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李曉傑：探尋《水經注》裡的山川城邑
北魏酈道元撰寫的《水經注》，是我國古代以水道為綱記載區域地理資訊最為著名的典籍，自行世以來，就受到了歷代諸多學者的重視。《水經注》內容繁雜，其記載的區域地理資訊涵蓋了自然與人文地理的各個方面，
《水經注》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從地理角度治酈者，歷代不乏其人，成果也頗為可觀，但不可否認，在新時代《水經注》仍有繼續探究的空間，研究工作任重而道遠。
《水經注》渭水流域的系統研究工作由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李曉傑教授領銜，其研究團隊自2011年起對《水經注》從校、箋、釋、圖四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試圖為當代《水經注》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範式。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中心教授李曉傑
澎湃新聞：一直以來您的研究主要在政區地理方面，為什麼會想到研究《水經注》？
李曉傑：實際上，這二者的研究沒有太大“跨界”感。《水經注》就其字面意思，似乎讓人以為這是自然地理研究的課題，但看其文本，人文性很強。
為什麼會開始研究《水經注》？這個緣起是我在所裡給學生開設《中國歷史地理要籍》的課程，《水經注》自然是一定會講的，當時課上會要求學生依據《水經注》文本畫水道示意圖。2011年，我第一次給研究生開《〈水經注〉研讀》的課程，
澎湃新聞：首先選擇研究、出版渭水流域，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李曉傑：當時提出做《水經注》研究的時候，特別是提到精准復原這件事，大多數人的疑問是：你們真的能把這些記載的古代河流都復原出來嗎？像黃河下游、江南地區水路複雜，能真的辦到嗎？我的回答是，力圖做到。
那麼，起步階段，我們首先選擇流經河谷地帶多的河流，相對平原地區河流擺動大，情況複雜，比較易於操作。渭水中游以上都在山谷中，哪怕是古今環境變化再大，地形變化總歸不太大，有地形的約束，即使是有河流乾涸、消失，最終我們還是可以確定河流走勢的。至於渭水下游，比如西安往下一帶，這裡的河床很寬，尤其是匯入河水之前，渭水河道彎曲十分嚴重，這一部分水道的復原，沒辦法像上游做到那麼精准，但是我們會根據文獻和河流動力學擬構出一個渭水河曲圖，而這是有依據的。
另外，眾所周知，渭水流域是早期文明起源的地方，很多早期歷史事件也發生在這裡，厘清這一區域，對歷史研究的參考價值也比較大。我想日本東洋文庫研究《水經注》的學者先做渭河，也是有此考慮的。整體來說，這是比較理想的選擇。
《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書影
澎湃新聞：酈道元的《水經注》是為《水經》而作，但《水經注》的成書似乎反倒“埋沒”了《水經》？
李曉傑：這二者的關係確實需要說明。胡適是研究《水經注》的，北大建校五十周年時，他曾辦了一個《水經注》版本展，當時列了一個書目，居首的就是《水經》。《水經》和《水經注》密不可分，有些《水經注》的刊本，比如黃省曾本，題名就是《水經》。所以，在一些人觀念中，《水經》和《水經注》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酈道元為什麼要注《水經》？這與我們先民的認識有關。中國是農業文明古國，自古即對水的利用與治理十分重視，因而很早就有關於水的記載的典籍出現。在成書於春秋戰國之交的《尚書•禹貢》與戰國秦代之交的《山經》中，即出現了有關水道分佈的記載。其後，在東漢班固所撰《漢書》的《地理志》與許慎的《說文解字》的《水部》中都有水道的簡略記載。可以想見其時應該有一類關於水道記載的書籍出現，有一個水經的書寫傳統。周振鶴先生就曾撰文專門指出過這一點。酈道元所注的《水經》，現在一般認為是東漢桑欽所著，之所以將其定在東漢、三國時期，是因為《水經》中主要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地名。酈道元有感于《水經》“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於是搜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對《水經》做了詳盡的注釋。
酈道元的《水經注》是個劃時代的作品。它出現之後，《水經》不再單獨流傳，而是依附在《水經注》之中，所以，出現了你提到的問題。但是，情況也並非一直如此。明代時期對《水經》有個“復古”，人們突然意識到要把《水經》從《水經注》中摘出來，有很多人做這個事兒，比如楊慎，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明刻本的單行的《水經》。明代的這一波“復古”潮流，讓人們開始重新認識《水經》，這也影響了後代很多學者。比如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重新撰寫了一部《水經》，叫《今水經》。然而，要完全恢復《水經》的文字，也並非易事。酈道元作《水經注》後，經過長年流傳，就出現了經、注混淆的情況，原本酈道元的注文文字有許多變成了《水經》的文字，這個經、注剝離的工作是清人最終完成的。全祖望曾明確指出了經、注的用字區別，趙一清、戴震將其發揚光大，以此區別了《水經注》的經文和注文。
