以呈現出今天的面貌，並不僅僅是內在學術理路促成的。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陳氏的生活狀況、學術機構的功能與學者的社會角色，都是影響陳寅恪治史特色的因素。
陳寅恪的士大夫情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陳寅恪“不甘逐隊隨人”，卻非常看重以文字作紀念，在致劉永濟的信中便說“文字結習與生俱來，必欲於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跡以自作紀念者也”。而且，他的著述基本是純粹的學術論著，包括已經失毀的一些著述，都緊密圍繞著其學術旨趣。即便是一些序跋和審查報告，儘管在論述風格上大都取點到為止的手法，與其長篇論著中的牽纏反復不同，但也多為論學之作， 具有極強的學術性，體現出陳寅恪作為一個學者的鮮明形象。陳寅恪首先是一個學者，是一個真正稱得上“國學大師”的學者，他的思想基本也是通過自己的學術來表達的。迄今為止，陳寅恪在學術史上的地位無疑要比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重要。
如果說陳寅恪在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的話，那就是通過自己的學術實踐和學術取向鋪墊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厚重基石，是以具有獨立人格的學者身分而不是以思想家的身分著書立說的。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陳寅恪不是系統的思想家，他並沒有告訴我們儒學怎樣才能在理論上完成從傳統轉向現代的歷程。但是他卻以身示範，在實踐上證明了儒家的若干中心價值即使在最艱難的現代處境中仍然能夠發揮出驚人的精神力量。”陳寅恪有著深刻的思想，但不是系統的儒家思想家，也不是系統的自由主義思想家。
陳寅恪本人曾將“經學”與“史學”的區別，譬諸畫鬼與畫人的區別。他給自己學術的定位是史學而非經學，既不同于治經學之謹願者，而是要綜合貫通，討論問題；也不同于治經學之誇誕者，不流於奇詭悠謬，不以那些似是而非的孤證來附會空泛的結論。所以“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只是一種學術取向的選擇，而非對治學能力自我衡量意義上的自謙。當然，陳寅恪的史學工夫，也絕不是為了做“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的史學。史學家原本可以是思想家的，不過與只表達思想不研究學術的思想家並不相同。
說陳寅恪不是系統的思想家，並不等於說他在思想史上沒有地位，更不是說他不關心政治。儘管在時下一些有關學術、思想與政治的言說中，思想家總比學者與政治的距離更近一些。但是，真正的歷史學家無疑是關心現實政治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像陳寅恪這樣的學者，是在很深層的意義上關心政治，暗存“史學救國”之心。他的關心政治，不是給政治做注腳，而是堅守著學術主體性的。作為傳統士大夫情結的體現，陳寅恪的史學必須要有救國的學術取向，作為一個處於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的領軍人物式的學者，陳寅恪又要堅守學術戒律。這是決定陳寅恪學術風格的基本因素，也被認為是其學術論述中“牽纏反復”風格的形成背景。
陳寅恪對學術的現實價值有深刻的認識，他認為“天下之致賾者莫過於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後三際（借用摩尼教語）、猶物狀有線面體諸形。其演嬗先後之間，即不為確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關係。故以觀空者而觀時，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偶然。既為當然，則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所以對於那些“為一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人”來說，未來人事是可以預知的。 既然最為深奧玄妙的人事都可以預知，學術可以預知現實政治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陳寅恪表面上是在說俞曲園，實際是一段集中表達自己學術價值觀的夫子自道。
學術獨立於政治之後，如何去關心政治，甚至約束政治，這是陳寅恪時代的學者共同面臨的課題。陳寅恪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應當由此展開。史學研究和現實關懷原本是無法截然分開的，但陳寅恪對現實政治的關心，與撈取個人政治資本、淪為政治附庸的研究取向有著根本的不同。在他看來，學術必須是獨立的，但學術又是對現實政治有指導意義的，關鍵就在於學者必須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必須堅守其主體性，而不是成為政治的婢女。陳寅恪的許多學術論著都深藏著對現實政治的關注和提示，但因為堅守著學術的主體地位，故並不影響其學術價值。可以說，陳寅恪學術中的政治意識，是超越于現實政治之上的學術自身具有的價值。陳寅恪學術中深奧的政治關懷，是“為帝王師”的士大夫情結在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產物，也是近代中國學術轉型艱難歷程的一個集中體現。
實際上，即使是研究陳寅恪的思想，也不能脫離其學術。陳寅恪最重要也是最深層的思想，其實還是存在於其學術理念之中的。僅僅抓住其在一些詩文中的隨著時代變遷而發的議論和言說，還不足以揭示其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誠如注重研究陳寅恪思想的李慎之先生所說，“陳寅恪是一個嚴守家法的學者。這不僅是中國的學術傳統，更是西方的學術傳統，即所謂Everyone is supposed to specialize in his own line。因此他很少在他自己所治的史學之外發議論”。但是，李慎之先生因此而看重的是陳寅恪的好友吳宓在日記中所記錄的他的一些極為精采的思想，而沒有深入到陳寅恪的學術本身。可以說，這是近來研究陳寅恪很有代表性的一個看法。
