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志｜春秋時期，玻璃珠與和氏璧一樣珍貴
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
我們的古蜀文明·讓文物說話3
封面新聞記者 閆雯雯
中國的玻璃製品，起步比歐洲要晚幾百年。中國古代有一種特別的寶物，被稱為琉璃。在幾千年的時光中，人們都認為玻璃和琉璃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一直到近現代，通過化學實驗，才為玻璃正名，其實兩者就是同一種物件。
不少人認為，中國玻璃的起源跟煉丹、煉藥有關。《本草綱目》中，李時珍曾經提到過，“玻璃，本作頗黎。”頗黎，國名也。其瑩如水，其堅如玉，
在李時珍之前，唐代詩仙李白也將玻璃當做異常珍貴的事物。李白有兩個兒子，老大叫李伯禽，小名明月奴；老二叫李天然，小名頗黎。他為小兒子取名頗黎，顯然是希望兒子像天然的稀世寶物頗黎那樣卓爾不凡，為人所重。
實際上，中國最早的玻璃出自西周時期，而且有一套獨特的製作方法，
南越王墓出土的銅框琉璃牌飾，其中含鉛33%，含鋇12%
商代就已經有了玻璃雛形
中國最早的玻璃，應該是釉滴。
中國古代青銅冶煉和煉丹技術起源于商周時期，原始瓷也出現於這個時期。
原始瓷在燒成時因溫度過高而流下來形成的透明釉滴，
1965年，河南鄭州商代墓中，出土了一隻青釉印紋尊。考古學家們考證：除口部和肩部施有薄釉外，上面並有深綠色厚而透明的玻璃5塊。
到了西周，人們開始掌握玻璃製造技術，能夠生產出珠子形狀的玻璃。
從西部的陝西寶雞市到東部的山東曲阜，長1000多公里的狹長地帶的地下，
在寶雞附近的一座貴族墓葬中，出土了部分玻璃片。考古家們認為，是用於貴重器物上的鑲嵌材料。
西周時期的玻璃珠，已經開始有了各種造型。除圓形外，還有管珠。色彩也比較而豐富，白色、淺綠色和粉紫色等。
在裝飾上，還有點飾玻璃管，
蒲江出土的蜻蜓眼
名稱來源於西施的眼淚
中國古代稱玻璃為琉琳、流離、琉璃。古代民間相傳，琉璃的發現與西施有關。
據傳，西元前493年，範蠡督造王者之劍時，發現一種晶瑩的物質。他認為這種物質是天地陰陽造化所能達成的極致，將其隨劍一起敬獻給越王。
越王感念範蠡鑄劍之功，原物賜還，還將這種神奇的物質命名為蠡。
此後，範蠡遍訪能工巧匠，將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飾，作為定情之物送給了西施。
同年，戰事起，越大敗。西施被迫前往吳國和親，離別時將蠡送還範蠡。傳說中，西施的眼淚滴在蠡上，天地日月為之所動，至今還可以看見西施眼淚在其中流動，後人稱之為流蠡。今天的琉璃，就是這個名字的諧音，並由此演變而來。
從商周時期開始出現，到春秋戰國時期，玻璃製品在中國的貴族之間開始流行。目前發掘的戰國時期墓葬中，其隨葬玻璃器幾乎均有玻璃珠。這與春秋戰國之交，中國玻璃製造技術有很大提高，為玻璃的流行提供物質技術條件有關。
玻璃璧在春秋戰國的古墓中出土的數量還是較多的，這個時期流行的玻璃器為蜻蜓眼。
蜻蜓眼是古代一種飾物的俗稱，為玻璃製成。西元前10世紀，地中海沿岸出現了在玻璃珠母體上鑲同心圓，製造出類似蜻蜓複眼效果的鑲嵌玻璃珠，這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蜻蜓眼。
西亞的遊牧民族相信，佩戴這種蜻蜓眼飾品，可以避邪。
2016年，四川蒲江縣附近發現60座戰國時期的墓地。在墓地中，發現了兩枚蜻蜓眼玻璃珠以及數根配套的玻璃管。這些蜻蜓眼有可能是來自埃及的進口貨，但因配有西周時期就開始流行的玻璃管，更有可能是本土的高級定制。
今年在成都博物館展出的阿富汗文物中，有一顆蜻蜓眼玻璃。經成分驗證，證明是中國出產的玻璃。
南越王墓出土的琉璃璧
玻璃珠與和氏璧相提並論
