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 中國文學巨匠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後， 出版《魯迅全集》便成為中國文學界和出版界的一項重要工作。 因為在抗日文化運動中， 《魯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 特別是在國家和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 人們更迫切需要《魯迅全集》這樣的精神食糧來喚起民眾， 支撐抗戰。 而這一重任， 首先就落在魯迅的遺孀許廣平的肩上。 對於一生追隨魯迅的許廣平來說， 因為與魯迅之間有一段不平凡的愛情歷程， 這更成了她義不容辭的使命。
魯迅一家
許廣平與魯迅的結合
許廣平是廣東番禺人， 1898年2月12日出生於廣州一個大戶人家中。 1923年10月， 魯迅先生兼任了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學校（後改名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講師， 每週講授一小時的中國小說史。 許廣平當時是國文系二年級的學生， 思想進步， 她最喜歡聽魯迅講的中國小說史， 所以每次上課她都爭著坐在第一排，
1926年8月26日， 魯迅先生應好友林語堂之邀與許廣平結伴南下， 到廈門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和國學研究院教授。 許廣平則到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訓育主任。 1927年1月， 魯迅又到廣州中山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許廣平任他的助教。 這年4月15日， 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受上海四一二事件影響， 也開始對中國共產黨人實行大屠殺， 逮捕了中山大學許多進步學生。 魯迅憤而辭職， 於1927年10月3日與許廣平來到上海， 正式開始共同生活。
許廣平在1919年投身五四運動時， 就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會刊《醒世週刊》的編輯， 認識魯迅後又在魯迅辦的《莽原》週刊上發表過許多文章。 到上海後， 除了在生活上照顧魯迅， 她還為魯迅查找資料、抄寫文稿、校對譯著等， 使魯迅專心寫作。 由於得到妻子許廣平的大力幫助， 魯迅後期10年的創作成果， 竟超過了以前的20年。
出版《魯迅全集》迫在眉睫
魯迅先生與世長辭後， 許廣平決心完成丈夫的未竟之業。 1937年4月， 她先將魯迅1934年至1936年的雜文13篇編成《夜記》出版。 接著， 她就開始籌畫出版《魯迅全集》的事宜。
魯迅在當時的中國， 特別是在文化界進步人士中享有極高的聲望。
作為魯迅夫人的許廣平心裡清楚， 魯迅生前也曾有彙集、整理和出版全集的想法， 並親自手訂有兩份著述目錄，一是分為“人海雜言”“荊天叢草”“說林偶得”的總目，一是分為10部的總目。然而，要想出版《魯迅全集》談何容易！當時的中國系國民黨一黨專制，對新聞出版控制非常嚴格，出版個人全集要報批，特別是魯迅的一些作品集屬於當局查封的重要物件，所以國民黨內政部遲遲沒有答應出版《魯迅全集》。魯迅逝世後第九日，許壽裳致許廣平信稱，刊印《魯迅全集》，當“有政治關係”，“務請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貢獻文化之功，盡釋芥蒂，開其禁令，不得自由出售”。
魯迅的家原租住在上海大陸新村，因魯迅去世後留下了幾百萬字的手稿，為防止國民黨派人來搜查，許廣平在青年作家蕭軍的幫助下悄悄搬家，將魯迅的手稿和家中物品搬到上海霞飛路霞飛坊64號，然後將其隱藏在廚房牆角煤堆裡。上海淪陷後，魯迅手稿的安全更是受到嚴重的威脅，無論是讓國民黨特務還是讓日本人搜去，都是無法彌補和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儘快出版《魯迅全集》迫在眉睫。
《魯迅全集》出版計畫最初受挫
為了儘快出版《魯迅全集》，1937年初，在許廣平和好友許壽裳、台靜農、胡愈之等人的籌畫下，成立了以蔡元培、茅盾、周作人等人為主的《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魯迅的作品以前大多是在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但由於此前北新書局曾因版稅糾紛與魯迅對簿過公堂，此次出版《魯迅全集》顯然結果難料。