新版《陳寅恪集》的編輯者和出版者，也在有意突出陳寅恪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形象。至少從全書的裝幀來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似乎成為陳寅恪的代名詞，赫然書於封面，似在有意標示著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特立獨行。文集出版的前後，論陳寅恪者多持陳寅恪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之論。至李慎之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更將此點演繹到一個時代精神與文化良知的高度。編者對此類月旦評也做了積極回應，〈《陳寅恪集》後記〉著重強調其為學一貫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表示“學界倘能于研究父親著述時，更知父親此種精神之所在，則為我們姐妹辛勞的最高報償”。責任編輯孫曉林也明確指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全部著述文字的靈魂，也是他終生宣導並實踐了的學術立場。並認為這就是出版《陳寅恪集》的意義和價值。[37]其後，錢文忠在評論《書信集》時，也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書信裡的陳寅恪〉為題。
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來概括和解讀陳寅恪，與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思想潮流大有關係。在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中，自由主義作為知識界的主要思想流派，對中國傳統尤其是近代的思想資源加以改造吸收，而陳寅恪“十字真言”正為此中佳選。所以，陳寅恪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形象一步一步被強化，他所說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理所當然地成為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這樣的概括確實很有深度，但將原本作為一個學術原則的表述上升為一種思想表達，則有將陳寅恪豐富的實證性的學術抽象地虛化為簡單的思想概念的嫌疑。談論援引陳寅恪成為學術界的時髦，就與這種定位有關。
與突出陳寅恪思想家色彩的取向相關，其晚年對於大陸中共政權的態度問題，也受到大家的普遍關注。這是中國現代政治史範疇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複雜。陳寅恪與中共政權的某些做法有著嚴重的抵觸，自是事實。其〈贈蔣秉南序〉中隱藏的層層古典與今典，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陳寅恪的士大夫情懷，也是其與中共政權抵觸心態的寫照。文末“蔣子秉南遠來”一句，可以說是這篇文字的寫作緣起。陳寅恪晚年頗有一種以韓愈自況的傾向，而韓愈那種寧可犧牲也要衛道的氣節頗為陳所吸取。《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提到的“要郭沫若重寫王國維紀念碑”事件中，陳寅恪以韓愈自比了一次，而這篇〈贈蔣秉南序〉則再次套用了韓愈生平的一個典故，即韓愈因〈諫迎佛骨表〉而被貶潮州，其侄孫韓湘探望，韓愈為之賦詩，其中有“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韓愈當時的心情是悲憤加上正氣凜然，陳寅恪當時亦應如此。
陳寅恪晚年對政治的抵觸，是一個有著強烈文化使命感和自覺意識的學者，與社會潮流之間發生的衝突，大可不必用愛國主義的名義來掩蓋這種抵觸。至於後來陳寅恪受到衝擊和迫害，那是中國的一場民族災難，陳寅恪之受到迫害也就難以避免了。
陳寅恪與《陳寅恪集》的學術影響
陳寅恪的學術論著本身並不如有關論述陳寅恪的著述好讀。正如胡適所說，“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實在寫的不高明”。錢穆也認為陳寅恪的行文“冗遝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十之三四始可為誦”。新版《陳寅恪集》不可能象《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那樣熱銷和引起關注，已成事實。
如果還是把陳寅恪及其著述放在學術領域內來討論，新版《陳寅恪集》進一步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陳寅恪開闢了哪些學術論域，提出了哪些具有解釋力的概念，這些概念（如關隴集團、山東豪傑、唐朝江南化等）為後來的中國史學界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陳寅恪在具體學術研究中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路徑，在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奠定了什麼樣的位置？
從學術影響來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研究中國古代史最有成就的一批學者和最有學術生命力的一些問題，不少都與陳寅恪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如關隴集團的問題，大概是史學界爭論時間持續最長捲入知名學者最多的問題之一。唐長孺教授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進一步提出的“唐朝南朝化”和田余慶教授的《東晉門閥政治》等，都是陳寅恪之後中古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其屬於陳寅恪學術論域內問題的延伸是顯而易見的。有學者將陳寅恪比為日本的內藤湖南，可謂貼切。至於一些具體問題，因為陳寅恪根本不是考證派或史料學派，而具有明顯的以論代史的傾向，所以大可不必搞兩個凡是，更不必通過思想史上的陳寅恪畫像來將其學術研究神秘化。
關於新版《陳寅恪集》的編校品質問題，已有學者指出，而編輯部也有所回應。 筆者認為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實在是難免一點都不出錯。在這裡只想指出，編校過程中還存在著少數內傷，就是因誤解陳寅恪的學術思路而導致的錯校。這是討論陳寅恪學術影響不該回避的問題。
在具體學術問題上，陳寅恪也會出錯。而且有些錯誤不是一般的讀者容易看出來的，必須是在專門領域有深入研究的人，才能體會出錯在何處及其出錯的原由。否則，簡單的史料校對功夫，只能是對陳寅恪思路的誤讀。如關於隋唐制度淵源的論述，是陳寅恪歷史解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陳寅恪的解釋思路無疑貫穿著一套思想，就是所謂文化本位思想，也就是“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思想。這種思想是貫穿在他的學術中的，如〈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以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從這樣的思想出發，陳寅恪認為南北朝分裂時期南方代表了中國制度和文化的主流，而西魏北周的制度除了關隴區內保存的舊時漢族文化之外，就是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對於後來煌煌大觀的隋唐制度來說，魏周制度的影響實較微末。這個結論的一個重要論據，是《隋書．百官志》下所載“高祖既受顧命，改周之六官，其制多依前代之法”，並說這是“隋官制承北齊不承北周之一例證也”。這是陳寅恪引用史料的一處失誤，但卻是符合陳寅恪的歷史解釋思路的。新版《陳寅恪集》依據《隋書》原文，將其改為“高祖既受顧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頁94）。看似一個簡單的史料訂誤，實際上卻違背了陳寅恪的思路。“其所制名”和“其制”，一個是官名的恢復漢魏之制，一個是整個制度的回歸漢魏，意義層次相當不同。此類錯誤，不如一仍其舊，而以校勘記加以說明則可。至於隋朝制度的淵源問題，已有學者按照陳寅恪的思路作出了重新考析，提出在體制上，隋官制承北齊而不承北周之說是不能成立的。隋官制實吸收南北各朝的積極成果而加以總結，並非多依北齊之制。
