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魯舒天 ／ 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632篇原創首發文章
小成本國產電影《七十七天》突然就火了， 火得一塌糊塗。
在一個大眾對藝術的評判標準屢屢失衡的年代，
既然製作精良並不能保證收益正比， 那麼對客觀事物的觀察有必要更加審慎。 眼下這部《七十七天》票房與口碑上的雙線飄紅， 究竟算實至名歸呢， 還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呢？
《七十七天》的獲贊令人意外嗎？
《七十七天》到底講了什麼？由下面這些五花八門的描述幾可窺出全貌：“江一燕零片酬出演”、“首部華語戶外探險之作”、“解密鮮為人知的羌塘禁地”、“荒野版的少年派”、“世界第三極的絕美風光”。
即便它的原著故事非常傳奇， 即便女主江一燕的支教經歷非常感人， 即便劇組堅持在高原拍攝非常不容易， 即便知道以上種種， 筆者仍然有理由相信《七十七天》被過譽了， 或者說它的成功並非是由於電影本身的因素。 如果一部電影過於以攝影的“唯美震撼”替代藝術的“唯美震撼”， 不禁令人懷疑創作者對藝術的理解所停留的階段。 就好比你拍“千軍萬馬”， 真正應該去表達的是那種壓迫力， 而不是真的讓多少個人和多少匹馬在你的鏡頭裡都過一遍。
當然， 真正令評論者對這部電影“苛刻”視之的癥結乃是其刻意抒情背後“淨化心靈”與“洗滌情懷”之類的貼金傾向。
當旅行成為一種宗教
當然， 筆者並不真的針對《七十七天》或者《岡仁波齊》， 它們理應放在藝術的標準中討論， 即便偶有差池仍是無傷大雅的。 真正令筆者警惕的是曾幾何時蔓延至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一種流行病， 似乎結伴去趟大理或西藏成了“進可淨化心靈、退可以文藝范自居”的速成法門。 為什麼非得去看藏人磕長頭， 您才能回歸虔誠？為什麼非得像《七十七天》裡演的這樣把自己放置在一個兇險的境況中歷經劫後餘生， 您才能找回生命的自由以及面對困境的勇氣？好好生活不好嗎？或者說好好活著不行麼？難道去掉這些“旅行+涉險”的自我增添的劇情設定， 您就註定在生活中一路迷失或沉淪下去嗎？況且您真去那些地方後，您對身邊的人就多一份平心靜氣了嗎？您對陌生人就多一份客客氣氣了嗎？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所以事情很可能是這樣的：社會越來越浮躁，人心越來越渾濁，染缸無處不在，世俗生活已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定局。想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必須“丟下寶釧走西涼”，以一種儀式性的“說走就走”完成對自我精神的洗禮。旅行正在變成新的宗教，變成動機不純的造神運動。
這種談資性質的旅行紀錄的盛行，無疑成為《七十七天》式的“遊記電影”爆紅的沃土，即便後者同陸川導演13年前拍攝的那部《可哥西裡》比起來，顯得並不是那麼的言之有物。古人早就講過“小隱於野，中隱於市，大隱於朝”的道理，這種集體式的狂歡再怎麼折騰都不過是在“小隱”的一畝三分地裡打轉。踐行者們實際正以一種膚淺的“出世”情結來遮蔽他們對於“入世”的深沉決心，以捨身他處無關痛癢的妄自菲薄來掩藏本我層面貫徹始終的妄自尊大。
筆者的觀點是：如果我們對待生活的態度足夠認真，我們的靈魂就不至於骯髒到每天都得去遠方朝聖。而那般形而下的“打坐、觀息、供養、功德”於個人素質的提升策進毫無裨益，袈裟只是袈裟，剃頭只是剃頭，拍照只是拍照，騎行只是騎行，任何宗教都實難瞬間淨盡人心的髒亂，那種為達目的而不惜行程的“教派”亦複如是。
“遊記”的正確打開方式
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提過一個概念：民族的崛起要改變人心、制度和器物，比改變本身更重要的是以上順序不能顛倒。同樣的道理，如果把“讀書”和“行路”的順序搞錯了，再怎麼曆千般險、聞百餘事、逢數度春也不過就是個不送信的郵差。只有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才有意義，除此之外旅行所帶來的突發性的啟蒙，在筆者看來則是徹頭徹尾的無根之木，是值得深刻懷疑的。
只有當一個人同他此前無數次想像過的地方真實遭遇，幻想與現實的反差和碰撞才會落到實處，比較符合此中機理的是滕王閣上的那副對子：“興廢總關情，看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幸此地湖山無恙；古今才一瞬，問江山才人、閣中帝子，比當年風景何如？”正面例子又如先後九次遊歷大陸的臺灣學者賴瑞和，他通過《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蹤壯遊》一書將詩聖滯留過的五座城市中歷史與現實交接的部分以遊記散文的形式記錄下來。可賴教授也沒口口聲聲說“然後精神就得到了淨化”之類的，難不成人家還得抱怨一下杜甫生前沒抽空去趟吐蕃？
《自由與愛之地：入以色列記》的作者雲也退說過，現如今流行的那種“觸景生情”之“情”，往往是硬擠出來的。對於抒情者而言，之所以需要“硬擠”，恐怕要歸因於他們對於“景”和“觸”這兩個層面的不期待與不用功。所以雲也退在以色列的集體農莊當了一個月的農夫，跟猶太人一起勞作、交流，他最終提煉出了一些別樣的收穫：猶太人是辯證法和反問的高手，善於自設疑難，在黑裡看出白，在無裡看出有。然而這些可用於反求諸己的結論，似乎並不需要經歷什麼特別的冒險或者“作死”體驗才能得出。
