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潘玉良， 是因為看了李嘉欣主演的《畫魂》， 那裡面的李美人照例木木的， 也照例美得石破天驚。 在此之前， 扮演過潘玉良的還有鞏俐， 也是難得一見的大美人。 於是形成了對潘玉良的初步印象：一個長得很美卻命運多舛的女畫家。
後來看到潘玉良的自畫像， 不禁大吃了一驚， 畫中的潘玉良身材壯碩、五官粗放， 看上去一點都不美， 恕我直言：不僅不美， 還有點兒醜。 我還以為是我的審美出了問題， 出於好奇去查了些資料， 結果資料上顯示， 不少見過潘玉良本人的人都說她長得一點都不好看。 據熟識她的人說，
真實的潘玉良遠比影視劇裡那個美得驚人的潘玉良更有震撼力， 誰都不能否定， 外貌是女人天生的通行證， 長得不好看的人， 人生相對來說總是要艱難一點。 這更增加了我對潘玉良的好奇， 一個完全不漂亮的女人， 究竟是以什麼力量完成了從雛妓到侍妾再到畫家的三級跳呢？
潘玉良的人生， 寫出來就是一部現成的電影劇本， 難怪導演們如此鍾情拍她的故事。
她本來姓陳， 自幼父母雙亡， 只好跟著舅舅生活。 舅舅有次賭輸了， 於是把年僅13歲的她賣到了安徽蕪湖的一家妓院。 無奈入風塵， 這完全不是她的錯， 後來卻被存心不良的人當成了攻擊她的理由。
由於長得不出挑， 她在妓院是做燒火丫頭， 幹的是又粗又累的活。 鴇母還逼她接客， 她誓死不從， 一次次從妓院中逃跑出來， 又一次次被捉回去毒打， 中間她還試圖跳水、上吊， 均因看管過嚴而未遂。
17歲時， 走投無路的她在妓院裡唱歌， 歌聲如泣如訴， 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 那就是蕪湖鹽督潘贊化。 潘贊化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過洋， 是個新派人物， 他被眼前這個可憐而又剛烈的女子所打動， 決定為她贖身。
縱然以現在的眼光來考量， 潘贊化也是一個胸襟開闊、有情有義的好男人。 從古至今， 救風塵的英雄豪傑並不少， 可是救的都是清一色的美人兒， 只有潘贊化， 伸手援助的是一個長得一丁點兒也不漂亮的小姑娘，
潘贊化幫助小玉良主要是出於同情， 純屬義舉， 並無一分一毫的私心。 他本來想將她送回親戚家， 但她主動提出， 想留在他身旁， 哪怕做一個貼身小丫頭。
以他的襟懷， 自然不會讓她做個小丫頭， 於是收了她做妾室。 他待她是很珍重的， 雖然是娶妾， 也辦了正式的結婚儀式， 證婚人正是他的莫逆之交、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在娶她之前， 他沒有動過要她報答的心思；在娶她之後， 他則竭盡全力地呵護她。 他親自教她識字， 還請來老師教她畫畫。 他對她， 沒有一絲一毫地看輕， 知道她受過太多的苦， 所以加倍地憐惜她。
正是因為這份恩義，
如果按照舊式小說的發展， 嫁給潘贊化的潘玉良應該溫良恭謹， 夫唱婦隨。 可是她偏偏不願意只做個溫順的小妾， 她要畫畫！不是在家裡畫幾筆自娛， 而是跑出去到處求學畫畫， 先是考上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 後來索性遠渡重洋跑到了巴黎。
畫畫也就罷了， 陸小曼也畫， 潘素也畫， 連宋美齡都要畫幾筆國畫呢。 她們畫畫， 只是當成怡情養性的手段， 畫的也大多是清雅的花鳥山水。
在潘玉良習畫的那個年代， 政府是不允許人們畫****的， 她就趁去浴室洗澡時偷偷地畫， 有次差點被一個大胖女人打了出來。 回到家裡， 她對著鏡子， 忽然想到：我自己不就是很好的模特嗎？想到這裡， 她就脫掉衣服， 對著鏡子開始畫鏡中的自己。
除了畫人體外， 她在言行中也不拘小節。 一次和同學外出寫生時， 潘玉良到雷峰塔牆圈裡小便， 這時一夥男同學過來了， 同學喊潘玉良快出來。 潘玉良蹲在裡面說：誰怕他們！他們管得著我撒尿嗎？
還有一次， 大家討論起一個女詩人以狗為伴、與公狗相交的八卦， 潘玉良無所顧忌地發言說：公狗比男人好， 至少公狗不會洩露人的隱私。
人一特立獨行，就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有人挖掘出潘玉良曾為雛妓的豔史，一名女同學甚至要求退學，誓不與妓女同校。
只有潘贊化，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包容她，在獲悉她的困境後拿出錢來資助她去法國留學。
