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對
“人性的幽微和複雜， 正義與法制的平衡”
的探討與反思
還是還給更經典的原著吧
時隔多年， 愛葛莎·克利斯蒂的經典推理小說《東方快車謀殺案》又被翻拍了。
即便不是推理小說迷， 也該對《東方快車謀殺案》略有耳聞。 作為愛葛莎·克利斯蒂在1934年出版的成名作之一， 它已經暢銷了近一個世紀， 並且被翻拍成了多個版本的影視作品， 包括：最經典的1974年電影版、2001年電視電影版、2010年英劇版、2015年日劇版。
今年， 那個拍攝過《雷神》和《灰姑娘》的英國導演肯尼士·布拉納（Kenneth Branagh）又為我們端上了一個新的版本。 但正如大多數偵探迷們所說， 這個版本的品質著實差強人意， 遠低於大家對他原本的預期。
不過， 如果把2017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當作一個不怎麼費腦子的爆米花電影， 那它還是很稱職的。 它最大的用處就是幫助從未閱讀過愛葛莎·克瑞斯蒂任何作品的觀眾，
故事講述了一起發生在豪華列車——東方快車上的離奇殺人案。
大偵探波洛剛剛處理完一起耶路撒冷的聖物盜竊案， 正欲打道回府順便給自己放個假。 在換乘交通工具的途中， 他遇到了家庭教師德本漢小姐和阿巴思諾特醫生， 雖然這兩人的表現有些奇怪， 但他並未放在心上。
遺憾的是， 在他剛剛準備開始自己的假期之旅時， 就收到了來自倫敦的加急電報， 要求他儘快返回英國。 無奈中他只好終止了自己的休假計畫， 並且搭上了當晚回程的東方快車。
東方快車的董事是波洛的舊友， 他原本打算為其安排一間頭等艙的包廂， 但吊詭的是當晚頭等艙竟然沒有一個空位， 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選在今天出行一樣”。 但實際上， 整個頭等艙的絕大部分乘客， 確實都因為某些共同的理由乘坐了這輛火車。
在這趟列車上有一個特殊的乘客，
五年前， 卡塞蒂綁架了阿姆斯壯上校的三歲女兒黛西·阿姆斯壯， 並索要二十萬贖金。 阿姆斯壯上校遵照指示， 支付了贖金， 但仍未能挽回女兒年幼的性命。 身懷六甲的阿姆斯壯太太受到刺激， 同未出世的孩子一道駕鶴西去， 阿姆斯壯上校本人則于不久之後吞槍自殺。
小黛西·阿姆斯壯的保姆也成為這場悲劇中的犧牲者之一——案件發生後， 她遭到警方懷疑， 最終因不堪忍受而跳樓身亡。
六個月後，卡塞蒂在美國被捕。然而，他利用自己龐大的財力上下買動，又利用司法上的漏洞，逃過審判。並從此改名換姓，逃離美國，過著富翁的日子。
這件事傷害的不只是阿姆斯壯一家，它還給至少12個人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陰影，也埋下了仇恨的種子。5年後，在阿姆斯壯太太的母親，也就是當時最著名的悲劇演員琳達·亞頓的（她在東方快車上化名為赫伯特太太）一手組織下，這12個各自懷揣著傷痛的人上演了一出精妙絕倫的復仇劇，各自給那個惡貫滿盈的卡塞蒂捅了一刀。實現了在法律代表的正義缺位時，來自民間的公正審判。
影片最後的部分，波洛面對坐在隧道裡的12個“殺人犯”進行最後的詢問。那一幕的場景跟著名的油畫作品《最後的晚餐》極其神似，應該是導演有意而為之。
對於這12人組成的復仇小隊來說，能不能說服波洛就決定著他們的命運，是否會像《最後的晚餐》那樣成為最後的相聚。《最後的晚餐》取材於《聖經·舊約》，本身也是一個質感厚重的宗教故事，表達的是對人性和神性複雜的思考。即便它並不十分吻合《東方列車謀殺案》的故事節奏，但導演意圖以此為素材增加一部商業片深度的用心，還是值得尊重。
如果說這部電影有什麼明顯的亮點，我覺得這裡的處理可以算一個。
而在缺點上，這部電影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各角色的人設問題。
主角大偵探波洛的扮演者就是導演布拉納本人，他的戲份過多，卻又偏偏撐不起人物性格和故事架構。波洛在推理這個環節上下的功夫實在太少，以至於讓人有一種真相其實就在那裡，他只不過是走了兩步就找到了的錯覺。
而對於主角的用力過猛，其他12位關鍵配角的人格塑造又嚴重不足。我們來看看布拉納請來了哪些人為這部電影添磚加瓦：“傑克船長”約翰尼·德普、“貓女”蜜雪兒·菲佛、“星戰新女主”黛茜·雷德利、“M夫人”裘蒂·丹奇、“西班牙野玫瑰”潘娜洛普·克魯茲、“綠魔”威廉·達福等等。
這些知名的演員，隨便拉一個出來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角色。但是在這部電影裡面，他們的表演功底被嚴重浪費了。導演對影片節奏的把握問題較大，敘事雖然完整但顯得冗長混亂，又混雜了太多情感糾葛，加之主演佔據大量篇幅，最終導致留給每個角色樹立自己形象的時間少得可憐，所以影片中人物形象均顯得單薄異常。一位豆瓣網友毫不客氣地說，這簡直就是導演自己的個人秀。
而電影另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對於正義和法律的思考太過輕浮。
看完了電影的人都會明白，其實《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整體邏輯並不複雜，對於推理和思考能力的考驗也談不上多麼燒腦，這個故事最大的亮點是在於12人之多的集體犯罪並且每個人都帶著不容置喙的正義動機。但是當公權力代表的正義缺位的時候，我們使用私刑來懲戒那些“惡人”們，究竟是否是合理的？
