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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僅江戶時代就有四千多種著作研究《詩經》,他的影響有多大?

《詩經》是一部影響中國歷史數千年的文化經典,同時也是古代東亞國家的經典。 因而古代東亞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都留存下了大量《詩經》研究的著作。 17世紀後半葉到18世紀末,正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康乾盛世”時期。 這個盛世的外在表現之一,便是文化事業與經學研究的大繁榮。 在其強大影響下,日、朝、越,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經學研究高峰。

儒學

《詩經》研究熱

特別是日本,其研究成果之豐碩尤其引人注目。 當時正值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8)中期。 江戶學者慕華成風,以通漢文為尚,故其著作多用漢文書寫,被人稱作“准漢籍”。 據不完全統計,在江戶二百多年間,產生研究《十三經》的著作多達四千餘種。 據日本學者江口尚純先生的調查,江戶時期《詩經》著述近500種,是《四庫全書》與《續修四庫全書》所收詩類總和的近四倍。

日本

今可見到的約尚有150種(大多是江戶中後期的著作),這無疑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從這批《詩》學著作中,我們看到了《詩經》在江戶時代的文化建構與變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日本江戶時代的《詩經》研究,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江戶初期,這是朱子《詩》學獨霸的時期。 江戶時期《詩經》已傳入日本一千多年。

像毛氏的《毛詩故訓傳》、鄭玄的《毛詩箋》、孔穎達的《毛詩正義》、朱熹的《詩集傳》,在日本皆有傳本。 德川幕府統治日本後,決定借鑒鄰國經驗,採取文教政治。 朱子學說憑藉其強大的文化影響力,迅速壓倒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印度佛教、西方洋學,以官學的身份,承擔起了構建意識形態話語系統的使命。 作為朱子學思想體系重要載體之一的《詩集傳》,迅速以絕對優勢壓倒了《毛傳》、《鄭箋》,成為日本學人重點研討的對象。

日本

仁井田好古曰:“明氏科舉之制,於詩獨取朱一家,著為攻令,於是天下無複他學。 此風延及皇國,毛鄭雖存,皆絀而不講,古義湮晦莫甚於此。 ①”江戶朱子“詩學”的發生,林羅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羅山是藤原惺窩的大弟子,惺窩早期公開宣講朱子學,影響甚廣。 羅山深受德川家康將軍青睞,被拜為五經博士,以後一直做到最高學政官。 羅山治《詩》,倍加推崇《詩集傳》,他的選擇代表了幕府的政策,影響了江戶初期數十年的《詩》學研究。 其子林恕接替父職,受明朝《詩經大全》啟發,撰《詩經私考》等五經教材,方便國人學習朱子學。

與林恕訓詁義理兼得有所不同,來自民間的中村之欽,著有《筆記詩集傳》等五經筆記,偏重于從義理上豐富朱子學。 還①仁井田好古.上金紫光祿大夫伏原清公書//仁井田好古.樂古堂文集.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寫本.有松永昌易的《頭注詩經集注》,採用高頭講章的說經模式,總結概括篇章主旨,以羽翼《詩集傳》。 他們一方面根據朱子《詩集傳》編寫教材,在更廣闊的領域傳播朱子學思想;一方面不斷引用最新傳入的明朝《詩》學成果,完善朱子《詩》學理論。

詩經

日本對《詩經》推崇備至

日本漢學之風隨之興起。八田繇《詩經古義解》把《詩序》比作君,自己比作臣,挑戰《詩序》猶如無禮於君,自己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稱“不若是不足以致愚忠”。可見日本對《詩經》的推崇

詩經

日本對《詩經》推崇備至

日本漢學之風隨之興起。八田繇《詩經古義解》把《詩序》比作君,自己比作臣,挑戰《詩序》猶如無禮於君,自己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稱“不若是不足以致愚忠”。可見日本對《詩經》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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