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顆蜻蜓眼，震驚了整個考古界。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隨珠和璧”，泛指珍寶中的珍寶。將隨侯珠與和氏璧並稱，可見這個隨侯珠有多麼的珍貴。
清代錢泳的《履園叢話·收藏·總論》中曾提到：“看書畫亦有三等，至臻之妙為上等，妙而不真為中等，真而不妙為下等。上等為隨珠和璧。”形容上等書畫的珍貴。
為什麼這些蜻蜓眼要與隨侯珠聯繫在一起？
原來，在曾侯乙墓挖掘前，關於隨珠，只是有所聽聞。《淮南子·覽冥訓》中說：“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高誘注：“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
幹寶的《搜神記》中也曾提到：“隨縣蟟水側，有斷蛇丘。隨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歲余，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
一直到曾侯乙墓挖掘後，人們才知道，所謂明月珠，其實就是蜻蜓眼玻璃珠，因為曾侯乙就是春秋時期的姬姓隨侯。
在他墓裡出土的珠子，理應就是隨侯珠。根據東漢王允的描述，隨侯頗為喜愛製作玻璃珠：“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
1330年左右的威尼斯玻璃杯
趙飛燕的窗扉上鑲有玻璃
戰國時，工匠不僅大量生產蜻蜓眼玻璃珠，而且以玻璃製成仿玉品。
1975年，湖南長沙市楊家山出土的一件戰國玻璃璧，就是當時仿玉品的代表。
這件米黃色的玻璃璧，其形制、紋飾與周時期的玉璧相同，採用模鑄法成形，製作規整，色澤溫潤，顯示了戰國時期中國玻璃製造業的高水準成就。
由於戰國時玻璃不透明或者半透明，所以看起來特別像是玉器。現存的玻璃璧，全部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外表酷似玉璧，如綠色玻璃璧像碧玉，乳白色玻璃璧像羊脂玉。
這些玻璃璧，在考古發掘中，如果不仔細辨認，會誤以為是玉璧。
到了漢代，工匠們已經能夠製造出大尺寸的平板玻璃，因此在全國有很大的流傳和擴展。
從南方的廣東和廣西, 西南的四川和貴州, 西北傳至青海和甘肅, 東北至遼寧都有發現。而且玻璃的種類也更多，更具實用性。
據說，趙飛燕居住在昭陽殿的時候，“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照達，毛髮不得藏焉。”
在漢武帝的起祠神屋，門窗也全部“琉璃為之，光照洞徹”。
可見，所謂窗明几淨的居室，並非現代始有。陝西興平漢武帝的茂陵附近還出土了一件玻璃璧，直徑234毫米，孔徑48毫米，厚18毫米，淨重1.9公斤。
至於《世說新語》中所記的琉琉屏、琉璃器、琉璃碗以及《晉書崔洪傳》中所說的琉璃鐘，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戰國墓中出土。
17世紀時的威尼斯玻璃製品
中國玻璃為本土原產物
古代世界中一共有3種不同的玻璃製造體系：西方人主要加入含鈉鈣的材料，他們生產的玻璃被稱為鈉鈣玻璃。中國則加鉛鋇，印度和東南亞加含鉀的草木灰。
中國人加入鉛鋇作為玻璃的助溶劑，會使玻璃不透明或半透明，看起來像玉。不過，到戰國晚期，玻璃漸漸只加入鉛，基本上不含鋇，故而以此法制成的玻璃又被稱為高鉛玻璃。
中國的玻璃製造開始發展的時候，正好是西方體系下玻璃製造的一個繁榮期。因此，不少人認為中國古代的玻璃，都是一些舶來品，但鉛鋇玻璃卻讓中國玻璃是原產物的說法漸漸抬頭。
早在1920年代，加拿大的考古學助教懷特在河南的一個古董攤上，對一些寶珠和鑲有寶珠的古玩感興趣，於是買下了這批文物。