這部電影是怎麼回答的呢？
它首先預設了一個活了大半輩子，但看問題依舊是非黑即白的偵探波洛。他認為在面對謀殺案的時候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向員警說出真相。但是在經過《最後的晚餐》以後，他又忽然突破了自己的陳舊價值觀，意識到這世界上除了黑和白以外還有中間地帶。於是他新生了，成長了，選擇幫助復仇小隊將這件事隱瞞下來，一起為這個復仇故事圓謊。
這裡面的諸多不合邏輯之處就不多說了，電影對這部分的處理最糟糕的地方，就是用一種輕浮的態度對這個深刻複雜的社會命題甚至關乎人類文明的命題給予了解答。
在原著中，復仇小隊知道自己的謀殺計畫是不合法的，所以他們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一個說辭——12人陪審團制度。在美國這個判例法國家，陪審團的地位比法官要高得多，他們有時候甚至能左右一幢案件的裁決。陪審團的人數一般都是12人，而這個復仇小隊的人數也恰好就是12人。這一點在1974年的經典版電影裡有比較充分的體現，但是在2017年的這一版電影中幾乎沒有提到。
這個細節其實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復仇者”不願意脫離既定的社會框架，為自己的行為找“合法性”的藉口。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即便是被悲痛糾結的復仇者，他們也希望謀殺這件事情能夠得到更多道義乃至法律上的支援。換言之，這群復仇者不是莽夫，他們是開化的文明人，深知法律制度對維護人類文明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才會在做“謀殺”這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時，還努力向現代法律制度靠攏。
在某電視劇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中，這群復仇者們聲稱自己行使的是“高於法律的正義”，這樣的說法就顯得可笑了。
在這個案件中，法律代表的正義是缺位的。法律代表的是人類行為準則的底線，如果法律代表的正義缺位，那就意味著底線被打破，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以此為理由進一步逼退法律的底線。而那些所謂的高於法律的正義究竟能否代表正義，是否具備正當性，這本身就需要打個問號。
對，我們承認，法律在很多時候都反映的比較慢，甚至都幫不上忙。但是維護法律制度的尊嚴，這就是人類文明的基石。我們能夠從情理的角度理解復仇小隊的行為，但這在法律上卻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硬要說波洛為什麼會選擇原諒這支復仇小隊，或許是因為他們動機的特殊性。他們都是因為一起殺人案而痛失所愛的可憐人，在呐喊的正義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他們被逼無奈舉起了手中的刀子，向仇人復仇。所以這起謀殺案的性質本身並不惡劣，甚至動機都是令人同情的。
波洛對待他們時的寬容不具備普遍性，是必須酌情考慮具體情況的特殊案例。
在有一版的電影中，波羅在和南斯拉夫員警做好了交接後，背對著殺人犯們漸行漸遠。他的手中握著一把十字架，眼含熱淚，內心沉重而矛盾。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文明人，在面對人情和法律的鬥爭時該有的表現。
最終因不堪忍受而跳樓身亡。六個月後，卡塞蒂在美國被捕。然而，他利用自己龐大的財力上下買動，又利用司法上的漏洞，逃過審判。並從此改名換姓，逃離美國，過著富翁的日子。
這件事傷害的不只是阿姆斯壯一家，它還給至少12個人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陰影，也埋下了仇恨的種子。5年後，在阿姆斯壯太太的母親，也就是當時最著名的悲劇演員琳達·亞頓的（她在東方快車上化名為赫伯特太太）一手組織下，這12個各自懷揣著傷痛的人上演了一出精妙絕倫的復仇劇，各自給那個惡貫滿盈的卡塞蒂捅了一刀。實現了在法律代表的正義缺位時，來自民間的公正審判。
影片最後的部分，波洛面對坐在隧道裡的12個“殺人犯”進行最後的詢問。那一幕的場景跟著名的油畫作品《最後的晚餐》極其神似，應該是導演有意而為之。
對於這12人組成的復仇小隊來說，能不能說服波洛就決定著他們的命運，是否會像《最後的晚餐》那樣成為最後的相聚。《最後的晚餐》取材於《聖經·舊約》，本身也是一個質感厚重的宗教故事，表達的是對人性和神性複雜的思考。即便它並不十分吻合《東方列車謀殺案》的故事節奏，但導演意圖以此為素材增加一部商業片深度的用心，還是值得尊重。
如果說這部電影有什麼明顯的亮點，我覺得這裡的處理可以算一個。
而在缺點上，這部電影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各角色的人設問題。
