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替孩子做過作業嗎？那你一定看看這篇文章
你幫孩子完成過作業嗎？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事情，可以看看教育小新今天給大家推薦的這篇來自斯坦福大學新生教務長的文章。家長們真的想在作品中展示自己如何做一個合格的學生嗎？也歡迎大家給我們留言，
我不幫孩子寫論文，別的家長幫孩子寫論文，好學校錄取了別的孩子怎麼辦？
一旦孩子上了中學，任何一個學期的任何一個下午，我們都不免心神不寧，
大學招生軍備競賽式的心態是這樣的：“如果讓孩子自己寫這篇論文，
如果我們面前擺著一台攝影機，
艾米的女兒就讀于維吉尼亞州北部的湯瑪斯·傑弗遜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這是一所非常嚴格、極具吸引力的公立中學。
我們想讓孩子上的那些大學錄取名額非常有限，而想去的人如過江之鯽，因此導致了“軍備競賽”。為什麼我們只對少數學校感興趣？這種分析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措施？
我想說，為了確保孩子完成童年清單上的所有專案，並且擁有一份完美光鮮的記錄予以證明，我們可能要走很長很長的路。
孩子做家庭作業時，家長總會情不自禁地想幫他們寫從錄取結果可知，最搶手的那些大學錄取了所有功課都是A的學生。所以，我們千方百計要讓孩子得到這個成績。
有些家長採取預防措施，讓孩子學習比較輕鬆的課程。一位叫蘿拉的媽媽家住曼哈頓一個富裕社區，她告訴我：“如果得知某位老師不會給學生A，父母就會讓孩子放棄他的課。父母讓孩子選輕鬆的課程，這樣就有機會得A。”這與育兒書上的觀點恰好相反，而且針對好大學的招生策略，這種做法也可能適得其反，因為招生官會問學生是喜歡成績單上的A，還是喜歡最具挑戰性的課程，正確回答是：“都喜歡！”
不管孩子學習什麼水準的課程，在他們做家庭作業時，我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幫助他們。比較好的方法是詢問他們有多少作業，檢查他們是否完成，當他們做作業時在旁邊陪著，在他們焦頭爛額時出出主意；而另一種方式則屬於嚴重的干預，比如幫他們重寫、修改，或者乾脆幫他們完成作業。如果你經常幫孩子做作業，那麼，你並不缺少同路人。
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有3個孩子，2012年時，我們一起參加過斯坦福大學招生和經濟援助政策委員會的會議，高中生的壓力和緊張是議題之一。這位教授側頭對我說，有天晚上，早就過了就寢時間，他的3個孩子都還有堆積如山的作業沒完成。他的解決方案是什麼？他叫還是小學生的孩子上床睡覺，讓讀初中的孩子完成小學孩子的作業，讓讀高中的孩子完成初中孩子的作業，自己則完成高中孩子的作業。當然，這麼做是有問題的。但是，在教育系統本身千瘡百孔的情況下，為什麼要指責這種臨時修補措施呢？
老師們知道我們幫孩子做作業的情況，也會想方設法予以阻止。為寫作本書，我對維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的一些家長做了小組訪談。這是美國的一個頂尖學區，我的交談物件霍利本人就是一位教學助理。他說：“老師希望孩子們在課堂上寫作業，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帶回家做，那交回來的就不是學生自己的成果了。他認為這不僅是個道德問題。家庭作業的目的是讓老師瞭解學生對課程的理解水準，而父母幫孩子做家庭作業，老師就雲裡霧裡了。”
我的朋友埃倫·諾德爾曼是紐約洛克蘭德中學的英語老師，在過去15～20年間，她見證了家長幫孩子做作業情況的飆升，“現在的父母對每項家庭作業都很警惕，很多家長都在為孩子做作業。他們藉口是在協助孩子，因為孩子們感到無能為力。如果父母不幫孩子做作業，就會請家教幫他們做，結果還不是一回事。這些做法培養了孩子們的依賴感和無助感，讓他們覺得自己不能獨立完成作業。”是的沒錯，可家庭作業太難，又太耗費時間了，學生還需要時間進行其他重要的活動，而且老師要給家庭作業打分，學生在家庭作業上的表現會影響績點分數，而斯坦福大學只招收成績最好的學生。再說了，這只是軍備競賽的起點，其他父母也都在幫助他們的孩子。
四年級學生的作品一半以上達到了建築工程學水準
學校項目是那種會展示給大家看的家庭作業，它們赤裸裸地表明，為了確保孩子成功，我們可以走多遠。
在社會科學課上，加州每個四年級的學生都會學到西班牙人的傳教活動。這個單元的教學高☆禁☆潮是一項叫作“佈道所專案”的作業，要求孩子們製作一個三維複製品，呈現這種土坯磚和紅瓦片屋頂組成的建築。
