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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長鏡頭的導演那麼多,但這個人才是拿摩溫

文 | magasa

上世紀60年代歐洲藝術電影出現井噴,西歐國家中以法國和義大利為主,在東歐則以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居首。為匈牙利電影贏得國際榮譽的的米克洛什·楊索、翁德拉什· 科瓦奇、伊斯特萬·薩博等年輕導演也被稱為匈牙利的“新浪潮”,

他們特別熱心於在銀幕上重現本國歷史,並探討民族自我認同的問題,其中猶以楊索為最。

《我的回家之路》(1964)

楊索1964年拍成《我的回家之路》,講二戰的最後幾天一個匈牙利少年士兵在荒原遊蕩的經歷,

他被蘇軍反復俘虜多次,後來同一個蘇軍士兵建立了友誼,他的夢想是回到家鄉。

這部影片基本上預示了楊索後來的所有主題與風格,人與自然的關係,權力的更迭無常,惟一不同的是這部影片有一個真正的主角。接下來是《無望的人們》,對於楊索來說,它就像塔可夫斯基從《伊萬的童年》飛躍到《安德列·盧布廖夫》一樣,標誌著一種全新的電影風格的誕生。

在這部電影裡,楊索帶我們回到1848年匈牙利科蘇特革命被奧地利與俄羅斯聯手鎮壓20年之後,荒蕪的平原上仍然流竄著大量的農民起義者,他們有的繼續反抗,有的被當局殺死,還有的淪為盜賊。因為政府的追捕騷擾,倖存者成為「一群沒有希望的人」,

卻也被老百姓視為民族的英雄。政府將抓來的犯人關押在隔離營中,用各種手段展開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威逼利誘他們招供出遊擊隊長的身份。

楊索大膽地打破了英雄主義的光環,質疑農民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共產主義歷史話語中天生正義的地位,

指出「烈士」也有怯懦偷生的一面。他承認,鍾情歷史題材是因為無法直接批評現實政治,有心的觀眾自然可以從這個19世紀的故事中讀出作者對匈牙利當前現實的態度。

楊索對權力的展示是卡夫卡式的,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人永遠不露面,命令不期而至,所有人只能被動接受。所以這部影片裡不交代前因後果,不交代人物心理,重要的決定已經在故事空間外作出,

銀幕上呈現的只是結果。楊索只向觀眾展示人物和環境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

在這點上,他深受安東尼奧尼的影響,一樣是讓人在環境中不停地走來走去,但他比安氏走得更加極端,楊索鏡頭中的人與周遭的關係經常是剝離的,甚至他們連自我意志也被剝奪了,失去了個人生活和目標,剩下的惟有與權力結構的關係。

他們的行為非由內在心理所驅動,而是遵從權力地位的邏輯。強大的權力場像黑洞吞噬光一樣將他們消化得乾乾淨淨。所以楊索的電影裡沒有什麼真正有意義的對白,因為沒有明確的敘事目標,沒有需要,無關緊要。

《無望的人們》(1966)

《無望的人們》,就像它的片名所指示的,也是一部缺少明確主人公的影片。在《我的回家之路》之後,楊索電影裡很少出現固定的主角和穩定的故事主線。觀眾不太看得清畫面上被壓迫的人是誰,更不太看得清施加暴力的人又是誰,他們穿著統一的制服,不以面目示人。

影片的事件主要發生在三個場景中,圈在圍牆之內的監獄、狹小簡陋的審訊室,和空曠的荒原。本片的視覺風格與這幾處環境緊密有關。所有建築一律刷成白牆,而俘虜和看守幾乎都穿著深色衣服,一黑一白,構成影片反差強烈的主色調,中間的過渡被壓制。

構圖方案基本上就是黑色的人影在白色的背景前移動,那麼傳統黑白電影用來勾勒人物身形的輪廓光就不必要了。主光大部分時候很弱,太陽反射的補光時有時無,更增加了人臉的模糊性和辨識難度。大量的外景中,一望無際的地平線在寬銀幕上放肆地展開,與成群結隊的俘虜的身影豎直相交,建立起肅穆的形式美感。

本片運用的寬銀幕技術是來自瑞典開發的AgaScope(CinemaScope的一種變體),還保留著早期Scope電影的一些缺點,如畫面邊緣壓縮率偏高,導致人物在畫面兩邊時變成瘦子。幫助楊索完成這種華麗的極簡主義風格的攝影師塔瑪斯·索姆羅是他在六十年代的主要合作者,兩人從1957年開始建立搭檔關係,直到1968年楊索遠走他鄉,《紅軍與白軍》也是兩人共同的作品。

Miklós Jancsó

楊索離開祖國後的作品很多都不太成功,不過他勇敢地跳出傳統民族電影概念的桎梏,巧妙地擺脫審查刁難,採用更加現代的手法,用極簡的情節、辯證的畫面挑戰觀眾的接受限度,推動了電影藝術手段的演進。萊昂內、安哲羅普洛斯、貝拉·塔爾……儘管這些導演的作品看上去大相徑庭,但他們的美學靈感無不受益于楊索60年代的嘗試。

失去了個人生活和目標,剩下的惟有與權力結構的關係。

他們的行為非由內在心理所驅動,而是遵從權力地位的邏輯。強大的權力場像黑洞吞噬光一樣將他們消化得乾乾淨淨。所以楊索的電影裡沒有什麼真正有意義的對白,因為沒有明確的敘事目標,沒有需要,無關緊要。

《無望的人們》(1966)

《無望的人們》,就像它的片名所指示的,也是一部缺少明確主人公的影片。在《我的回家之路》之後,楊索電影裡很少出現固定的主角和穩定的故事主線。觀眾不太看得清畫面上被壓迫的人是誰,更不太看得清施加暴力的人又是誰,他們穿著統一的制服,不以面目示人。

影片的事件主要發生在三個場景中,圈在圍牆之內的監獄、狹小簡陋的審訊室,和空曠的荒原。本片的視覺風格與這幾處環境緊密有關。所有建築一律刷成白牆,而俘虜和看守幾乎都穿著深色衣服,一黑一白,構成影片反差強烈的主色調,中間的過渡被壓制。

構圖方案基本上就是黑色的人影在白色的背景前移動,那麼傳統黑白電影用來勾勒人物身形的輪廓光就不必要了。主光大部分時候很弱,太陽反射的補光時有時無,更增加了人臉的模糊性和辨識難度。大量的外景中,一望無際的地平線在寬銀幕上放肆地展開,與成群結隊的俘虜的身影豎直相交,建立起肅穆的形式美感。

本片運用的寬銀幕技術是來自瑞典開發的AgaScope(CinemaScope的一種變體),還保留著早期Scope電影的一些缺點,如畫面邊緣壓縮率偏高,導致人物在畫面兩邊時變成瘦子。幫助楊索完成這種華麗的極簡主義風格的攝影師塔瑪斯·索姆羅是他在六十年代的主要合作者,兩人從1957年開始建立搭檔關係,直到1968年楊索遠走他鄉,《紅軍與白軍》也是兩人共同的作品。

Miklós Jancsó

楊索離開祖國後的作品很多都不太成功,不過他勇敢地跳出傳統民族電影概念的桎梏,巧妙地擺脫審查刁難,採用更加現代的手法,用極簡的情節、辯證的畫面挑戰觀眾的接受限度,推動了電影藝術手段的演進。萊昂內、安哲羅普洛斯、貝拉·塔爾……儘管這些導演的作品看上去大相徑庭,但他們的美學靈感無不受益于楊索60年代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