根據這種情況，許廣平和“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便希望其時中國出版界的龍頭老大商務印書館來促成此事。因蔡元培先生是魯迅的好友和老鄉，魯迅當年到教育部工作，就是蔡元培提攜所致。所以許廣平特請蔡元培出面與商務印書館接洽、推薦，又請馬裕藻、許壽裳兩人通過胡適轉請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先生幫忙。胡適在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之後，許廣平曾與胡適談及魯迅遺作的出版計畫，即魯迅生平譯著約50種，其中再三考訂之《嵇康集》《古小說鉤沉》等。這次馬裕藻、許壽裳二位先生請胡適先生鼎力設法，請商務印書館幫助出版。此前魯迅曾撰文“罵”過胡適，但胡適並沒有計較，忙寫好一封親筆信，請王雲五全力幫此大忙。許廣平拿到胡適寫給王雲五總經理的親筆信後，便匆匆找王商談，王是胡適交往圈中的重要成員，見信如見人，當即表示“極願盡力，一俟中央批下，即可訂約，進行全集付梓”。當時計畫將魯迅的全部文字(200萬字)分為10冊，採取精裝本、普及本兩種版式出版，並表示“在稿件交出後四個月或六個月內，即可出書”，對許廣平要求“影印及排印二部亦完全同意”。然而，由於北新書局還有心出版《集外集拾遺》《魯迅書信集》(普及本)等，並對出版《魯迅全集》也顧盼有意，所以拒絕讓出魯迅著作的版權，使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全集》的計畫泡湯了。此後，蔡元培親自致函商務印書館要求訂立出版契約，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復函同意出版，又因抗日戰爭爆發，使得《魯迅全集》出版計畫再度受挫。
第一部《魯迅全集》最終問世
為了儘快出版《魯迅全集》，胡愈之在環境險惡、經濟拮据、出版發行十分困難的條件下，辦起了名為“複社”的出版機構，用來出版《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他還考慮到當時政治條件下，《魯迅全集》的出版會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干擾，便想到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主席蔡元培題寫《魯迅全集》的書名，當局就不敢對這部書怎麼樣了。1938年4月，胡愈之由上海去香港，向“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正、副主席蔡元培和宋慶齡報告《魯迅全集》的出版計畫。蔡元培即席揮毫寫了“魯迅全集”4個大字，6月1日前還寫了《征訂〈魯迅全集〉精製紀念本啟》和《魯迅先生全集序》。蔡元培在序中給魯迅以極高的評價，稱魯迅為新文學的“開山”之祖。胡愈之這一“招”果真靈，憑蔡元培在國民黨內的資歷與聲望，避免了當局的干擾。許廣平也為《魯迅全集》寫了題跋。
如何解決出書資金不足問題？胡愈之又想出了一個辦法：除了普通本廉價發行預約外，另印需預付100元一套的精製紀念本。靠這筆預付款籌集了資金，來印行《魯迅全集》普通本和紀念本。在胡愈之、茅盾、巴金、沈鈞儒、陶行知的熱心號召下，先後收到來自祖國內地及南洋、美國一些愛國人士和華僑的多筆購書定金，終於解決了出版的資金難題。
當時，上海很多印刷工人很敬仰魯迅，雖然大批工人失業，可一聽說要出版《魯迅全集》，他們熱情很高，主動降低收費。在魯迅親友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從1938年4月開始，在禁出紅色書籍的“孤島”上海，僅用不到4個月時間就將600萬字、20卷的第一部《魯迅全集》出了甲、乙、丙3種版本：其中甲種紀念本是布脊燙金，整套裝楠木箱；乙種本是紅布燙金，屬精裝本；丙種本為普通的平裝本。乙種紀念本編號印製200套，定價200元。甲種紀念本售價為50元。普及本的開本與正文和紀念本相同，封面大紅紙面布脊精裝，正文報紙印刷，售價為8元。由於普及本是通過預訂的方式發售的，定價8元屬價廉物美，其時許多新文學作家都預訂購買了普及本的《魯迅全集》，以示學習和紀念，無意間也收藏了一種珍貴的新文學版本。