潘玉良在法國考上了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與徐悲鴻同校，專攻油畫。她在留學近九個年頭後回國，一度確實也在老師劉海粟及同學徐悲鴻執辦的美院當過教授，並且出版畫冊，舉辦展覽。即便如此，人們並沒有停止對她的攻擊和詆毀。在她舉辦的一次畫展上，展出了一幅優秀人體習作《人力壯士》，某一天被人貼了一個紙條，上面寫著：妓女對嫖客的頌歌。
我總覺得，對於曾經有過所謂污點的人，人們表面上再尊敬，骨子裡仍然很有優越感，仿佛是因為他們的包容，那些人才能擺脫身上的污點獲得重生。可是潘玉良這個人呢，好像完全不把在妓院待過當成污點，她理直氣壯地畫人體，理直氣壯地當教授，理直氣壯地辦畫展，一點也不瑟縮，一點也不收斂，這就惹怒了當時的社會主流。
連潘贊化的大夫人也看不過眼，跑到上海來將她叫回家，無比威嚴地宣佈：不要以為你在外面當了教授，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在這個家裡，我永遠是大的，你永遠是小的！
既然險惡逼仄的環境容不下她，那就走吧，去一個更遠更大、沒有流言的地方。1937年，42歲的潘玉良再次去國離鄉，潘贊化依舊送她到黃浦江碼頭，他將蔡鍔送給他的懷錶送給愛人作為臨別紀念。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她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這40年間，她和潘贊化一直隔岸相望，從來沒有中斷過聯繫。潘贊化常常給她寄宣紙，還托人給她帶去國內的物品，有一段時期，潘玉良特別想回國，潘贊化去信暗示國內風雨交加，不宜歸來。如果她執意回國，估計躲不開那個年代的風風雨雨。
遐路思難行，異域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這是多年後，潘玉良給潘贊化寫下的一首相思之詩。當時中法尚未建交，潘贊化過世兩年後，潘玉良才從大使館的人口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絕。
既然如此，為何潘玉良不回國呢？我覺得不是她不愛潘贊化，而是她更愛繪畫。她不是那種可以用生命去戀愛的女人，卻是可以用生命去畫畫的女人。她堅持留在巴黎，是因為這裡開放包容的環境更適合她創作，有傳聞稱她和徐悲鴻創作理念不同，而當時徐悲鴻在國內是權威人物，她不願意回國去聽他的那一套。
在巴黎時，潘玉良自稱三不女人：不談戀愛，不加入外國籍，不依附畫廊拍賣作品。她終日待在一個窄小的閣樓裡，全心投入畫畫。由於不善經營，她日子過得很苦，身體又不好，以至於老年靠一點救濟金過日子。
老了之後，她比年輕時更加不好看了，有人說她唱京劇中的黑頭連妝都不用化，一個女性朋友去探訪她，她披著大衣站在窗口迎接，看在人眼裡活像一隻大猩猩。
這時她的生命中出現了第二個男人。他叫王守義，是早年去法國勤工儉學的留學生，開了一家中餐館。文化水準不高的王守義，卻立誓要將所掙的錢財來資助留學生中的藝術家們。他一直資助潘玉良，潘玉良有空的時候，也會去他的餐館坐坐，唱一段京劇。
就是這個男人，給了潘玉良在異國他鄉唯一的一點溫暖。他不僅僅是在生活上照顧她，還幫她接洽畫商，保管畫作，至今我們所見到的幾千件潘玉良畫作，都是他不惜重金、費盡千辛萬苦從法國運回中國的。為了這份恩情，潘玉良為王守義做了一個雕塑，至死都擺放在她的臥室裡。
對於潘玉良來說，一個潘贊化，一個王守義，都是那個渡她的人。潘贊化成就了她，王守義則守護著她。身為女子，潘玉良不幸生得不好看，又不幸生於惡濁之世，濁浪滔天中，幸而有他們用溫情撐起的一葉小舟，送她一程又一程。
潘玉良終身都以潘贊化的妾室自居，雖然晚期和王守義同居過也是如此。在異鄉漂泊了40年後，潘玉良在貧病交加中死去，臨終前向守在她旁邊的王守義交代了三個遺言：第一，死後為她換上一套旗袍，因為她是中國人；第二，將她一直帶在身邊的鑲有她跟潘贊化結婚照的項鍊和潘贊化送給她的臨別禮物懷錶交給潘家後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帶回祖國。
王守義不負所托，傾力完成了她的遺願。就在她去世之後不久，他也因惡疾去世，朋友們把他葬進了潘玉良所在的墓穴，這兩個異鄉人，總算在去世後可以相伴抵禦漂泊在外的孤寂。
與電影中的浪漫故事相比，潘玉良的真實人生，總是透露著一股淒涼和苦澀。很多人提起這位民國最知名的女畫家來，不免為她感到唏噓。以世俗的觀念來看，她生前是一個典型的失敗者，沒有美貌，沒什麼朋友，沒有錢，最後連健康都失去了。她的後半生，多半和貧病兩個字糾纏在一起。
