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中的“我”是鹹亨酒店裡的小夥計，
也就是說，
作者有意地選用“小夥計”作為小說的“敘述者”——這個事實是人們在讀《孔乙己》這篇小說時，
很容易就注意到的。
但卻很少有人進一步深究：作者的這一“敘述者”的選擇後面的“意味”。
葉聖陶先生在《揣摩——讀〈孔乙己〉》（1959年作， 文收《葉聖陶集》第10卷）裡曾經說到這個問題。 他指出：“用第一人稱寫法說孔乙己， 篇中的‘我’就是魯迅自己， 這樣寫未嘗不可以， 但是寫成的小說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跟咱們讀到的《孔乙己》不一樣。 大概魯迅要用最簡要的方法， 把孔乙已的活動的範圍限制在酒店裡，
應該說， 葉聖陶先生的這一分析已經相當中肯。 我們就在此基礎上， 稍作一點申說與展開吧。
按葉老的分析， 魯迅原可以有四種選擇：“孔乙己”、“掌櫃、酒客”、“小夥計”與作者自己， 都可以充當故事的敘述者“我”。 現在， 我們就用“排除法”來逐一討論魯迅為什麼“不”那樣選， 這與他的追求（他所要表達的“意思”）有什麼關係。
首先， 魯迅沒有選擇“孔乙己”自己作故事的“敘述者”。 這涉及魯迅所特有的觀察（世事與人）方式與藝術構思特點：魯迅從來不孤立地觀察、描寫“人”、而是把“人”置於與他人（社會）的“關係”（首先是“思想關係”）中來觀察與表現。 魯迅在具體考察、描寫中國社會時， 他有一個重大的藝術發現：在中國， 不僅封建制度、封建倫理道德“吃人”， 而且千百年的習慣勢力所形成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更在無時無刻地製造著“吃人”的悲劇；這在魯迅看來， 後者是更為普遍， 更不露痕跡， 因而是更為可怕的。 因此， 他總是要在他的悲劇主人公的周圍， 設置一群“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 構成一種社會環境、氛圍， 或者說， 把他的主人公置於“社會”（群眾）的“眾目睽睽”之中，
那麼，作者為什麼不選擇“掌櫃、酒客”作為“敘述者”，直接用這些“看客”的眼光去“看”孔乙己，不是可以更強烈地顯示出孔乙己命運的悲劇性與荒謬性嗎?這同樣也涉及魯迅對社會關注與藝術構思的基本特點：在魯迅看來，在中國這個一切都“戲劇化”、“遊戲化”的國度裡．“人”不是充當“看客”，就是“被人看”，這構成了中國“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魯迅的關注從來都是雙重的，把“被看”者與“看客”同時納入他的藝術視野，作為他的“被觀察被描寫的對象”。從這樣的創作意圖出發，“小夥計”正是再恰當不過的“敘述者”（觀察點）：一方面，他是酒店中人，“孔乙己”（被看齊）與“酒客、掌櫃”（看客）這兩類人的一言一行都“盡收眼底”；另一方面，他的地位與身份決定了他不僅與“孔乙己”，而且與“酒客、掌櫃”都有一定距離，他可以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同時觀察與講述（描寫）“孔乙己”的可悲與可笑，“看客”（酒客、掌櫃）的麻木與殘酷，形成一個“看”‘被看／看”的模式，並在這一模式中同時展開“知識者”與“群眾”的雙重悲喜劇。另一方面，既然“我”（小夥計）作為小說裡一個人物出現，他在發揮“觀察者、敘述者”的功能的同時，也必然要顯示出某種獨立的意義。例如，小說的開頭部分，作者為了說明幼年當過酒店小夥計的“我”，為什麼會忽然說起20多年前的故事，何以對孔乙己特別有興趣，用了整整兩節的篇幅，反復渲染酒店小夥計生活的“單調”、“無聊”，這才自然引出“只有孔己乙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的話頭。除了這類結構性意義之外，小夥計個人命運中的“單調”、“無聊”所傳達出的“寂寞感”與“壓抑感”，也自有獨立價值，構成“孔乙己”周圍的社會環境和氣氛的一個有機部分。“我”（小夥計）的獨立意義更表現在，隨著故事的進展，小夥計自身的性格，以及他與孔乙己、酒客們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如果在小說開頭部分，“我”確實保持了“旁觀者”的客觀與冷漠的話，以後，他就逐漸地參與到故事中來，特別是小說寫到“我”如何“附和著笑”，當百無聊賴的孔乙己主動與“我”攀談，以尋求心靈慰藉，“我”先是應付，既而“不耐煩，懶懶的答他”，最後竟“努著嘴走遠”時，不能不讓人感到，“我”（小夥計）的精神境界、地位都逐漸向麻木、冷酷的“酒客”靠攏，最終不免被“同化”：這本身就構成了一個精神悲劇。“我”（小夥計）這種變化在讀者欣賞心理上甚至會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前所述，敘述者小夥計在小說人物（孔己乙與掌櫃以至酒客）的關係上處於旁觀者（局外人）的地位，這是與讀者在閱讀活動中的旁觀者（局外人）地位有相近之處的。這樣，讀者不僅在閱讀之初很容易與敘述者採取同一態度對待（看待）孔乙己，而且，隨著敘述過程的進展，當敘述者小夥計也于無意識中參與了對孔乙己的折磨時，在誠實的讀者心理上就會產生一種類似狂人“我也吃過人”的有罪的自省：這樣的效果正是作者所追求的。
