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九峰真人）
《紅樓夢》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元春省親情節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 至西街門下了馬， 將馬趕出圍幕之外， 便垂手面西站住。 半日又是一對， 亦是如此。 少時便來了十來對， 方聞得隱隱細樂之聲。 一對對龍旌鳳翣， 雉羽夔頭， 又有銷金提爐焚著禦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 便是冠袍帶履。
從周汝昌開始， 到劉心武， 以至近來不少胡適派紅學家， 以及那些胡適派紅學跟風的紅迷， 都抓住“曲柄七鳳金黃傘”大做文章， 認為這是乾隆十三年開始實施的皇妃仗儀標準，
這裡還是以持以上觀點的陳傳坤先生的《新辨紅樓背景在乾隆年間》一文為例， 讓讀者們從史料中自己分析一下， 到底“曲柄傘”能不能證明《紅樓夢》成書於乾隆十三年以後， 這樣武斷而短視的結論。 陳傳坤關於“曲柄傘”的文字引用如下：
下面再仔細考量一番系列旁證， 與乾隆年間的歷史契合的證據有：
一、《紅樓夢》第 18 回 “賈元春歸省慶元宵”：
少時便來了十來對， 方聞隱隱鼓樂之聲。 一對對鳳龍旌， 稚雉羽宮扇， 又有銷金提爐， 焚著禦香， 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 便是冠袍帶履， 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 一隊隊過完，
敘述元妃“然後是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 便是冠袍帶履。 ”曲蓋， 即古時儀仗用的曲柄傘， 歷代多沿襲此制。 《清史稿·一○五·輿服制四》則多次載述“九龍曲柄黃蓋”。 在貴妃儀仗中， 亦提及“七鳳金黃曲柄蓋”等。 有歷史專家考證， 皇室權威的象徵“黃金傘”， 從乾隆朝十三年改制時貴妃才創設有“曲柄七鳳金黃傘”。 據《雍正會典》記載， 清初到雍正朝皇貴妃、貴妃所用者為“紅緞七鳳曲柄傘”， 皇貴妃、貴妃使用的傘蓋為金黃色， 典故是乾隆十三年以後。 其中， 庚辰本和程本系列是“曲柄七鳳金黃傘”， 只有己卯本“金黃”兩字顛倒了， 為“曲柄七鳳黃金傘”應為訛誤。
貴妃在乾隆十三年開始有“七鳳金黃曲柄蓋”的待遇。
首先我們看一下， 乾隆十三年開始實施的皇妃仗儀史料：
（《清史稿》·志八十）
皇貴妃的新制仗儀是：“吾仗四， 立瓜四， 臥瓜四。 赤、黑素旗各二， 金黃色鳳旗二， 赤、黑鳳旗各二。 金黃、赤、黑三色素扇各二， 赤、黑鸞鳳扇各二， 赤、黑瑞草傘各二， 明黃、赤、黑三色花傘各二。 金節二。 拂二， 金香爐、香盒、盥盤、盂各一， 金瓶二， 金椅一， 金方幾一。 七鳳明黃曲柄蓋一 。 翟輿一乘， 儀輿一乘， 翟車一乘。 （原定：皇貴妃儀仗， 紅、黑鳳旗各二， 金節二， 吾仗二， 立瓜二， 臥瓜二。 紅曲柄七鳳傘一， 紅直柄花傘二， 紅直柄瑞草傘二， 紅方傘二， 金黃素扇二， 紅繡扇二。 拂二， 金香爐一， 金瓶二， 金香盒一， 金唾壺一， 金盆一， 馬杌一， 交椅一， 腳踏一。 貴妃儀仗同。 ）”
大家看了陳傳坤的資料後， 我在這裡要跟大家解釋一下：宮廷皇后妃嬪人等的級別標誌，
十分清楚， 乾隆十三年的改制， 是把原來的“曲柄傘”改為了“曲柄蓋”！因此“曲柄傘”不但不能標誌小說寫於乾隆十三年以後， 反而恰恰為故事背景更早找到了依據。 我們看一下順治年間的仗儀制度：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五十二）