只有當異域是個鏡照的時候，它才會真的產生作用。但真正的鏡照從來都應該在人自己心中，非要看看天有多藍、水有多綠、人有多淳樸之後才能“事了拂衣去”的人，他的下一步一定不會是什麼“深藏功與名”。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去沒去過所謂“人生必去”且“必去幾次”的地方“朝聖”，而是你在抽刀難斷的紅塵俗世有沒有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畢竟最難抵達的地方從來都不是什麼極地，而是被自我的貪欲與虛榮裹挾的內心。
作者92年生，金牛座。
代表作：
許知遠和馬東促席對作，年輕人卻只看到“尬聊”
這個時代欠《二十二》的，不止一張電影票
從《建軍大業》到《戰狼2》，主旋律的商業化與商業化的主旋律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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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就註定在生活中一路迷失或沉淪下去嗎？況且您真去那些地方後，您對身邊的人就多一份平心靜氣了嗎？您對陌生人就多一份客客氣氣了嗎？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所以事情很可能是這樣的：社會越來越浮躁，人心越來越渾濁，染缸無處不在，世俗生活已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定局。想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必須“丟下寶釧走西涼”，以一種儀式性的“說走就走”完成對自我精神的洗禮。旅行正在變成新的宗教，變成動機不純的造神運動。
這種談資性質的旅行紀錄的盛行，無疑成為《七十七天》式的“遊記電影”爆紅的沃土，即便後者同陸川導演13年前拍攝的那部《可哥西裡》比起來，顯得並不是那麼的言之有物。古人早就講過“小隱於野，中隱於市，大隱於朝”的道理，這種集體式的狂歡再怎麼折騰都不過是在“小隱”的一畝三分地裡打轉。踐行者們實際正以一種膚淺的“出世”情結來遮蔽他們對於“入世”的深沉決心，以捨身他處無關痛癢的妄自菲薄來掩藏本我層面貫徹始終的妄自尊大。
筆者的觀點是：如果我們對待生活的態度足夠認真，我們的靈魂就不至於骯髒到每天都得去遠方朝聖。而那般形而下的“打坐、觀息、供養、功德”於個人素質的提升策進毫無裨益，袈裟只是袈裟，剃頭只是剃頭，拍照只是拍照，騎行只是騎行，任何宗教都實難瞬間淨盡人心的髒亂，那種為達目的而不惜行程的“教派”亦複如是。
“遊記”的正確打開方式
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提過一個概念：民族的崛起要改變人心、制度和器物，比改變本身更重要的是以上順序不能顛倒。同樣的道理，如果把“讀書”和“行路”的順序搞錯了，再怎麼曆千般險、聞百餘事、逢數度春也不過就是個不送信的郵差。只有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才有意義，除此之外旅行所帶來的突發性的啟蒙，在筆者看來則是徹頭徹尾的無根之木，是值得深刻懷疑的。
只有當一個人同他此前無數次想像過的地方真實遭遇，幻想與現實的反差和碰撞才會落到實處，比較符合此中機理的是滕王閣上的那副對子：“興廢總關情，看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幸此地湖山無恙；古今才一瞬，問江山才人、閣中帝子，比當年風景何如？”正面例子又如先後九次遊歷大陸的臺灣學者賴瑞和，他通過《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蹤壯遊》一書將詩聖滯留過的五座城市中歷史與現實交接的部分以遊記散文的形式記錄下來。可賴教授也沒口口聲聲說“然後精神就得到了淨化”之類的，難不成人家還得抱怨一下杜甫生前沒抽空去趟吐蕃？
《自由與愛之地：入以色列記》的作者雲也退說過，現如今流行的那種“觸景生情”之“情”，往往是硬擠出來的。對於抒情者而言，之所以需要“硬擠”，恐怕要歸因於他們對於“景”和“觸”這兩個層面的不期待與不用功。所以雲也退在以色列的集體農莊當了一個月的農夫，跟猶太人一起勞作、交流，他最終提煉出了一些別樣的收穫：猶太人是辯證法和反問的高手，善於自設疑難，在黑裡看出白，在無裡看出有。然而這些可用於反求諸己的結論，似乎並不需要經歷什麼特別的冒險或者“作死”體驗才能得出。
只有當異域是個鏡照的時候，它才會真的產生作用。但真正的鏡照從來都應該在人自己心中，非要看看天有多藍、水有多綠、人有多淳樸之後才能“事了拂衣去”的人，他的下一步一定不會是什麼“深藏功與名”。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去沒去過所謂“人生必去”且“必去幾次”的地方“朝聖”，而是你在抽刀難斷的紅塵俗世有沒有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畢竟最難抵達的地方從來都不是什麼極地，而是被自我的貪欲與虛榮裹挾的內心。
作者92年生，金牛座。
代表作：
許知遠和馬東促席對作，年輕人卻只看到“尬聊”
這個時代欠《二十二》的，不止一張電影票
從《建軍大業》到《戰狼2》，主旋律的商業化與商業化的主旋律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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