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及其提出的許多學術命題，在近代學術發展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可以預見，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學、敦煌學等諸多領域的研究所達到的境界，及其具有的開拓和奠基意義，以及對於今後中國學術走向的影響等問題，都將因新版《陳寅恪集》的面世而更加受到關注。實際上，在陳寅恪涉及到的研究領域內，儘管一些突破陳寅恪思路的新學術命題已經出現，一些問題的研究已經在陳寅恪研究的基礎上有了進展，但是，新版《陳寅恪集》仍然能夠為那些領域的研究提供便捷的參照。因為有一些問題，在目前的學術積累中，還是無法跨越陳寅恪的，更不要說忽略他了。
至於陳寅恪究竟在哪個領域內的成就最有代表性，是清華研究院時代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為研究重心的早年學術，還是以“三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為代表的中年學術，或者是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為代表的晚年學術，學者們往往根據自己的研究旨趣作出不同的判斷。無論陳寅恪的學術視野多麼寬廣，學術境界多麼高遠，貫穿其學術研究的始終並促成其學術轉變的，從內在因素來說，仍然是其思想深處的士大夫情結。其學術取向和學術成就的特點，正是這種士大夫情結在中國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的結果。
分散安排在相應各書書首。這些圖片內容很豐富，有作者生平照片，其父祖、親眷的照片，文稿、尺牘手跡，詩作、眉批影件，舊版本封扉，寫作所用參考文獻等等。從文化背景上看，新版《陳寅恪集》的問世，很難與前些年三聯書店出版的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熱銷脫離關係。該書一九九五年出版後，整個九○年代後半期多次重印，在北京的幾家學術書店的銷量長期榜上有名。《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責任編輯潘振平，此次也是《陳寅恪集》的責編之一。而前者是一部以揭示陳寅恪生存狀態、探索其內心世界為主題的傳記類作品，基本上將陳寅恪定位為思想家。作者有意令陳寅恪的“獨立”、“自由”作為一種文化性格而凸現。新版《陳寅恪集》的面世，正是受到了九○年代以來所謂“國學熱”和“陳寅恪熱”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也因《陳寅恪最後二十年》大發行量促成。總之是當前學風影響下的產物，實際上沒有在學術研究本身引起對陳寅恪所涉及學術領域和學術問題的重新重視。至於近來有些與陳寅恪的研究相關的熱門話題，如葛承雍挑起的關於崔鶯鶯種族問題的討論等，雖說也是對陳寅恪先生的推測而作的繼續研究，但與新版《陳寅恪集》似無關係。
陳寅恪有關中國中古史的學術論題
全面總結陳寅恪的學術論題及其價值取向，不是本文能力所及。由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寅恪文集影響廣泛，所論問題也相對集中，以下主要以此次新輯的《書信集》、《讀書劄記二集》、《讀書劄記三集》、《講義及雜稿》四種以及作了較大增補校訂的《讀書劄記一集》為重點，就其所涉及的中國中古史的相關學術問題予以簡要疏理和介紹。必須聲明的是，我們對陳寅恪所涉及學問中的眾多領域並無專門研究，僅就對以上諸書的閱讀略談體會並對其內容稍作介紹。
最能夠體現新版《陳寅恪集》在輯佚和增補方面的工夫的，是《書信集》。它收錄了作者致數十位親朋、學者及機構的二百余通書信，對於瞭解陳寅恪從事學術探索的環境和心態，瞭解他的性情與為人，都有很大的幫助。如果將《書信集》與陳寅恪的其它論學文字（包括大量的序跋和論文中的按語）結合起來研讀，一個陳寅恪自己眼中的陳寅恪將比較完整地呈現出來。這對於瞭解其學術歷程至關重要。實際上這是新版《陳寅恪集》提供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有待研究陳寅恪及近代學術史的專家進一步探究。該集的初步評介可參看錢文忠的書評。至於其中一些信函年代可考而未考的問題， 包括個別時間誤植的問題等，則都已經有人指出，茲不贅。
從三集《讀書劄記》與《講義及雜稿》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後來成文的許多問題都已或多或少在讀書過程中提出，或者說他的主要論文都是讀書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由於許多在讀書和授課過程中經過認真構思的專題沒有整理成文刊行，所以其《讀書劄記》與《講義及雜稿》，對於我們瞭解陳寅恪的學術就顯得更加重要。此外，《讀書劄記》所錄讀史眉批按語，更直接地表現了其觀察視角。陳寅恪的思維方式並非從幹嘉學派繼承來，不是細密考證的歸納方法，而是帶有強烈的西方邏輯推理色彩的演繹方法。
《讀書劄記一集》是作者讀兩《唐書》的劄記，反映出陳寅恪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注重宋人對漢唐故實的研究，如在《舊唐書》卷首空頁處注《石林燕語》關於宋代經筵進講漢唐故事的記載；另一方面重視新史料的運用，包括敦煌文獻和石刻材料，如在高祖本紀之批註中引用敦煌寫本《唐忌辰表》和《金石萃編》所收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記等（頁26）。至於他所關注的內容，則涉及面非常廣泛。陳美延在《編者說明》中指出，“作者一貫重視之民生、財政、胡族等問題，諸如霜儉、米價、汴路或追蹤黃頭軍、銀刀軍、沙陀、回紇阿布思來龍去脈等等均一一標出”（頁651）。除此之外，比較集中關注的問題依次還有李武韋楊婚姻集團、武則天與佛教、憲宗暴崩與順宗實錄、李德裕抑退浮薄與獎拔孤寒及山東舊門之好尚、唐代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兩唐書所載與元白詩相關者、樞密使、宋人對三省制的議論、府兵制及其破壞、翰林學士、唐代開國背景及其與突厥之關係、山東豪傑、常何碑反映的玄武門事變真相、河北藩鎮及五代將帥的胡化與蓄養義子、飲茶之普及、武則天的革命及其社會意義等。大量的批語還標出了與唐代各種制度相關的名詞和概念。