順治時期的規格是：定皇太后儀仗、及皇妃儀仗制、皇太后儀仗黃緞繡九鳳曲柄傘一。黃緞寶相花傘四。紅瑞草傘二。紅素方傘二。銷金九鳳藍傘二。青傘二。繡龍鳳黃扇二。金黃素扇二。繡龍鳳紅扇二。繡鸞鳳雉尾紅扇二。吾仗四。臥瓜四立瓜四。紅旗二。黃旗二。青旗二。藍旗二。俱用緞銷金龍鳳文。金節一對。用黃紗繡龍鳳文。黃轎一。黃車二。金馬杌一。金交椅一。腳踏一。金唾盂一。金壺一。金水礶一。金香罏二。拂子二。金面盆一。金香盒二。用紅油銷金彩畫鳳底八角盤八面承之。四角桌八張。舉香罏紅油竿二根。兩頭俱刻鳳文。皇妃儀仗、黃緞繡七鳳曲柄傘一。黃緞寶相花傘二。紅瑞草傘二。紅方傘二。金黃素扇二繡鳳雉尾紅扇二吾仗二臥瓜二。立瓜二。銷金鳳文紅旗二。青旗二。馬杌一。交椅一。腳踏一。俱用起花金葉裹釘金唾盂一。金壺一。金水礶一。金面盆一。金香罏一。金香盒一。用紅油銷金彩畫八角盤六面架六個承之。拂子二節一對。黃轎一車一四角用翟鳥金頂又諸妃儀仗、黃緞繡五。鳳曲柄傘一。素黃緞傘二。紅瑞草傘二。金黃素扇二。吾仗二。銷金鳳文青旗二。臥瓜二。立瓜二。黃轎一。車一。四角用翟鳥鍍金頂馬杌一。交椅一。腳踏一。俱用起花貼金銀葉裹釘。金唾盂一。金面盆一。金壺一。金罏一。金香盒一。用紅油銷金彩畫八角盤、六面架六個承之。金水礶一。拂子二。節一對。(九峰真人按：《清史稿》中稱“仗儀”，《清實錄》中稱“儀仗”)
恰恰是“黃緞七鳳曲柄傘”，也就是說，乾隆十三年以前，都是用傘，而不是蓋；乾隆十三年以後只稱蓋，不稱傘。蓋與傘是兩碼事，我不要多解釋，上一張蓋的圖片，讀者就會一目了然：
（清代皇家用蓋複製品）
陳傳坤先生說：敘述元妃“然後是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曲蓋，即古時儀仗用的曲柄傘，歷代多沿襲此制。《清史稿·一○五·輿服制四》則多次載述“九龍曲柄黃蓋”。在貴妃儀仗中，亦提及“七鳳金黃曲柄蓋”等。有歷史專家考證，皇室權威的象徵“黃金傘”，從乾隆朝十三年改制時貴妃才創設有“曲柄七鳳金黃傘”。陳傳坤引用的證據和論證看似很嚇人，可他沒有說究竟是哪個歷史學家考證了這個結論，也沒提供哪本書中記載了這樣結論。既然“黃金傘”象徵皇家權威，那麼以前顏色或紅或黃，怎麼個定論?曲柄傘順治時期就在使用，到了乾隆十三年，只是傘改蓋的制度改革，而不是顏色什麼象徵的糊弄。顏色只是做了一次統一，不再是雍正時期的紅緞傘，而是採用順治康熙時期的黃緞。這裡的關鍵是由傘改為蓋，而不是顏色的更改。“曲柄七鳳金黃傘”只能出現在紅緞傘之前的順治康熙時期。
對於乾隆十三年的改制，陳傳坤稀裡糊塗說一通，還托言史學家考證，把曲柄蓋搖身一變就是曲柄傘了。由此可見，陳傳坤的“從乾隆朝十三年改制時貴妃才創設有“曲柄七鳳金黃傘”完全是篡改歷史的說法。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從乾隆十三年（1748）開始， “曲柄傘”皇妃仗儀制度廢除！推行的是“曲柄蓋”。
史料就是真相！一些胡適派紅學研究者居然靠篡改史料來附會自己的觀點，這樣的論證只能糊弄那些不動腦筋的人，本不值得一駁。但是，我們還是應該感謝那些胡適派紅學研究者們，他們千方百計試圖證明《紅樓夢》是乾隆時期一個跟書中的“增刪者曹雪芹”重名的人寫的，而他們提供的證明資料又往往給否定乾隆時期的“曹雪芹”帶來新的線索和思考。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對史料的搬運工作對我們反向論證還是有益的。
（本文由瀟湘夜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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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王華東 至真齋主 編輯：瀟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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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五十二）