經瞭解，這些文物的出處是在洛陽市東北方20多公里的周朝故址金村，其中的寶珠出自戰國墓葬。
懷特將寶珠寄到英國，托賽利格曼和貝克二人代為分析鑒定。結果是：這些珠子都是用玻璃製成的，其式樣和西方古代玻璃珠相似，但成分上卻大相徑庭，因為這些珠子並不像古代西方的玻璃一樣含有鈣鈉，而是含有鉛鋇。
這與此前人們所堅持的中國玻璃都是進口貨的說法相違背。賽利格曼和貝克又用了漢代以前和唐代以後的玻璃，同時作了分析對比，其結果是：在漢代以前的54例中，含鉛的有52例（占總數的96.3%），含鋇的有39例（72.2%）；在唐代以後15例中，含鋇５%以下的有7例（占總數46.7%），不含鋇的有8例（占總數的53.3%）。
在唐代以後的器皿中，賽利格曼和貝克找到了西方玻璃中的鈉鈣成分。他們又倒推去找西方玻璃中的鉛鋇成分，但檢驗結果卻並未如他們所願。
這證明了中國古代的玻璃的確是自行製造的，而且與西方所製作的玻璃沒有交叉。
1世紀時的外國浮雕玻璃
唐代以後種類逐漸豐富
實際上，從漢代晚期開始，中國的玻璃製造術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甚至一度中斷，一直到唐代才有一定程度的復興。
《魏書·西域傳·大月氏》中記載：“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
隋代統一全國，內監何稠借助燒綠瓷的方法燒造玻璃，獲得成功。唐代玻璃器零星出土，陝西臨潼出土了玻璃果、玻璃瓶等器物，其器型都是中國傳統式樣，採用吹制方法製成。
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了20件玻璃器皿，其中11件琉璃器皿的紋飾，有典型的伊斯蘭風格。但是有2件是茶盞和茶託，是中亞、西亞都沒有。經成分測定，琉璃的原料來自域外，但很明顯是在大唐境內製作完成的，屬於“高級定制”。
到北宋時期，玻璃工藝水準又有了很大進步。河北定縣的一座北宋墳墓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器壁如薄紙、如晶明；安徽天長出土的磨光玻璃，以及河南密縣出土的上百隻雞卵狀玻璃瓶，都是北宋玻璃製造技術進步和吹制玻璃水準發達的明證。
而且，在宋代時期，玻璃的叫法很有意思，有水玉、水經、硝玉、藥玉等。
元代玻璃生產在宋、金玻璃業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並設立了燒造仿玉玻璃器的廷署玉局。
從唐代到元代，中國生產的玻璃除古代的鉛鋇玻璃外，還有高鉀低鎂玻璃，開始與世界製造玻璃的潮流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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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西元前493年，範蠡督造王者之劍時，發現一種晶瑩的物質。他認為這種物質是天地陰陽造化所能達成的極致，將其隨劍一起敬獻給越王。
越王感念範蠡鑄劍之功，原物賜還，還將這種神奇的物質命名為蠡。
此後，範蠡遍訪能工巧匠，將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飾，作為定情之物送給了西施。
同年，戰事起，越大敗。西施被迫前往吳國和親，離別時將蠡送還範蠡。傳說中，西施的眼淚滴在蠡上，天地日月為之所動，至今還可以看見西施眼淚在其中流動，後人稱之為流蠡。今天的琉璃，就是這個名字的諧音，並由此演變而來。
從商周時期開始出現，到春秋戰國時期，玻璃製品在中國的貴族之間開始流行。目前發掘的戰國時期墓葬中，其隨葬玻璃器幾乎均有玻璃珠。這與春秋戰國之交，中國玻璃製造技術有很大提高，為玻璃的流行提供物質技術條件有關。
