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
字元晦，
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考亭先生等，
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婺源），
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尤溪），
求學期間寓居於延平、建州、建陽、崇安一帶（今福建南平到武夷山建溪一帶）。
朱熹19歲之時就進士及第， 早期與二程的“游於釋老、出於六藝”一樣， 留心於佛教、道家等典籍。 24歲之時（1153年）， 受學于楊時的再傳弟子延平李侗， 因此得以學習程頤、程顥“洛學”的正統， 此後多次受教于李侗， 奠定了其後集理學之大成的基礎。 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 朱熹已經是名滿天下的理學名家。
朱熹曾任樞密院編修官、秘書省秘書郎， 在江西南康、福建漳州、湖南長沙擔任過地方官。 為官期間申明敕令、懲治奸吏、政績顯赫。 只是他從政時間非常短暫， 一生成就主要在理學方面。
朱熹繼承了北宋二程兄弟的理學， 並吸引融合了張載等其他學者的學說， 成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
牆裡開花牆外香， 朱熹活著的時候沒有引起統治者足夠重視， 死後卻受到官方的極度推崇。 蒙元皇慶二年（1313年）恢復科舉時候， 詔定以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科考的考試內容。 朱熹的學說從此被規定為科場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 朱元璋規定科舉以朱熹“傳注為宗”， 從此科舉考試有了“標準答案”；清康熙皇帝更是推崇朱熹， 升朱熹為配享孔廟的第十一哲。 統治者大力推崇下， 朱程理學成了數百年來的意識形態主流。
在野的朱熹一生都在忙於著書立說講學之事， 門人子弟遍佈大江南北， 直到今天各地方仍有朱熹講學的場所遺存， 如湖南的嶽麓書院， 江西的白鹿洞書院。
兩宋三百餘年間， 黨爭一直就沒有消停過。 靖康覆國， 宋室南渡， 同時宣告了徽宗年間蔡京朋黨集團“紹述”政治的結束，
如果說北宋年間的朋黨之爭是學術之爭， 那麼南宋的黨爭則是朋黨之爭與道學之爭的混合體。
宋代是我國古代經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 在燦若星辰的宋儒努力之下， 完成了由“漢學”向“宋學”的轉變。 即由章句之學轉變為義理之學。
但近千年來， 許多人只是簡單的將宋學理解為理學。 這是不確切的！朱程理學在宋時僅僅是宋學的一個流派而已， 直到南宋年間才發展成為顯學。 後又長期佔據經學的主導地位， 因此人們誤以為理學便是宋學。
中國學術思想強調門戶之見， 道統之說。 所有流派無不以正宗自居！一家之說為讜言正論， 其它流派自然被視為旁門左道、歪理邪說了。
二程以為自己“得不傳之學於遺經， 志將以斯道而覺斯民”。 只有自己的學說才能扛起儒學發展史的第三面大旗， 這種“一道德”禁錮思想的行為影響後世至深。
政治制度的專制可以通過革命手段破除， 而破除文化專制則需要付出更多的艱辛與努力才可以！
我國深厚的一言堂傳統，與朱程理學成為顯學有著因果關係的。朱程理學不求具體、不求分析、不求實證，缺乏理論科學實驗的思維與傳統，理學的興盛，使得本來領先於世界的中國哲學思想從此步入了沒落與停滯。思想的停滯，進而導致了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停滯，從兩宋之後，華夏文明逐漸落伍於世界。
後世更多的人理解理學，則是斷章取義的批判“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等朱程理論了。如此理解理學，完全是對朱程理學的一種誤讀。其實朱熹的學術思想是有進步性的——朱熹以為，看一個社會的“利病”，首先要看人民的“休戚”，也就是人民的喜樂憂慮；而看人民的喜樂憂慮，就必須要看地方官員的“賢”與否了；看官員的“賢”與否，就要看監司，即上級監察部門的“綱”。
所謂“綱”，就是政府設立的規矩與制度，在彼時，它們來自代表天意志天子的“本”。而“本”的產生，必須要遵循“理”，而不是“欲”。如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自上而下都是無窮無盡的“欲”，那麼哪裡還會有什麼“理”存在？
朱熹提出的“天理”，是他的“治國平天下”之道！
是發韌於中世紀專制歷史時期，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一種樸素“民主”、“民生”、“民本”思想！
理學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是重義理，二是講倫常。在理學家眼中看來，理是本體，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據或本原。朱熹曾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亦無人無物。”
“天理”與“人欲”如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同爐。朱熹反復論證的“理”不僅適用於天地萬物，而且可以用於人事。此舉，無疑會為彼時的封建統治秩序提供理論依據。後世一些御用文痞竭力鼓吹“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
經過這些別有用心者的發揮，三綱五常逐漸成為封建制度的支柱理論。此後數百年間，三綱五常對廣大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理學在強化封建禮教，維護宗法等方面，起了消極甚至反動的作用。從這一層面來看，朱程理學貽禍無窮。
我國深厚的一言堂傳統，與朱程理學成為顯學有著因果關係的。朱程理學不求具體、不求分析、不求實證，缺乏理論科學實驗的思維與傳統，理學的興盛，使得本來領先於世界的中國哲學思想從此步入了沒落與停滯。思想的停滯，進而導致了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停滯，從兩宋之後，華夏文明逐漸落伍於世界。
後世更多的人理解理學，則是斷章取義的批判“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等朱程理論了。如此理解理學，完全是對朱程理學的一種誤讀。其實朱熹的學術思想是有進步性的——朱熹以為，看一個社會的“利病”，首先要看人民的“休戚”，也就是人民的喜樂憂慮；而看人民的喜樂憂慮，就必須要看地方官員的“賢”與否了；看官員的“賢”與否，就要看監司，即上級監察部門的“綱”。
所謂“綱”，就是政府設立的規矩與制度，在彼時，它們來自代表天意志天子的“本”。而“本”的產生，必須要遵循“理”，而不是“欲”。如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自上而下都是無窮無盡的“欲”，那麼哪裡還會有什麼“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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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發韌於中世紀專制歷史時期，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一種樸素“民主”、“民生”、“民本”思想！
理學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是重義理，二是講倫常。在理學家眼中看來，理是本體，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據或本原。朱熹曾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亦無人無物。”
“天理”與“人欲”如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同爐。朱熹反復論證的“理”不僅適用於天地萬物，而且可以用於人事。此舉，無疑會為彼時的封建統治秩序提供理論依據。後世一些御用文痞竭力鼓吹“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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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在強化封建禮教，維護宗法等方面，起了消極甚至反動的作用。從這一層面來看，朱程理學貽禍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