《讀書劄記二集》涉及的史籍文獻有《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後漢紀》、《資治通鑒考異》、《唐律疏議》等十九部，是作者研讀兩《唐書》之外的正史和其它與唐代相關文獻的讀書劄記。這說明陳寅恪並非真的不讀三代兩漢之書。遺憾的是大都沒有標出劄記所寫的時間。其《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後漢紀》的劄記主要是對民族、宗教和文化的關注，包括後來成文的清談與清議、王導處理東晉政權與吳姓士族的關係等問題。《資治通鑒考異》的劄記，則多處指出司馬光的疏忽和失誤（頁99、101、103），其隋紀考異部分，則基本上是在做《說郛》本《壺關錄》的輯佚，考證出今本《壺關錄》乃後人掇拾而成，原書元時已佚（頁104—105）。批註《唐律疏議》，則意在證明隋唐制度承襲北齊而不承北周的結論，是對其《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補充。
《讀書劄記三集》涉及的是三部《高僧傳》，並附有《高僧傳箋證稿本》。一般認為這是體現陳寅恪早年學問根基的成果，尤可顯現他的語言文字功力。劄記中標出了許多梵文、巴厘文等外國文字，側重關注的問題則主要包括來華譯經高僧大德的國別與民族、不同佛經或教派之出處與傳播路線、佛學與魏晉玄學的高下之別、佛經翻譯問題及其解釋傳統、佛教思想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佛教名勝考辯等等。陳寅恪對僧傳下的功夫很深，並著手撰寫《高僧傳箋證稿》，可惜只完成了引論部分。劄記中對於佛教東傳、佛教理論及佛教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皆參引佛教典籍互相補正，互相解釋，是研究佛教史和研讀幾部高僧傳的重要參考書。陳寅恪對僧傳的史料價值高度肯定，對僧傳中體現的文化傳承十分重視，同時也針對其它研究者的錯誤予以批評。日本學者在佛教史領域的貢獻突出，但陳寅恪毫不客氣地指出境野《支那佛教史講話》中對《釋道猷傳》的誤讀“可笑”！）（頁136）。據楊聯升聽隋唐史的筆記，陳寅恪在課堂上對日本的所謂“東洋史”研究評價並不高。他說：“日本人常有小貢獻，但不免累贅。東京帝大一派，西學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
《講義及雜稿》主要是備課筆記和講義，以及未收錄於其自定文集中的一些序跋文字，還有其夫人、助手和學生等人所做的聽課筆記、學生論文的評語等。但未收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陳寅恪做備課筆記和講義，主要是彙編史料，所要表達的觀點並未明確標出，但參看所附幾則聽課筆記，則知其在史料彙編背後所要表達的觀點非常明晰。如講兩晉南北朝史時，明確強調司馬氏代魏是東漢儒家大族統治權的復辟，在講隋唐史時，指出唐詩可以增補武宗以後歷史的許多缺漏，並說李牛兩黨弄權，其實是兩黨宦官的鬥爭等等。陳寅恪治史的一大特點，就是他對史料的考察視角。一些學者曾提到過陳寅恪所選用的史料背後有其極強的主觀判斷在內。如本集收錄的陳寅恪在中山大學時為中國高等院校所編的《兩晉南北朝史》參考資料，此書印數原本不多，不易查考，今日重刊，恰可為考察陳寅恪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思路提供幫助。本集的價值，不僅如《整理後記》中所說，可見其早年備課過程及授課所涉內容之一斑，而且也有助於我們瞭解陳寅恪敏銳捕捉問題的意識和能力。提出的許多題目和史料線索，也是中國中古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即使時至今日，拿陳寅恪當年備課筆記和講義中提出的問題和揭示的史料來衡量，某些人發表的論著仍然顯得落後。這也就是說，陳寅恪的備課筆記和講義仍然具有作為研究前提徵引的價值。
結合陳寅恪的長篇論著和《讀書劄記》、備課筆記及講義，我們可以看出他關注的中國中古史的重大問題非常之多。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中古史研究的，至少還有如下數端。
關於《唐六典》的性質問題。至今仍是隋唐制度史研究的一個難點和重點。陳寅恪雖然沒有系統的論文和專門的讀書劄記[9]，但他敏感地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並標注出若干關鍵史料。在《舊唐書．禮儀志》載太常博士顧德章的奏議所引“定開元六典敕”之後，特別批出“六典”二字，注意到《六典》並非開元之法。在讀《唐律疏議》的“書末補記”中，標出《玉海》卷五一引韋述《集賢注記》關於《唐六典》的說法，“（開元）二十六年，奏草上（六典），詔下有司， 百僚表賀。至今在書院，亦不行用”。並引用韋述自己在《集賢注記》序，證明其時在天寶十五年，說明整個開元後期和天寶時期，《唐六典》都置於集賢書院中而未行用。 在《唐詩校釋備課筆記》中，陳寅恪引程大昌《考古編》九關於《唐六典》的若干考評文字，提示程大昌對《唐六典》是否行用問題的關注和考證。程大昌一方面“據（韋）述此言，即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另一方面，據白居易〈陽城不進倭奴〉詩中所說“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陽城嘗援六典為奏，“豈是六典成而不用耶？”程大昌還據《新五代史·桑維翰傳」說明“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元佑諸公議更元豐故事，則痛詆六典，以為未嘗頒用，殆有激而雲耳”。很明顯，程大昌的看法是《唐六典》是行用了的。陳寅恪很慎重，沒有遽下結論，而是在進一步尋找資料考證，並加按語說明“杜牧上宰相求甯杭州書亦言及六典。余見四庫書目史部職官類提要”。
關於武則天時代社會變革的性質問題。至今還在討論的“唐宋變革論”和中古史分期便與此有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指出，“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這是從“關中本位政策”的崩潰立論的。在《新唐書．劉憲傳》記吏部糊名考判條後批註，“若糊名則不能論門第矣”。在講授唐代史時，特別強調武則天有許多改革，而體現為注重詩詞以打倒門閥的科舉制改革，更促進了政權社會基礎的擴大。
關於李德裕及其代表的社會階層問題。這是理解唐代社會結構及其轉型的關鍵問題。李德裕獎拔孤寒與強調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表面看起來似乎矛盾。陳寅恪在多處關注此事，其實也已揭示出其中的奧蘊。在讀《舊唐書．武宗紀》的劄記中，多次引用唐人筆記說明“李衛公頗升寒素”，在讀《新唐書》諸多列傳的劄記中，也都特別注意李德裕惡進士與山東舊門之好尚，《唐詩校釋備課筆記》又引《南部新書》載李德裕在涯州所作之詩。 既然進士已由與李德裕另一路線之高官把持，成為高級官僚世襲高位的工具，抑進士與獎拔孤寒就並不矛盾，而公卿子弟與進士浮薄之間則有矛盾。這種矛盾陳寅恪往往稱之為“氣類”之不同。孤寒與公卿子弟則不對立，“八百孤寒齊下淚”中的孤寒，有的當是李德裕強調的未“成名”的公卿子弟。
