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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後期的思想家: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

思想家李贄, 原名林載贄, 嘉靖三十一年也就是1552年中舉後, 改姓李。 他是明後期著名的思想家。 號卓吾, 別號溫陵居士、百泉居士等。

李贄家裡世代都是鉅賈, 從事海上貿易, 到了他祖父那代家境才開始漸漸衰落。 ?到李贄的父親李白齋這一代, 家道早已中落, 加上李白齋為人樂善好施且不善理財, 家庭也時常出現困窘的時候。

李贄六歲時, 母親徐氏去世。 母親的去世, 讓李贄過早的成熟。 作為家裡的長子, 李贄身上要擔負很多東西。 過早獨立, 自身要強, 讓他自然而然就養成了孤僻倔強的性格, 這是他叛逆性格的性格基礎。

李贄從徐氏去世後就跟隨自己的父親讀書, 他從小就對書本的知識有自己的看法, 不是死記硬背, 而是敢於去質疑書中的觀點。 他十分討厭朱熹給《四書》作的注, 十二歲他自己作了一篇《老農老圃論》, 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他把《論語》中樊遲問稼和子路遇荷蓧杖人兩件事綜合起來,

提出了自己反對孔子鄙夷農事的思想。

學有所得後, 自然要將自己的一身報復, 用來治理國家, 這是當時很多書生的想法, 李贄自然也希望用自己的才能報效國家。 如此科舉後, 李贄開始了自己的仕途之路。 嘉靖三十五年時李贄出任河南共城教諭, 三十九年又任國子監博士, 四十三年複任北京國子監博士, 四十五年任禮部司務。 隆慶四年任南京刑部員外郎, 萬曆五年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八年辭官歸隱。 李贄為官歷經嘉靖、隆慶、萬曆三朝, 在任仕期間, 看到了官場的黑暗和政府的無能, 經受過倭寇侵掠、災荒貧困的痛苦, 看到了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艱難, 在新興的市民運動推動下,

希望能找到與宋明理學不同的“道”, 最終辭官而去。 這在當時的社會中可以說是與傳統儒學不同的, 他自己也說自己的思想是“異端”。

李贄棄官後, 四處講學論道, 但當時他的思想是遭到批判的。 所以他後來又自己獨身居住在麻城龍潭湖芝佛院, 讀書著述近二十年, 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 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復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

1588年, 李贄為明志, 剃頭以示和鄙俗斷絕, 雖身入空門, 卻不受戒、不參加僧眾的唪經祈禱。 李贄的這種做法, 在當時可謂掀起了驚濤駭浪, 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 群起圍攻, 要把他驅逐出境。 李贄對此仍然堅持自己的思想, 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 表示:“我可殺不可去, 頭可斷而身不可辱”, 毫不畏縮。

西元1602年, 李贄重病纏身, 好友馬經綸將他接到了自己北京通州的家裡來照看, 而李贄的這一到來, 在京城引起了巨大的混亂。

他們堅持維護自己儒家思想, 恨不能將李贄這個異端除之而後快, 於是上書彈劾李贄。 如此, 李贄被最終下獄。 在獄中審問時, 李贄也拒不認罪, 堅持自己心中的聖道。

在農曆的三月十五日這一天, 被萬曆皇帝遣回原籍的李贄突然要求他人給他剃頭, 在人離開的空隙, 他用剃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嚨。 死時寫道:“七十老翁何所求!”給自己的一生做了了斷。 從這裡可以看出, 他堅持自己的思想, 以死明志, 同時死時又有世人不理解自己思想的慨歎。

李贄的思想觀點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回護太多。“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泛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上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無一厘為人謀者”(《焚書·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同上)。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焚書·三教歸儒說》)。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他們“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書·又與焦弱候》)。李贄對程朱理學及衛道士們的揭露真可謂一針見血,句句中的。

李贄的思想觀點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回護太多。“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泛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上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無一厘為人謀者”(《焚書·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同上)。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焚書·三教歸儒說》)。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他們“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書·又與焦弱候》)。李贄對程朱理學及衛道士們的揭露真可謂一針見血,句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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