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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戰
新時期以來，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進程的啟動， 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交往日益增多， 當代文藝作品在講述中國故事時， 也有了不同於以往的國際視野。 如果說1980年上映的電影《廬山戀》依然聚焦於國內政治問題， 美國只是作為一個敘事背景而存在， 那麼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大撒把》、《北京人在紐約》等影視作品， 到美國去尋夢以及由此而來的跨文化生存經驗就成為作品表現的中心主題。 時至今日， 在電影、電視劇、暢銷書等不同類型的大眾文化作品中，
當代中國大眾文化中的出國故事幾乎是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出國熱”同步出現的。 1984年底， 國務院發佈了《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 放寬了出國留學的條件， “出國熱”在全國迅速升溫。 ①與此同步， 一些影視作品也捕捉到了這一社會風潮， 紛紛將鏡頭對準移民群體， 探討由此引發的社會和倫理問題， 如《留守女士》（1991）、《大撒把》（1992）、《北京人在紐約》（1993）等。 從總體上看， 這些作品表現出的對於出國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 它們將出國處理成婚姻關係和穩定生活的破壞因素；另一方面， 它們又將出國尋夢呈現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電影《大撒把》從一開始就確立了這種情感基調。 在送妻子出國時， 男主人公顧顏雖然口頭上說得輕鬆豁達， 內心裡卻充滿不舍和依戀， 他十分清楚， 妻子這一去很可能就有去無回了， 這一別很可能是永別。 在妻子進入檢票口後， 他不斷變換位置， 依依不捨地追尋著妻子遠去的背影。 與他不同， 妻子雖然也有離別的傷感， 但更多的卻是躍躍欲試的興奮， 她滿懷著對新生活的憧憬， 頭也不回地向檢票口走去。 和顧顏一樣， 女主人公林周雲也來機場為丈夫送行， 不料卻因傷心過度而暈倒在地。 面對這一突發狀況， 丈夫手足無措， 左右為難， 最終， 他將妻子託付給素不相識的顧顏， 自己毅然登機遠去。
不難看出， 在這兩對夫妻中， 留守的一方都是情深意重的， 而出走的一方都顯得薄情寡義， 通過這種處理方式， 《大撒把》從一開始就將出走一方置於道德上的不利境地， 從而明白無誤地表明瞭自己的情感立場。 此後， 留守國內的顧顏和林周雲開始惺惺相惜， 相互照顧， 並慢慢產生了感情。 然而他們卻發乎情止乎禮， 始終沒有失去道德上的優勢地位。 在影片最後， 當林周雲要出國與丈夫團聚時， 已經離婚的顧顏並沒有任何挽留， 而是選擇壓抑自己的感情而成全別人。 如此一來， 電影就將全部同情都傾灑在留守一方身上。
然而， 對於出走一方， 《大撒把》並沒有進行道義上的指責， 也沒有“報復性”地為他們安排一個得不償失的結局——從他們的來信看，
在很多方面， 《留守女士》都可以看作《大撒把》的姊妹篇。 不同的是， 《留守女士》表現出更多的矛盾糾結和進退失據。 一方面，它打破了人們對於國外生活的美好幻想，將其指認為一個金錢世界和欲望之地——乃青的丈夫到美國後，不得不放棄自己原來所學的音樂專業，而改學更為實用的商業管理；同時，他還背叛了自己的婚姻，與杜鵬的太太同居。嘉東的妻子在日本的生活也並不如意，她在東京的紅燈區工作，為了生計還做了整容手術，這喻示著在她身上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另一方面，與《大撒把》不同，《留守女士》並沒有將國內生活做溫情化處理，而是將其呈現得落伍而破敗，沒有任何讓人留戀之處。影片中的上海像是一個即將遭人遺棄的城市——陰濕的街道、狹窄的弄堂、擁擠的交通，人們聚集在刻意營造出外國風情的酒吧中，談論的都是如何儘快逃離這座城市。於是，《留守女士》向我們呈現出一個進退無路的困局——就像女主人公乃青不管是出國還是留守都將面臨一份殘缺汙損的感情一樣，也像不管是出國一方還是留守一方都不再道德完美一樣（他們都對婚姻不忠），人們在出國與留守之間也已沒有更好的選擇。更讓人無望的是，就在人們試圖向外逃離的同時，外來文化也已經洶湧而至，國內生活已變成對西方文化的拙劣模仿。因此，不管是去是留，人們都註定要在外來文化的裹挾下身心俱疲，在情感的糾結中傷痕累累。
