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方六按】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張國安先生， 花了近十年時間， 對民國以來中國史學界的懷疑主義（疑古派）進行了觀察和研究。 為此， 他躲避塵世， 偏居新鄉， 在河南一個小城中苦苦思索， 試圖尋找一個答案， 以推翻之。
凝結心血的大作《終結“疑古”》， 也是中國學術界系統討論疑古史觀的力作即將出版——直接向疑古派開火！該書對以胡適、顧頡剛、錢玄同、傅斯年等為代表的民國時興起疑古史學提出了系統性批評， 對否定“民族出於一統”、“地域向來一統”的疑古史學觀進行了再否定。
（胡適像）
最近， 我與國安先生就此書的觀點， 通過電子郵件進行了交流。 本文即為《終結“疑古”》一書中的內容， 對疑古派產生重要影響的“五四運動”進行了反思。
中國為什麼會發生“五四運動？
文/張國安
中國社會終於在惶惶不可終日的處境中突然發生了“五四”， 新知識群體——學生們就帶動了一次“爆破”， 五四只是標誌著新文化尤其是其“全盤性”的否定傳統的陣勢在擴大過程中的一個總爆發。
杜威1921年在《亞洲》雜誌指出：“這場運動， 在我看來， 感情的成份多於思想的成份， 其中還伴隨著誇張和混亂， 未能消化掉的智慧與荒謬的雜合，
五四運動具有最基本的雙重精神：反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接受西方近代文化。 兩千年文化傳統的因襲， 到了五四， 終於被這一批年輕人的衝動轟破了， 帶著情緒化的愛國主義， 每一個人似乎都要熔成、燃燒著一團火， 燒遍身心， 拼命地寫、拼命地吃喝、拼命地狂呼、拼命地做愛， 要把傳統焚為灰燼， 然後鳳凰涅磐， 使新中華重生。
五四思潮使大部分年輕人一股腦傾向西方， 要從西方文化中找出一個“烏托邦”移植到中國來。
五四以後， “發生了相當驚人的文化失調， 繼之則是社會的解組。 這是一可悲的現象。 所有知識界的人士都有著歷史的責任， 因他們並沒有對文化之調適工作做過認真的努力！最可憾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一撮激烈的人士， 他們只看到中國文化之黑暗面， 把精力悉數用到破壞文化傳統上去。 他們反對社會既存的結構與價值， 帶著一種狂熱的性格， 尋求新事物， 如中瘋狂走， 結果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體系都被一一肢解，
“就思想而言， 五四實在是一個矛盾的時代：表面上它是一個強調科學、推崇理性的時代， 而實際上它卻是推崇情感， 輕視理性， 成為一個熱血沸騰、情緒激蕩的時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啟蒙運動重知主義為楷模， 而骨子裡它卻帶著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 一方面五四知識份子詛咒宗教，反對偶像；另一方面，他們卻極需偶像和信念來滿足他們內心的饑渴。”[ 張灝《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
他們在心理上渴求簡易解決之道。而《自序》中就有不少這樣的話語：“現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約束，批評之風大盛，昔時信守的藩籬都很不費力地撤除了，許多學問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張灝精闢地分析了時代獨特的心理背景，“五四是民族情緒高漲的時代，救亡圖存是每一個知識份子的關懷。因此，在心理上他們非常希望發現一套思想武器，使中國能夠很快變得國富兵強，好像一個生了重病的人渴望發現一種仙丹靈藥來挽救他垂死的生命；科學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仙丹靈藥。……近代中國一連串的戰爭和動亂，給中國人生命帶來許多動盪、不安和焦慮，使他們更渴望有一套整體的世界觀，藉以在動盪不安中能夠維持心理的穩定，在困乏焦慮中覺得生命有所支持。這種種個人以及群體的心理需要，使他們對科學很容易產生幻想，幻想科學不單是救國的仙丹靈藥，而且也是個人生命所賴以指示迷津，維持重心的世界觀。……使人很容易在情緒上對未來寄以殷切的希望，幻想著未來有一個理想的社會出現。不但現在的重重困難可以消解，而且人類種種的問題也都告解決，人間變成一片樂土。”[ 《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
五四運動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
五四之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偏執，這導源於過度的自大；五四之後，對“全盤西化”的極端，導源於過度的自卑。這都是幼稚的錯誤。“五四知識份子認為要重建中國文化，不但需要熱烈地接受西方現代文明，而且需要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近代文明代表進步，中國傳統代表落後；西方近代文明代表光明，中國傳統代表黑暗；西方近代文明代表開明的理性，中國傳統代表非理性的情緒、衝動和偏執。按照這種簡單二分法的邏輯，如果中國要進步、要理性、要前途光明，只有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要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則必須毫無保留地揚棄傳統文化。”[ 張灝《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
余英時就指出：“可惜的是，‘全盤西化’也並不比‘國粹主義’好出多少，甚至可以說是更差。”
一個人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自然會東倒西歪，不能自主，一個國家喪失了國格同樣也不會例外。他們自我蔑視，帶有簡單、粗暴的傾向、相當膽怯的勇氣，潛滋暗長的文化失調造成道德價值日趨混亂，社會風氣日趨敗壞。
最重要的它並非是中國文化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而是對西方近代文化衝擊的強烈回應。
