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聚焦：《人民的名義》，反腐的成果
中國觀眾對周梅森並不陌生。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之前，他創作的《絕對權力》《至高利益》《國家公訴》等反腐題材電視劇已經讓許多中國人對他耳熟能詳。
《人民的名義》播出，收視率超乎他的預料，甚至有人說，這是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電視劇。尺度之最當作何解？周梅森說，不在劇中案件之大，亦不在官員級別之高，
尺度之大不在官高，而是我們敢於面對當前的政治生態了
記者：《人民的名義》裡有多少成分是真實案件改編？有多少出自藝術虛構？
周梅森：文學藝術創作不是報告文學，
我為什麼用這個真實的案件呢？就是希望能給觀眾真實感。
記者：領導幹部為了不出錯，索性在面對現實複雜性的時候畏首畏尾，在您看來這也是一種腐敗嗎？
周梅森：是的。我覺得不擔當、不作為也是一種腐敗，
我們很多文藝作品，尤其是主旋律文藝作品，跟現實和觀眾是很隔膜的，文藝遠離生活的狀況有一部分是由政策和管理偏差造成的。但這一次，我很欣慰地看到，文藝政策和管理在這一方面有所轉變了。
記者：《人民的名義》中的腐敗官員高至副國級，
周梅森：我覺得所謂的尺度最大並不在於官員的職務之高，而是在於我們現在可以正視當下的政治生態了。過去這是我們做不到的。劇中的很多對話，過去是要被剪掉播不出來的。這實際上也體現了黨反腐的決心。
黨反腐的決心才是我創作的根本動力
記者：為了創作《人民的名義》，您曾到監獄與腐敗官員面對面交流，
周梅森：一方面，文學是人學，所以任何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腐敗官員也不例外，他很可能就是你我朋友圈裡的一個人；另一方面，你要有對中國社會、政治生態的深刻瞭解，才能對反腐題材的創作有整體的把握。
我想表現的不僅是人性的反腐，更是思考和建立制度層面的反腐。但文藝作品不是單純的說教，要通過人物故事和其產生的環境來呈現。作家必須保持觀察和思考，尤其是寫政治小說的作家，更要觀察中國社會的變化。當然，創作也需要契機。比如《人民的名義》的創作契機是最高檢的同志找到了我，但如果沒有這個，也可能有別的契機。只要有好的政策環境，好的作品必然會出來。
記者：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倡廉對您最大的觸動是什麼？
周梅森：讓我看到了黨反腐的決心，也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希望。這也是我創作《人民的名義》的根本動力。
反腐伴隨著我們改革的全過程，從來沒有中斷過，也從來沒有離開公眾關注的焦點。光是為了管住吃吃喝喝，我們黨出臺的相關檔就很多，但是一些幹部的嘴還是沒管住。但十八大以來的政治生態中，就這一點來看，哪個省、市、自治區的官員還敢亂來？真的沒有。這是一個細節，但從這個細節上我看到了黨的決心，看到了政治生態的明顯變化。過去我寫了很多反腐小說，但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我就覺得很沒勁。十八大以來，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我覺得沒有任何人會像中國共產黨一樣渴望去除腐敗。
記者：有人說社會現實已經超出了作家的想像，這種情況下作家的追求和作用怎麼體現？
周梅森：這的確是一個難題。有人問我，你寫了這麼長時間的反腐小說，有沒有感到想像力枯竭。我說生活沒有枯竭，藝術就有創新，這是一個基本道理。腐敗分子太有想像力了，他們做出的事也真的超出我們的想像。文學藝術或許不能興邦救國，也不至於亡黨亡國，但是文學藝術會構成整個社會氛圍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文學藝術和時代是相關的，不能說現實已經走了很遠了，文學藝術還落後很遠。全國人民都在關注反腐，這種情況下，如果文藝不關注、不在場，那就是文藝的失職。
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大方向就不會錯
記者：有人說反腐題材創作是一個敏感區域，創作者對腐敗問題的認知和判斷在作品中如何體現，都是很難拿捏的，您怎麼看？
周梅森：確實很敏感。這裡面有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這是創作者必須把握好的。你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大方向就不會錯。如果你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就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覺得，真正站在反對派立場上對黨和人民的利益進行全面否定的創作者是幾乎沒有的。所以問題還是出在藝術創作怎麼管的問題上。
記者：您對目前主管部門對文藝創作支持的可持續性有信心嗎？
周梅森：我確實有一種擔心。因為改變政治生態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為什麼這部作品這麼引人關注？因為很多東西超出了作品本身。
一方面是人民期待、社會期待，老百姓太需要這樣的作品了；另一方面是過去10年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並沒有拿出這樣的作品，這個差距造成了社會對這部作品的超高關注度。
十八大以來，中共反腐世界矚目，人類歷史上這麼一件偉大的事，卻連一部反映它的像樣的作品都沒有，真是說不過去。作為作家、編劇，我深感慚愧。但我還是強調，這是有原因的，不是作家不想寫。我一直在寫，但寫了發不出來，是環境不允許，不是作家不願意寫。起碼有相當一部分人願意寫、願意承擔。好在現在改變了，希望這不是一陣風。我希望文藝政策能激勵優秀藝術家跟上時代、反映時代。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反腐倡廉從來沒有中斷過，您也創作過很多反腐題材的小說和影視劇。在今天，您認為反腐的形勢跟過去有什麼不同之處必須引起關注？
