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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策劃:女子網球抗爭與獨立

為了杜絕職業球員假冒業餘選手參賽而從中牟利的惡習,

網球運動自1968年開始就引入了公開賽的概念。但是這一舉措並沒有改變當時女子網球的現狀;事實上,男女運動員獎金上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此外,那個年代沒有任何一項賽事為女球員專門提供大舞臺,她們通常都會被發配到週邊球場,這一點更加雪上加霜。

1970年夏季,頗具威望的西南太平洋公開賽所設男女獎金比例居然達到了誇張的8:1,這一過分的做法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幾位女球員中的佼佼者開始為更加美好的未來規劃藍圖。她們欣然回應了業內權威人士、世界網球雜誌的創始人兼出版商葛萊蒂絲·海德曼(Gladys Heldman)的號召,開始為爭取男女平等而奔走。海德曼也得到了一些商界夥伴的支持,當時的煙草業巨頭菲力浦·莫里斯公司主席約瑟夫·卡爾曼就是其中之一。

儘管受到了一些網球協會的威脅,聲稱要禁止她們參加大滿貫比賽並且剝奪她們的世界排名,九位女子球員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追隨自己的信仰。1970年9月23日,她們和海德曼簽署了著名的“一美元合約”,宣佈參加在休士頓球拍俱樂部舉辦的維吉尼亞香煙邀請賽。這項總獎金額為7500美元的嶄新賽事也具有開創性意義。

這九位球員後來被尊稱為“Original 9”,她們分別是比利·簡·金、卡薩斯、裡切、道爾頓、裡德、朱莉·海德曼、佩珍、巴克維茨以及澤根芙絲。在最後的決賽當中,卡薩斯擊敗了道爾頓奪冠。不過她們所有人共同證明了這是一種可以順利運營的模式。

休斯頓的試水成功極大地激勵了海德曼和卡爾曼。他們宣佈將於1971年在美國舉辦一系列賽事,統一以維吉尼亞香煙冠名。傳統賽事必須要增加自己的籌碼,否則將面臨著逐漸衰退的風險。借著這股變革的東風,WTA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在1973年正式成立,女子網壇自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簽訂合同出戰1970年維吉尼亞香煙邀請賽時,簡·巴克維茨(Jane "Peaches" Bartkowicz)只有21歲。她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經大獲成功,贏下多座國內大賽頭銜,並且在15歲那年摘得溫網青少組女單冠軍。成年之後,巴克維茨繼續大殺四方,擊敗過像韋德和古拉貢這樣的大牌球員,在1968年和1969年的美網都打進了1/4決賽,並且贏下了1968年的加拿大公開賽。此外,她也是1969年美國隊在聯合會杯奪冠時的參賽成員之一。巴克維茨於1971年退役,但在1974年曾短暫回歸網壇。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這一點誰都知道。所以當休斯頓比賽開辦之後,我毫不猶豫就加入其中,尤其是有葛萊蒂絲·海德曼在背後推動。”她說,“她擁有一家網球雜誌,是一名女性,女兒也在打球,我就知道她會對我們感興趣。說實話,我有些怕她。她很強勢,但是為人善良,我知道她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如果你在網球運動當中開了這個先河,或是在任何領域當中牽頭,就會引發多米諾效應,最終所有人都能得到幫助。”

羅西·卡薩斯(Rosie Casals)在1970年的世界排名最高來到第3位,她在休斯頓擊敗道爾頓奪冠時也僅有22歲。她的名下有11個職業單打頭銜,曾經兩次打進大滿貫決賽,且都發生在美網——1970年決賽不敵考特,1971年負於比利·簡·金。她在雙打領域的成就要更加輝煌,職業生涯一共贏下112個雙打冠軍,其中的九個大滿貫女雙冠軍裡面有五個都是和比利·簡·金搭檔在溫網獲得,僅次於納芙拉蒂諾娃。此外,她還贏下了三個大滿貫混雙冠軍。卡薩斯曾多次代表美國隊出戰聯合會杯,七次助力祖國奪冠。她在1996年入駐國際網球名人堂。

