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2年出版長篇小說《我不是潘金蓮》後， 劉震雲的新作《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暌違五年終於出版。 劉震雲在《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寫了四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人，
關於新書
為什麼要寫“吃瓜”？
“吃瓜群眾”是一個網路詞彙， “吃瓜”二字出現在劉震雲的書名中， 這本身就是一個看點。 昨天， 長江文藝出版社特地將該書的首發式安排在北京大興區禦瓜園舉辦， 與書名“吃瓜時代”十分契合。 “一開始我也沒有特別明白吃瓜為什麼就跟看熱鬧和圍觀聯繫在了一起，
為什麼主角沒有出場？
在《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 劉震雲寫了四個人物， 分別是農村姑娘牛小麗、副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長楊開拓、市環保局副局長馬忠誠， 但他們都不是故事的主角， 真正的主角是吃瓜群眾， 但真正的主角始終都沒有出場， 而這正是“吃瓜時代”的本質：吃瓜群眾並不在場， 卻又無處不在；你無事時， 他們沉默；你出事時， 他們可以在瞬間掀起狂歡的波瀾， 也許還會決定你的命運。 劉震雲稱這也是他進行的一個新的寫作實驗。 “真正的主角不但是吃瓜群眾， 更重要的是這本書的讀者， 有一些記者已經看過了這本書，
和以前的作品有哪些不同？
在劉震雲以前的作品中， 人物關係是顯見的且非常緊密的， 《一句頂一萬句》寫的是楊百順和牛愛國和身邊親人的關係， 《我不是潘金蓮》寫的是潘金蓮和各級官員的關係，
此外， 劉震雲稱， 《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是他最幽默的小說， “故事像大海一樣， 看起來波瀾不驚， 但下面的渦流和潛流是我以前小說裡面不那麼重點呈現的， 呈現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後的另一重幽默，這就比以前的小說更幽默，因為空白越大，可能填進去的謊言和幽默的東西越多。”
關於劉震雲
我在生活中特別無趣
“跟我不太熟的有過公眾場合見面的人，會覺得我是一個特別和藹的人，甚至稍微有點幽默的人。其實不管在作品中還是生活中，我都不是一個幽默的人。”劉震雲認為自己寫的句子沒有一句是俏皮話，他討厭作品裡面油嘴滑舌，包括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我的語言一句是一句，都是特別質樸和老實的話，無非可能是寫這個事內部存在的觀感和幽默，比這個更幽默的是事情背後的道理可能存在更大的幽默，事物之間的道理和聯繫可能有第三層的幽默。具體到文學作品中，幽默一般體現在故事的架構和人物的架構上，也就是小說的節奏上，當你的節奏已經很幽默的時候，你的語言千萬不要再油嘴滑舌了，越質樸越好，它們之間會出現一個相對對比和映照的關係。”而劉震雲認為自己在生活中也是一個無趣的人，“跟我比較熟的人，在工作、生活接觸比較多的人就覺得我是一個特別沒趣的人，而且生活中不大說話，性格也不是特別好，有時候會突然急了，特別暴躁。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基本上每天會挨我兩次說，有時候可能我說對了，但是有時候我也會說錯，我發現她的涵養比我強多了，不管我說對了還是說錯了，她首先都會說她錯了，我應該向她學習，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儘量改。”
我是初學者的狀態
“我的寫作剛剛開始，是初學者的狀態。這話不是虛偽，僅僅是對於寫作，我剛剛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除了在結構上搭建起沒寫出的那部分故事的龐大世界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對劉震雲的另一個挑戰是語言，“好多人說我的語言特別有風格，閉著眼睛聽也能知道是劉震雲的作品，而且文字特別的簡潔。其實文字簡潔是不用形容詞，寫作不准用形容詞，把作品寫出來，就好比一個女孩，不准化妝，素面出來，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寫作的真功夫要大於那些後現代和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家。但簡潔本身沒有價值，重要的是簡潔的語言如果只是簡陋，這個簡潔確實沒有什麼用。簡潔的語言裡面又出現了比複雜還複雜的逸韻，這就證明你的語言到達了一個有心得的階段。在這本書裡，也出現過一句話一章的情況。那是因為，上一章暴風驟雨，寫了二十多頁，這一章：‘一年過去了。’一頁，就這一句話。這是節奏使然，也是字與頁之間的力量，也是起承轉合的力量。”
我不是好編劇