而這一切，只不過緣於她熱愛畫畫。如果她不選擇畫畫，或者畫風不那麼大膽的話，她原本可以留在國內，生活在愛人的羽翼之下，過著安穩的生活。如果可以重來，她還會這麼選擇嗎？
直到我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之後才明白，潘玉良和毛姆筆下的思特裡克蘭德是一類人，思特裡克蘭德原本是個證券經紀人，家庭美滿，生活安定，有一天卻忽然拋妻棄子離家出走，最後自我放逐去了太平洋的一個小島。別人質問他為何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得這樣折騰，他回答說：我必須畫畫，就像溺水的人必須掙扎。
被夢想擊中的人其實是沒得選擇的，思特裡克蘭德如此，潘玉良也是如此。她唯有迎著夢想一步步走上去，哪怕厄運與之相隨，哪怕通往的只是虛無。做為一個女人，潘玉良經歷了太多的不幸；作為一個藝術家，她卻是幸運的她發掘了自己的天賦，並把這天賦發揮到了極致。任她如何顛沛流離，貧病交加，那都是她甘願承受的一部分，在一生追求的事業上，她始終走在一條向上的路上。
她身後留下來的畫作有四千多張，生前畫過的作品遠遠超過這個數目。在與愛人分離的日子裡，在巴黎狹小的閣樓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她每天都投入地畫著，將自己整個生命融入了眼前的人體和花卉中。她畫得最多的，還是各種各樣的女體，這些女體豐碩飽滿到了極致，宛如地母一樣健壯，和她本人一樣，談不上美，可滿身充沛的生命力仿佛要破紙而出。
2012年，杭州曾經舉辦過一次潘玉良的畫展，主題名叫彼岸，我覺得這仿佛是對潘玉良一生的隱喻：此岸是現實人生，風雨飄搖，卻有著俗世的幸福；彼岸是藝術聖境，高蹈出塵，卻又寂寞清冷。我們這些抵達不了彼岸的人，只能遙望著那端的她，輕歎一聲：高處不勝寒哪！
至少公狗不會洩露人的隱私。人一特立獨行，就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有人挖掘出潘玉良曾為雛妓的豔史，一名女同學甚至要求退學，誓不與妓女同校。
只有潘贊化，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包容她，在獲悉她的困境後拿出錢來資助她去法國留學。
潘玉良在法國考上了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與徐悲鴻同校，專攻油畫。她在留學近九個年頭後回國，一度確實也在老師劉海粟及同學徐悲鴻執辦的美院當過教授，並且出版畫冊，舉辦展覽。即便如此，人們並沒有停止對她的攻擊和詆毀。在她舉辦的一次畫展上，展出了一幅優秀人體習作《人力壯士》，某一天被人貼了一個紙條，上面寫著：妓女對嫖客的頌歌。
我總覺得，對於曾經有過所謂污點的人，人們表面上再尊敬，骨子裡仍然很有優越感，仿佛是因為他們的包容，那些人才能擺脫身上的污點獲得重生。可是潘玉良這個人呢，好像完全不把在妓院待過當成污點，她理直氣壯地畫人體，理直氣壯地當教授，理直氣壯地辦畫展，一點也不瑟縮，一點也不收斂，這就惹怒了當時的社會主流。
連潘贊化的大夫人也看不過眼，跑到上海來將她叫回家，無比威嚴地宣佈：不要以為你在外面當了教授，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在這個家裡，我永遠是大的，你永遠是小的！
既然險惡逼仄的環境容不下她，那就走吧，去一個更遠更大、沒有流言的地方。1937年，42歲的潘玉良再次去國離鄉，潘贊化依舊送她到黃浦江碼頭，他將蔡鍔送給他的懷錶送給愛人作為臨別紀念。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她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這40年間，她和潘贊化一直隔岸相望，從來沒有中斷過聯繫。潘贊化常常給她寄宣紙，還托人給她帶去國內的物品，有一段時期，潘玉良特別想回國，潘贊化去信暗示國內風雨交加，不宜歸來。如果她執意回國，估計躲不開那個年代的風風雨雨。
遐路思難行，異域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這是多年後，潘玉良給潘贊化寫下的一首相思之詩。當時中法尚未建交，潘贊化過世兩年後，潘玉良才從大使館的人口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絕。