澎湃新聞：這次您與您所帶領的研究團隊在重撰《水經注疏》、重繪《水經注圖》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究，請問如何理解“重撰”、“重繪”的含義？
李曉傑：我們這次的《水經注》研究工作有四方面的內容：校、箋、釋、圖。
所謂“校”，就是匯校。我們以殿本為底本，用了十三種、十五部《水經注》的版本，對《水經注》做了匯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原則是不輕易改動戴震的殿本。如果是戴震改錯的地方，我們都有改正，並加說明；如果戴震改動的地方，經過我們研究判斷可行或者說是可改可不改的，那麼我們不會更改原文，但會在注釋中說明。總的來說，這次重新校訂的文本中沒有一處是我們主觀的改動，但凡改動，都有版本依據。另外，《水經注》渭水流域還有多篇文字散佚，我們對這部分散佚的文字，在清人已有工作的基礎之上，重新做了輯補與校勘的工作。還有，我們在對《水經注》古本系統研究瞭解的基礎之上，依據現存的明代幾部鈔本《水經注》，將殘宋本《水經注》渭水流域諸篇所殘缺的文字，一一補全，恢復了一個包括行款在內的宋代的古本《水經注》渭水流域文本，為瞭解宋本《水經注》提供了可資憑信的樣本。
南宋刊本（殘），中華再造善本影印
宋刊《水經注》復原本局部（其中陰影部分文字原缺）
所謂“箋”，就是史源，即對《水經注》文本的結構，將酈道元所引文字的出處一一注明，這樣可以使我們瞭解其中哪些是酈道元自己的文字，哪些是他徵引文獻的部分。楊守敬和熊會貞在這方面做了開創工作，我們加以完善，並用現代術語表述。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水經注》中保留了一些古書的資訊，跟現在流行的版本是不同的。
所謂“釋”，即我們利用傳世文獻與考古金石資料，對《水經注》渭水流域諸篇（包括輯補部分）中的山川、城邑與水道等，一一做了復原與今地的比定，我們所做的“釋”不涉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只著重於地理資訊，只是釋地。這部分的工作最為艱難，我們研究小組成員經常為一條水或一個地名的定點，討論再三。
至於“圖”，就是全新的《水經注圖》（渭水流域部分），我們是在1:25萬的地形圖上繪製的，將《水經注》渭水流域做了全面的圖上精准復原，其中長安地區有放大的局部圖。在地圖的展現形式上，我們仍然採用了“古墨今朱”的形式，古水、古地以黑色字體標注，今水、今地以紅色字體標示，將古水、古地與今水、今地對照反映。如果大家有興趣，將我們新繪製的《水經注圖》（渭水流域）與楊守敬的《水經注圖》比照一下，就可以瞭解我們都做了哪些具體的推進工作。
全新的《水經注圖》（渭水流域分圖之十二）
總之，我們想通過我們目前的工作，為當代《水經注》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範式。
原本，這幾部分的工作我們是分頭做的。開始我們並沒有太重視“校”的部分，但後來發現，以前的研究成果在這方面還是有欠缺，版本的問題太多了，必須要加強這部分，所以又開始通過各種管道搜集版本，電子版、紙質的都有，最終有不下七、八十種之多，《水經注》的主要版本，我們都搜集到了。在最後完成匯釋工作後，我們又回過頭對地圖的一些地方進行了調整，最終形成現在的成果。
澎湃新聞：那麼，請老師結合版本，談談歷代治酈學者有何特點？
李曉傑：在雕版印刷出現之前，《水經注》一直是以寫（抄）本的形式流傳。我們目前知道的最早刻本是宋代成都府學宮刊本，史書記載中有，但是現在看不到了。現存最早的刻本是殘宋本，南宋初期刊刻的，這個本子已經不全了，只有十一卷半。其實，在南宋之前，《水經注》就已經殘缺了，統共四十卷的本子，缺了五卷，後來的人為了湊齊原本的卷數，將剩下的部分拆分成四十卷。殘宋本也是這個情況。因為是殘本，所以以前學者通常不大重視這個版本，但實際上，它還是有其用處的，比如其中保留的刻本資訊，這是非常重要的。胡適就有意識這一點。
就我們這次工作涉及到的渭水部分來說，渭水三卷殘宋本都有，但沒有一頁是完整的。不過，在研究後期，我們根據各個相關版本也將殘宋本所缺失的文字補出來了。之所以能夠將殘宋本補出來，其中涉及一個概念就是“今本系統”和“古本系統”。“今本”和“古本”的概念是胡適提出來的，我們在此基礎上做了延伸。