關於唐代的種族與文化問題。這是陳寅恪中古史研究的核心論題，也集中體現了其學術取向。此類問題的提出，是那個時代“道”與“治”、“國”與“學”等論爭背景下的結果，其影響也一直不減。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開篇，陳寅恪引用《朱子語類》所謂“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指出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實際上，種族與文化，正是陳寅恪以中國中古史為研究重心的學術取向的關鍵因素。新版《陳寅恪集》的《讀書劄記》和備課筆記、講義之中，種族與文化是最受關注的問題，許多地方都有助於進一步探究陳寅恪的種族文化史觀，以及這種史觀背後的學術轉型背景。
陳寅恪的治學特點及其學術地位
陳寅恪生活在中國近代學術的轉型期。這個轉型主要體現在其時知識份子的學術取向上。一方面，他們決心要“為學問而學問”，要把“建立一個學術社會”作為自己的職志，明確地不同於昔日要“致君堯舜上”的“士”。“士”在政治社會中的地位，逐漸遂由中心轉到邊緣。在這個方向上，嚴格的學術規範和學術方法受到重視，尤其是西學由卑而尊，在學問的境界上追求學貫中西。陳寅恪是這個隊伍中獨樹一幟的領軍人物，他對中外兩面的歷史演變及現實狀況都有系統的瞭解和深入的體察。他研究歷史從論題的選擇到論證的方法，也都有國際觀念和中外比較的大背景。 另一方面，他們的“新生”又並不徹底，雖然他們在西學鏡照下也認識到了“為學問而學問”的意義，不再提倡傳統士大夫“吾道一以貫之”的“經世致用”。但其建立一個學術社會的關懷同樣貫穿著“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情懷”，只是這個情懷不再落實到“出仕”一途之上罷了，與顧炎武所謂的“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主張並無二致，仍不脫“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流風餘韻。 陳寅恪在這方面同樣表現得非常典型。
陳寅恪在學術史上重要而特殊的地位，需要從近代中國學術轉型的視野來界定。從治學範圍來說，陳寅恪走的是一條從追步歐洲漢學、以中國邊疆民族史和中外關係史為重心，到獨立構建史學體系、以中國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為重心，再到維護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文化價值、以清代才女為研究物件的治學道路。余英時先生概括為從“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到“心史”，即經歷著從東方學到史學，又從民族文化之史學到心史這樣的“三變”，我們認為是非常貼切的。新版《陳寅恪集》的出版，尤其是其中不同時期的讀書劄記、備課筆記和講義雜稿，如果按時間順序做一個學術編年，可以從學術歷程方面進一步豐富蔣天樞教授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及所附〈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也可以為余英時先生關於“三變”的概括提供更詳細的史實依據。
隨著治學範圍的變化，陳寅恪的治學方法無疑也發生了變化。在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為研究重心的早年學術中，考據方法佔有重要地位。在以“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為重心的中年學術中，則超越了清代的考據之學，也超越了胡適、傅斯年的史料學派。 陳寅恪並沒有加入到分別以章太炎和胡適、傅斯年為首的學風論爭中，也可以說陳寅恪是超越於這兩派之上的，沒有站在任何一方，沒有各執一端，而是各取所長。站在今天的立場來看，陳寅恪之所以具有巨大而久遠的學術影響力，正因為他能夠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又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在傳統學術所建立的話題系統與史料讀法和西方學術理念及研究方法兩大背景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統、有所創獲的治學方法，最終則達到近代中國史學的最高峰，並使近代中國史學“在宋代的高峰之後再創新高，與國際學術巨匠引導的主流並駕齊驅”。
在陳寅恪的晚年學術中，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為代表，表面看起來是繁複的考證，實則進一步突破考據的藩籬，一改以往正規史學專題或學報論文的風格，在考證文字中大量抒發個人的感慨，將自身生活的世界和作為研究物件的歷史世界串通融合起來。此種風格的著述在史學體裁中難以歸類，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說：“這是古今中外史學著作中從所未見的變體，然則卻是他晚年寫史的一大特色。”
陳寅恪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是他思考的問題，他做的文章，都不遵其時學院派的路數和學報的風格。但是，陳寅恪並非不重視他人的研究成果。相反，他在一些前沿性的學術問題上，不僅自己是領軍人物，還儘量吸收他人的成果，嚴格遵守學術規範。尤其是他在清華研究院時代，有著立足於世界學術之林的治學志向，他批評中國學者治學“閉門造車”，“罕具通識”，於學術境地標舉甚高。如在有關敦煌文獻的研究中，他自己是開創者之一，同時也大量吸取了他人的成果。這一點，觀其作《韋莊〈秦婦吟〉校箋》所引用的中外學者的論著即可知。陳寅恪讀羅振玉《敦煌零拾》的跋文和眉批都表明，他對當時新公佈或還沒有公佈的敦煌寫本，都盡可能地取而用之。
此外，陳寅恪對傳統民族文化有著強烈的感情，抱持一種瞭解之同情的態度，甚至也有著較為強烈的現實關懷。陳寅恪的學術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特徵，有著特定的時代和個人背景，包括特別的家世背景，抗日戰爭的背景以及晚年雙目失明帶來的境遇。關於家世對陳寅恪學術的影響，已經為眾多學者所揭示，如葛兆光撰〈世家考〉，特別強調陳寅恪一家幾代人身上體現的文化世家的傳統，認為陳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是文化人近代中國抵抗命運的典型。 關於抗日戰爭給陳寅恪帶來的影響，余英時先生認為，對於其個人來說，是一段不幸的悲慘遭遇，從整個中國來講，則是一場地變天荒，合起來就構成陳寅恪所親歷的新悲劇的全部過程。是這場悲劇構築了陳寅恪晚年學術的底色。