順治時期的規格是：定皇太后儀仗、及皇妃儀仗制、皇太后儀仗黃緞繡九鳳曲柄傘一。黃緞寶相花傘四。紅瑞草傘二。紅素方傘二。銷金九鳳藍傘二。青傘二。繡龍鳳黃扇二。金黃素扇二。繡龍鳳紅扇二。繡鸞鳳雉尾紅扇二。吾仗四。臥瓜四立瓜四。紅旗二。黃旗二。青旗二。藍旗二。俱用緞銷金龍鳳文。金節一對。用黃紗繡龍鳳文。黃轎一。黃車二。金馬杌一。金交椅一。腳踏一。金唾盂一。金壺一。金水礶一。金香罏二。拂子二。金面盆一。金香盒二。用紅油銷金彩畫鳳底八角盤八面承之。四角桌八張。舉香罏紅油竿二根。兩頭俱刻鳳文。皇妃儀仗、黃緞繡七鳳曲柄傘一。黃緞寶相花傘二。紅瑞草傘二。紅方傘二。金黃素扇二繡鳳雉尾紅扇二吾仗二臥瓜二。立瓜二。銷金鳳文紅旗二。青旗二。馬杌一。交椅一。腳踏一。俱用起花金葉裹釘金唾盂一。金壺一。金水礶一。金面盆一。金香罏一。金香盒一。用紅油銷金彩畫八角盤六面架六個承之。拂子二節一對。黃轎一車一四角用翟鳥金頂又諸妃儀仗、黃緞繡五。鳳曲柄傘一。素黃緞傘二。紅瑞草傘二。金黃素扇二。吾仗二。銷金鳳文青旗二。臥瓜二。立瓜二。黃轎一。車一。四角用翟鳥鍍金頂馬杌一。交椅一。腳踏一。俱用起花貼金銀葉裹釘。金唾盂一。金面盆一。金壺一。金罏一。金香盒一。用紅油銷金彩畫八角盤、六面架六個承之。金水礶一。拂子二。節一對。(九峰真人按：《清史稿》中稱“仗儀”，《清實錄》中稱“儀仗”)
恰恰是“黃緞七鳳曲柄傘”，也就是說，乾隆十三年以前，都是用傘，而不是蓋；乾隆十三年以後只稱蓋，不稱傘。蓋與傘是兩碼事，我不要多解釋，上一張蓋的圖片，讀者就會一目了然：
（清代皇家用蓋複製品）
陳傳坤先生說：敘述元妃“然後是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曲蓋，即古時儀仗用的曲柄傘，歷代多沿襲此制。《清史稿·一○五·輿服制四》則多次載述“九龍曲柄黃蓋”。在貴妃儀仗中，亦提及“七鳳金黃曲柄蓋”等。有歷史專家考證，皇室權威的象徵“黃金傘”，從乾隆朝十三年改制時貴妃才創設有“曲柄七鳳金黃傘”。陳傳坤引用的證據和論證看似很嚇人，可他沒有說究竟是哪個歷史學家考證了這個結論，也沒提供哪本書中記載了這樣結論。既然“黃金傘”象徵皇家權威，那麼以前顏色或紅或黃，怎麼個定論?曲柄傘順治時期就在使用，到了乾隆十三年，只是傘改蓋的制度改革，而不是顏色什麼象徵的糊弄。顏色只是做了一次統一，不再是雍正時期的紅緞傘，而是採用順治康熙時期的黃緞。這裡的關鍵是由傘改為蓋，而不是顏色的更改。“曲柄七鳳金黃傘”只能出現在紅緞傘之前的順治康熙時期。
對於乾隆十三年的改制，陳傳坤稀裡糊塗說一通，還托言史學家考證，把曲柄蓋搖身一變就是曲柄傘了。由此可見，陳傳坤的“從乾隆朝十三年改制時貴妃才創設有“曲柄七鳳金黃傘”完全是篡改歷史的說法。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從乾隆十三年（1748）開始， “曲柄傘”皇妃仗儀制度廢除！推行的是“曲柄蓋”。
史料就是真相！一些胡適派紅學研究者居然靠篡改史料來附會自己的觀點，這樣的論證只能糊弄那些不動腦筋的人，本不值得一駁。但是，我們還是應該感謝那些胡適派紅學研究者們，他們千方百計試圖證明《紅樓夢》是乾隆時期一個跟書中的“增刪者曹雪芹”重名的人寫的，而他們提供的證明資料又往往給否定乾隆時期的“曹雪芹”帶來新的線索和思考。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對史料的搬運工作對我們反向論證還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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