所謂古本，即刊刻、抄寫時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行款（個別版本除外）與文本原貌為準則，即使底本有明顯訛誤，亦不作改動，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其中包括《永樂大典》本、朱希祖藏明鈔本、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馮舒校明鈔本、韓應陛藏明鈔本、陳揆藏明鈔本等。所謂今本，即已經對底本進行研究、校改的版本。自明代最早的刊刻本《水經注》黃省曾刊本以降的諸明、清刻本，即屬今本系統。以前，學者認為明鈔本沒有價值，因為它是民間流傳的，但其實還是有其價值的。古人抄書是完全按照原書照抄，絕不隨便亂抄，一行不會多抄一個字。所以，明鈔本就有保留了古本《水經注》的資訊。殘宋本當然是古本系統，我們從同屬於古本系統的明鈔本中可以猜測殘宋本中殘缺掉的資訊。近代朱希祖，也是一位治酈學的學者，當年曾得到一部明鈔本的《水經注》，一時很興奮，將書齋名改為“酈亭”，章太炎、王國維兩位先生皆為此鈔本寫過跋語，後來胡適還應其長子朱偰之邀專門寫了一篇考證文字。其實，講版本價值的話，明鈔本沒什麼了不得，但其提供了刻本沒有的資訊。這是重點。
明鈔本《水經注》（朱希祖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今本系統中首先要提的是朱謀㙔的《水經注箋》，相對於其他幾部明代的《水經注》刊本來說，這是一部很好的著作，研究方法上是一個大的飛躍。相較之前的工作，朱謀㙔對底本做了很多訂正，不過他並不是在原文上改動，而是以箋的形式注明。
其次，在清初，對《水經注》研究有所貢獻的學者有黃儀、胡渭、沈炳巽、王峻等。黃儀宣導以山川地理來調整《水經注》中的錯簡，其成果被胡渭記錄在其所撰《禹貢錐指》一書之中。沈炳巽、王峻二人又在黃儀、胡渭研究的基礎之上，對《水經注》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沈炳巽有關《水經注》的研究成果後來收入《四庫全書》之中，書名為《水經注集釋訂訛》；王峻本擬完成一部《水經廣注》，惜最終未能成書，只留給後世一部姑且可視為《水經廣注》的稿本。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全（祖望）、趙（一清）、戴（震）。全祖望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五校水經注》稿本與《七校水經注》鈔本之中，其中《五校水經注》稿本最能反映全氏治酈的原貌，胡適對此書尤為看重。他曾將全氏《五校水經注》稿本的內容過錄到他自己的一部全氏《七校水經注》刊本之上。至於趙一清，現在看來，其地位明顯闡發的不夠。趙一清的名氣不如全祖望和戴震，但他的研究很有分量，撰有《水經注釋》及《水經注箋刊誤》，只是趙一清生前這兩本都沒有刊刻。胡適評價趙一清，說他不苟且，就像他的為人。趙一清確實很嚴謹，寫字都是一筆一劃的，不寫草書。他曾將其校訂的《水經注》鈔本（即小山堂鈔本）慷慨送給全祖望，所以全祖望的《五校水經注》就是在趙一清的這個鈔本上做的。戴震的殿本《水經注》也有抄趙一清的，但是殿本先刊刻，而趙一清的《水經注釋》雖然早成書，刊刻卻在殿本之後，所以後來有了一段趙戴之間《水經注》研究的公案。但現在大家都清楚是怎麼回事兒了。戴震的人品需要打點折扣，但他對《水經注》研究還是有貢獻的。我們這次的底本也是選用了戴震的殿本，因為最方便使用。如果用殘宋本，或者早期的版本，實際上就是要重複戴震的一些工作，我們沒有必要這麼做。
全祖望《五校水經注》稿本（底本即小山堂鈔本），天津圖書館藏
至於楊守敬和熊會貞的《水經注疏》，其實其版本價值不是很高，因為它依據的底本就是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其底本就是殿本）。這個版本當時最容易獲得，現在武漢的湖北圖書館還藏有當時他們工作的底本。胡適對《水經注疏》的評價也不高，但他們解決了一些地理問題，畫了地圖。但他們的問題在於，所繪地圖難稱精准，而且在《水經注疏》都沒做完的情況下，《水經注圖》就先刊印出來，所以是不夠準確的——《水經注》怎麼說，他就怎麼畫，有些矛盾之處，他以加粗筆墨畫出，但沒有甄別。
在近代，王國維、胡適等學者對《水經注》的研究都用力甚多。王國維曾將他所看到的幾部明鈔本與明刊本校于一部朱謀㙔的《水經注箋》之上；胡適更是花費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在《水經注》的研究之上，雖然其研究重點是欲為戴震翻案，並不在《水經注》本體方面，但他對《水經注》一些版本的認識與觀點，對我們研究《水經注》還是頗具啟發意義的。
當代的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在《水經注》的研究上也是花了很大精力，做了不少工作。但我們現在體會到，《水經注》的研究還得是個集體專案，個人能力確實有限。
澎湃新聞：因為這次工作涉及到釋地與繪圖，我瞭解到團隊成員曾對渭河流域進行過實地考察，有何收穫？您怎麼看酈道元的實地踏查？
李曉傑：田野考察確實能解決一些小問題，但是你要說能解決什麼大問題，似乎也很有限。團隊的同學對渭水流域進行過兩次考察，一次是西安以上部分，一次是西安周邊及以下部分，考察共為期一個月左右，基本把渭河的幹流和一級支流都走到了，有些二、三級支流也看到了。田野考察一方面能夠對《水經注》文本中記載的地理資訊進行查證，另一方面我們通過文獻考訂出的結論，也需要到實地去得到印證。比如白渠渠首的問題，到涇水上游一看，就知道為什麼時代越靠後，渠首越靠近上游，這是因為涇水河道在不斷下切的緣故。再比如交水水源的問題，到了實地探察，就知道神禾原北邊的潏河河道是經過人工干擾的。另外，這些實地考察得到的資訊其實也透露了歷史上的環境狀況。