陳寅恪乃近代史學範式進入中國以來的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其學術貢獻是研究這兩段歷史的學者和以民國學術史為關注物件的學者一致公認的。他提出的一些概念，至今還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出發點。但是，陳寅恪的學術論域價值之所在，卻是研究中國中古史的學者很少關注的，而研究民國學術史的學者，更是罕見能做如此具體的題目。
當一位學者提出的理論、概念、研究方法成為當下研究的新起點時，就必須對其學術論域的形成做全面的考察，並在此基礎上對其學術論域的價值做出估定。否則，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況下簡單搬用，很容易和原作者的本意南轅北轍，闡發其思想時也許就會出現偏差。事實上，陳寅恪提出的一些概念與論斷在學界確實存在被誤解和濫用的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即是“關隴集團”。其後學者無論是支持或是反對這個概念，在史料分析的角度和考察歷史的出發點上，都與陳寅恪有著明顯的不同。因而，維護者闡發此概念有過度詮釋之嫌，反對者辯駁時亦未切中要害，捨本逐末，只考證了細枝末節。
現在研究陳寅恪的專著與文章並不算少，而且涵蓋面極廣，連陳寅恪的留學生活、赴英而未成行的原因甚至與陳相關的金應熙的為人等，都可以成為研究物件。但真正全面地把陳寅恪提出的概念和論斷放回他的學術論域，再將他的學術論域放回產生此一論域的特定時空的研究，目前還未得見。只有餘英時先生的系列論著如〈陳寅恪史學三變〉、〈陳寅恪與儒學實踐〉等，梳理了陳寅恪在不同時期的學術論域和學術價值，為進入陳寅恪的生活時代與史學世界打下了基礎。實際上，學術史研究中對學術論域的考察已算不上最前沿的新方法，美國學者艾爾曼在考察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過程時，就已經注意到並且明確指出這種研究的必要性。他應用此方法寫成的《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一書，就是把學術史問題放回社會史與政治史領域考察的一次成功的嘗試。
現在，可以讓我們進行這種論域研究的材料不可謂不齊備，從民國時期的政治局勢、國際關係、社會狀況等關係到陳寅恪學術論域的時代背景史料，到清華大學的檔案、西南聯大的材料、民國時的學術刊物等涉及陳寅恪日常生活與工作以及所處學術環境諸方面的史料，查考起來並不困難，加上三聯版《陳寅恪集》中的《讀書劄記》一至三集與《講義及雜稿》、《書信集》，已經完全有可能復原陳寅恪開創學術論域的過程並揭示其學術論域的內涵。
僅就陳寅恪研究唐代政治的方面而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所論述的李唐氏族問題與唐代前半期政治局勢之關係，現今的研究者或許都知道其結論是關於“關中本位政策”的，而他們未必知道陳氏選定這樣的切入點考察的原因。在今天的隋唐史研究者看來，陳寅恪如此論述，似乎就是以李唐氏族問題作為其“關中本位政策”的一個個案，而與當時學術環境無關。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三○年代，有關李唐氏族問題的學術論爭比較激烈，延續到了四○年代仍未結束。陳寅恪之外，劉盼遂、王桐齡、薩孟武、朱希祖等學者都曾前後參與討論。此論爭因劉盼遂在一九三○年發表在《女師大學術季刊》的〈李唐為蕃姓考〉開始，並非發軔于陳氏，但陳氏在建立其以“種族與文化”為立足點的唐代政治史研究框架時，受當時學術研究的影響，對這一與自己論題有關的問題不能回避。加以陳氏本人也參與過這場討論，發表過〈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與〈李唐武周先世事蹟雜考〉，[28]所以在建構其唐代政治史體系時便已將自己已有的思路加入。陳寅恪的許多學術論題都不是純粹主觀而孤立地提出的。
以上所舉，只是研究陳寅恪學術論域“內在理路”的一個問題，而陳寅恪的學術論域中，此類問題極多，我們切不可因為民國五○年代以前的學術觀點已經成為學術史的沉澱而置之不理，更不可因陳寅恪在當今的影響巨大而將其視為那時一片黑暗的學術領域中孤獨的燈塔。陳寅恪討論過的問題，有許多是與他同時代的學者都關注的，而因為種種原因，陳寅恪的觀點是今日保存下來的比較有體系而且影響 較大的，其它學者的觀點被暫時忽略，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在研究陳寅恪的學術或研究民國學術史時便僅就陳寅恪去說陳寅恪，或僅就陳寅恪去評判民國五○年代以前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我們還應該看到，陳寅恪的學術論域之所以呈現出今天的面貌，並不僅僅是內在學術理路促成的。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陳氏的生活狀況、學術機構的功能與學者的社會角色，都是影響陳寅恪治史特色的因素。
陳寅恪的士大夫情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陳寅恪“不甘逐隊隨人”，卻非常看重以文字作紀念，在致劉永濟的信中便說“文字結習與生俱來，必欲於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跡以自作紀念者也”。而且，他的著述基本是純粹的學術論著，包括已經失毀的一些著述，都緊密圍繞著其學術旨趣。即便是一些序跋和審查報告，儘管在論述風格上大都取點到為止的手法，與其長篇論著中的牽纏反復不同，但也多為論學之作， 具有極強的學術性，體現出陳寅恪作為一個學者的鮮明形象。陳寅恪首先是一個學者，是一個真正稱得上“國學大師”的學者，他的思想基本也是通過自己的學術來表達的。迄今為止，陳寅恪在學術史上的地位無疑要比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重要。
如果說陳寅恪在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的話，那就是通過自己的學術實踐和學術取向鋪墊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厚重基石，是以具有獨立人格的學者身分而不是以思想家的身分著書立說的。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陳寅恪不是系統的思想家，他並沒有告訴我們儒學怎樣才能在理論上完成從傳統轉向現代的歷程。但是他卻以身示範，在實踐上證明了儒家的若干中心價值即使在最艱難的現代處境中仍然能夠發揮出驚人的精神力量。”陳寅恪有著深刻的思想，但不是系統的儒家思想家，也不是系統的自由主義思想家。
陳寅恪本人曾將“經學”與“史學”的區別，譬諸畫鬼與畫人的區別。他給自己學術的定位是史學而非經學，既不同于治經學之謹願者，而是要綜合貫通，討論問題；也不同于治經學之誇誕者，不流於奇詭悠謬，不以那些似是而非的孤證來附會空泛的結論。所以“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只是一種學術取向的選擇，而非對治學能力自我衡量意義上的自謙。當然，陳寅恪的史學工夫，也絕不是為了做“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的史學。史學家原本可以是思想家的，不過與只表達思想不研究學術的思想家並不相同。