與所有類似的學校項目一樣，這個專案的目的是評估孩子對該主題的瞭解，以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所體現的創造力和精確性。孩子們用各種材料製作這些大型建築：有人用樂高積木，有人用麵團，我甚至見過一個現烤的蛋糕房子，白色糖霜代表土坯磚，紅色糖霜代表屋頂，標誌性的天主教十字架用蠟燭表示。就像任何類似的學校專案一樣，佈道所專案讓家長們有機會展示，自己是多麼擅長當孩子，在這個案例中，他們就充當了四年級學生。
我去參觀索耶和埃弗裡的佈道所專案時，發現他們班上至少有一半的設計達到了建築工程學的精確水準，只可能是出自父母之手。我揚起眉毛，手指項目，對著我丈夫哼了哼鼻子。他就是設計師，但他保持了令人欽佩的克制，沒有參與孩子們的項目。每次我都不禁想，這些家長覺得是在糊弄誰呢？我希望老師明確指出父母的參與完全不合適，如果父母違反了規定，就該取消孩子的等級。但事實證明，除非是經驗最為豐富的老師，一般老師很難對抗拿著噴膠槍的富人家長。
希拉蕊·考斯坦（Hillary Coustan）家住芝加哥北部伊利諾城的埃文斯頓，這裡是西北大學的所在地。她是律師，兼任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和西北大學的法學教授。她先後畢業于密西根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為人聰明、體貼、坦率，有兩個年幼的兒子。有一天，我在電話裡跟她談起在小學學校項目方面的經驗，儘管孩子們都還很小，但對於父母過分介入的情況，她已經很熟悉了。
她的兒子艾利4歲那年參加了當地的一個兒童專案，專案要求孩子們介紹一種海洋生物。考斯坦告訴我：“項目的關鍵是能獨立完成，並在一群愛你的人面前進行講解。艾利負責介紹鯊魚，我想幫他想一個他自己可以做的項目，讓他可以為完成這個項目感到驕傲，而不需要我幫他做任何事情。”在這個年齡，艾利的精細運動技能還不夠發達，所以不能畫畫，但是他會用剪刀。於是考斯坦決定畫一條鯊魚的正面和背面，然後讓艾利把它剪下來、上色，裡面再用報紙填充。
幾天後，演講時間到了。大約有15個5歲左右的孩子參加，他們大多都帶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三折頁的海報板、蟲膠照片和列印精美的研究分析。艾利驕傲地站在那兒，手拿小小的填充鯊魚。當晚演講過程中，有的聽眾竊笑不已，也許有些人在笑可憐的艾利表現不佳，而其他人則指出有些項目明顯是家長完成的這一事實，小艾利不為所動。直到今天，那條填充鯊魚還掛在他臥室門上的顯眼位置。
艾利想參加幼稚園的科學展覽。像鯊魚項目一樣，考斯坦想讓他做一個真正能夠自己完成的項目。艾利那時能夠理解摩擦概念，並且十分感興趣，於是定下來做這個項目。他找來一些小玩具車放在斜坡的頂部，又找來浴巾、錫紙和木頭等材料，做了許多條跑道。他明白，項目的要點是測試汽車在不同材料表面滑行的距離。考斯坦想知道他準備如何處理這些資料，由於艾利還不能理解平均數的概念，畢竟他還只是幼稚園小朋友，於是考斯坦建議他畫一幅彩色橫條圖，用不同的顏色表示汽車行駛的不同距離。艾利照她的建議做了。
艾利和父母在科學展覽上看到旁邊小學生的作品是一座精心製作的火山，展示了各種化學物質的不同噴發方式，還標出了化學物質的科學名稱。孩子的爸爸忙著安裝作品，孩子則像個沒事兒人一樣站在一旁。人們前來參觀火山時，那孩子對他的專案無話可說。
第二年，考斯坦成了科學展覽的組織者之一。她希望這場展覽能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機會，讓他們討論各自的專案、想法和結論，真正扮演科學家的角色，而不是懶洋洋地站在三折演示板邊。因此，她和其他組織者從外面請來了科學家擔任評委。
展覽在晚上舉行，對家長和公眾開放。評委們第二天上午來到會場，參觀了每一個項目，還花了很多時間與每一位小科學家進行與其水準相宜的交談。根據對自己專案的熟悉程度，有的孩子回答了評委的問題，有的則答不上來，而學校明確規定家長不可以參加評審會。評委的評審標準之一是作品是否由孩子獨立完成，在最初發佈科學展覽的消息時，這一點就已經告知家長和學生了。
不敢讓孩子失敗，家長替孩子面對挑戰
許多大學老師拒絕接受這一預設，即學過大學預修課程（AP）的學生就掌握了大學“同等”課程的知識。然而，不管這些課程替代大學課業的價值如何，學生們之所以修讀，只因大學招生官會瞄準高中階段選修了最具挑戰性課程的學生。招生官們青睞這些課程，它們嚴謹程度較高，在績點中占的分量較重，通常會給總成績增加一分，B會被視為A。因此在高中階段，要說學術賭注，最高的莫過於AP、國際文憑課程（IB）等預修課程和榮譽課程，它們也是學校成績單軍備競賽爭奪最激烈的地方。
學校官員私下說，在家學習與課堂學習之間最大的品質差距體現在榮譽課程、AP課程和IB課程中，這也是父母為孩子做作業的情況最常見、最令人震驚的證據。我們也許不會為此感到吃驚，家庭作業與課堂作業的品質差異在這些課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原因是賭注太高，所以許多人都在幫孩子做家庭作業。孩子在高中階段面臨最大的學業障礙時，有些家長不會甘冒讓他們失敗或苦惱的危險。怎麼辦呢？只好站在他們的位置上，替他們面對挑戰。