“毀掉拿大滿貫參賽機會應該是我們和舊體制抗爭所冒的最大風險了,”她說,“我們還能拿什麼做賭注呢?我們本來就是網壇的二等公民,正規比賽都是男女合辦,事實上也是所有比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什麼可輸的。從另一方面看,大滿貫是我們當時的全部希望。不僅是獎金,也關係到你能否得到認可,獲得參賽資格,或是因為表現出色而得到公平獎勵。”

裘蒂·道爾頓(Judy Dalton)當年32歲,她打進了維吉尼亞香煙邀請賽的決賽,但最終輸給了卡薩斯。在職業生涯當中,道爾頓一共贏下九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其中五個是搭檔考特獲得的,並且實現了職業生涯雙打全滿貫。單打領域,她在1968年打進溫網決賽,晉級路上爆冷淘汰了考特和裡切,決賽不敵比利·簡·金。自1967年溫網到1977年澳網(之後不久,40歲的道爾頓宣佈退役),她在20次大滿貫參賽之旅當中有10次都至少打進了八強,並且兩次助力澳大利亞贏得聯合會杯。

“在網壇發起政治運動非常艱難,但是在我們簽下一美元合同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她說,“我幫忙在美網期間分發調查問卷,徵詢公眾對於女子網球的看法。有些男性觀眾表示他們更喜歡看女子比賽,因為他們能把從長回合對決當中學到東西,應用到自己打球過程當中。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球員都能夠同台競技,我們從沒想過有朝一日能看到網球發展成為如此國際化的運動。”

葛萊蒂絲·海德曼的女兒朱莉·海德曼(Julie Heldman)那年25歲。在職業生涯當中,她一共贏下了25個冠軍頭銜,其中包括義大利公開賽,並且在三項大滿貫單打比賽當中殺進四強。在1969年,海德曼已經高居美國二號女單,世界排名在第五位。她曾經三次助力美國隊贏下聯合會杯,最終在1975年宣佈掛拍。

“當時的形勢非常緊張,每個人的生活都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她說,“男子球員和管理者們都站在我們的對立面,要知道,當年網球運動的高層當中沒有一位女性。我們完全是向著未知的領域進發,大家必須要做出決定,我認為所有人應當團結一致。我沒花多久就把我們奮鬥的目標和更大的圖景聯繫到了一起,因為各行各業的女性都出面支持我們。”

比利·簡·金(Billie Jean King)被很多人尊稱為“大姐大”,她在1970年牽頭參加休斯頓賽事時還不到27歲。截至當年,她已經贏下了職業生涯12個大滿貫單打冠軍(全部類別共39個)當中的前五個,並且單雙打都曾登頂世界第一。不過她在賽場內外的成就還遠不止於此。作為網壇男女平等運動的先驅者,她在70年代上半期的影響力達到了巔峰。光是1971年——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完整運營的第一年——比利·簡·金就包攬了17個單打冠軍,成為了首位單賽季獎金突破10萬美元大關的女子運動員。1973年,她在著名的性別大戰當中擊敗了鮑比·裡格斯(Bobby Riggs),成為了WTA的創始人和首任主席。

“我們深知,女子網球要想在未來穩定發展,我們就必須設立巡迴賽,舉辦一系列成體系的賽事。”她說,“我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我們心懷夢想,也有遠見。我們希望世界上每一個小女孩都有機會參與競爭,如果她足夠優秀,就能夠通過網球自食其力。我們也討論了那些超越體育範圍的東西,說到了整個社會的變革。當時女權運動剛剛孕育,我們很高興能夠趕上這股文化潮流,並且為之做出貢獻。”

1970年,28歲的南茜·裡切(Nancy Richey)已經是兩屆大滿貫單打冠軍得主——她於1967年澳網和1968年法網奪魁——後者也是網球進入公開賽時代之後的第一項大滿貫。在長達20年的職業生涯當中,裡切贏下了69個單打冠軍,世界排名在1969年高居第二位。此外,她名下還有四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在1978年美網之後,36歲的裡切宣佈退役。她在2003年入駐國際網球名人堂。

