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案對投資銀行限制從而降低了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

對我而言， 他的聲明不僅難解而且看上去與之前的說法有矛盾。 當我向認識的其他基金經理提到這一點或在《福布斯》專欄寫到他缺乏清晰性時， 他們告訴我這就是每個重要的美聯儲主席通常採用的表達方式。 還有人說， 這就是聖哲講話的方式。 格林斯潘告訴那位元知名的記者和政治作家伍德沃德， 他希望借此保持金界的平衡， 讓大家無法徹底理解他的行動， 他將此稱為”建設性的模糊”。

如果說他的講話是模棱兩可的， 作為擔任了近20年的美聯儲主席， 他的行為卻並非如此。 正是他的所作所為，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儘管他在關鍵事情的決策是一致和可預測的， 而且多次重複出現， 但是很少有關注美聯儲的人能掌握他的模式。

格林斯潘不希望有任何政府機構的外部監管存在， 不希望美聯儲執行其監管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很多應盡職責， 或盡其義務為消費者提供保護。 他堅信任何企業， 無論規模大小、行業和環境差別， 都會為了自身利益而約束自己的行為。 他的自我監管的思想主導了他擔任近20年美聯儲主席期間的主要活動。

格林斯潘是工具主義者， 他與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和勞倫斯．薩默斯（一位強有力的政治色彩深厚的哈佛經濟學家，

後擔任財長）， 積極推動克林頓政府取消《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 該法案對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競爭做出限制， 從而大幅降低了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 取消該法案的發起者來自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 美聯儲重新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做了一系列的解釋， 慢慢提高了銀行向其他領域擴展的能力。

大量影響到多數美國人福利和生活的決定， 是美聯儲高層和財政政策制定者基於個人意識形態做出的， 卻與選民的願望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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