學校為了防止學生把協力廠商的成果據為己有，也就是抄襲，會讓他們通過論文查重網站提交論文，這些網站會掃描學生提交的材料，報告作者是否抄襲了別人已經發表的作品。但是，當涉及父母時，揭露剽竊的軟體程式就無能為力了，而且，這些過度介入的父母很難接受自己是“協力廠商”的觀念。
貝絲·加尼翁（Beth Gagnon）看到不少父母難以劃清界限。她是一名兒童心理治療師，家住新罕布什爾州的波士頓郊區，已經結婚，有自己的家庭。很多父母訪客都在竭盡全力説明孩子逐項完成清單上的專案。他們向加尼翁坦陳，孩子申請私立高中時，論文出自他們之手。加尼翁以幽默的方式請父母考慮一下是否可以，或者是否應該堅持這種支持孩子的衝動。請注意，這些父母來做心理治療，是為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她的標準程式是這樣的：
加尼翁問：“如果這些事情你都為孩子做了，那他們上大學後怎麼辦？他們怎麼融入大學呢？”
家長回答說：“我還會繼續幫他寫的！”
加尼翁問：“那什麼時候是個頭呢？我相當確定宿舍管理員會把你趕出去的。你的年齡不太合適。”
可以想像，家長大約嘿嘿地笑了。如果事情順著加尼翁的思路發展下去，家長也許會有所反思，然後做點現實考慮，答應會努力改變。但是不管加尼翁的方法在治療過程中多麼有效，在現實世界的無情壓力下，來訪者往往還是會退回到現實世界。
許多大學招生官希望錄取對他們學校抱有真正興趣的學生。由於孩子們普遍忙碌而羞澀，或者根本就缺少興趣，所以這也成了家長普遍參與或者假冒頂替的領域。2013年，芝加哥公共傳媒（Chicago Public Media）《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欄目的主持人艾拉·格拉斯（Ira Glass）採訪了佐治亞理工學院本科招生官裡克·克拉克（Rick Clark）。克拉克說，他和他的團隊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況：家長假冒孩子的名義給他們寫電子郵件或打電話。比方說，郵件可能是以某個男孩的口吻寫來的，內容是為最近到學校訪問的事感謝學校，可使用的卻是母親的郵箱位址，或者郵件中使用了“真棒”和“酷”這樣的詞，但克拉克和他的團隊幾乎從沒見過高中生使用這類詞彙。再比方說，母親假冒女兒的名義打來電話，講了大約15分鐘後，她說：“如果她，我是說，如果我想在申請表上列出更多的活動，那該怎麼辦呢？”
如果讓孩子依靠自己的能力會怎麼樣？我們花錢請人幫孩子做作業時，內心的道德晴雨錶可能難免失控，但在孩子的高中階段，我們仍然不介意雇人幫他們取得盡可能多的成就，還要盡可能幫孩子潤色個人陳述，充分體現他們的成就。孩子可以接受任何一門功課，甚至是每門功課的輔導，不僅是為了彌補C、D和F之類的成績，還要把B變成A,把A變成A+。如果家庭負擔得起，孩子可能會花幾年的時間準備SAT，包括參加昂貴的備考課程，以及多次參加考試。聽說有個高中生的家長出了10萬美元請人輔導孩子的AP課程及所有SAT考試科目。
如果孩子就讀于公立學校，那麼，在孩子申請大學時，我們可能想雇一個“私人升學顧問”，以給他足夠的關注，因為公立學校的升學指導顧問通常要面對150～400名學生，相比之下，私立學校升學指導顧問的工作量只是他們的一小部分。私人顧問能提供一對一的諮詢，也能提供諸如週末寫作訓練之類的指導。私立高中的學生家長有些也會雇用這些顧問。有些顧問會提供道德上不可靠的保證，比如聲稱對某些名校具有“影響力”。2013年,26％的大學申請者報告，使用這種服務的孩子比10年前多出了3倍。
2014年夏天，矽谷的一位女士在斯坦福大學的求職版上刊登廣告，招募一位學生來輔導她14歲的兒子，她誇自己的兒子“智商高，多才多藝，沒有特別的需要，能夠談論成人層次的複雜話題”。這份工作要求應聘者在工作日的下午陪伴這位年輕人，“確保他鍛煉、整理資料夾、提前做好計畫，討論正常的青少年問題……並幫助他提高對責任、後果和智謀的理解。”這位媽媽要求候選人在大學的績點不低於3.5分，願意支付每小時25～35美元的工資。即便是對研究生和有教學或輔導經驗的老師來說，這也是較高水準的薪水了。
當然，我不知道這位家長為什麼覺得有必要為她的孩子提供這樣的輔導，但有理由推測，大概與大學的準備工作有關，或許也跟孩子的未來生活有關。我的問題是，為什麼童年本身還不是充分的準備？為什麼孩子需要特殊的説明？我們如此熱烈地為他們準備的偉大未來是什麼？如果讓這個孩子依靠自己的能力會怎麼樣？他貌似很成功啊？雖然我不贊成這類事情，但讀這位母親的廣告時，心裡還是湧起了淡淡的恐慌感。看看這位家長為孩子提供了什麼，我是否也該照此辦理呢？
這種恐慌感深深植根於參與這場學業軍備競賽的家長內心。一個紐約人這樣解釋他對這種恐慌的理解：“我們感到生活在一個匱乏的時代。我們不再活在‘美國夢’中。如果你的孩子得到了那份工作，或者那個大學的錄取資格，我的孩子就得不到了。在這種環境下，父母會不惜採取一切措施，確保孩子進入某所常春藤盟校。”