團隊成員實地考察中向當地學者請教問題
至於酈道元的實地考察的重要性，也不想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酈道元的《水經注》有些地方記載得不准，尤其是南方河流錯誤多，原因是大概他沒去過。其實，這個觀念是要修正的。酈道元的《水經注》跟實地勘察有那麼緊密的關係麼？其實不然吧。如果沒有鳥瞰的能力，你只是實地踏查，身處其中，可能對於河流流向問題也未必能搞的很清楚。而且酈道元自己也有說，他不是很喜歡到外面去，所謂“默室求探，閉舟問遠”。所以，酈道元著《水經注》很大程度上還是根據文獻記載來做的，也就是說，他編輯、寫作的能力很好，能夠把各種文獻記載連綴起來，如果其中有矛盾之處，他大致會做個辨別，但是如果文獻、資料本身有問題，他也沒辦法。所以，說酈道元寫得准不准，跟原始文本還是有很大關係的。
就我們做渭水、汾水的經驗來看，我想酈道元依據的原始文本中應該是有圖冊的，即使有些水源酈道元有誤，但是河流流向在很多時候都是很精准的。魏晉時期，有撰繪水經、地志以及繪製輿圖的傳統，所以文獻、資料並不缺乏。
澎湃新聞：具體到這次出版的渭水部分，日本東洋文庫也曾對這部分做過校釋，他們研究的情況如何？
李曉傑：2003-2004年我在大阪大學交流，當時就去了東洋文庫的《水經注》研討班，也跟這些學者交流過，所以知道他們的工作，包括他們後來出版的渭水、洛水等研究。他們也曾經來過上海，我和他們一起去杭州拜見了陳橋驛先生。
其實，在這些學者之前，京都大學人文研的森鹿三先生就對《水經注》進行過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研藏有《水經注疏》的一部鈔本也跟他有關。當時，京大人文研就有《水經注》的研討班，其工作是翻譯了部分《水經注》的文字，並加了注釋，當然其中包括了渭水部分。
東洋文庫的學者研究《水經注》是延續了京都學者的傳統。他們都是東京周圍各個高校的學者，是一個相對鬆散的學術組織，每兩個星期討論一起，地點大多就在東洋文庫。他們主要是將《水經注疏》翻譯成日文，並在此基礎之上，再加一些注釋，以便給相關日本學者利用《水經注》提供便利。這跟我們的研究重點不一樣，我們的研究是在充分進行文本校勘的基礎上，對《水經注》的本體進行系統的地理學的探究。東洋文庫的學者來大陸對渭水流域進行過實地考察，也繪有總圖，但他們沒有條件繪製我們這樣詳盡的渭水流域圖。我知道，他們曾買過俄文版的大比例尺的中國地形圖，但其中的地名標識都是俄文的，要一一找到對應的中文地名相當困難。
東洋文庫的《水經注疏譯注》（渭水篇）
澎湃新聞：酈道元本身做的是一個歷史地理的工作，然而經過千百年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如今再去復原酈道元《水經注》中的地理情況，如何應對這些問題？
李曉傑：我們復原酈道元《水經注》中的地理資訊，你提及的這類問題一定會遇到，有這樣幾種不同的情況。
一種是古今認知程度不同，比如酈道元定河源就常常和我們今天不一樣。今天我們確定一條河流的源頭是要溯源，找到最遠的河源，但酈道元通常是以水量較大或者當時認知度較高的河流作為源頭，假如一條河上溯有較遠、較近兩支，往往他會把較近的這支作為河源。這是基於認識程度或者當時的習慣造成的問題，這不難處理，往上溯源即可。
另一種情況就是因環境變化而發生的古今地理資訊不好匹配、定點的情況。比如，酈道元在其書中記有一條河流，但可能是乾涸了，我們找不到這條水，或者此處確實有河流，甚至不只一條河流，那麼如何將古今地理資訊匹配起來？這也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這裡，我舉一例。渭水有一支流，今天叫葫蘆河，以前叫瓦亭水。在《水經注》中記，瓦亭水有一支流，叫蛤蟆溪。在實際定點過程中，我們就發現，酈道元記載的這個區域中有好幾條水，怎麼才能確認究竟哪一條是這個“蛤蟆溪”呢？那麼就要排查其上下、左右的地理資訊，找到其中能夠對的上的那一條水。也是讀書中的一個偶然，我看到《酉陽雜俎》的作者段成式在書中說，核桃仁俗稱蛤蟆。我就想，這是否跟“蛤蟆溪”的得名有關呢，再回過頭去考察這幾條水的情況，葫蘆河支流顯清河的河谷兩岸正是野核桃的產地。加之，其前後左右相關的三條水地理資訊都能與酈道元所載一一對上，那麼，我們就更加能確認，這個“蛤蟆溪”定為今天的顯清河應該是沒錯了。
再者，渭水到下游河道情況更複雜，有人工改道，也有因河流沖刷而導致的河道變化。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去進行細緻的討論。我們的研究小組常常因此而討論得面紅耳赤，最後意見統一才能最終確定。
澎湃新聞：您下一步的工作計畫是怎樣的？
李曉傑：接下來想要做河水，但河水的問題比較大，首先確定河源就是一個大問題。那麼，我們的計畫是先圍繞河水先做其支流，比如汾水、洛水，接下來再做河水上游與下游。