“在業餘時期,我就已經嘗到了網球運動的艱辛。那是我們要背著球包從市中心坐地鐵前往森林山,然後再搭地鐵回來。裝滿濕衣服的球包要更重。”她說,“我們沒有錢,沒有餐廳,什麼都沒有。現在網球比賽獎金動輒上百萬,女子球員也能得到同樣的報酬,這項運動在不斷進步。這簡直是太美好了。每次來到法拉盛公園我都會提醒自己,因為這是我們那時追逐的夢想。”

凱莉·麥爾維爾·裡德(Kerry Melville Reid)當年23歲。她在職業生涯當中一共贏下22個單打頭銜,其中包括1977年在本土大滿貫澳網折桂。此外,她還在其他40站比賽裡面打進決賽,其中包括1970年澳網、1972年美網以及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元年的年終冠軍賽,這項賽事演變成了如今的WTA年終總決賽。她是70年代TOP10的常客。此外,裡德還斬獲了三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包括1978年溫網。

“我想爭取更多利益,但是我並不會把自己歸為女權主義者的類別。”她說,“我的父母當時有些顧慮,但是我們有一個強大的領袖——比利·簡·金是最優秀的球員,非常有話語權。作為Original 9當中的唯二澳大利亞球員,我和道爾頓一度在國內遭到禁賽,但是後來一切都解決了。有些球員花了更長時間才加入我們的陣營,但是我能理解她們,這是關乎自己職業生涯的重大決定。”

九位創始人當中最年輕的成員是克利斯蒂·佩珍(Kristy Pigeon),當時她還只有20歲。在贏得全國青少年女子組冠軍和溫網青少組冠軍之後,她在成年組比賽當中繼續閃耀,於1968年和1969年溫網殺入十六強,一度躋身美國女子網壇TOP10。此外,佩珍還代表美國出戰威爾士公開賽團體賽,並且贏得冠軍。她在1975年正式退役。

“我曾經在奧克蘭和巴克萊念書,這些地方女權主義思想盛行。我還記得貝蒂·弗萊頓(美國作家和女權主義者)來到學校做講座,不過在我看來,很多初期的女權主義者都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她說,“某種程度上講,她們並沒有掀起太多浪潮,不像我們在網球領域帶來的變革。我們向全世界宣告,男女運動員應該一視同仁。女子比賽也很激動人心,也能讓人們全身心投入其中。對我來說,這是推進平等運動的更加有力的方式。”

最後一位成員瓦萊莉·澤根芙絲(Valerie Ziegenfuss)當年21歲。她曾經在三項大滿貫單打比賽當中打進十六強,並且在1972年于俄克拉何馬舉辦的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當中殺入決賽。她的單打排名最高位居美國第七,並于1967年成為美國雙打排名最高的球員。

“全年16周的比賽裡面我會參加14周,不過我沒什麼可抱怨的。我們想擁有自己的巡迴賽,所以總有人要更加辛苦一些!”她說,“當然,推廣的責任也落在了我的肩上,但是我非常享受,我覺得自己也做得很好。我們都傾盡所能,全力推進巡迴賽發展。我們也收到了特德·廷靈的感謝禮物。他送給我一件黑色的天鵝絨系帶背心,領口處裝飾著萊茵石,和我的銀色裙子非常相稱。這是專門為了大舞臺而設計,在體育館燈光的照射下漂亮極了。”

巴克維茨於1971年退役,但在1974年曾短暫回歸網壇。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這一點誰都知道。所以當休斯頓比賽開辦之後,我毫不猶豫就加入其中,尤其是有葛萊蒂絲·海德曼在背後推動。”她說,“她擁有一家網球雜誌,是一名女性,女兒也在打球,我就知道她會對我們感興趣。說實話,我有些怕她。她很強勢,但是為人善良,我知道她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如果你在網球運動當中開了這個先河,或是在任何領域當中牽頭,就會引發多米諾效應,最終所有人都能得到幫助。”