主角大偵探波洛的扮演者就是導演布拉納本人，他的戲份過多，卻又偏偏撐不起人物性格和故事架構。波洛在推理這個環節上下的功夫實在太少，以至於讓人有一種真相其實就在那裡，他只不過是走了兩步就找到了的錯覺。
而對於主角的用力過猛，其他12位關鍵配角的人格塑造又嚴重不足。我們來看看布拉納請來了哪些人為這部電影添磚加瓦：“傑克船長”約翰尼·德普、“貓女”蜜雪兒·菲佛、“星戰新女主”黛茜·雷德利、“M夫人”裘蒂·丹奇、“西班牙野玫瑰”潘娜洛普·克魯茲、“綠魔”威廉·達福等等。
這些知名的演員，隨便拉一個出來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角色。但是在這部電影裡面，他們的表演功底被嚴重浪費了。導演對影片節奏的把握問題較大，敘事雖然完整但顯得冗長混亂，又混雜了太多情感糾葛，加之主演佔據大量篇幅，最終導致留給每個角色樹立自己形象的時間少得可憐，所以影片中人物形象均顯得單薄異常。一位豆瓣網友毫不客氣地說，這簡直就是導演自己的個人秀。
而電影另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對於正義和法律的思考太過輕浮。
看完了電影的人都會明白，其實《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整體邏輯並不複雜，對於推理和思考能力的考驗也談不上多麼燒腦，這個故事最大的亮點是在於12人之多的集體犯罪並且每個人都帶著不容置喙的正義動機。但是當公權力代表的正義缺位的時候，我們使用私刑來懲戒那些“惡人”們，究竟是否是合理的？
這部電影是怎麼回答的呢？
它首先預設了一個活了大半輩子，但看問題依舊是非黑即白的偵探波洛。他認為在面對謀殺案的時候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向員警說出真相。但是在經過《最後的晚餐》以後，他又忽然突破了自己的陳舊價值觀，意識到這世界上除了黑和白以外還有中間地帶。於是他新生了，成長了，選擇幫助復仇小隊將這件事隱瞞下來，一起為這個復仇故事圓謊。
這裡面的諸多不合邏輯之處就不多說了，電影對這部分的處理最糟糕的地方，就是用一種輕浮的態度對這個深刻複雜的社會命題甚至關乎人類文明的命題給予了解答。
在原著中，復仇小隊知道自己的謀殺計畫是不合法的，所以他們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一個說辭——12人陪審團制度。在美國這個判例法國家，陪審團的地位比法官要高得多，他們有時候甚至能左右一幢案件的裁決。陪審團的人數一般都是12人，而這個復仇小隊的人數也恰好就是12人。這一點在1974年的經典版電影裡有比較充分的體現，但是在2017年的這一版電影中幾乎沒有提到。
這個細節其實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復仇者”不願意脫離既定的社會框架，為自己的行為找“合法性”的藉口。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即便是被悲痛糾結的復仇者，他們也希望謀殺這件事情能夠得到更多道義乃至法律上的支援。換言之，這群復仇者不是莽夫，他們是開化的文明人，深知法律制度對維護人類文明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才會在做“謀殺”這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時，還努力向現代法律制度靠攏。
在某電視劇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中，這群復仇者們聲稱自己行使的是“高於法律的正義”，這樣的說法就顯得可笑了。
在這個案件中，法律代表的正義是缺位的。法律代表的是人類行為準則的底線，如果法律代表的正義缺位，那就意味著底線被打破，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以此為理由進一步逼退法律的底線。而那些所謂的高於法律的正義究竟能否代表正義，是否具備正當性，這本身就需要打個問號。
對，我們承認，法律在很多時候都反映的比較慢，甚至都幫不上忙。但是維護法律制度的尊嚴，這就是人類文明的基石。我們能夠從情理的角度理解復仇小隊的行為，但這在法律上卻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硬要說波洛為什麼會選擇原諒這支復仇小隊，或許是因為他們動機的特殊性。他們都是因為一起殺人案而痛失所愛的可憐人，在呐喊的正義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他們被逼無奈舉起了手中的刀子，向仇人復仇。所以這起謀殺案的性質本身並不惡劣，甚至動機都是令人同情的。
波洛對待他們時的寬容不具備普遍性，是必須酌情考慮具體情況的特殊案例。
在有一版的電影中，波羅在和南斯拉夫員警做好了交接後，背對著殺人犯們漸行漸遠。他的手中握著一把十字架，眼含熱淚，內心沉重而矛盾。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文明人，在面對人情和法律的鬥爭時該有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