澎湃新聞：黃河（河水）越往下游走，河道變動越大，復原河道就更有難度。那麼，在文獻之外，會利用到哪些地理學的手段？
李曉傑：這確實是個問題，到時候會想辦法用現代的技術做輔助，比如遙感技術、高程圖、衛星圖等。碰到這類問題，究竟要採取怎樣的方案，要看研究的具體情況。不過，我認為，可能更多的還是要用人腦，以版本文獻的考證作為支撐。因為，通過地理手段，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條河道資訊，但是這條河道究竟是什麼年代的，仍需要判別。就目前我們對渭水、汾水的研究經驗看，在一些地方上，酈道元的記述還是很精准的。黃河下游確實缺少地形的約束，變動很大，但地名是有傳承的，通過對地名的考證，還是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從這方面說，我們這次做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一些定點的修訂。
能真的辦到嗎？我的回答是，力圖做到。那麼，起步階段，我們首先選擇流經河谷地帶多的河流，相對平原地區河流擺動大，情況複雜，比較易於操作。渭水中游以上都在山谷中，哪怕是古今環境變化再大，地形變化總歸不太大，有地形的約束，即使是有河流乾涸、消失，最終我們還是可以確定河流走勢的。至於渭水下游，比如西安往下一帶，這裡的河床很寬，尤其是匯入河水之前，渭水河道彎曲十分嚴重，這一部分水道的復原，沒辦法像上游做到那麼精准，但是我們會根據文獻和河流動力學擬構出一個渭水河曲圖，而這是有依據的。
另外，眾所周知，渭水流域是早期文明起源的地方，很多早期歷史事件也發生在這裡，厘清這一區域，對歷史研究的參考價值也比較大。我想日本東洋文庫研究《水經注》的學者先做渭河，也是有此考慮的。整體來說，這是比較理想的選擇。
《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書影
澎湃新聞：酈道元的《水經注》是為《水經》而作，但《水經注》的成書似乎反倒“埋沒”了《水經》？
李曉傑：這二者的關係確實需要說明。胡適是研究《水經注》的，北大建校五十周年時，他曾辦了一個《水經注》版本展，當時列了一個書目，居首的就是《水經》。《水經》和《水經注》密不可分，有些《水經注》的刊本，比如黃省曾本，題名就是《水經》。所以，在一些人觀念中，《水經》和《水經注》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酈道元為什麼要注《水經》？這與我們先民的認識有關。中國是農業文明古國，自古即對水的利用與治理十分重視，因而很早就有關於水的記載的典籍出現。在成書於春秋戰國之交的《尚書•禹貢》與戰國秦代之交的《山經》中，即出現了有關水道分佈的記載。其後，在東漢班固所撰《漢書》的《地理志》與許慎的《說文解字》的《水部》中都有水道的簡略記載。可以想見其時應該有一類關於水道記載的書籍出現，有一個水經的書寫傳統。周振鶴先生就曾撰文專門指出過這一點。酈道元所注的《水經》，現在一般認為是東漢桑欽所著，之所以將其定在東漢、三國時期，是因為《水經》中主要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地名。酈道元有感于《水經》“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於是搜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對《水經》做了詳盡的注釋。
酈道元的《水經注》是個劃時代的作品。它出現之後，《水經》不再單獨流傳，而是依附在《水經注》之中，所以，出現了你提到的問題。但是，情況也並非一直如此。明代時期對《水經》有個“復古”，人們突然意識到要把《水經》從《水經注》中摘出來，有很多人做這個事兒，比如楊慎，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明刻本的單行的《水經》。明代的這一波“復古”潮流，讓人們開始重新認識《水經》，這也影響了後代很多學者。比如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重新撰寫了一部《水經》，叫《今水經》。然而，要完全恢復《水經》的文字，也並非易事。酈道元作《水經注》後，經過長年流傳，就出現了經、注混淆的情況，原本酈道元的注文文字有許多變成了《水經》的文字，這個經、注剝離的工作是清人最終完成的。全祖望曾明確指出了經、注的用字區別，趙一清、戴震將其發揚光大，以此區別了《水經注》的經文和注文。
澎湃新聞：這次您與您所帶領的研究團隊在重撰《水經注疏》、重繪《水經注圖》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究，請問如何理解“重撰”、“重繪”的含義？
李曉傑：我們這次的《水經注》研究工作有四方面的內容：校、箋、釋、圖。