玻璃璧在春秋戰國的古墓中出土的數量還是較多的，這個時期流行的玻璃器為蜻蜓眼。
蜻蜓眼是古代一種飾物的俗稱，為玻璃製成。西元前10世紀，地中海沿岸出現了在玻璃珠母體上鑲同心圓，製造出類似蜻蜓複眼效果的鑲嵌玻璃珠，這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蜻蜓眼。
西亞的遊牧民族相信，佩戴這種蜻蜓眼飾品，可以避邪。
2016年，四川蒲江縣附近發現60座戰國時期的墓地。在墓地中，發現了兩枚蜻蜓眼玻璃珠以及數根配套的玻璃管。這些蜻蜓眼有可能是來自埃及的進口貨，但因配有西周時期就開始流行的玻璃管，更有可能是本土的高級定制。
今年在成都博物館展出的阿富汗文物中，有一顆蜻蜓眼玻璃。經成分驗證，證明是中國出產的玻璃。
南越王墓出土的琉璃璧
玻璃珠與和氏璧相提並論
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顆蜻蜓眼，震驚了整個考古界。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隨珠和璧”，泛指珍寶中的珍寶。將隨侯珠與和氏璧並稱，可見這個隨侯珠有多麼的珍貴。
清代錢泳的《履園叢話·收藏·總論》中曾提到：“看書畫亦有三等，至臻之妙為上等，妙而不真為中等，真而不妙為下等。上等為隨珠和璧。”形容上等書畫的珍貴。
為什麼這些蜻蜓眼要與隨侯珠聯繫在一起？
原來，在曾侯乙墓挖掘前，關於隨珠，只是有所聽聞。《淮南子·覽冥訓》中說：“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高誘注：“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
幹寶的《搜神記》中也曾提到：“隨縣蟟水側，有斷蛇丘。隨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歲余，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
一直到曾侯乙墓挖掘後，人們才知道，所謂明月珠，其實就是蜻蜓眼玻璃珠，因為曾侯乙就是春秋時期的姬姓隨侯。
在他墓裡出土的珠子，理應就是隨侯珠。根據東漢王允的描述，隨侯頗為喜愛製作玻璃珠：“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
1330年左右的威尼斯玻璃杯
趙飛燕的窗扉上鑲有玻璃
戰國時，工匠不僅大量生產蜻蜓眼玻璃珠，而且以玻璃製成仿玉品。
1975年，湖南長沙市楊家山出土的一件戰國玻璃璧，就是當時仿玉品的代表。
這件米黃色的玻璃璧，其形制、紋飾與周時期的玉璧相同，採用模鑄法成形，製作規整，色澤溫潤，顯示了戰國時期中國玻璃製造業的高水準成就。
由於戰國時玻璃不透明或者半透明，所以看起來特別像是玉器。現存的玻璃璧，全部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外表酷似玉璧，如綠色玻璃璧像碧玉，乳白色玻璃璧像羊脂玉。
這些玻璃璧，在考古發掘中，如果不仔細辨認，會誤以為是玉璧。
到了漢代，工匠們已經能夠製造出大尺寸的平板玻璃，因此在全國有很大的流傳和擴展。
從南方的廣東和廣西, 西南的四川和貴州, 西北傳至青海和甘肅, 東北至遼寧都有發現。而且玻璃的種類也更多，更具實用性。
據說，趙飛燕居住在昭陽殿的時候，“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照達，毛髮不得藏焉。”
在漢武帝的起祠神屋，門窗也全部“琉璃為之，光照洞徹”。
可見，所謂窗明几淨的居室，並非現代始有。陝西興平漢武帝的茂陵附近還出土了一件玻璃璧，直徑234毫米，孔徑48毫米，厚18毫米，淨重1.9公斤。