劉震雲的多部作品曾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尤其是他與馮小剛合作打造的《一地雞毛》《手機》《溫故1942》《我不是潘金蓮》，每一部都是精品。但劉震雲稱他的作品並不適合改編影視，他可能是一個好作者，但一定不是一個好編劇，“因為我小說的氣質跟影視的氣質離得特別遠。影視跟小說最大的區別首先是時間，因為電影就是兩個小時，一般像小剛這樣的大導演能到兩個半小時，但是小說的篇幅是無限的。另外，影視故事的節奏要進展得非常快，有點像河流奔騰到大海的狀態，但是小說像大海，表面的浪花不在意，主要是寫海水底部的渦流和潛流。影視是一個表演藝術，有點像端到桌上的一盆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說重視做菜的過程，油熱了之後肉和菜下鍋的聲音。我的小說沒有相對集中的人物，也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如果大家讀過《一地雞毛》《溫故1942》會有這樣明顯的感覺。小剛導演跟其他導演特別大的區別，是他能夠跨越這些東西，只是要裡面的一種態度。如果說像《我不是潘金蓮》大家在電影上比較認可，我覺得還是小剛工作做得比較多，我基本上沒做什麼。”（來源|北京晨報）
呈現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後的另一重幽默，這就比以前的小說更幽默，因為空白越大，可能填進去的謊言和幽默的東西越多。”
關於劉震雲
我在生活中特別無趣
“跟我不太熟的有過公眾場合見面的人，會覺得我是一個特別和藹的人，甚至稍微有點幽默的人。其實不管在作品中還是生活中，我都不是一個幽默的人。”劉震雲認為自己寫的句子沒有一句是俏皮話，他討厭作品裡面油嘴滑舌，包括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我的語言一句是一句，都是特別質樸和老實的話，無非可能是寫這個事內部存在的觀感和幽默，比這個更幽默的是事情背後的道理可能存在更大的幽默，事物之間的道理和聯繫可能有第三層的幽默。具體到文學作品中，幽默一般體現在故事的架構和人物的架構上，也就是小說的節奏上，當你的節奏已經很幽默的時候，你的語言千萬不要再油嘴滑舌了，越質樸越好，它們之間會出現一個相對對比和映照的關係。”而劉震雲認為自己在生活中也是一個無趣的人，“跟我比較熟的人，在工作、生活接觸比較多的人就覺得我是一個特別沒趣的人，而且生活中不大說話，性格也不是特別好，有時候會突然急了，特別暴躁。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基本上每天會挨我兩次說，有時候可能我說對了，但是有時候我也會說錯，我發現她的涵養比我強多了，不管我說對了還是說錯了，她首先都會說她錯了，我應該向她學習，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儘量改。”
我是初學者的狀態
“我的寫作剛剛開始，是初學者的狀態。這話不是虛偽，僅僅是對於寫作，我剛剛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除了在結構上搭建起沒寫出的那部分故事的龐大世界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對劉震雲的另一個挑戰是語言，“好多人說我的語言特別有風格，閉著眼睛聽也能知道是劉震雲的作品，而且文字特別的簡潔。其實文字簡潔是不用形容詞，寫作不准用形容詞，把作品寫出來，就好比一個女孩，不准化妝，素面出來，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寫作的真功夫要大於那些後現代和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家。但簡潔本身沒有價值，重要的是簡潔的語言如果只是簡陋，這個簡潔確實沒有什麼用。簡潔的語言裡面又出現了比複雜還複雜的逸韻，這就證明你的語言到達了一個有心得的階段。在這本書裡，也出現過一句話一章的情況。那是因為，上一章暴風驟雨，寫了二十多頁，這一章：‘一年過去了。’一頁，就這一句話。這是節奏使然，也是字與頁之間的力量，也是起承轉合的力量。”
我不是好編劇
劉震雲的多部作品曾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尤其是他與馮小剛合作打造的《一地雞毛》《手機》《溫故1942》《我不是潘金蓮》，每一部都是精品。但劉震雲稱他的作品並不適合改編影視，他可能是一個好作者，但一定不是一個好編劇，“因為我小說的氣質跟影視的氣質離得特別遠。影視跟小說最大的區別首先是時間，因為電影就是兩個小時，一般像小剛這樣的大導演能到兩個半小時，但是小說的篇幅是無限的。另外，影視故事的節奏要進展得非常快，有點像河流奔騰到大海的狀態，但是小說像大海，表面的浪花不在意，主要是寫海水底部的渦流和潛流。影視是一個表演藝術，有點像端到桌上的一盆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說重視做菜的過程，油熱了之後肉和菜下鍋的聲音。我的小說沒有相對集中的人物，也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如果大家讀過《一地雞毛》《溫故1942》會有這樣明顯的感覺。小剛導演跟其他導演特別大的區別，是他能夠跨越這些東西，只是要裡面的一種態度。如果說像《我不是潘金蓮》大家在電影上比較認可，我覺得還是小剛工作做得比較多，我基本上沒做什麼。”（來源|北京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