是的，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其他常春藤盟校的錄取名額實在太少了。然而進不了這些學校也並不表示學生的未來就會被局限。2014年，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陪他的大女兒馬莉婭參觀大學，引起了人們對這一事實的關注。“我們告訴她：‘別以為有10所學校是你必須去的，如果去不了那10所學校，情況就會很可怕。學校多得是。’”當然，美國總統很容易用長遠的眼光去看待女兒的未來保障，不過對我們其他人來說，面對不合理的情況，他的觀點也仍然是合理的。
如果孩子已經習慣了我們全程參與，如果我們撒手，他們就沒有能力處理任何事情了在大學錄取過程中，父母為孩子戰鬥；等孩子進入大學後，父母還得繼續為他們戰鬥。在斯坦福大學及全美大學排行榜上各個層次的大學都會發現，有些家長出沒于大學校園，像大學生一樣做作業，他們會選擇那些自認為能促使孩子成功的課程，幫孩子選專業、修改論文、打電話給老師詢問成績，當孩子受到行為方面的指控時，請律師為孩子辯護。與大學生並肩學習的父母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學校生活中，有時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底是誰在上大學？
一旦孩子進了大學，研究生院或就業市場就成了下一個戰鬥前線。如果孩子習慣了接受我們的幫助，那到了找工作的時候，他們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想要，也更需要我們。我們為了爭取短期勝利，開始手把手地指導孩子，卻沒有意識到長期成本，即他們還能否為自己做些什麼事情？
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大學生就業研究所（CERI）進行過全美勞動力市場調查，重點關注畢業生在事業初期階段的情況，以及雇主如何能更成功地實現讓年輕人從大學到工作的過渡。CERI主任菲爾·加德納認為，在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破滅和“9·11”事件導致經濟衰退之前，父母並不會認真參與孩子的工作生活。
但從2005年前後開始，加德納聽到了一些聳人聽聞的消息，報導家長參與大學生求職和工作的情況。作為研究者，他想從奇聞逸事轉換到具體資料。所以，2006—2007年，CERI的年度雇主調查問題包括家長參與招聘和錄用過程的情況，以及家長參與的活動類型，共有725家雇主做出了回應。請注意，這項調查是在大衰退爆發之前、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做的，也是在家長和孩子開始通過大量發短信和打電話保持聯繫之前，據說這兩件事都極大地加劇了父母介入年輕人生活的情形。
在725名雇主中，有23%的人說，招聘大學畢業生時，看到有父母陪同的情況為“有時”和“經常”。小公司幾乎沒見過父母，而有1/3雇用人數超過3700人的大公司見證了家長的參與。之所以有這種區別，可能是因為大公司更有可能參加校園招聘活動和招聘會，在這兩個場合，家長都是人頭攢動。
通過CERI的調查，加德納瞭解了家長參與大學生求職的多種方式，並對每一種發生的頻率做了測算。調查結果如下：獲取公司資訊（40%），代表子女提交簡歷（31%），促進子女獲得職位或增加起薪（26%），參加招聘會（17%），如果公司沒有雇用他們的子女，就發出怨言（15%），安排面試（12%），就工資和福利進行談判（9%），要求給他們的孩子晉升職位或漲工資（6%），參加面試（4%）。
母親通常會負責前期工作，如收集公司資訊、安排面試和造訪公司，父親則更可能出現在談判時，以及子女受到紀律處分時。CERI的調查報告顯示：“有個雇主建議提交簡歷的父母：‘請告訴他，你已經把他的簡歷遞到我們公司了。可我們根據簡歷庫的資訊致電過一個學生，發現他對我們公司一無所知，而且對我們的職位也沒興趣。’”
加德納說“：有些父母會為孩子提供有益的幫助，他們幫孩子搜尋工作機會、鼓勵孩子、為他們提供情感支援，有時候還提供暫時的經濟支援，但他們做這些事並不是為了孩子。10年或者20年前，你不會見到任何父母參與起薪和就業條件的談判，但現在會。”雇主告訴加德納，過度參與招聘過程的父母不會到此為止,他們還會繼續參演“第三季”，即在工作場所幫孩子完成工作任務。“我們採訪了一些家長，他們說：‘也許我們犯了錯誤，因為孩子都30多歲了，可還想讓我們幫他找工作。’”加德納說。
這裡的教訓是，當有一天父母認識到成年子女應該自行處理各種事情，迫切希望退出軍備競賽時，卻為時已晚，難以抽身。孩子已經習慣了我們的全程參與，如果我們撒手，他們就沒有能力處理任何事情了。
《如何讓孩子成年又成人》
[美] 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湛廬文化出品
本文摘自：《如何讓孩子成年又成人》，[美] 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湛廬文化出品，摘錄已獲授權。