1938年8月10日，20卷本的《魯迅全集》正式發行，正如許廣平在《〈魯迅全集〉編校後記》中所說：“六百余萬言之全集，竟得於三個月中短期完成，實開中國出版界之奇跡。”這奇跡的創造，除百數十位學者文人以及工友，為全集揮毫、排校外，也得力於魯迅生前多位好友與複社同人的百般努力。如果沒有胡愈之的奇謀和努力，在當時兵荒馬亂的情況之下，如何能在短期內順利出版20卷的《魯迅全集》呢！《魯迅全集》的出版，達到了“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以喚醒國魂，爭取光明”之目的。許廣平、蔡元培、胡適、胡愈之等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功不可沒。
許廣平的最後歲月
完成了第一部《魯迅全集》的出版後，許廣平仍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她積極為抗日將士募捐，為《上海婦女》《婦女界》《上海週報》以及《申報》副刊《自由談》《文匯報》副刊《世紀風》等報紙雜誌撰稿,並發表了大量紀念魯迅的文章，以打破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宣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日軍開進上海租界。一周後的淩晨5時，許廣平在寓所被捕，關押在北四川路日本憲兵司令部，後又被轉送到有“殺人魔窟”之稱的汪偽的特務機關“調查統計局”。
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許廣平，因為她是魯迅夫人，熟悉活躍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他們妄想從她的身上打開缺口，將進步的上海文人一網打盡。敵人機關算盡，終究是竹籃打水。在獄中他們先用欺、嚇、哄、詐、騙、脫衣淩辱等手段，後改用打罵、罰餓、拷打以至電刑等酷刑。許廣平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面對敵人淫威，她橫眉冷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用智慧、鬥志和驚人的毅力與敵人周旋，據理力辯，不畏斧劍鼎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敵人找不到真憑實據，不得不在關押了76天之後，讓內山書店為她保釋。
由於許廣平信奉“身體可以死去，靈魂卻要健康地活著”；“犧牲自己，保全別人；犧牲個人，保全團體”的神聖信條，使當時留在上海的進步文化人，沒有一人因她的被捕而受到牽連。“食她之賜”安全隱藏4年之久的鄭振鐸稱頌她為“中華兒女們最聖潔的典型”。1942年3月1日，敵人不得不將許廣平釋放。
抗日勝利後，許廣平擔任上海聯誼會主席，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曾任《民主》週刊編輯。1948年10月，許廣平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經香港秘密轉入解放區。1949年9月，她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成立後，她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這期間，許廣平就把魯迅著作的出版權上交給國家出版總署，還將魯迅的全部書籍、手稿及其他遺物捐贈國家有關部門。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她一直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同時，她還擔任了全國婦聯副主席、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等職。1959年10月，她完成了將近10萬字的《魯迅回憶錄》。1960年10月，許廣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8年3月3日，她因病逝世於北京。
並親自手訂有兩份著述目錄，一是分為“人海雜言”“荊天叢草”“說林偶得”的總目，一是分為10部的總目。然而，要想出版《魯迅全集》談何容易！當時的中國系國民黨一黨專制，對新聞出版控制非常嚴格，出版個人全集要報批，特別是魯迅的一些作品集屬於當局查封的重要物件，所以國民黨內政部遲遲沒有答應出版《魯迅全集》。魯迅逝世後第九日，許壽裳致許廣平信稱，刊印《魯迅全集》，當“有政治關係”，“務請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貢獻文化之功，盡釋芥蒂，開其禁令，不得自由出售”。魯迅的家原租住在上海大陸新村，因魯迅去世後留下了幾百萬字的手稿，為防止國民黨派人來搜查，許廣平在青年作家蕭軍的幫助下悄悄搬家，將魯迅的手稿和家中物品搬到上海霞飛路霞飛坊64號，然後將其隱藏在廚房牆角煤堆裡。上海淪陷後，魯迅手稿的安全更是受到嚴重的威脅，無論是讓國民黨特務還是讓日本人搜去，都是無法彌補和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儘快出版《魯迅全集》迫在眉睫。