值得留意的是，電影中多次出現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交響樂《我的祖國》中的旋律，這部以表達對祖國的深沉熱愛為主題的作品，向我們透露出這部電影的深層主題。在電影的結尾處，這一主題再次得到確認——嘉東和兒子站在即將通車的南浦大橋上，望著已經拉開序幕的城市建設，開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從對話中可知，嘉東駕駛的汽車已經由日本產的皇冠換成了“中國和外國聯合制造的”桑塔納，他們都穿上了西裝，打上了領帶，對此，嘉東評價說：“不好看，像個漢奸。”顯然，這裡的“漢奸”是文化意義上的，是指一種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文化混雜狀態。作為這部電影的最後一句臺詞，它像結論一樣表明了創作者的情感態度——對於人們紛紛逃離祖國，對於外來文化的強力衝擊，對於現代化對城市生活和城市面貌的無情改造，既流露出深深的悲愴，又無可奈何地感到這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
與前兩部電影不同，由同名暢銷書改編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正面講述了中國人的出國故事，播出後產生了極大反響。正如片頭所點明的那樣——美國既是天堂又是地獄，本片表現出的對美國的態度也是複雜的、愛恨交織的。一方面，對美國發達的物質文明，它流露出由衷的讚歎和豔羨，片頭逐一呈現了紐約的地標性建築——布魯克林大橋、世貿中心、帝國大廈等，這些建築無不體格龐大、流光溢彩，借助飛機航拍鏡頭，電影營造出一種讓人驚歎的奇觀效果。正如張頤武在分析同類鏡頭語言時所說：“影片往往游離於敘事之外去展現這些場景，攝影機往往愛撫式地掠過眾多帶有西方式色彩的‘物品’，如旅館房間的歐式傢俱，或豪華辦公室中的電子產品等等。這些表現都是試圖通過空間的展現為中國觀眾提供離開中國日常生活經驗的新的感受。它將一種‘奇觀’置於中國觀眾面前”（張頤武[12]）。事實上也是如此，很多普通中國人都是通過《北京人在紐約》這部電視劇，才第一次直觀感受到現代物質文明的強烈衝擊。
但另一方面，對美國社會的文化，《北京人在紐約》卻表現出毫不含糊的不認同。在它的呈現中，美國是一個物質至上、人情冷漠的社會。比如，剛到美國的第一天，姨媽的冰冷態度就給王起明夫婦當頭澆了一盆冷水，也將中美文化之間的差異以一種誇張的方式呈現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震驚體驗。同時，本劇還將美國指認為一個虛偽而刻板的社會，在和大李的談話中，王起明分析說：“你說這美國它也是挺邪行的，你說你要遵紀守法，處處拿這法律卡著你，你扔個煙頭都有人罰你；可你要是我就這個了，我胡作非為了，好像它也不能怎麼著似的，而且有時候成心非得逼著你說瞎話。”正是因為領悟到了這一“真理”，此後王起明憑藉著冒險精神和賭徒心態，最終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而始終循規蹈矩的大李卻一直失意潦倒，並最終客死他鄉。
其實，在《北京人在紐約》中，美國文化與市場經濟是作為一體兩面來呈現的，它對美國文化的評價與它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在本劇中，阿春始終是王起明事業上的導師，她教導王起明說：美國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戰場——“你不害別人就等著別人來害你好了，你不要抱著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放，這是美國紐約。要不等死，要不就去害別人。”在這裡，她所說的“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僅與美國文化相互對立，而且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在她看來，商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容不得溫情脈脈。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市場化剛剛啟動的背景下，這種將商場比作戰場、將競爭比作廝殺的觀念，無疑具有一種教導和啟蒙意味，它既塑造了很多中國人對於市場經濟的最初理解（顯然，這種理解是帶有偏見的），也反映出當時社會大眾對於即將開啟的市場化進程的惶恐和疑懼。
如此一來，《北京人在紐約》就將它所理解的美國文化、市場經濟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對立起來，並將前者指認為物質至上的，而將後者塑造成有情有義的。從情感上講，王起明顯然更認同後者，但為了在美國站穩腳跟，他不得不做出妥協。最後，他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卻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失去了同甘共苦的妻子，費盡千辛萬苦接來的女兒也離他而去。這種處理方式具有雙重效果：一方面，王起明通過調整自我以適應美國社會最終取得了成功，這無疑確立了中國男性主體的自信——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個一直在街邊敲擊鐵桶的黑人流浪漢；另一方面，為了取得這種成功，王起明付出了妻離子散的代價，根據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這又是得不償失的，因此又可以起到安撫國內蠢蠢欲動的出國衝動的作用。
