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髮局主席史美倫：“中資企業已經是香港市場的‘持份者’”
特約撰稿 朱麗娜 香港報導
編者按
7月1日，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紀念日。20年來，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充分發揮“一國”與“兩制”的雙重優勢，從金融、零售到科技、地產等各產業經歷了巨大的變遷和升級。
素有香港“鐵娘子”之稱的史美倫，是亞洲商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
1985年，她從美國回流香港，1991年加入香港證監會，
站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時間節點上，回望20年來香港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發展的得與失，以及香港的未來去往何處，那麼史美倫無疑是一個極為恰當的人選。
“1992、1993年：第一批國企來香港上市；1992-1997年期間，一大批中資企業在香港上市；20多年後的今天，
她指出，在香港回歸20年以來，最大的變化是中資企業在利用香港作為一個融資平臺的過程中推動了自身的改革，香港助推了中資企業的國際化。
目前史美倫擔任香港金融發展局（簡稱香港金髮局）主席，每天的行程安排得密密麻麻，
中資企業在港角色變遷
二十年光陰荏苒，中資企業從最初在香港市場嶄露頭角，到目前已成為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從中資企業來講，到今天不只是利用（香港資本市場這一）平臺的參與者；還是投資者，他們也在香港有投資；也是成分者（成分股），他們占了很大的市值；最重要的，他們是持份者，作為持份者，就有責任維持（香港）市場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史美倫此番定義，給中資企業之於香港市場的角色與責任，做出了畫像——既是參與者，也是投資者，
中資企業見證了這個城市回歸二十年來的發展。截至2015年底，香港中資企業共有4037家，擁有總資產19.83萬億港元，在港雇傭員工人數近7.5萬人，在不少行業佔據重要市場份額。
在她看來，隨著一大批中資企業赴港上市，香港由一個區域性的市場華麗變身為吸引全球投資者的國際金融中心。“回想國企在香港上市以前，香港只是一個本地的市場，當時只有600萬人，這樣的經濟體能有多大呢？所以沒有內地的企業，香港就沒有今天的地位。”她深有感慨。
“內地企業來香港上市，這對於國際投資者是一個吸引力，因為（這些投資標的）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同時，最重要的是香港優勢，我們的法制很清晰，遊戲規則清晰、公平、公開，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公信力。國際資金不斷來，內地企業資源不斷來，這樣才打造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她說道。
她舉例說，1990年代初期，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香港證監會開展了一系列培訓班，“當時獨立董事還是很新的概念，所有的獨董都要進行一周培訓。我們也請香港廉政公署的人員來講課。因為我們希望內地公司不僅需要瞭解上市規則，也要熟悉國際化的公司管制和相應的法規，這是一套體系的。”
尋求金融科技突圍
隨著全球市場競爭與日俱增，國內資本市場快速崛起，香港應如何突圍、如何重新定位呢？“我們在網路方面相對落後，香港畢竟是很小的經濟體，但可以從其他的科技方面尋找發展空間，最重要還是要自強不息。過去幾年香港人還是在吃老本，沒有新思維新發展。”史美倫言辭犀利。
曾經在內地和香港金融監管機構擔當要職的史美倫，對於金融市場的發展有著十分敏銳的觸覺。早在2014年6月，香港金髮局已經發佈報告，指出儘管香港交易所是世界頂級的IPO交易所，然而香港市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來自中國內地。對內地公司的高度依賴可能會削弱香港交易所“國際化”市場的地位，不利於長期發展。
報告指出，截至2014年4月底，香港交易所股票總市值約為新加坡交易所的四倍。根據新加坡交易所2012年12月的資料顯示，國際公司占新加坡交易所總市值的39%，而香港交易所的相關數字僅為6%。
一直以來，香港的金融監管以穩健著稱，然而，這把“雙刃劍”亦阻礙了金融創新的節奏，因而飽受詬病。
其中一例是“同股不同權”之爭，而與阿裡巴巴這類內地高科技龍頭失之交臂。根據港交所此前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5月底，102家中國內地公司選擇美國作為主要上市地，大部分為資訊科技類公司，其中近1/3採用不同投票權結構，合計市值達1513億美元，占全部美國上市的中國內地公司總市值的70%。
再有一例則是香港金融科技發展的滯後。香港金髮局今年5月發佈的《香港金融科技的未來》報告提到，“香港在制定金融規例和政策時並沒有顧及金融科技。其他問題還包括公營部門欠缺整體協調、缺乏創新技術和成本高昂等。長遠發展來說，香港擁有強健的‘金融’業務，但沒有強大的‘科技’實力。香港正面臨其他對手迅速發展金融科技所帶來的激烈競爭。”