一方面，徹底剷除了中國的舊傳統，又給予了人們無限的西方文化的新希望，而另一方面它在真正新社會、新文化的建立上竟一無所有。
他們認為西方因科學發達而強大、富強，“科學”的喊聲遂響徹雲霄，並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成為一種崇拜的對象，把“科學”當成像金庸武俠小說中各路豪傑追求的“神功”一般，而“欲練神功，必先自宮”，必欲先把不利於科學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閹割掉而後快，他們誤以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實際的後果則是，當科學的懷疑由態度轉為方法時，所謂科學就成了另一種獨斷。
知識界尊西尚新的風尚使人誤以為中國社會這也不靈、那也不行，“今日中國學術之枯槁”成為知識界的一個共識，甚至產生了亡國滅種的陰霾，其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見，但要說中國歷史也不行的話，恐怕外國人也不會相信。在今天心平氣和的心態下，我們顯而易見會認同這樣的論述：“吾國文化延續數千年，其中‘必有可發揚光大、久遠而不可磨滅者在’。”[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
（配圖為五四運動前後老照片）
一方面五四知識份子詛咒宗教，反對偶像；另一方面，他們卻極需偶像和信念來滿足他們內心的饑渴。”[ 張灝《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
他們在心理上渴求簡易解決之道。而《自序》中就有不少這樣的話語：“現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約束，批評之風大盛，昔時信守的藩籬都很不費力地撤除了，許多學問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張灝精闢地分析了時代獨特的心理背景，“五四是民族情緒高漲的時代，救亡圖存是每一個知識份子的關懷。因此，在心理上他們非常希望發現一套思想武器，使中國能夠很快變得國富兵強，好像一個生了重病的人渴望發現一種仙丹靈藥來挽救他垂死的生命；科學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仙丹靈藥。……近代中國一連串的戰爭和動亂，給中國人生命帶來許多動盪、不安和焦慮，使他們更渴望有一套整體的世界觀，藉以在動盪不安中能夠維持心理的穩定，在困乏焦慮中覺得生命有所支持。這種種個人以及群體的心理需要，使他們對科學很容易產生幻想，幻想科學不單是救國的仙丹靈藥，而且也是個人生命所賴以指示迷津，維持重心的世界觀。……使人很容易在情緒上對未來寄以殷切的希望，幻想著未來有一個理想的社會出現。不但現在的重重困難可以消解，而且人類種種的問題也都告解決，人間變成一片樂土。”[ 《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
五四運動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
五四之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偏執，這導源於過度的自大；五四之後，對“全盤西化”的極端，導源於過度的自卑。這都是幼稚的錯誤。“五四知識份子認為要重建中國文化，不但需要熱烈地接受西方現代文明，而且需要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近代文明代表進步，中國傳統代表落後；西方近代文明代表光明，中國傳統代表黑暗；西方近代文明代表開明的理性，中國傳統代表非理性的情緒、衝動和偏執。按照這種簡單二分法的邏輯，如果中國要進步、要理性、要前途光明，只有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要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則必須毫無保留地揚棄傳統文化。”[ 張灝《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
余英時就指出：“可惜的是，‘全盤西化’也並不比‘國粹主義’好出多少，甚至可以說是更差。”
一個人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自然會東倒西歪，不能自主，一個國家喪失了國格同樣也不會例外。他們自我蔑視，帶有簡單、粗暴的傾向、相當膽怯的勇氣，潛滋暗長的文化失調造成道德價值日趨混亂，社會風氣日趨敗壞。
最重要的它並非是中國文化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而是對西方近代文化衝擊的強烈回應。
一方面，徹底剷除了中國的舊傳統，又給予了人們無限的西方文化的新希望，而另一方面它在真正新社會、新文化的建立上竟一無所有。
他們認為西方因科學發達而強大、富強，“科學”的喊聲遂響徹雲霄，並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成為一種崇拜的對象，把“科學”當成像金庸武俠小說中各路豪傑追求的“神功”一般，而“欲練神功，必先自宮”，必欲先把不利於科學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閹割掉而後快，他們誤以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實際的後果則是，當科學的懷疑由態度轉為方法時，所謂科學就成了另一種獨斷。
知識界尊西尚新的風尚使人誤以為中國社會這也不靈、那也不行，“今日中國學術之枯槁”成為知識界的一個共識，甚至產生了亡國滅種的陰霾，其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見，但要說中國歷史也不行的話，恐怕外國人也不會相信。在今天心平氣和的心態下，我們顯而易見會認同這樣的論述：“吾國文化延續數千年，其中‘必有可發揚光大、久遠而不可磨滅者在’。”[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
（配圖為五四運動前後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