所謂“校”，就是匯校。我們以殿本為底本，用了十三種、十五部《水經注》的版本，對《水經注》做了匯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原則是不輕易改動戴震的殿本。如果是戴震改錯的地方，我們都有改正，並加說明；如果戴震改動的地方，經過我們研究判斷可行或者說是可改可不改的，那麼我們不會更改原文，但會在注釋中說明。總的來說，這次重新校訂的文本中沒有一處是我們主觀的改動，但凡改動，都有版本依據。另外，《水經注》渭水流域還有多篇文字散佚，我們對這部分散佚的文字，在清人已有工作的基礎之上，重新做了輯補與校勘的工作。還有，我們在對《水經注》古本系統研究瞭解的基礎之上，依據現存的明代幾部鈔本《水經注》，將殘宋本《水經注》渭水流域諸篇所殘缺的文字，一一補全，恢復了一個包括行款在內的宋代的古本《水經注》渭水流域文本，為瞭解宋本《水經注》提供了可資憑信的樣本。
南宋刊本（殘），中華再造善本影印
宋刊《水經注》復原本局部（其中陰影部分文字原缺）
所謂“箋”，就是史源，即對《水經注》文本的結構，將酈道元所引文字的出處一一注明，這樣可以使我們瞭解其中哪些是酈道元自己的文字，哪些是他徵引文獻的部分。楊守敬和熊會貞在這方面做了開創工作，我們加以完善，並用現代術語表述。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水經注》中保留了一些古書的資訊，跟現在流行的版本是不同的。
所謂“釋”，即我們利用傳世文獻與考古金石資料，對《水經注》渭水流域諸篇（包括輯補部分）中的山川、城邑與水道等，一一做了復原與今地的比定，我們所做的“釋”不涉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只著重於地理資訊，只是釋地。這部分的工作最為艱難，我們研究小組成員經常為一條水或一個地名的定點，討論再三。
至於“圖”，就是全新的《水經注圖》（渭水流域部分），我們是在1:25萬的地形圖上繪製的，將《水經注》渭水流域做了全面的圖上精准復原，其中長安地區有放大的局部圖。在地圖的展現形式上，我們仍然採用了“古墨今朱”的形式，古水、古地以黑色字體標注，今水、今地以紅色字體標示，將古水、古地與今水、今地對照反映。如果大家有興趣，將我們新繪製的《水經注圖》（渭水流域）與楊守敬的《水經注圖》比照一下，就可以瞭解我們都做了哪些具體的推進工作。
全新的《水經注圖》（渭水流域分圖之十二）
總之，我們想通過我們目前的工作，為當代《水經注》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範式。
原本，這幾部分的工作我們是分頭做的。開始我們並沒有太重視“校”的部分，但後來發現，以前的研究成果在這方面還是有欠缺，版本的問題太多了，必須要加強這部分，所以又開始通過各種管道搜集版本，電子版、紙質的都有，最終有不下七、八十種之多，《水經注》的主要版本，我們都搜集到了。在最後完成匯釋工作後，我們又回過頭對地圖的一些地方進行了調整，最終形成現在的成果。
澎湃新聞：那麼，請老師結合版本，談談歷代治酈學者有何特點？
李曉傑：在雕版印刷出現之前，《水經注》一直是以寫（抄）本的形式流傳。我們目前知道的最早刻本是宋代成都府學宮刊本，史書記載中有，但是現在看不到了。現存最早的刻本是殘宋本，南宋初期刊刻的，這個本子已經不全了，只有十一卷半。其實，在南宋之前，《水經注》就已經殘缺了，統共四十卷的本子，缺了五卷，後來的人為了湊齊原本的卷數，將剩下的部分拆分成四十卷。殘宋本也是這個情況。因為是殘本，所以以前學者通常不大重視這個版本，但實際上，它還是有其用處的，比如其中保留的刻本資訊，這是非常重要的。胡適就有意識這一點。
就我們這次工作涉及到的渭水部分來說，渭水三卷殘宋本都有，但沒有一頁是完整的。不過，在研究後期，我們根據各個相關版本也將殘宋本所缺失的文字補出來了。之所以能夠將殘宋本補出來，其中涉及一個概念就是“今本系統”和“古本系統”。“今本”和“古本”的概念是胡適提出來的，我們在此基礎上做了延伸。
所謂古本，即刊刻、抄寫時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行款（個別版本除外）與文本原貌為準則，即使底本有明顯訛誤，亦不作改動，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其中包括《永樂大典》本、朱希祖藏明鈔本、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馮舒校明鈔本、韓應陛藏明鈔本、陳揆藏明鈔本等。所謂今本，即已經對底本進行研究、校改的版本。自明代最早的刊刻本《水經注》黃省曾刊本以降的諸明、清刻本，即屬今本系統。以前，學者認為明鈔本沒有價值，因為它是民間流傳的，但其實還是有其價值的。古人抄書是完全按照原書照抄，絕不隨便亂抄，一行不會多抄一個字。所以，明鈔本就有保留了古本《水經注》的資訊。殘宋本當然是古本系統，我們從同屬於古本系統的明鈔本中可以猜測殘宋本中殘缺掉的資訊。近代朱希祖，也是一位治酈學的學者，當年曾得到一部明鈔本的《水經注》，一時很興奮，將書齋名改為“酈亭”，章太炎、王國維兩位先生皆為此鈔本寫過跋語，後來胡適還應其長子朱偰之邀專門寫了一篇考證文字。其實，講版本價值的話，明鈔本沒什麼了不得，但其提供了刻本沒有的資訊。這是重點。