作者簡介：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美國知名教育工作者，曾擔任斯坦福大學新生教務長及本科生顧問十多年，深受學生喜愛，並獲得了斯坦福大學最高教學獎——丁克斯皮爾獎(Dinkelspiel Award)。
編輯：羅彥琳
她的女兒再沒時間做其他事情了。我們想讓孩子上的那些大學錄取名額非常有限，而想去的人如過江之鯽，因此導致了“軍備競賽”。為什麼我們只對少數學校感興趣？這種分析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措施？
我想說，為了確保孩子完成童年清單上的所有專案，並且擁有一份完美光鮮的記錄予以證明，我們可能要走很長很長的路。
孩子做家庭作業時，家長總會情不自禁地想幫他們寫從錄取結果可知，最搶手的那些大學錄取了所有功課都是A的學生。所以，我們千方百計要讓孩子得到這個成績。
有些家長採取預防措施，讓孩子學習比較輕鬆的課程。一位叫蘿拉的媽媽家住曼哈頓一個富裕社區，她告訴我：“如果得知某位老師不會給學生A，父母就會讓孩子放棄他的課。父母讓孩子選輕鬆的課程，這樣就有機會得A。”這與育兒書上的觀點恰好相反，而且針對好大學的招生策略，這種做法也可能適得其反，因為招生官會問學生是喜歡成績單上的A，還是喜歡最具挑戰性的課程，正確回答是：“都喜歡！”
不管孩子學習什麼水準的課程，在他們做家庭作業時，我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幫助他們。比較好的方法是詢問他們有多少作業，檢查他們是否完成，當他們做作業時在旁邊陪著，在他們焦頭爛額時出出主意；而另一種方式則屬於嚴重的干預，比如幫他們重寫、修改，或者乾脆幫他們完成作業。如果你經常幫孩子做作業，那麼，你並不缺少同路人。
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有3個孩子，2012年時，我們一起參加過斯坦福大學招生和經濟援助政策委員會的會議，高中生的壓力和緊張是議題之一。這位教授側頭對我說，有天晚上，早就過了就寢時間，他的3個孩子都還有堆積如山的作業沒完成。他的解決方案是什麼？他叫還是小學生的孩子上床睡覺，讓讀初中的孩子完成小學孩子的作業，讓讀高中的孩子完成初中孩子的作業，自己則完成高中孩子的作業。當然，這麼做是有問題的。但是，在教育系統本身千瘡百孔的情況下，為什麼要指責這種臨時修補措施呢？
老師們知道我們幫孩子做作業的情況，也會想方設法予以阻止。為寫作本書，我對維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的一些家長做了小組訪談。這是美國的一個頂尖學區，我的交談物件霍利本人就是一位教學助理。他說：“老師希望孩子們在課堂上寫作業，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帶回家做，那交回來的就不是學生自己的成果了。他認為這不僅是個道德問題。家庭作業的目的是讓老師瞭解學生對課程的理解水準，而父母幫孩子做家庭作業，老師就雲裡霧裡了。”
我的朋友埃倫·諾德爾曼是紐約洛克蘭德中學的英語老師，在過去15～20年間，她見證了家長幫孩子做作業情況的飆升，“現在的父母對每項家庭作業都很警惕，很多家長都在為孩子做作業。他們藉口是在協助孩子，因為孩子們感到無能為力。如果父母不幫孩子做作業，就會請家教幫他們做，結果還不是一回事。這些做法培養了孩子們的依賴感和無助感，讓他們覺得自己不能獨立完成作業。”是的沒錯，可家庭作業太難，又太耗費時間了，學生還需要時間進行其他重要的活動，而且老師要給家庭作業打分，學生在家庭作業上的表現會影響績點分數，而斯坦福大學只招收成績最好的學生。再說了，這只是軍備競賽的起點，其他父母也都在幫助他們的孩子。
四年級學生的作品一半以上達到了建築工程學水準
學校項目是那種會展示給大家看的家庭作業，它們赤裸裸地表明，為了確保孩子成功，我們可以走多遠。
在社會科學課上，加州每個四年級的學生都會學到西班牙人的傳教活動。這個單元的教學高☆禁☆潮是一項叫作“佈道所專案”的作業，要求孩子們製作一個三維複製品，呈現這種土坯磚和紅瓦片屋頂組成的建築。
與所有類似的學校項目一樣，這個專案的目的是評估孩子對該主題的瞭解，以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所體現的創造力和精確性。孩子們用各種材料製作這些大型建築：有人用樂高積木，有人用麵團，我甚至見過一個現烤的蛋糕房子，白色糖霜代表土坯磚，紅色糖霜代表屋頂，標誌性的天主教十字架用蠟燭表示。就像任何類似的學校專案一樣，佈道所專案讓家長們有機會展示，自己是多麼擅長當孩子，在這個案例中，他們就充當了四年級學生。