說陳寅恪不是系統的思想家，並不等於說他在思想史上沒有地位，更不是說他不關心政治。儘管在時下一些有關學術、思想與政治的言說中，思想家總比學者與政治的距離更近一些。但是，真正的歷史學家無疑是關心現實政治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像陳寅恪這樣的學者，是在很深層的意義上關心政治，暗存“史學救國”之心。他的關心政治，不是給政治做注腳，而是堅守著學術主體性的。作為傳統士大夫情結的體現，陳寅恪的史學必須要有救國的學術取向，作為一個處於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的領軍人物式的學者，陳寅恪又要堅守學術戒律。這是決定陳寅恪學術風格的基本因素，也被認為是其學術論述中“牽纏反復”風格的形成背景。
陳寅恪對學術的現實價值有深刻的認識，他認為“天下之致賾者莫過於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後三際（借用摩尼教語）、猶物狀有線面體諸形。其演嬗先後之間，即不為確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關係。故以觀空者而觀時，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偶然。既為當然，則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所以對於那些“為一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人”來說，未來人事是可以預知的。 既然最為深奧玄妙的人事都可以預知，學術可以預知現實政治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陳寅恪表面上是在說俞曲園，實際是一段集中表達自己學術價值觀的夫子自道。
學術獨立於政治之後，如何去關心政治，甚至約束政治，這是陳寅恪時代的學者共同面臨的課題。陳寅恪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應當由此展開。史學研究和現實關懷原本是無法截然分開的，但陳寅恪對現實政治的關心，與撈取個人政治資本、淪為政治附庸的研究取向有著根本的不同。在他看來，學術必須是獨立的，但學術又是對現實政治有指導意義的，關鍵就在於學者必須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必須堅守其主體性，而不是成為政治的婢女。陳寅恪的許多學術論著都深藏著對現實政治的關注和提示，但因為堅守著學術的主體地位，故並不影響其學術價值。可以說，陳寅恪學術中的政治意識，是超越于現實政治之上的學術自身具有的價值。陳寅恪學術中深奧的政治關懷，是“為帝王師”的士大夫情結在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產物，也是近代中國學術轉型艱難歷程的一個集中體現。
實際上，即使是研究陳寅恪的思想，也不能脫離其學術。陳寅恪最重要也是最深層的思想，其實還是存在於其學術理念之中的。僅僅抓住其在一些詩文中的隨著時代變遷而發的議論和言說，還不足以揭示其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誠如注重研究陳寅恪思想的李慎之先生所說，“陳寅恪是一個嚴守家法的學者。這不僅是中國的學術傳統，更是西方的學術傳統，即所謂Everyone is supposed to specialize in his own line。因此他很少在他自己所治的史學之外發議論”。但是，李慎之先生因此而看重的是陳寅恪的好友吳宓在日記中所記錄的他的一些極為精采的思想，而沒有深入到陳寅恪的學術本身。可以說，這是近來研究陳寅恪很有代表性的一個看法。
新版《陳寅恪集》的編輯者和出版者，也在有意突出陳寅恪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形象。至少從全書的裝幀來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似乎成為陳寅恪的代名詞，赫然書於封面，似在有意標示著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特立獨行。文集出版的前後，論陳寅恪者多持陳寅恪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之論。至李慎之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更將此點演繹到一個時代精神與文化良知的高度。編者對此類月旦評也做了積極回應，〈《陳寅恪集》後記〉著重強調其為學一貫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表示“學界倘能于研究父親著述時，更知父親此種精神之所在，則為我們姐妹辛勞的最高報償”。責任編輯孫曉林也明確指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全部著述文字的靈魂，也是他終生宣導並實踐了的學術立場。並認為這就是出版《陳寅恪集》的意義和價值。[37]其後，錢文忠在評論《書信集》時，也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書信裡的陳寅恪〉為題。
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來概括和解讀陳寅恪，與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思想潮流大有關係。在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中，自由主義作為知識界的主要思想流派，對中國傳統尤其是近代的思想資源加以改造吸收，而陳寅恪“十字真言”正為此中佳選。所以，陳寅恪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形象一步一步被強化，他所說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理所當然地成為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這樣的概括確實很有深度，但將原本作為一個學術原則的表述上升為一種思想表達，則有將陳寅恪豐富的實證性的學術抽象地虛化為簡單的思想概念的嫌疑。談論援引陳寅恪成為學術界的時髦，就與這種定位有關。
與突出陳寅恪思想家色彩的取向相關，其晚年對於大陸中共政權的態度問題，也受到大家的普遍關注。這是中國現代政治史範疇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複雜。陳寅恪與中共政權的某些做法有著嚴重的抵觸，自是事實。其〈贈蔣秉南序〉中隱藏的層層古典與今典，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陳寅恪的士大夫情懷，也是其與中共政權抵觸心態的寫照。文末“蔣子秉南遠來”一句，可以說是這篇文字的寫作緣起。陳寅恪晚年頗有一種以韓愈自況的傾向，而韓愈那種寧可犧牲也要衛道的氣節頗為陳所吸取。《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提到的“要郭沫若重寫王國維紀念碑”事件中，陳寅恪以韓愈自比了一次，而這篇〈贈蔣秉南序〉則再次套用了韓愈生平的一個典故，即韓愈因〈諫迎佛骨表〉而被貶潮州，其侄孫韓湘探望，韓愈為之賦詩，其中有“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韓愈當時的心情是悲憤加上正氣凜然，陳寅恪當時亦應如此。