明鈔本《水經注》（朱希祖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今本系統中首先要提的是朱謀㙔的《水經注箋》，相對於其他幾部明代的《水經注》刊本來說，這是一部很好的著作，研究方法上是一個大的飛躍。相較之前的工作，朱謀㙔對底本做了很多訂正，不過他並不是在原文上改動，而是以箋的形式注明。
其次，在清初，對《水經注》研究有所貢獻的學者有黃儀、胡渭、沈炳巽、王峻等。黃儀宣導以山川地理來調整《水經注》中的錯簡，其成果被胡渭記錄在其所撰《禹貢錐指》一書之中。沈炳巽、王峻二人又在黃儀、胡渭研究的基礎之上，對《水經注》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沈炳巽有關《水經注》的研究成果後來收入《四庫全書》之中，書名為《水經注集釋訂訛》；王峻本擬完成一部《水經廣注》，惜最終未能成書，只留給後世一部姑且可視為《水經廣注》的稿本。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全（祖望）、趙（一清）、戴（震）。全祖望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五校水經注》稿本與《七校水經注》鈔本之中，其中《五校水經注》稿本最能反映全氏治酈的原貌，胡適對此書尤為看重。他曾將全氏《五校水經注》稿本的內容過錄到他自己的一部全氏《七校水經注》刊本之上。至於趙一清，現在看來，其地位明顯闡發的不夠。趙一清的名氣不如全祖望和戴震，但他的研究很有分量，撰有《水經注釋》及《水經注箋刊誤》，只是趙一清生前這兩本都沒有刊刻。胡適評價趙一清，說他不苟且，就像他的為人。趙一清確實很嚴謹，寫字都是一筆一劃的，不寫草書。他曾將其校訂的《水經注》鈔本（即小山堂鈔本）慷慨送給全祖望，所以全祖望的《五校水經注》就是在趙一清的這個鈔本上做的。戴震的殿本《水經注》也有抄趙一清的，但是殿本先刊刻，而趙一清的《水經注釋》雖然早成書，刊刻卻在殿本之後，所以後來有了一段趙戴之間《水經注》研究的公案。但現在大家都清楚是怎麼回事兒了。戴震的人品需要打點折扣，但他對《水經注》研究還是有貢獻的。我們這次的底本也是選用了戴震的殿本，因為最方便使用。如果用殘宋本，或者早期的版本，實際上就是要重複戴震的一些工作，我們沒有必要這麼做。
全祖望《五校水經注》稿本（底本即小山堂鈔本），天津圖書館藏
至於楊守敬和熊會貞的《水經注疏》，其實其版本價值不是很高，因為它依據的底本就是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其底本就是殿本）。這個版本當時最容易獲得，現在武漢的湖北圖書館還藏有當時他們工作的底本。胡適對《水經注疏》的評價也不高，但他們解決了一些地理問題，畫了地圖。但他們的問題在於，所繪地圖難稱精准，而且在《水經注疏》都沒做完的情況下，《水經注圖》就先刊印出來，所以是不夠準確的——《水經注》怎麼說，他就怎麼畫，有些矛盾之處，他以加粗筆墨畫出，但沒有甄別。
在近代，王國維、胡適等學者對《水經注》的研究都用力甚多。王國維曾將他所看到的幾部明鈔本與明刊本校于一部朱謀㙔的《水經注箋》之上；胡適更是花費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在《水經注》的研究之上，雖然其研究重點是欲為戴震翻案，並不在《水經注》本體方面，但他對《水經注》一些版本的認識與觀點，對我們研究《水經注》還是頗具啟發意義的。
當代的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在《水經注》的研究上也是花了很大精力，做了不少工作。但我們現在體會到，《水經注》的研究還得是個集體專案，個人能力確實有限。
澎湃新聞：因為這次工作涉及到釋地與繪圖，我瞭解到團隊成員曾對渭河流域進行過實地考察，有何收穫？您怎麼看酈道元的實地踏查？
李曉傑：田野考察確實能解決一些小問題，但是你要說能解決什麼大問題，似乎也很有限。團隊的同學對渭水流域進行過兩次考察，一次是西安以上部分，一次是西安周邊及以下部分，考察共為期一個月左右，基本把渭河的幹流和一級支流都走到了，有些二、三級支流也看到了。田野考察一方面能夠對《水經注》文本中記載的地理資訊進行查證，另一方面我們通過文獻考訂出的結論，也需要到實地去得到印證。比如白渠渠首的問題，到涇水上游一看，就知道為什麼時代越靠後，渠首越靠近上游，這是因為涇水河道在不斷下切的緣故。再比如交水水源的問題，到了實地探察，就知道神禾原北邊的潏河河道是經過人工干擾的。另外，這些實地考察得到的資訊其實也透露了歷史上的環境狀況。
團隊成員實地考察中向當地學者請教問題
至於酈道元的實地考察的重要性，也不想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酈道元的《水經注》有些地方記載得不准，尤其是南方河流錯誤多，原因是大概他沒去過。其實，這個觀念是要修正的。酈道元的《水經注》跟實地勘察有那麼緊密的關係麼？其實不然吧。如果沒有鳥瞰的能力，你只是實地踏查，身處其中，可能對於河流流向問題也未必能搞的很清楚。而且酈道元自己也有說，他不是很喜歡到外面去，所謂“默室求探，閉舟問遠”。所以，酈道元著《水經注》很大程度上還是根據文獻記載來做的，也就是說，他編輯、寫作的能力很好，能夠把各種文獻記載連綴起來，如果其中有矛盾之處，他大致會做個辨別，但是如果文獻、資料本身有問題，他也沒辦法。所以，說酈道元寫得准不准，跟原始文本還是有很大關係的。