我去參觀索耶和埃弗裡的佈道所專案時，發現他們班上至少有一半的設計達到了建築工程學的精確水準，只可能是出自父母之手。我揚起眉毛，手指項目，對著我丈夫哼了哼鼻子。他就是設計師，但他保持了令人欽佩的克制，沒有參與孩子們的項目。每次我都不禁想，這些家長覺得是在糊弄誰呢？我希望老師明確指出父母的參與完全不合適，如果父母違反了規定，就該取消孩子的等級。但事實證明，除非是經驗最為豐富的老師，一般老師很難對抗拿著噴膠槍的富人家長。
希拉蕊·考斯坦（Hillary Coustan）家住芝加哥北部伊利諾城的埃文斯頓，這裡是西北大學的所在地。她是律師，兼任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和西北大學的法學教授。她先後畢業于密西根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為人聰明、體貼、坦率，有兩個年幼的兒子。有一天，我在電話裡跟她談起在小學學校項目方面的經驗，儘管孩子們都還很小，但對於父母過分介入的情況，她已經很熟悉了。
她的兒子艾利4歲那年參加了當地的一個兒童專案，專案要求孩子們介紹一種海洋生物。考斯坦告訴我：“項目的關鍵是能獨立完成，並在一群愛你的人面前進行講解。艾利負責介紹鯊魚，我想幫他想一個他自己可以做的項目，讓他可以為完成這個項目感到驕傲，而不需要我幫他做任何事情。”在這個年齡，艾利的精細運動技能還不夠發達，所以不能畫畫，但是他會用剪刀。於是考斯坦決定畫一條鯊魚的正面和背面，然後讓艾利把它剪下來、上色，裡面再用報紙填充。
幾天後，演講時間到了。大約有15個5歲左右的孩子參加，他們大多都帶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三折頁的海報板、蟲膠照片和列印精美的研究分析。艾利驕傲地站在那兒，手拿小小的填充鯊魚。當晚演講過程中，有的聽眾竊笑不已，也許有些人在笑可憐的艾利表現不佳，而其他人則指出有些項目明顯是家長完成的這一事實，小艾利不為所動。直到今天，那條填充鯊魚還掛在他臥室門上的顯眼位置。
艾利想參加幼稚園的科學展覽。像鯊魚項目一樣，考斯坦想讓他做一個真正能夠自己完成的項目。艾利那時能夠理解摩擦概念，並且十分感興趣，於是定下來做這個項目。他找來一些小玩具車放在斜坡的頂部，又找來浴巾、錫紙和木頭等材料，做了許多條跑道。他明白，項目的要點是測試汽車在不同材料表面滑行的距離。考斯坦想知道他準備如何處理這些資料，由於艾利還不能理解平均數的概念，畢竟他還只是幼稚園小朋友，於是考斯坦建議他畫一幅彩色橫條圖，用不同的顏色表示汽車行駛的不同距離。艾利照她的建議做了。
艾利和父母在科學展覽上看到旁邊小學生的作品是一座精心製作的火山，展示了各種化學物質的不同噴發方式，還標出了化學物質的科學名稱。孩子的爸爸忙著安裝作品，孩子則像個沒事兒人一樣站在一旁。人們前來參觀火山時，那孩子對他的專案無話可說。
第二年，考斯坦成了科學展覽的組織者之一。她希望這場展覽能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機會，讓他們討論各自的專案、想法和結論，真正扮演科學家的角色，而不是懶洋洋地站在三折演示板邊。因此，她和其他組織者從外面請來了科學家擔任評委。
展覽在晚上舉行，對家長和公眾開放。評委們第二天上午來到會場，參觀了每一個項目，還花了很多時間與每一位小科學家進行與其水準相宜的交談。根據對自己專案的熟悉程度，有的孩子回答了評委的問題，有的則答不上來，而學校明確規定家長不可以參加評審會。評委的評審標準之一是作品是否由孩子獨立完成，在最初發佈科學展覽的消息時，這一點就已經告知家長和學生了。
不敢讓孩子失敗，家長替孩子面對挑戰
許多大學老師拒絕接受這一預設，即學過大學預修課程（AP）的學生就掌握了大學“同等”課程的知識。然而，不管這些課程替代大學課業的價值如何，學生們之所以修讀，只因大學招生官會瞄準高中階段選修了最具挑戰性課程的學生。招生官們青睞這些課程，它們嚴謹程度較高，在績點中占的分量較重，通常會給總成績增加一分，B會被視為A。因此在高中階段，要說學術賭注，最高的莫過於AP、國際文憑課程（IB）等預修課程和榮譽課程，它們也是學校成績單軍備競賽爭奪最激烈的地方。
學校官員私下說，在家學習與課堂學習之間最大的品質差距體現在榮譽課程、AP課程和IB課程中，這也是父母為孩子做作業的情況最常見、最令人震驚的證據。我們也許不會為此感到吃驚，家庭作業與課堂作業的品質差異在這些課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原因是賭注太高，所以許多人都在幫孩子做家庭作業。孩子在高中階段面臨最大的學業障礙時，有些家長不會甘冒讓他們失敗或苦惱的危險。怎麼辦呢？只好站在他們的位置上，替他們面對挑戰。
學校為了防止學生把協力廠商的成果據為己有，也就是抄襲，會讓他們通過論文查重網站提交論文，這些網站會掃描學生提交的材料，報告作者是否抄襲了別人已經發表的作品。但是，當涉及父母時，揭露剽竊的軟體程式就無能為力了，而且，這些過度介入的父母很難接受自己是“協力廠商”的觀念。