同時，香港金融機構對這些顛覆性科技的謹慎取態也體現在投資方面。普華永道今年4月發佈的一份調查顯示，香港本地的金融機構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資僅占其年收入的14%左右，相比之下全球平均水準約15.4%，而中國內地金融機構的投入則高達32％。
事實上，香港金融監管者正在發力。2015年3月30日，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成立金融科技督導小組，由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擔任主席。同時，香港證監會成立了金融科技聯絡辦事處，協助金融科技業界瞭解現行的監管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稱香港金管局）亦設立了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
官方資料顯示，香港在過去兩年共吸引了4億美元的風險資金投資于金融科技公司，去年香港金融科技初創企業的數量已達到138家，同比增加60%。此外，香港金管局正在研究將分散式記帳技術（區塊鏈技術）應用于貿易融資方面，將有助於增加貿易融資流程的透明度，並減少虛假交易。
把握“一帶一路”天賜良機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近年來正面對外貿增長乏力、內需停滯的雙重困境。因此，搭上“一帶一路”的“順風車”意義重大。
史美倫坦言，“一帶一路”對於香港是天賜良機，“因為我們自己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宏觀的、整套的長期計畫或者倡議，既然國家有，那麼香港要趕快把握這個機會，去推廣自己。”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香港特區政府一直積極將香港打造為“‘一帶一路’超級連絡人”的角色。史美倫則指出，香港在這當中應該有更加立體和多元化的角色，除了當連絡人、仲介人以外，還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其中提供很多增值服務，“香港不應該滿足於僅僅做一個連絡人的角色。”她說。
她舉例說，香港地鐵的運營維護和管理水準可以說是全球頂尖，相關的經驗完全可以推廣到“一帶一路”上。“最近我和特區政府去哈薩克推廣‘一帶一路’，當地政府很希望蓋地鐵。香港在地鐵管理和運營方面都很成功，具備世界一流水準。同時，城市管理我們做的也不錯，很有經驗。”她表示。
“我們（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沒有祖國的資源，就沒有辦法面向世界。同樣，如果只是背靠祖國，沒有面向世界，那麼我們與內地的城市也就沒有什麼區別。”她一針見血。
業界認為，香港兼備“一國”和“兩制”雙重優勢，是中國內地與世界各國之間的“超級連絡人”。在金融、投資、專業服務、貿易、物流、文化、創意、創新和科技等方面，香港都可以發揮獨特的“超級連絡人”作用，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互補所需。
為此，香港金融管理局於去年7月正式成立“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IFFO）”。此舉意在彙聚投資者、銀行和金融業界，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基建專案的投資。截至去年6月底，IFFO已擁有41家合作夥伴，涵蓋多邊金融機構、公私型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基建專案發展及營運公司以及專業服務公司等。
“回想國企在香港上市以前，香港只是一個本地的市場，當時只有600萬人，這樣的經濟體能有多大呢？所以沒有內地的企業，香港就沒有今天的地位。”她深有感慨。
“內地企業來香港上市，這對於國際投資者是一個吸引力，因為（這些投資標的）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同時，最重要的是香港優勢，我們的法制很清晰，遊戲規則清晰、公平、公開，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公信力。國際資金不斷來，內地企業資源不斷來，這樣才打造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她說道。
她舉例說，1990年代初期，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香港證監會開展了一系列培訓班，“當時獨立董事還是很新的概念，所有的獨董都要進行一周培訓。我們也請香港廉政公署的人員來講課。因為我們希望內地公司不僅需要瞭解上市規則，也要熟悉國際化的公司管制和相應的法規，這是一套體系的。”
尋求金融科技突圍
隨著全球市場競爭與日俱增，國內資本市場快速崛起，香港應如何突圍、如何重新定位呢？“我們在網路方面相對落後，香港畢竟是很小的經濟體，但可以從其他的科技方面尋找發展空間，最重要還是要自強不息。過去幾年香港人還是在吃老本，沒有新思維新發展。”史美倫言辭犀利。