羅西·卡薩斯(Rosie Casals)在1970年的世界排名最高來到第3位,她在休斯頓擊敗道爾頓奪冠時也僅有22歲。她的名下有11個職業單打頭銜,曾經兩次打進大滿貫決賽,且都發生在美網——1970年決賽不敵考特,1971年負於比利·簡·金。她在雙打領域的成就要更加輝煌,職業生涯一共贏下112個雙打冠軍,其中的九個大滿貫女雙冠軍裡面有五個都是和比利·簡·金搭檔在溫網獲得,僅次於納芙拉蒂諾娃。此外,她還贏下了三個大滿貫混雙冠軍。卡薩斯曾多次代表美國隊出戰聯合會杯,七次助力祖國奪冠。她在1996年入駐國際網球名人堂。

“毀掉拿大滿貫參賽機會應該是我們和舊體制抗爭所冒的最大風險了,”她說,“我們還能拿什麼做賭注呢?我們本來就是網壇的二等公民,正規比賽都是男女合辦,事實上也是所有比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什麼可輸的。從另一方面看,大滿貫是我們當時的全部希望。不僅是獎金,也關係到你能否得到認可,獲得參賽資格,或是因為表現出色而得到公平獎勵。”

裘蒂·道爾頓(Judy Dalton)當年32歲,她打進了維吉尼亞香煙邀請賽的決賽,但最終輸給了卡薩斯。在職業生涯當中,道爾頓一共贏下九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其中五個是搭檔考特獲得的,並且實現了職業生涯雙打全滿貫。單打領域,她在1968年打進溫網決賽,晉級路上爆冷淘汰了考特和裡切,決賽不敵比利·簡·金。自1967年溫網到1977年澳網(之後不久,40歲的道爾頓宣佈退役),她在20次大滿貫參賽之旅當中有10次都至少打進了八強,並且兩次助力澳大利亞贏得聯合會杯。

“在網壇發起政治運動非常艱難,但是在我們簽下一美元合同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她說,“我幫忙在美網期間分發調查問卷,徵詢公眾對於女子網球的看法。有些男性觀眾表示他們更喜歡看女子比賽,因為他們能把從長回合對決當中學到東西,應用到自己打球過程當中。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球員都能夠同台競技,我們從沒想過有朝一日能看到網球發展成為如此國際化的運動。”

葛萊蒂絲·海德曼的女兒朱莉·海德曼(Julie Heldman)那年25歲。在職業生涯當中,她一共贏下了25個冠軍頭銜,其中包括義大利公開賽,並且在三項大滿貫單打比賽當中殺進四強。在1969年,海德曼已經高居美國二號女單,世界排名在第五位。她曾經三次助力美國隊贏下聯合會杯,最終在1975年宣佈掛拍。

“當時的形勢非常緊張,每個人的生活都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她說,“男子球員和管理者們都站在我們的對立面,要知道,當年網球運動的高層當中沒有一位女性。我們完全是向著未知的領域進發,大家必須要做出決定,我認為所有人應當團結一致。我沒花多久就把我們奮鬥的目標和更大的圖景聯繫到了一起,因為各行各業的女性都出面支持我們。”

比利·簡·金(Billie Jean King)被很多人尊稱為“大姐大”,她在1970年牽頭參加休斯頓賽事時還不到27歲。截至當年,她已經贏下了職業生涯12個大滿貫單打冠軍(全部類別共39個)當中的前五個,並且單雙打都曾登頂世界第一。不過她在賽場內外的成就還遠不止於此。作為網壇男女平等運動的先驅者,她在70年代上半期的影響力達到了巔峰。光是1971年——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完整運營的第一年——比利·簡·金就包攬了17個單打冠軍,成為了首位單賽季獎金突破10萬美元大關的女子運動員。1973年,她在著名的性別大戰當中擊敗了鮑比·裡格斯(Bobby Riggs),成為了WTA的創始人和首任主席。

“我們深知,女子網球要想在未來穩定發展,我們就必須設立巡迴賽,舉辦一系列成體系的賽事。”她說,“我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我們心懷夢想,也有遠見。我們希望世界上每一個小女孩都有機會參與競爭,如果她足夠優秀,就能夠通過網球自食其力。我們也討論了那些超越體育範圍的東西,說到了整個社會的變革。當時女權運動剛剛孕育,我們很高興能夠趕上這股文化潮流,並且為之做出貢獻。”