貝絲·加尼翁（Beth Gagnon）看到不少父母難以劃清界限。她是一名兒童心理治療師，家住新罕布什爾州的波士頓郊區，已經結婚，有自己的家庭。很多父母訪客都在竭盡全力説明孩子逐項完成清單上的專案。他們向加尼翁坦陳，孩子申請私立高中時，論文出自他們之手。加尼翁以幽默的方式請父母考慮一下是否可以，或者是否應該堅持這種支持孩子的衝動。請注意，這些父母來做心理治療，是為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她的標準程式是這樣的：
加尼翁問：“如果這些事情你都為孩子做了，那他們上大學後怎麼辦？他們怎麼融入大學呢？”
家長回答說：“我還會繼續幫他寫的！”
加尼翁問：“那什麼時候是個頭呢？我相當確定宿舍管理員會把你趕出去的。你的年齡不太合適。”
可以想像，家長大約嘿嘿地笑了。如果事情順著加尼翁的思路發展下去，家長也許會有所反思，然後做點現實考慮，答應會努力改變。但是不管加尼翁的方法在治療過程中多麼有效，在現實世界的無情壓力下，來訪者往往還是會退回到現實世界。
許多大學招生官希望錄取對他們學校抱有真正興趣的學生。由於孩子們普遍忙碌而羞澀，或者根本就缺少興趣，所以這也成了家長普遍參與或者假冒頂替的領域。2013年，芝加哥公共傳媒（Chicago Public Media）《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欄目的主持人艾拉·格拉斯（Ira Glass）採訪了佐治亞理工學院本科招生官裡克·克拉克（Rick Clark）。克拉克說，他和他的團隊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況：家長假冒孩子的名義給他們寫電子郵件或打電話。比方說，郵件可能是以某個男孩的口吻寫來的，內容是為最近到學校訪問的事感謝學校，可使用的卻是母親的郵箱位址，或者郵件中使用了“真棒”和“酷”這樣的詞，但克拉克和他的團隊幾乎從沒見過高中生使用這類詞彙。再比方說，母親假冒女兒的名義打來電話，講了大約15分鐘後，她說：“如果她，我是說，如果我想在申請表上列出更多的活動，那該怎麼辦呢？”
如果讓孩子依靠自己的能力會怎麼樣？我們花錢請人幫孩子做作業時，內心的道德晴雨錶可能難免失控，但在孩子的高中階段，我們仍然不介意雇人幫他們取得盡可能多的成就，還要盡可能幫孩子潤色個人陳述，充分體現他們的成就。孩子可以接受任何一門功課，甚至是每門功課的輔導，不僅是為了彌補C、D和F之類的成績，還要把B變成A,把A變成A+。如果家庭負擔得起，孩子可能會花幾年的時間準備SAT，包括參加昂貴的備考課程，以及多次參加考試。聽說有個高中生的家長出了10萬美元請人輔導孩子的AP課程及所有SAT考試科目。
如果孩子就讀于公立學校，那麼，在孩子申請大學時，我們可能想雇一個“私人升學顧問”，以給他足夠的關注，因為公立學校的升學指導顧問通常要面對150～400名學生，相比之下，私立學校升學指導顧問的工作量只是他們的一小部分。私人顧問能提供一對一的諮詢，也能提供諸如週末寫作訓練之類的指導。私立高中的學生家長有些也會雇用這些顧問。有些顧問會提供道德上不可靠的保證，比如聲稱對某些名校具有“影響力”。2013年,26％的大學申請者報告，使用這種服務的孩子比10年前多出了3倍。
2014年夏天，矽谷的一位女士在斯坦福大學的求職版上刊登廣告，招募一位學生來輔導她14歲的兒子，她誇自己的兒子“智商高，多才多藝，沒有特別的需要，能夠談論成人層次的複雜話題”。這份工作要求應聘者在工作日的下午陪伴這位年輕人，“確保他鍛煉、整理資料夾、提前做好計畫，討論正常的青少年問題……並幫助他提高對責任、後果和智謀的理解。”這位媽媽要求候選人在大學的績點不低於3.5分，願意支付每小時25～35美元的工資。即便是對研究生和有教學或輔導經驗的老師來說，這也是較高水準的薪水了。
當然，我不知道這位家長為什麼覺得有必要為她的孩子提供這樣的輔導，但有理由推測，大概與大學的準備工作有關，或許也跟孩子的未來生活有關。我的問題是，為什麼童年本身還不是充分的準備？為什麼孩子需要特殊的説明？我們如此熱烈地為他們準備的偉大未來是什麼？如果讓這個孩子依靠自己的能力會怎麼樣？他貌似很成功啊？雖然我不贊成這類事情，但讀這位母親的廣告時，心裡還是湧起了淡淡的恐慌感。看看這位家長為孩子提供了什麼，我是否也該照此辦理呢？
這種恐慌感深深植根於參與這場學業軍備競賽的家長內心。一個紐約人這樣解釋他對這種恐慌的理解：“我們感到生活在一個匱乏的時代。我們不再活在‘美國夢’中。如果你的孩子得到了那份工作，或者那個大學的錄取資格，我的孩子就得不到了。在這種環境下，父母會不惜採取一切措施，確保孩子進入某所常春藤盟校。”
是的，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其他常春藤盟校的錄取名額實在太少了。然而進不了這些學校也並不表示學生的未來就會被局限。2014年，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陪他的大女兒馬莉婭參觀大學，引起了人們對這一事實的關注。“我們告訴她：‘別以為有10所學校是你必須去的，如果去不了那10所學校，情況就會很可怕。學校多得是。’”當然，美國總統很容易用長遠的眼光去看待女兒的未來保障，不過對我們其他人來說，面對不合理的情況，他的觀點也仍然是合理的。
