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文新：外匯儲備改革值得探索

黃奇帆認為， 外匯儲備應當歸屬財政部管理， 以此解決當前金融市場和貨幣政策中的一系列問題。 但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不同意，

並用幾點理由反駁黃奇帆。 首先， 它把黃奇帆定義為“黃市長”， 而非他們同類；其次， 他讓“黃市長”去看一下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率跟投資機構的收益率， 無非是說， 央行外儲投資收益率你們該滿意了；第三， 徐忠認為， 中國的財政是吃飯財政， 地方政府還有那麼多中央財政不承擔責任的債務， 在這種情況下， 去發這個國債， 相當於空手套白狼；第四， 徐忠認為， 黃奇帆分析中誤將M0混同於基礎貨幣。

看來黃奇帆和徐忠雙方的觀點， 我倒是應當感慨一句“邏輯看起來很美好， 但現實很骨感”。 因為， 徐忠先生並未給出強有力的論點反駁黃奇帆， 而只是在旁枝末節的問題上譏諷和挖苦， 在我看來， 這不是論理， 而更像是“部門利益保護”而已。

所以我認為， 不管黃奇帆說話有多少口誤或貌似不夠嚴謹的地方， 至少他給出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外匯儲備就應當歸屬財政部管理， 這項改革是去除中國金融短期化、貨幣化、套利化——杠杆化的根本措施。 所以， 懇請一貫宣導極度市場化、減少政府干預的中國央行靜下來好好思考一下， 不要一觸及自身權利就很暴躁， 至少應當讓自己嘴上說的和手上做的一致起來。

我之所以贊同外匯儲備管理從央行移至財政部——黃奇帆主張？最核心的問題是：黃奇帆希望消除外匯占款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干擾， 這個問題太大了， 它實際已經導致中國經濟肌體上的一個惡性毒瘤——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惡性循環——金融偏離實體經濟需求， 長期且快速短期化、貨幣化、套利化——杠杆化。 儘管其原因並不單純， 但根本起源只有一個：以“提准”——即長期鎖定商業銀行流動性去對沖外匯占款， 如此“鎖長放短”的貨幣政策操作一干就是10年， 為中國金融杠杆化提供了“量變到質變”的基礎條件。

現在， 外資流出了， 本應當相應降低發達存款儲備金率， 向金融機構釋放長期流動性了吧？但央行不幹， 偏偏使用逆回購或MLF等短期工具， 繼續加深中國金融短期化過程， 因為它們擔心“降准”釋放過強的寬鬆信號， 以致人民幣大幅貶值。

這難道不是大問題嗎？所以， 有效降低企業和金融杠杆率， 治理各式金融亂象， 必須從“根源的根源”上入手， 否則金融杠杆會越去越高， 金融亂象會越治越亂。

實際上， 與中國具有同樣經濟結構的日本和德國， 它們的外匯儲備均由財政部門管理， 當然也需要央行配合， 但主導權歸屬財政部。 由於歐元的關係， 所以德國失去了獨立的貨幣政策， 但從總體情況看， 日本貨幣政策幾乎不受匯率變化的影響，

但中國哪？經常為了匯率穩定而推高貨幣市場利率， 現在其實就是這樣， 不僅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質疑， 而且已經對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構成嚴重影響。

這就是很大問題。 中央三令五申中國經濟必須以實體經濟為本， 但我們的金融改革與貨幣政策不去學習同樣以實體經濟為本的日本和德國， 反而照抄照搬美聯儲、華爾街， 這不是嚴重的錯位嗎？請問：中國人民幣有美元的地位和強度嗎？美國經濟結構適合於中國嗎？但這些年的情況看， 中國經濟越來越類同於美國， 什麼大力發展服務業， 什麼消費第一動力， 而嚴重忽視製造業創造財富的過程。 去年年底， 中國金融業增加值8.8%， 全球第一， 舉世無雙， 這是我們中國實體經濟為本的國家應當追求的第一嗎？

非常令人羡慕。在安倍的堅持之下，日本央行依據本國經濟需求大規模量化寬鬆，2014年甚至大膽地實施負利率貨幣政策；與此同時，日元並沒有像大多數中國專家所預料的那樣：出現大幅貶值，而是一如既往，非常有序地按照日本政府的意願波動。這說明：第一，同樣是高額外匯儲備國家，日本的貨幣政策比中國更加獨立；第二，同樣是高額外匯儲備國家，日本的外匯儲備管理方式比中國更加優異。那我們中國央行有什麼理由對之不屑一顧？

我認為，在一些關乎國家經濟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上，我們都需要強化“四個意識”。

這是我們中國實體經濟為本的國家應當追求的第一嗎？

非常令人羡慕。在安倍的堅持之下，日本央行依據本國經濟需求大規模量化寬鬆，2014年甚至大膽地實施負利率貨幣政策；與此同時，日元並沒有像大多數中國專家所預料的那樣：出現大幅貶值，而是一如既往，非常有序地按照日本政府的意願波動。這說明：第一，同樣是高額外匯儲備國家，日本的貨幣政策比中國更加獨立；第二，同樣是高額外匯儲備國家，日本的外匯儲備管理方式比中國更加優異。那我們中國央行有什麼理由對之不屑一顧？

我認為，在一些關乎國家經濟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上，我們都需要強化“四個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