曾經在內地和香港金融監管機構擔當要職的史美倫，對於金融市場的發展有著十分敏銳的觸覺。早在2014年6月，香港金髮局已經發佈報告，指出儘管香港交易所是世界頂級的IPO交易所，然而香港市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來自中國內地。對內地公司的高度依賴可能會削弱香港交易所“國際化”市場的地位，不利於長期發展。
報告指出，截至2014年4月底，香港交易所股票總市值約為新加坡交易所的四倍。根據新加坡交易所2012年12月的資料顯示，國際公司占新加坡交易所總市值的39%，而香港交易所的相關數字僅為6%。
一直以來，香港的金融監管以穩健著稱，然而，這把“雙刃劍”亦阻礙了金融創新的節奏，因而飽受詬病。
其中一例是“同股不同權”之爭，而與阿裡巴巴這類內地高科技龍頭失之交臂。根據港交所此前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5月底，102家中國內地公司選擇美國作為主要上市地，大部分為資訊科技類公司，其中近1/3採用不同投票權結構，合計市值達1513億美元，占全部美國上市的中國內地公司總市值的70%。
再有一例則是香港金融科技發展的滯後。香港金髮局今年5月發佈的《香港金融科技的未來》報告提到，“香港在制定金融規例和政策時並沒有顧及金融科技。其他問題還包括公營部門欠缺整體協調、缺乏創新技術和成本高昂等。長遠發展來說，香港擁有強健的‘金融’業務，但沒有強大的‘科技’實力。香港正面臨其他對手迅速發展金融科技所帶來的激烈競爭。”
同時，香港金融機構對這些顛覆性科技的謹慎取態也體現在投資方面。普華永道今年4月發佈的一份調查顯示，香港本地的金融機構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資僅占其年收入的14%左右，相比之下全球平均水準約15.4%，而中國內地金融機構的投入則高達32％。
事實上，香港金融監管者正在發力。2015年3月30日，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成立金融科技督導小組，由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擔任主席。同時，香港證監會成立了金融科技聯絡辦事處，協助金融科技業界瞭解現行的監管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稱香港金管局）亦設立了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
官方資料顯示，香港在過去兩年共吸引了4億美元的風險資金投資于金融科技公司，去年香港金融科技初創企業的數量已達到138家，同比增加60%。此外，香港金管局正在研究將分散式記帳技術（區塊鏈技術）應用于貿易融資方面，將有助於增加貿易融資流程的透明度，並減少虛假交易。
把握“一帶一路”天賜良機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近年來正面對外貿增長乏力、內需停滯的雙重困境。因此，搭上“一帶一路”的“順風車”意義重大。
史美倫坦言，“一帶一路”對於香港是天賜良機，“因為我們自己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宏觀的、整套的長期計畫或者倡議，既然國家有，那麼香港要趕快把握這個機會，去推廣自己。”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香港特區政府一直積極將香港打造為“‘一帶一路’超級連絡人”的角色。史美倫則指出，香港在這當中應該有更加立體和多元化的角色，除了當連絡人、仲介人以外，還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其中提供很多增值服務，“香港不應該滿足於僅僅做一個連絡人的角色。”她說。
她舉例說，香港地鐵的運營維護和管理水準可以說是全球頂尖，相關的經驗完全可以推廣到“一帶一路”上。“最近我和特區政府去哈薩克推廣‘一帶一路’，當地政府很希望蓋地鐵。香港在地鐵管理和運營方面都很成功，具備世界一流水準。同時，城市管理我們做的也不錯，很有經驗。”她表示。
“我們（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沒有祖國的資源，就沒有辦法面向世界。同樣，如果只是背靠祖國，沒有面向世界，那麼我們與內地的城市也就沒有什麼區別。”她一針見血。
業界認為，香港兼備“一國”和“兩制”雙重優勢，是中國內地與世界各國之間的“超級連絡人”。在金融、投資、專業服務、貿易、物流、文化、創意、創新和科技等方面，香港都可以發揮獨特的“超級連絡人”作用，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互補所需。
為此，香港金融管理局於去年7月正式成立“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IFFO）”。此舉意在彙聚投資者、銀行和金融業界，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基建專案的投資。截至去年6月底，IFFO已擁有41家合作夥伴，涵蓋多邊金融機構、公私型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基建專案發展及營運公司以及專業服務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