周梅森：十八大以前，一方面社會財富極大豐富；另一方面，從官員政治道德到社會的普遍道德都下滑嚴重。官員階層應該是社會的精英階層，應該用道德的最高標準來要求他們。有的問題對普通人來說可能只是個人問題，但在官員身上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在《人民的名義》中，我借用劇中一位省委書記的話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有些地區、有些部門，我們的黨員幹部的道德水準已經低於普通公民，靠這些道德水準低下的幹部來管理一個地區、一個部門，這樣的地區和部門搞得好嗎？”這是我的認識。
今天，黨反腐的決心讓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只要將反腐的決心執行到底，中國社會就會有很好的未來。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劇照。
資料圖片
更是思考和建立制度層面的反腐。但文藝作品不是單純的說教，要通過人物故事和其產生的環境來呈現。作家必須保持觀察和思考，尤其是寫政治小說的作家，更要觀察中國社會的變化。當然，創作也需要契機。比如《人民的名義》的創作契機是最高檢的同志找到了我，但如果沒有這個，也可能有別的契機。只要有好的政策環境，好的作品必然會出來。記者：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倡廉對您最大的觸動是什麼？
周梅森：讓我看到了黨反腐的決心，也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希望。這也是我創作《人民的名義》的根本動力。
反腐伴隨著我們改革的全過程，從來沒有中斷過，也從來沒有離開公眾關注的焦點。光是為了管住吃吃喝喝，我們黨出臺的相關檔就很多，但是一些幹部的嘴還是沒管住。但十八大以來的政治生態中，就這一點來看，哪個省、市、自治區的官員還敢亂來？真的沒有。這是一個細節，但從這個細節上我看到了黨的決心，看到了政治生態的明顯變化。過去我寫了很多反腐小說，但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我就覺得很沒勁。十八大以來，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我覺得沒有任何人會像中國共產黨一樣渴望去除腐敗。
記者：有人說社會現實已經超出了作家的想像，這種情況下作家的追求和作用怎麼體現？
周梅森：這的確是一個難題。有人問我，你寫了這麼長時間的反腐小說，有沒有感到想像力枯竭。我說生活沒有枯竭，藝術就有創新，這是一個基本道理。腐敗分子太有想像力了，他們做出的事也真的超出我們的想像。文學藝術或許不能興邦救國，也不至於亡黨亡國，但是文學藝術會構成整個社會氛圍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文學藝術和時代是相關的，不能說現實已經走了很遠了，文學藝術還落後很遠。全國人民都在關注反腐，這種情況下，如果文藝不關注、不在場，那就是文藝的失職。
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大方向就不會錯
記者：有人說反腐題材創作是一個敏感區域，創作者對腐敗問題的認知和判斷在作品中如何體現，都是很難拿捏的，您怎麼看？
周梅森：確實很敏感。這裡面有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這是創作者必須把握好的。你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大方向就不會錯。如果你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就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覺得，真正站在反對派立場上對黨和人民的利益進行全面否定的創作者是幾乎沒有的。所以問題還是出在藝術創作怎麼管的問題上。
記者：您對目前主管部門對文藝創作支持的可持續性有信心嗎？
周梅森：我確實有一種擔心。因為改變政治生態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為什麼這部作品這麼引人關注？因為很多東西超出了作品本身。
一方面是人民期待、社會期待，老百姓太需要這樣的作品了；另一方面是過去10年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並沒有拿出這樣的作品，這個差距造成了社會對這部作品的超高關注度。
十八大以來，中共反腐世界矚目，人類歷史上這麼一件偉大的事，卻連一部反映它的像樣的作品都沒有，真是說不過去。作為作家、編劇，我深感慚愧。但我還是強調，這是有原因的，不是作家不想寫。我一直在寫，但寫了發不出來，是環境不允許，不是作家不願意寫。起碼有相當一部分人願意寫、願意承擔。好在現在改變了，希望這不是一陣風。我希望文藝政策能激勵優秀藝術家跟上時代、反映時代。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反腐倡廉從來沒有中斷過，您也創作過很多反腐題材的小說和影視劇。在今天，您認為反腐的形勢跟過去有什麼不同之處必須引起關注？
周梅森：十八大以前，一方面社會財富極大豐富；另一方面，從官員政治道德到社會的普遍道德都下滑嚴重。官員階層應該是社會的精英階層，應該用道德的最高標準來要求他們。有的問題對普通人來說可能只是個人問題，但在官員身上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在《人民的名義》中，我借用劇中一位省委書記的話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有些地區、有些部門，我們的黨員幹部的道德水準已經低於普通公民，靠這些道德水準低下的幹部來管理一個地區、一個部門，這樣的地區和部門搞得好嗎？”這是我的認識。
今天，黨反腐的決心讓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只要將反腐的決心執行到底，中國社會就會有很好的未來。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劇照。
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