可以看出，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大眾文化作品中，出國尋夢尤其是到美國去尋夢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題。在講述這些出國故事時，它們大都將西方∕現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對立起來，並將前者指認為物質主義的、重利輕義的，從而表現出一種“西方主義”②偏見。從情感態度上看，這些作品更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從而確立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但同時也暗示西方化、現代化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基於這種認識，儘管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國外的生活並不如意，對西方∕現代文化存在種種不適應，但他們都沒有動過回國的念頭。正如《北京人在紐約》的結尾處所顯現的那樣，就在王起明對美國生活已經心灰意冷、身心俱疲的時候，他的朋友（馮小剛飾）還是興沖沖地向美國湧來。
一方面，它打破了人們對於國外生活的美好幻想，將其指認為一個金錢世界和欲望之地——乃青的丈夫到美國後，不得不放棄自己原來所學的音樂專業，而改學更為實用的商業管理；同時，他還背叛了自己的婚姻，與杜鵬的太太同居。嘉東的妻子在日本的生活也並不如意，她在東京的紅燈區工作，為了生計還做了整容手術，這喻示著在她身上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另一方面，與《大撒把》不同，《留守女士》並沒有將國內生活做溫情化處理，而是將其呈現得落伍而破敗，沒有任何讓人留戀之處。影片中的上海像是一個即將遭人遺棄的城市——陰濕的街道、狹窄的弄堂、擁擠的交通，人們聚集在刻意營造出外國風情的酒吧中，談論的都是如何儘快逃離這座城市。於是，《留守女士》向我們呈現出一個進退無路的困局——就像女主人公乃青不管是出國還是留守都將面臨一份殘缺汙損的感情一樣，也像不管是出國一方還是留守一方都不再道德完美一樣（他們都對婚姻不忠），人們在出國與留守之間也已沒有更好的選擇。更讓人無望的是，就在人們試圖向外逃離的同時，外來文化也已經洶湧而至，國內生活已變成對西方文化的拙劣模仿。因此，不管是去是留，人們都註定要在外來文化的裹挾下身心俱疲，在情感的糾結中傷痕累累。
值得留意的是，電影中多次出現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交響樂《我的祖國》中的旋律，這部以表達對祖國的深沉熱愛為主題的作品，向我們透露出這部電影的深層主題。在電影的結尾處，這一主題再次得到確認——嘉東和兒子站在即將通車的南浦大橋上，望著已經拉開序幕的城市建設，開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從對話中可知，嘉東駕駛的汽車已經由日本產的皇冠換成了“中國和外國聯合制造的”桑塔納，他們都穿上了西裝，打上了領帶，對此，嘉東評價說：“不好看，像個漢奸。”顯然，這裡的“漢奸”是文化意義上的，是指一種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文化混雜狀態。作為這部電影的最後一句臺詞，它像結論一樣表明了創作者的情感態度——對於人們紛紛逃離祖國，對於外來文化的強力衝擊，對於現代化對城市生活和城市面貌的無情改造，既流露出深深的悲愴，又無可奈何地感到這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
與前兩部電影不同，由同名暢銷書改編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正面講述了中國人的出國故事，播出後產生了極大反響。正如片頭所點明的那樣——美國既是天堂又是地獄，本片表現出的對美國的態度也是複雜的、愛恨交織的。一方面，對美國發達的物質文明，它流露出由衷的讚歎和豔羨，片頭逐一呈現了紐約的地標性建築——布魯克林大橋、世貿中心、帝國大廈等，這些建築無不體格龐大、流光溢彩，借助飛機航拍鏡頭，電影營造出一種讓人驚歎的奇觀效果。正如張頤武在分析同類鏡頭語言時所說：“影片往往游離於敘事之外去展現這些場景，攝影機往往愛撫式地掠過眾多帶有西方式色彩的‘物品’，如旅館房間的歐式傢俱，或豪華辦公室中的電子產品等等。這些表現都是試圖通過空間的展現為中國觀眾提供離開中國日常生活經驗的新的感受。它將一種‘奇觀’置於中國觀眾面前”（張頤武[12]）。事實上也是如此，很多普通中國人都是通過《北京人在紐約》這部電視劇，才第一次直觀感受到現代物質文明的強烈衝擊。