1970年,28歲的南茜·裡切(Nancy Richey)已經是兩屆大滿貫單打冠軍得主——她於1967年澳網和1968年法網奪魁——後者也是網球進入公開賽時代之後的第一項大滿貫。在長達20年的職業生涯當中,裡切贏下了69個單打冠軍,世界排名在1969年高居第二位。此外,她名下還有四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在1978年美網之後,36歲的裡切宣佈退役。她在2003年入駐國際網球名人堂。

“在業餘時期,我就已經嘗到了網球運動的艱辛。那是我們要背著球包從市中心坐地鐵前往森林山,然後再搭地鐵回來。裝滿濕衣服的球包要更重。”她說,“我們沒有錢,沒有餐廳,什麼都沒有。現在網球比賽獎金動輒上百萬,女子球員也能得到同樣的報酬,這項運動在不斷進步。這簡直是太美好了。每次來到法拉盛公園我都會提醒自己,因為這是我們那時追逐的夢想。”

凱莉·麥爾維爾·裡德(Kerry Melville Reid)當年23歲。她在職業生涯當中一共贏下22個單打頭銜,其中包括1977年在本土大滿貫澳網折桂。此外,她還在其他40站比賽裡面打進決賽,其中包括1970年澳網、1972年美網以及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元年的年終冠軍賽,這項賽事演變成了如今的WTA年終總決賽。她是70年代TOP10的常客。此外,裡德還斬獲了三個大滿貫雙打冠軍,包括1978年溫網。

“我想爭取更多利益,但是我並不會把自己歸為女權主義者的類別。”她說,“我的父母當時有些顧慮,但是我們有一個強大的領袖——比利·簡·金是最優秀的球員,非常有話語權。作為Original 9當中的唯二澳大利亞球員,我和道爾頓一度在國內遭到禁賽,但是後來一切都解決了。有些球員花了更長時間才加入我們的陣營,但是我能理解她們,這是關乎自己職業生涯的重大決定。”

九位創始人當中最年輕的成員是克利斯蒂·佩珍(Kristy Pigeon),當時她還只有20歲。在贏得全國青少年女子組冠軍和溫網青少組冠軍之後,她在成年組比賽當中繼續閃耀,於1968年和1969年溫網殺入十六強,一度躋身美國女子網壇TOP10。此外,佩珍還代表美國出戰威爾士公開賽團體賽,並且贏得冠軍。她在1975年正式退役。

“我曾經在奧克蘭和巴克萊念書,這些地方女權主義思想盛行。我還記得貝蒂·弗萊頓(美國作家和女權主義者)來到學校做講座,不過在我看來,很多初期的女權主義者都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她說,“某種程度上講,她們並沒有掀起太多浪潮,不像我們在網球領域帶來的變革。我們向全世界宣告,男女運動員應該一視同仁。女子比賽也很激動人心,也能讓人們全身心投入其中。對我來說,這是推進平等運動的更加有力的方式。”

最後一位成員瓦萊莉·澤根芙絲(Valerie Ziegenfuss)當年21歲。她曾經在三項大滿貫單打比賽當中打進十六強,並且在1972年于俄克拉何馬舉辦的維吉尼亞香煙巡迴賽當中殺入決賽。她的單打排名最高位居美國第七,並于1967年成為美國雙打排名最高的球員。

“全年16周的比賽裡面我會參加14周,不過我沒什麼可抱怨的。我們想擁有自己的巡迴賽,所以總有人要更加辛苦一些!”她說,“當然,推廣的責任也落在了我的肩上,但是我非常享受,我覺得自己也做得很好。我們都傾盡所能,全力推進巡迴賽發展。我們也收到了特德·廷靈的感謝禮物。他送給我一件黑色的天鵝絨系帶背心,領口處裝飾著萊茵石,和我的銀色裙子非常相稱。這是專門為了大舞臺而設計,在體育館燈光的照射下漂亮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