如果孩子已經習慣了我們全程參與，如果我們撒手，他們就沒有能力處理任何事情了在大學錄取過程中，父母為孩子戰鬥；等孩子進入大學後，父母還得繼續為他們戰鬥。在斯坦福大學及全美大學排行榜上各個層次的大學都會發現，有些家長出沒于大學校園，像大學生一樣做作業，他們會選擇那些自認為能促使孩子成功的課程，幫孩子選專業、修改論文、打電話給老師詢問成績，當孩子受到行為方面的指控時，請律師為孩子辯護。與大學生並肩學習的父母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學校生活中，有時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底是誰在上大學？
一旦孩子進了大學，研究生院或就業市場就成了下一個戰鬥前線。如果孩子習慣了接受我們的幫助，那到了找工作的時候，他們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想要，也更需要我們。我們為了爭取短期勝利，開始手把手地指導孩子，卻沒有意識到長期成本，即他們還能否為自己做些什麼事情？
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大學生就業研究所（CERI）進行過全美勞動力市場調查，重點關注畢業生在事業初期階段的情況，以及雇主如何能更成功地實現讓年輕人從大學到工作的過渡。CERI主任菲爾·加德納認為，在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破滅和“9·11”事件導致經濟衰退之前，父母並不會認真參與孩子的工作生活。
但從2005年前後開始，加德納聽到了一些聳人聽聞的消息，報導家長參與大學生求職和工作的情況。作為研究者，他想從奇聞逸事轉換到具體資料。所以，2006—2007年，CERI的年度雇主調查問題包括家長參與招聘和錄用過程的情況，以及家長參與的活動類型，共有725家雇主做出了回應。請注意，這項調查是在大衰退爆發之前、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做的，也是在家長和孩子開始通過大量發短信和打電話保持聯繫之前，據說這兩件事都極大地加劇了父母介入年輕人生活的情形。
在725名雇主中，有23%的人說，招聘大學畢業生時，看到有父母陪同的情況為“有時”和“經常”。小公司幾乎沒見過父母，而有1/3雇用人數超過3700人的大公司見證了家長的參與。之所以有這種區別，可能是因為大公司更有可能參加校園招聘活動和招聘會，在這兩個場合，家長都是人頭攢動。
通過CERI的調查，加德納瞭解了家長參與大學生求職的多種方式，並對每一種發生的頻率做了測算。調查結果如下：獲取公司資訊（40%），代表子女提交簡歷（31%），促進子女獲得職位或增加起薪（26%），參加招聘會（17%），如果公司沒有雇用他們的子女，就發出怨言（15%），安排面試（12%），就工資和福利進行談判（9%），要求給他們的孩子晉升職位或漲工資（6%），參加面試（4%）。
母親通常會負責前期工作，如收集公司資訊、安排面試和造訪公司，父親則更可能出現在談判時，以及子女受到紀律處分時。CERI的調查報告顯示：“有個雇主建議提交簡歷的父母：‘請告訴他，你已經把他的簡歷遞到我們公司了。可我們根據簡歷庫的資訊致電過一個學生，發現他對我們公司一無所知，而且對我們的職位也沒興趣。’”
加德納說“：有些父母會為孩子提供有益的幫助，他們幫孩子搜尋工作機會、鼓勵孩子、為他們提供情感支援，有時候還提供暫時的經濟支援，但他們做這些事並不是為了孩子。10年或者20年前，你不會見到任何父母參與起薪和就業條件的談判，但現在會。”雇主告訴加德納，過度參與招聘過程的父母不會到此為止,他們還會繼續參演“第三季”，即在工作場所幫孩子完成工作任務。“我們採訪了一些家長，他們說：‘也許我們犯了錯誤，因為孩子都30多歲了，可還想讓我們幫他找工作。’”加德納說。
這裡的教訓是，當有一天父母認識到成年子女應該自行處理各種事情，迫切希望退出軍備競賽時，卻為時已晚，難以抽身。孩子已經習慣了我們的全程參與，如果我們撒手，他們就沒有能力處理任何事情了。
《如何讓孩子成年又成人》
[美] 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湛廬文化出品
本文摘自：《如何讓孩子成年又成人》，[美] 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湛廬文化出品，摘錄已獲授權。
作者簡介：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美國知名教育工作者，曾擔任斯坦福大學新生教務長及本科生顧問十多年，深受學生喜愛，並獲得了斯坦福大學最高教學獎——丁克斯皮爾獎(Dinkelspiel Award)。
編輯：羅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