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與徽商、晉商、浙商、蘇商， 歷史合稱“五大商幫”。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舞臺上， 千年粵商縱橫捭闔、引人注目。
秦漢時代海外貿易的興起及“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
改革開放近40年來， 憑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 粵商飽嘗開拓者的艱辛， 更品嘗到了成功者的喜悅。 騰訊、華為、格力、比亞迪等一大批代表性企業， 成為新時代粵商精神發展、延伸最好的印證， 並產生了極大的示範效應。
古今中外的商業競爭， 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 文化的較量， 精神的博弈。 中國走進了新時代， 粵商再次踏上了新征途， 也應展現新氣象， 有所新作為。 以史為鑒， 闊步向前。
時代週報記者 陸璐 發自廣州
1791年， 英國人托馬尼·斯當東隨外交使團第一次來到中國， 在和乾隆皇帝進行了一場“聾子般”的對話後， 敗興回到廣州。 在廣州， 斯當東並非全無收穫。 參觀十三行使他由衷發出讚歎， 並使他意識到這個封閉帝國並非是鐵板一塊。 這段見聞被他寫進當年的日記：
“令我驚訝的是， 大部分商人都能用英語交談， 他們的英語還相當不錯。 我們看到一家很大的瓷器店， 品種之多不亞於任何一家英國瓷器店。 街道很窄， 兩旁商店林立，
此時的中國正處在被西方工業革命加速甩開的前夜， 古老的帝國在盛世的幻覺中做著沉睡的大夢。 但在封閉帝國和西方現代貿易制度擴張之間還存在唯一的連接點， 就是廣州十三行。 從這裡走出的行商， 成為中國最早接受並學習和融入西方現代貿易體系的商人群體， 也是中國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標籤：粵籍商人。
但在以往的歷史敘述體系中， 粵商作為地處嶺南沿海地區商人群體的指稱， 和徽商、晉商這兩大傳統商幫並沒有本質不同。 加之中國傳統對商業和商人的輕視， 包括粵商在內的商人群體總是以邊緣或面目模糊的角色出現， 鮮有人去記敘他們的發展歷史，
楊黎光寫作的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商幫—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的粵商群體》正意欲填補這一空白。 2009年， 他在寫作另一本書的過程中， 一路尋訪和考察中山等地的商業博物館。 隨著近代粵商的事蹟在他面前逐漸打開， 他驚訝於竟有如此多的粵商參與了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轉型歷程。 至此， 寫作一本梳理近代粵商發展脈絡的書的計畫開始萌芽。
以近千年商業文明和世界、社會的歷史碰撞為背景， 楊黎光對粵商給予了不同于徽商和晉商的歷史評價。
第一批國際化的中國商人
“粵商和徽商、晉商最大的不同， 是後者止步於現代化， 經營壟斷權被打破之後便迅速沒落， 而粵商卻能在任何一個時代做到因時而變， 積極擁抱變化和融入世界潮流， 從而直接參與和推動了中國社會轉型。相比起來，徽商和晉商都沒有承載到這個意義。”楊黎光認為這是粵商區別于其他傳統商幫的最大不同。
關於這一點，長期從事徽商與粵商比較研究的原廣東省社科院歷史所經濟研究室主任葉顯恩，也曾表示過類似觀點。他在批判徽商局限性時，將其與珠三角的商人加以對照。“徽商無論在賈道和商業運營方面的建樹上，抑或規模經營和資本的積累方面，都走到了傳統的極限。既沒有如珠三角商人般進一步提出‘以商立國’的思想，也沒有將其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如同珠三角商人投入機器繅絲業，反而用來結托官府，或用於科舉仕途。”
這種本質性的差別在清朝“一口通商”時期被迅速放大。晉商的票號止步于現代銀行業，徽商隨著官鹽制度的放開而瓦解，相反這時期以十三行行商為代表的粵商卻迎來黃金時代。實行一口通商政策後，廣州迅速發展成一座國際化都會從而成為全球貿易的一部分，行商們則成為第一批國際化的中國商人登上歷史舞臺。
不止於讓英國人習慣了喝茶，讓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形成貿易順差，一些精明的行商甚至將投資範圍擴展到遠洋運輸、美國鐵路、礦山和國際證券等多種新興行業。如當時的十三行總商伍秉鑒，因為財富達到2600萬兩白銀而成為世界首富。但他留給當時洋人的印象卻不僅僅是有錢。當1843年伍秉鑒離世時，美國歷史學家埃裡克·傑·多林將其稱為“廣州體制”的化身，而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國報紙則斷言，“浩官，除轉載外，均為時代線上版權所有，未經書面協議授權，禁止轉載、連結、轉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如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請聯繫本網站丁先生：chiding@time-weekly.com
從而直接參與和推動了中國社會轉型。相比起來，徽商和晉商都沒有承載到這個意義。”楊黎光認為這是粵商區別于其他傳統商幫的最大不同。關於這一點，長期從事徽商與粵商比較研究的原廣東省社科院歷史所經濟研究室主任葉顯恩，也曾表示過類似觀點。他在批判徽商局限性時，將其與珠三角的商人加以對照。“徽商無論在賈道和商業運營方面的建樹上，抑或規模經營和資本的積累方面，都走到了傳統的極限。既沒有如珠三角商人般進一步提出‘以商立國’的思想，也沒有將其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如同珠三角商人投入機器繅絲業，反而用來結托官府，或用於科舉仕途。”
這種本質性的差別在清朝“一口通商”時期被迅速放大。晉商的票號止步于現代銀行業，徽商隨著官鹽制度的放開而瓦解，相反這時期以十三行行商為代表的粵商卻迎來黃金時代。實行一口通商政策後，廣州迅速發展成一座國際化都會從而成為全球貿易的一部分，行商們則成為第一批國際化的中國商人登上歷史舞臺。
不止於讓英國人習慣了喝茶，讓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形成貿易順差，一些精明的行商甚至將投資範圍擴展到遠洋運輸、美國鐵路、礦山和國際證券等多種新興行業。如當時的十三行總商伍秉鑒，因為財富達到2600萬兩白銀而成為世界首富。但他留給當時洋人的印象卻不僅僅是有錢。當1843年伍秉鑒離世時，美國歷史學家埃裡克·傑·多林將其稱為“廣州體制”的化身，而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國報紙則斷言，“浩官，除轉載外，均為時代線上版權所有，未經書面協議授權，禁止轉載、連結、轉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如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請聯繫本網站丁先生：chiding@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