但另一方面，對美國社會的文化，《北京人在紐約》卻表現出毫不含糊的不認同。在它的呈現中，美國是一個物質至上、人情冷漠的社會。比如，剛到美國的第一天，姨媽的冰冷態度就給王起明夫婦當頭澆了一盆冷水，也將中美文化之間的差異以一種誇張的方式呈現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震驚體驗。同時，本劇還將美國指認為一個虛偽而刻板的社會，在和大李的談話中，王起明分析說：“你說這美國它也是挺邪行的，你說你要遵紀守法，處處拿這法律卡著你，你扔個煙頭都有人罰你；可你要是我就這個了，我胡作非為了，好像它也不能怎麼著似的，而且有時候成心非得逼著你說瞎話。”正是因為領悟到了這一“真理”，此後王起明憑藉著冒險精神和賭徒心態，最終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而始終循規蹈矩的大李卻一直失意潦倒，並最終客死他鄉。
其實，在《北京人在紐約》中，美國文化與市場經濟是作為一體兩面來呈現的，它對美國文化的評價與它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在本劇中，阿春始終是王起明事業上的導師，她教導王起明說：美國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戰場——“你不害別人就等著別人來害你好了，你不要抱著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放，這是美國紐約。要不等死，要不就去害別人。”在這裡，她所說的“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僅與美國文化相互對立，而且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在她看來，商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容不得溫情脈脈。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市場化剛剛啟動的背景下，這種將商場比作戰場、將競爭比作廝殺的觀念，無疑具有一種教導和啟蒙意味，它既塑造了很多中國人對於市場經濟的最初理解（顯然，這種理解是帶有偏見的），也反映出當時社會大眾對於即將開啟的市場化進程的惶恐和疑懼。
如此一來，《北京人在紐約》就將它所理解的美國文化、市場經濟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對立起來，並將前者指認為物質至上的，而將後者塑造成有情有義的。從情感上講，王起明顯然更認同後者，但為了在美國站穩腳跟，他不得不做出妥協。最後，他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卻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失去了同甘共苦的妻子，費盡千辛萬苦接來的女兒也離他而去。這種處理方式具有雙重效果：一方面，王起明通過調整自我以適應美國社會最終取得了成功，這無疑確立了中國男性主體的自信——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個一直在街邊敲擊鐵桶的黑人流浪漢；另一方面，為了取得這種成功，王起明付出了妻離子散的代價，根據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這又是得不償失的，因此又可以起到安撫國內蠢蠢欲動的出國衝動的作用。
可以看出，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大眾文化作品中，出國尋夢尤其是到美國去尋夢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題。在講述這些出國故事時，它們大都將西方∕現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對立起來，並將前者指認為物質主義的、重利輕義的，從而表現出一種“西方主義”②偏見。從情感態度上看，這些作品更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從而確立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但同時也暗示西方化、現代化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基於這種認識，儘管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國外的生活並不如意，對西方∕現代文化存在種種不適應，但他們都沒有動過回國的念頭。正如《北京人在紐約》的結尾處所顯現的那樣，就在王起明對美國生活已經心灰意冷、身心俱疲的時候，他的朋友（馮小剛飾）還是興沖沖地向美國湧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