至於《世說新語》中所記的琉琉屏、琉璃器、琉璃碗以及《晉書崔洪傳》中所說的琉璃鐘，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戰國墓中出土。
17世紀時的威尼斯玻璃製品
中國玻璃為本土原產物
古代世界中一共有3種不同的玻璃製造體系：西方人主要加入含鈉鈣的材料，他們生產的玻璃被稱為鈉鈣玻璃。中國則加鉛鋇，印度和東南亞加含鉀的草木灰。
中國人加入鉛鋇作為玻璃的助溶劑，會使玻璃不透明或半透明，看起來像玉。不過，到戰國晚期，玻璃漸漸只加入鉛，基本上不含鋇，故而以此法制成的玻璃又被稱為高鉛玻璃。
中國的玻璃製造開始發展的時候，正好是西方體系下玻璃製造的一個繁榮期。因此，不少人認為中國古代的玻璃，都是一些舶來品，但鉛鋇玻璃卻讓中國玻璃是原產物的說法漸漸抬頭。
早在1920年代，加拿大的考古學助教懷特在河南的一個古董攤上，對一些寶珠和鑲有寶珠的古玩感興趣，於是買下了這批文物。
經瞭解，這些文物的出處是在洛陽市東北方20多公里的周朝故址金村，其中的寶珠出自戰國墓葬。
懷特將寶珠寄到英國，托賽利格曼和貝克二人代為分析鑒定。結果是：這些珠子都是用玻璃製成的，其式樣和西方古代玻璃珠相似，但成分上卻大相徑庭，因為這些珠子並不像古代西方的玻璃一樣含有鈣鈉，而是含有鉛鋇。
這與此前人們所堅持的中國玻璃都是進口貨的說法相違背。賽利格曼和貝克又用了漢代以前和唐代以後的玻璃，同時作了分析對比，其結果是：在漢代以前的54例中，含鉛的有52例（占總數的96.3%），含鋇的有39例（72.2%）；在唐代以後15例中，含鋇５%以下的有7例（占總數46.7%），不含鋇的有8例（占總數的53.3%）。
在唐代以後的器皿中，賽利格曼和貝克找到了西方玻璃中的鈉鈣成分。他們又倒推去找西方玻璃中的鉛鋇成分，但檢驗結果卻並未如他們所願。
這證明了中國古代的玻璃的確是自行製造的，而且與西方所製作的玻璃沒有交叉。
1世紀時的外國浮雕玻璃
唐代以後種類逐漸豐富
實際上，從漢代晚期開始，中國的玻璃製造術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甚至一度中斷，一直到唐代才有一定程度的復興。
《魏書·西域傳·大月氏》中記載：“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
隋代統一全國，內監何稠借助燒綠瓷的方法燒造玻璃，獲得成功。唐代玻璃器零星出土，陝西臨潼出土了玻璃果、玻璃瓶等器物，其器型都是中國傳統式樣，採用吹制方法製成。
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了20件玻璃器皿，其中11件琉璃器皿的紋飾，有典型的伊斯蘭風格。但是有2件是茶盞和茶託，是中亞、西亞都沒有。經成分測定，琉璃的原料來自域外，但很明顯是在大唐境內製作完成的，屬於“高級定制”。
到北宋時期，玻璃工藝水準又有了很大進步。河北定縣的一座北宋墳墓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器壁如薄紙、如晶明；安徽天長出土的磨光玻璃，以及河南密縣出土的上百隻雞卵狀玻璃瓶，都是北宋玻璃製造技術進步和吹制玻璃水準發達的明證。
而且，在宋代時期，玻璃的叫法很有意思，有水玉、水經、硝玉、藥玉等。
元代玻璃生產在宋、金玻璃業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並設立了燒造仿玉玻璃器的廷署玉局。
從唐代到元代，中國生產的玻璃除古代的鉛鋇玻璃外，還有高鉀低鎂玻璃，開始與世界製造玻璃的潮流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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