《魯迅全集》出版計畫最初受挫
為了儘快出版《魯迅全集》，1937年初，在許廣平和好友許壽裳、台靜農、胡愈之等人的籌畫下，成立了以蔡元培、茅盾、周作人等人為主的《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魯迅的作品以前大多是在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但由於此前北新書局曾因版稅糾紛與魯迅對簿過公堂，此次出版《魯迅全集》顯然結果難料。
根據這種情況，許廣平和“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便希望其時中國出版界的龍頭老大商務印書館來促成此事。因蔡元培先生是魯迅的好友和老鄉，魯迅當年到教育部工作，就是蔡元培提攜所致。所以許廣平特請蔡元培出面與商務印書館接洽、推薦，又請馬裕藻、許壽裳兩人通過胡適轉請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先生幫忙。胡適在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之後，許廣平曾與胡適談及魯迅遺作的出版計畫，即魯迅生平譯著約50種，其中再三考訂之《嵇康集》《古小說鉤沉》等。這次馬裕藻、許壽裳二位先生請胡適先生鼎力設法，請商務印書館幫助出版。此前魯迅曾撰文“罵”過胡適，但胡適並沒有計較，忙寫好一封親筆信，請王雲五全力幫此大忙。許廣平拿到胡適寫給王雲五總經理的親筆信後，便匆匆找王商談，王是胡適交往圈中的重要成員，見信如見人，當即表示“極願盡力，一俟中央批下，即可訂約，進行全集付梓”。當時計畫將魯迅的全部文字(200萬字)分為10冊，採取精裝本、普及本兩種版式出版，並表示“在稿件交出後四個月或六個月內，即可出書”，對許廣平要求“影印及排印二部亦完全同意”。然而，由於北新書局還有心出版《集外集拾遺》《魯迅書信集》(普及本)等，並對出版《魯迅全集》也顧盼有意，所以拒絕讓出魯迅著作的版權，使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全集》的計畫泡湯了。此後，蔡元培親自致函商務印書館要求訂立出版契約，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復函同意出版，又因抗日戰爭爆發，使得《魯迅全集》出版計畫再度受挫。
第一部《魯迅全集》最終問世
為了儘快出版《魯迅全集》，胡愈之在環境險惡、經濟拮据、出版發行十分困難的條件下，辦起了名為“複社”的出版機構，用來出版《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他還考慮到當時政治條件下，《魯迅全集》的出版會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干擾，便想到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主席蔡元培題寫《魯迅全集》的書名，當局就不敢對這部書怎麼樣了。1938年4月，胡愈之由上海去香港，向“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正、副主席蔡元培和宋慶齡報告《魯迅全集》的出版計畫。蔡元培即席揮毫寫了“魯迅全集”4個大字，6月1日前還寫了《征訂〈魯迅全集〉精製紀念本啟》和《魯迅先生全集序》。蔡元培在序中給魯迅以極高的評價，稱魯迅為新文學的“開山”之祖。胡愈之這一“招”果真靈，憑蔡元培在國民黨內的資歷與聲望，避免了當局的干擾。許廣平也為《魯迅全集》寫了題跋。
如何解決出書資金不足問題？胡愈之又想出了一個辦法：除了普通本廉價發行預約外，另印需預付100元一套的精製紀念本。靠這筆預付款籌集了資金，來印行《魯迅全集》普通本和紀念本。在胡愈之、茅盾、巴金、沈鈞儒、陶行知的熱心號召下，先後收到來自祖國內地及南洋、美國一些愛國人士和華僑的多筆購書定金，終於解決了出版的資金難題。
當時，上海很多印刷工人很敬仰魯迅，雖然大批工人失業，可一聽說要出版《魯迅全集》，他們熱情很高，主動降低收費。在魯迅親友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從1938年4月開始，在禁出紅色書籍的“孤島”上海，僅用不到4個月時間就將600萬字、20卷的第一部《魯迅全集》出了甲、乙、丙3種版本：其中甲種紀念本是布脊燙金，整套裝楠木箱；乙種本是紅布燙金，屬精裝本；丙種本為普通的平裝本。乙種紀念本編號印製200套，定價200元。甲種紀念本售價為50元。普及本的開本與正文和紀念本相同，封面大紅紙面布脊精裝，正文報紙印刷，售價為8元。由於普及本是通過預訂的方式發售的，定價8元屬價廉物美，其時許多新文學作家都預訂購買了普及本的《魯迅全集》，以示學習和紀念，無意間也收藏了一種珍貴的新文學版本。