就我們做渭水、汾水的經驗來看，我想酈道元依據的原始文本中應該是有圖冊的，即使有些水源酈道元有誤，但是河流流向在很多時候都是很精准的。魏晉時期，有撰繪水經、地志以及繪製輿圖的傳統，所以文獻、資料並不缺乏。
澎湃新聞：具體到這次出版的渭水部分，日本東洋文庫也曾對這部分做過校釋，他們研究的情況如何？
李曉傑：2003-2004年我在大阪大學交流，當時就去了東洋文庫的《水經注》研討班，也跟這些學者交流過，所以知道他們的工作，包括他們後來出版的渭水、洛水等研究。他們也曾經來過上海，我和他們一起去杭州拜見了陳橋驛先生。
其實，在這些學者之前，京都大學人文研的森鹿三先生就對《水經注》進行過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研藏有《水經注疏》的一部鈔本也跟他有關。當時，京大人文研就有《水經注》的研討班，其工作是翻譯了部分《水經注》的文字，並加了注釋，當然其中包括了渭水部分。
東洋文庫的學者研究《水經注》是延續了京都學者的傳統。他們都是東京周圍各個高校的學者，是一個相對鬆散的學術組織，每兩個星期討論一起，地點大多就在東洋文庫。他們主要是將《水經注疏》翻譯成日文，並在此基礎之上，再加一些注釋，以便給相關日本學者利用《水經注》提供便利。這跟我們的研究重點不一樣，我們的研究是在充分進行文本校勘的基礎上，對《水經注》的本體進行系統的地理學的探究。東洋文庫的學者來大陸對渭水流域進行過實地考察，也繪有總圖，但他們沒有條件繪製我們這樣詳盡的渭水流域圖。我知道，他們曾買過俄文版的大比例尺的中國地形圖，但其中的地名標識都是俄文的，要一一找到對應的中文地名相當困難。
東洋文庫的《水經注疏譯注》（渭水篇）
澎湃新聞：酈道元本身做的是一個歷史地理的工作，然而經過千百年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如今再去復原酈道元《水經注》中的地理情況，如何應對這些問題？
李曉傑：我們復原酈道元《水經注》中的地理資訊，你提及的這類問題一定會遇到，有這樣幾種不同的情況。
一種是古今認知程度不同，比如酈道元定河源就常常和我們今天不一樣。今天我們確定一條河流的源頭是要溯源，找到最遠的河源，但酈道元通常是以水量較大或者當時認知度較高的河流作為源頭，假如一條河上溯有較遠、較近兩支，往往他會把較近的這支作為河源。這是基於認識程度或者當時的習慣造成的問題，這不難處理，往上溯源即可。
另一種情況就是因環境變化而發生的古今地理資訊不好匹配、定點的情況。比如，酈道元在其書中記有一條河流，但可能是乾涸了，我們找不到這條水，或者此處確實有河流，甚至不只一條河流，那麼如何將古今地理資訊匹配起來？這也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這裡，我舉一例。渭水有一支流，今天叫葫蘆河，以前叫瓦亭水。在《水經注》中記，瓦亭水有一支流，叫蛤蟆溪。在實際定點過程中，我們就發現，酈道元記載的這個區域中有好幾條水，怎麼才能確認究竟哪一條是這個“蛤蟆溪”呢？那麼就要排查其上下、左右的地理資訊，找到其中能夠對的上的那一條水。也是讀書中的一個偶然，我看到《酉陽雜俎》的作者段成式在書中說，核桃仁俗稱蛤蟆。我就想，這是否跟“蛤蟆溪”的得名有關呢，再回過頭去考察這幾條水的情況，葫蘆河支流顯清河的河谷兩岸正是野核桃的產地。加之，其前後左右相關的三條水地理資訊都能與酈道元所載一一對上，那麼，我們就更加能確認，這個“蛤蟆溪”定為今天的顯清河應該是沒錯了。
再者，渭水到下游河道情況更複雜，有人工改道，也有因河流沖刷而導致的河道變化。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去進行細緻的討論。我們的研究小組常常因此而討論得面紅耳赤，最後意見統一才能最終確定。
澎湃新聞：您下一步的工作計畫是怎樣的？
李曉傑：接下來想要做河水，但河水的問題比較大，首先確定河源就是一個大問題。那麼，我們的計畫是先圍繞河水先做其支流，比如汾水、洛水，接下來再做河水上游與下游。
澎湃新聞：黃河（河水）越往下游走，河道變動越大，復原河道就更有難度。那麼，在文獻之外，會利用到哪些地理學的手段？
李曉傑：這確實是個問題，到時候會想辦法用現代的技術做輔助，比如遙感技術、高程圖、衛星圖等。碰到這類問題，究竟要採取怎樣的方案，要看研究的具體情況。不過，我認為，可能更多的還是要用人腦，以版本文獻的考證作為支撐。因為，通過地理手段，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條河道資訊，但是這條河道究竟是什麼年代的，仍需要判別。就目前我們對渭水、汾水的研究經驗看，在一些地方上，酈道元的記述還是很精准的。黃河下游確實缺少地形的約束，變動很大，但地名是有傳承的，通過對地名的考證，還是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從這方面說，我們這次做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一些定點的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