既然如此，為何潘玉良不回國呢？我覺得不是她不愛潘贊化，而是她更愛繪畫。她不是那種可以用生命去戀愛的女人，卻是可以用生命去畫畫的女人。她堅持留在巴黎，是因為這裡開放包容的環境更適合她創作，有傳聞稱她和徐悲鴻創作理念不同，而當時徐悲鴻在國內是權威人物，她不願意回國去聽他的那一套。
在巴黎時，潘玉良自稱三不女人：不談戀愛，不加入外國籍，不依附畫廊拍賣作品。她終日待在一個窄小的閣樓裡，全心投入畫畫。由於不善經營，她日子過得很苦，身體又不好，以至於老年靠一點救濟金過日子。
老了之後，她比年輕時更加不好看了，有人說她唱京劇中的黑頭連妝都不用化，一個女性朋友去探訪她，她披著大衣站在窗口迎接，看在人眼裡活像一隻大猩猩。
這時她的生命中出現了第二個男人。他叫王守義，是早年去法國勤工儉學的留學生，開了一家中餐館。文化水準不高的王守義，卻立誓要將所掙的錢財來資助留學生中的藝術家們。他一直資助潘玉良，潘玉良有空的時候，也會去他的餐館坐坐，唱一段京劇。
就是這個男人，給了潘玉良在異國他鄉唯一的一點溫暖。他不僅僅是在生活上照顧她，還幫她接洽畫商，保管畫作，至今我們所見到的幾千件潘玉良畫作，都是他不惜重金、費盡千辛萬苦從法國運回中國的。為了這份恩情，潘玉良為王守義做了一個雕塑，至死都擺放在她的臥室裡。
對於潘玉良來說，一個潘贊化，一個王守義，都是那個渡她的人。潘贊化成就了她，王守義則守護著她。身為女子，潘玉良不幸生得不好看，又不幸生於惡濁之世，濁浪滔天中，幸而有他們用溫情撐起的一葉小舟，送她一程又一程。
潘玉良終身都以潘贊化的妾室自居，雖然晚期和王守義同居過也是如此。在異鄉漂泊了40年後，潘玉良在貧病交加中死去，臨終前向守在她旁邊的王守義交代了三個遺言：第一，死後為她換上一套旗袍，因為她是中國人；第二，將她一直帶在身邊的鑲有她跟潘贊化結婚照的項鍊和潘贊化送給她的臨別禮物懷錶交給潘家後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帶回祖國。
王守義不負所托，傾力完成了她的遺願。就在她去世之後不久，他也因惡疾去世，朋友們把他葬進了潘玉良所在的墓穴，這兩個異鄉人，總算在去世後可以相伴抵禦漂泊在外的孤寂。
與電影中的浪漫故事相比，潘玉良的真實人生，總是透露著一股淒涼和苦澀。很多人提起這位民國最知名的女畫家來，不免為她感到唏噓。以世俗的觀念來看，她生前是一個典型的失敗者，沒有美貌，沒什麼朋友，沒有錢，最後連健康都失去了。她的後半生，多半和貧病兩個字糾纏在一起。
而這一切，只不過緣於她熱愛畫畫。如果她不選擇畫畫，或者畫風不那麼大膽的話，她原本可以留在國內，生活在愛人的羽翼之下，過著安穩的生活。如果可以重來，她還會這麼選擇嗎？
直到我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之後才明白，潘玉良和毛姆筆下的思特裡克蘭德是一類人，思特裡克蘭德原本是個證券經紀人，家庭美滿，生活安定，有一天卻忽然拋妻棄子離家出走，最後自我放逐去了太平洋的一個小島。別人質問他為何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得這樣折騰，他回答說：我必須畫畫，就像溺水的人必須掙扎。
被夢想擊中的人其實是沒得選擇的，思特裡克蘭德如此，潘玉良也是如此。她唯有迎著夢想一步步走上去，哪怕厄運與之相隨，哪怕通往的只是虛無。做為一個女人，潘玉良經歷了太多的不幸；作為一個藝術家，她卻是幸運的她發掘了自己的天賦，並把這天賦發揮到了極致。任她如何顛沛流離，貧病交加，那都是她甘願承受的一部分，在一生追求的事業上，她始終走在一條向上的路上。
她身後留下來的畫作有四千多張，生前畫過的作品遠遠超過這個數目。在與愛人分離的日子裡，在巴黎狹小的閣樓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她每天都投入地畫著，將自己整個生命融入了眼前的人體和花卉中。她畫得最多的，還是各種各樣的女體，這些女體豐碩飽滿到了極致，宛如地母一樣健壯，和她本人一樣，談不上美，可滿身充沛的生命力仿佛要破紙而出。
2012年，杭州曾經舉辦過一次潘玉良的畫展，主題名叫彼岸，我覺得這仿佛是對潘玉良一生的隱喻：此岸是現實人生，風雨飄搖，卻有著俗世的幸福；彼岸是藝術聖境，高蹈出塵，卻又寂寞清冷。我們這些抵達不了彼岸的人，只能遙望著那端的她，輕歎一聲：高處不勝寒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