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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彭于晏、霍建華《明月幾時有》史上最文藝的抗戰題材電影

2017年7月1日上映的《明月幾時有》是金馬獎導演許鞍華拍攝的一部抗戰題材片

主演:周迅, 彭于晏, 霍建華, 郭濤, 蔣雯麗, 黃志忠, 梁家輝, 春夏, 鮑起靜

該影片在豆瓣評分達到8.0分, 屬於高製作的片了

下面我們來談談導演許鞍華和這部影片

把《明月幾時有》當做抗戰片, 真是小瞧了許鞍華。

金馬獎導演許鞍華

許鞍華所有的電影, 說的都是人。 她最喜歡把人放置到一個極端的環境裡。 她知道, 只有到了極端的環境下, 人的外殼才不會那麼堅硬, 才可能更接近真實狀態。 外殼都是千篇一律, 都是僵化了的。 只有外殼軟化, 呈現出的, 才豐富, 才動人。

《明月幾時有》的抗戰背景, 和她之前《投奔怒海》的越共解放越南、《黃金時代》的封建主義裂縫、新思潮介入的大背景, 作用相同。 就連看似平淡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也有一個當下的大環境。 畢竟天水圍存在于香港的繁華裡, 也以其獨特的屋邨, 淹沒在香港繁華裡。 兩種極端環境下, 人的對立與衝撞, 構成了影片的大前提。

許鞍華對人的關注, 是以人的日常狀態來呈現的, 這種人的狀態, 是去刺激性的。 她的電影裡, 再大的事, 再轟隆隆的歷史, 具體到個人, 不過是柴米油鹽, 是吃喝拉撒。 所以看她的電影, 需要瞭解一點背景知識, 才會生髮出“胸有激雷, 而面若平湖”之感。

這尤其要創作者對生活敏感, 對世界有關懷, 對人生豁達, 對人有深刻的認知。 所以, 許鞍華以往好壞參差的電影中, 好的, 都是和她生活息息相關的, 如《桃姐》、《天水圍的日與夜》。

每一個細節都扎實, 每一個細節都佈滿了活潑的生命力。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是上海部分好, 瀋陽部分就失調了。 因為她對瀋陽的概念, 是走馬觀花的結果。

她早期的《投奔怒海》也與她當時的生命體感一致, 充滿了年輕人特有的憤怒與激情。

《明月幾時有》好的部分, 是許鞍華一貫好的地方。 如, 方母和女兒的關係, 是那個特定的年代, 特定的地域裡, 相依為命的母女, 緊張又鬆弛, 拌嘴又關愛的關係。 這段關係, 生動淋漓, 汁液飽滿。

還有婚禮一段。 那種嶺南地區, 特定的場合下, 親戚之間, 真誠的祝福, 與暗地裡的較勁, 此起彼伏。 女人間攀比也嫉妒, 特定人物低調與高調地炫耀, 大時代下隱隱的不安, 等多重的因素, 都埋伏在了那場婚禮當中。

許鞍華真是會拍老太太, 葉德嫻也真是會演。 方母一段, 堪稱華彩。

這都是細節的力量。

當然,還有梁家輝的自述,尤其是最後出來,開了計程車,消失在香港燈紅酒綠的街頭。那些為這塊土地之所以成為這塊土地而活著而犧牲的人,被時間淹沒在了深處。

好在還有雖然垂垂老矣但還尚在的彬仔,還有許鞍華,還有電影。這部電影真正要說的,是通過霍建華和日本人吟詩,“明月幾時有,上高樓,何時才有團圓時候”。

對於普通人,日子才是最重要的。所謂的日子就是吃的飯,睡的床,念的人,過的活。它大於任何理論。

時間雖然過去了,但事情發生了,就會一直在。就像阿爾伯特說的,“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終將知道”。

影片不好的地方,是許鞍華一直處理不好的。如對人的處理。她好像把精力都傾注到了幾個人身上,其他人被極大地忽略了。如王菀之的角色,失於香港電影一貫的做作與表面。與方母比起來,天上地下的極端,竟然存在於一部電影中。

影片還是太用力,四兩撥千斤是真的舉重若輕,不是假裝不費力氣。《明月幾時有》的想法非常好,波瀾壯闊的歷史是通過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滲透出來的。英雄壯舉並沒有強大過日復一日的日子的碾壓。這種設定,需要生活本身的細節散發出力量,但許鞍華還是設置了劉黑仔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的傳奇性,固然使影片變得好看了,可也破壞了影片一直苦心營造的生活性。細微的宏大,被傳奇的輕薄染色了。這樣的人,這樣的傳奇化的行為,只應該存在於影片眾人的嘴裡,而不是生活中。這對影片風格,是一次破壞。

《明月幾時有》裡,細節再一次決定了一切。許鞍華固有的感同身受的東西,都鮮活。她創作的想像的部分,都單薄脆弱。這種好與不好,鮮明地存在於一部電影之中。

這都是細節的力量。

當然,還有梁家輝的自述,尤其是最後出來,開了計程車,消失在香港燈紅酒綠的街頭。那些為這塊土地之所以成為這塊土地而活著而犧牲的人,被時間淹沒在了深處。

好在還有雖然垂垂老矣但還尚在的彬仔,還有許鞍華,還有電影。這部電影真正要說的,是通過霍建華和日本人吟詩,“明月幾時有,上高樓,何時才有團圓時候”。

對於普通人,日子才是最重要的。所謂的日子就是吃的飯,睡的床,念的人,過的活。它大於任何理論。

時間雖然過去了,但事情發生了,就會一直在。就像阿爾伯特說的,“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終將知道”。

影片不好的地方,是許鞍華一直處理不好的。如對人的處理。她好像把精力都傾注到了幾個人身上,其他人被極大地忽略了。如王菀之的角色,失於香港電影一貫的做作與表面。與方母比起來,天上地下的極端,竟然存在於一部電影中。

影片還是太用力,四兩撥千斤是真的舉重若輕,不是假裝不費力氣。《明月幾時有》的想法非常好,波瀾壯闊的歷史是通過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滲透出來的。英雄壯舉並沒有強大過日復一日的日子的碾壓。這種設定,需要生活本身的細節散發出力量,但許鞍華還是設置了劉黑仔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的傳奇性,固然使影片變得好看了,可也破壞了影片一直苦心營造的生活性。細微的宏大,被傳奇的輕薄染色了。這樣的人,這樣的傳奇化的行為,只應該存在於影片眾人的嘴裡,而不是生活中。這對影片風格,是一次破壞。

《明月幾時有》裡,細節再一次決定了一切。許鞍華固有的感同身受的東西,都鮮活。她創作的想像的部分,都單薄脆弱。這種好與不好,鮮明地存在於一部電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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