陳寅恪晚年對政治的抵觸，是一個有著強烈文化使命感和自覺意識的學者，與社會潮流之間發生的衝突，大可不必用愛國主義的名義來掩蓋這種抵觸。至於後來陳寅恪受到衝擊和迫害，那是中國的一場民族災難，陳寅恪之受到迫害也就難以避免了。
陳寅恪與《陳寅恪集》的學術影響
陳寅恪的學術論著本身並不如有關論述陳寅恪的著述好讀。正如胡適所說，“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實在寫的不高明”。錢穆也認為陳寅恪的行文“冗遝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十之三四始可為誦”。新版《陳寅恪集》不可能象《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那樣熱銷和引起關注，已成事實。
如果還是把陳寅恪及其著述放在學術領域內來討論，新版《陳寅恪集》進一步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陳寅恪開闢了哪些學術論域，提出了哪些具有解釋力的概念，這些概念（如關隴集團、山東豪傑、唐朝江南化等）為後來的中國史學界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陳寅恪在具體學術研究中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路徑，在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奠定了什麼樣的位置？
從學術影響來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研究中國古代史最有成就的一批學者和最有學術生命力的一些問題，不少都與陳寅恪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如關隴集團的問題，大概是史學界爭論時間持續最長捲入知名學者最多的問題之一。唐長孺教授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進一步提出的“唐朝南朝化”和田余慶教授的《東晉門閥政治》等，都是陳寅恪之後中古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其屬於陳寅恪學術論域內問題的延伸是顯而易見的。有學者將陳寅恪比為日本的內藤湖南，可謂貼切。至於一些具體問題，因為陳寅恪根本不是考證派或史料學派，而具有明顯的以論代史的傾向，所以大可不必搞兩個凡是，更不必通過思想史上的陳寅恪畫像來將其學術研究神秘化。
關於新版《陳寅恪集》的編校品質問題，已有學者指出，而編輯部也有所回應。 筆者認為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實在是難免一點都不出錯。在這裡只想指出，編校過程中還存在著少數內傷，就是因誤解陳寅恪的學術思路而導致的錯校。這是討論陳寅恪學術影響不該回避的問題。
在具體學術問題上，陳寅恪也會出錯。而且有些錯誤不是一般的讀者容易看出來的，必須是在專門領域有深入研究的人，才能體會出錯在何處及其出錯的原由。否則，簡單的史料校對功夫，只能是對陳寅恪思路的誤讀。如關於隋唐制度淵源的論述，是陳寅恪歷史解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陳寅恪的解釋思路無疑貫穿著一套思想，就是所謂文化本位思想，也就是“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思想。這種思想是貫穿在他的學術中的，如〈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以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從這樣的思想出發，陳寅恪認為南北朝分裂時期南方代表了中國制度和文化的主流，而西魏北周的制度除了關隴區內保存的舊時漢族文化之外，就是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對於後來煌煌大觀的隋唐制度來說，魏周制度的影響實較微末。這個結論的一個重要論據，是《隋書．百官志》下所載“高祖既受顧命，改周之六官，其制多依前代之法”，並說這是“隋官制承北齊不承北周之一例證也”。這是陳寅恪引用史料的一處失誤，但卻是符合陳寅恪的歷史解釋思路的。新版《陳寅恪集》依據《隋書》原文，將其改為“高祖既受顧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頁94）。看似一個簡單的史料訂誤，實際上卻違背了陳寅恪的思路。“其所制名”和“其制”，一個是官名的恢復漢魏之制，一個是整個制度的回歸漢魏，意義層次相當不同。此類錯誤，不如一仍其舊，而以校勘記加以說明則可。至於隋朝制度的淵源問題，已有學者按照陳寅恪的思路作出了重新考析，提出在體制上，隋官制承北齊而不承北周之說是不能成立的。隋官制實吸收南北各朝的積極成果而加以總結，並非多依北齊之制。
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及其提出的許多學術命題，在近代學術發展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可以預見，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學、敦煌學等諸多領域的研究所達到的境界，及其具有的開拓和奠基意義，以及對於今後中國學術走向的影響等問題，都將因新版《陳寅恪集》的面世而更加受到關注。實際上，在陳寅恪涉及到的研究領域內，儘管一些突破陳寅恪思路的新學術命題已經出現，一些問題的研究已經在陳寅恪研究的基礎上有了進展，但是，新版《陳寅恪集》仍然能夠為那些領域的研究提供便捷的參照。因為有一些問題，在目前的學術積累中，還是無法跨越陳寅恪的，更不要說忽略他了。
至於陳寅恪究竟在哪個領域內的成就最有代表性，是清華研究院時代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為研究重心的早年學術，還是以“三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為代表的中年學術，或者是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為代表的晚年學術，學者們往往根據自己的研究旨趣作出不同的判斷。無論陳寅恪的學術視野多麼寬廣，學術境界多麼高遠，貫穿其學術研究的始終並促成其學術轉變的，從內在因素來說，仍然是其思想深處的士大夫情結。其學術取向和學術成就的特點，正是這種士大夫情結在中國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