1938年8月10日，20卷本的《魯迅全集》正式發行，正如許廣平在《〈魯迅全集〉編校後記》中所說：“六百余萬言之全集，竟得於三個月中短期完成，實開中國出版界之奇跡。”這奇跡的創造，除百數十位學者文人以及工友，為全集揮毫、排校外，也得力於魯迅生前多位好友與複社同人的百般努力。如果沒有胡愈之的奇謀和努力，在當時兵荒馬亂的情況之下，如何能在短期內順利出版20卷的《魯迅全集》呢！《魯迅全集》的出版，達到了“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以喚醒國魂，爭取光明”之目的。許廣平、蔡元培、胡適、胡愈之等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功不可沒。
許廣平的最後歲月
完成了第一部《魯迅全集》的出版後，許廣平仍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她積極為抗日將士募捐，為《上海婦女》《婦女界》《上海週報》以及《申報》副刊《自由談》《文匯報》副刊《世紀風》等報紙雜誌撰稿,並發表了大量紀念魯迅的文章，以打破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宣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日軍開進上海租界。一周後的淩晨5時，許廣平在寓所被捕，關押在北四川路日本憲兵司令部，後又被轉送到有“殺人魔窟”之稱的汪偽的特務機關“調查統計局”。
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許廣平，因為她是魯迅夫人，熟悉活躍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他們妄想從她的身上打開缺口，將進步的上海文人一網打盡。敵人機關算盡，終究是竹籃打水。在獄中他們先用欺、嚇、哄、詐、騙、脫衣淩辱等手段，後改用打罵、罰餓、拷打以至電刑等酷刑。許廣平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面對敵人淫威，她橫眉冷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用智慧、鬥志和驚人的毅力與敵人周旋，據理力辯，不畏斧劍鼎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敵人找不到真憑實據，不得不在關押了76天之後，讓內山書店為她保釋。
由於許廣平信奉“身體可以死去，靈魂卻要健康地活著”；“犧牲自己，保全別人；犧牲個人，保全團體”的神聖信條，使當時留在上海的進步文化人，沒有一人因她的被捕而受到牽連。“食她之賜”安全隱藏4年之久的鄭振鐸稱頌她為“中華兒女們最聖潔的典型”。1942年3月1日，敵人不得不將許廣平釋放。
抗日勝利後，許廣平擔任上海聯誼會主席，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曾任《民主》週刊編輯。1948年10月，許廣平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經香港秘密轉入解放區。1949年9月，她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成立後，她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這期間，許廣平就把魯迅著作的出版權上交給國家出版總署，還將魯迅的全部書籍、手稿及其他遺物捐贈國家有關部門。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她一直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同時，她還擔任了全國婦聯副主席、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等職。1959年10月，她完成了將近10萬字的《魯迅回憶錄》。1960年10月，許廣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8年3月3日，她因病逝世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