這樣，我們就進一步發現，儘管作者本人並沒有作為一個敘述者在小說中直接出現，但是在“我”（小夥計）的敘述中，讀者仍然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存在，即敘述學中所說的“隱含作者”的存在。這就是說，在“我”（小夥計）“看”（敘述）“被看（孔乙己）／看（酒客、掌櫃）”的故事的背後，還有一個隱含作者在“看”，不僅冷眼“看”看客（酒客、掌櫃）怎樣“看”孔乙己，而且冷眼“看”小夥計怎樣“看”看客與孔乙己，隱含作者的“看”，構成了對“我”（小夥計）的“看”與“看客”（酒店、掌櫃）的“看”的雙重嘲諷與否定。於是，讀者終於穿透敘述者“我”（小夥計）冷漠的語調與“看客”們的冷酷的嘲弄，感受到了隱含作者魯迅對於小說主人公孔乙己（知識者）的悲喜劇命運的同情、焦慮。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開始、讀者也許會較多地認同於敘述者（“我”）對孔乙己的命運採取有距離的旁觀態度，但隨著敘述的展開，隱合作者（他的眼光、情感）逐漸顯現滲透，讀者就逐漸與敘述者拉開距離，而靠攏、認同隱含作者，終於從孔乙己的“喜劇”裡發現了內在的“悲劇性”，到小說結尾時，敘述者講到孔乙己“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時，讀者不但不可能如“我”（小夥計）似的“附和著笑”，而且以批判的眼光來重新審視“孔乙己的故事”與“我”（小夥計）的“敘述”，並引起更深遠的思索。——而這，也正是作者的目的（追求）所在。
至此，我們就可以多少領悟到魯迅在《孔乙己》裡選擇小夥計作為敘述者的深意。由這一選擇，形成了小說三個層次的“被看／看”結構：先是“孔乙己”與“酒客、掌櫃”之間的即小說人物之間“被看／看”；再是“敘述者”（小夥計）與“小說人物”（孔乙己、酒客、掌櫃）之間的“被看／看”；最後是“隱含作者”與“敘述者”、“小說人物”之間的“被看／看”。而實際上“讀者”在欣賞作品時，又形成了“讀者”與“隱含作者”、“敘述者”、“小說人物”之間的“被看／看”。在這樣的多層結構中，同時展現著“孔乙己”、“酒客、掌櫃”與“我”（小夥計）的三種不同形態的人生悲喜劇，互相糾結、滲透、影響、撞擊，讀者、隱含作者、敘述者與小說中的人物置身於如此複雜的小說敘述“網路”之中，就呈現出既是非單一的、多面的，又是動態的複雜心理、情緒、美感反應。而這一切複雜性又顯現於極其簡練的敘述語言與極其舒展的敘述風格之中：這正是顯示了魯迅非凡的思想與藝術功力。
那麼，作者為什麼不選擇“掌櫃、酒客”作為“敘述者”，直接用這些“看客”的眼光去“看”孔乙己，不是可以更強烈地顯示出孔乙己命運的悲劇性與荒謬性嗎?這同樣也涉及魯迅對社會關注與藝術構思的基本特點：在魯迅看來，在中國這個一切都“戲劇化”、“遊戲化”的國度裡．“人”不是充當“看客”，就是“被人看”，這構成了中國“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魯迅的關注從來都是雙重的，把“被看”者與“看客”同時納入他的藝術視野，作為他的“被觀察被描寫的對象”。從這樣的創作意圖出發，“小夥計”正是再恰當不過的“敘述者”（觀察點）：一方面，他是酒店中人，“孔乙己”（被看齊）與“酒客、掌櫃”（看客）這兩類人的一言一行都“盡收眼底”；另一方面，他的地位與身份決定了他不僅與“孔乙己”，而且與“酒客、掌櫃”都有一定距離，他可以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同時觀察與講述（描寫）“孔乙己”的可悲與可笑，“看客”（酒客、掌櫃）的麻木與殘酷，形成一個“看”‘被看／看”的模式，並在這一模式中同時展開“知識者”與“群眾”的雙重悲喜劇。另一方面，既然“我”（小夥計）作為小說裡一個人物出現，他在發揮“觀察者、敘述者”的功能的同時，也必然要顯示出某種獨立的意義。例如，小說的開頭部分，作者為了說明幼年當過酒店小夥計的“我”，為什麼會忽然說起20多年前的故事，何以對孔乙己特別有興趣，用了整整兩節的篇幅，反復渲染酒店小夥計生活的“單調”、“無聊”，這才自然引出“只有孔己乙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的話頭。除了這類結構性意義之外，小夥計個人命運中的“單調”、“無聊”所傳達出的“寂寞感”與“壓抑感”，也自有獨立價值，構成“孔乙己”周圍的社會環境和氣氛的一個有機部分。“我”（小夥計）的獨立意義更表現在，隨著故事的進展，小夥計自身的性格，以及他與孔乙己、酒客們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如果在小說開頭部分，“我”確實保持了“旁觀者”的客觀與冷漠的話，以後，他就逐漸地參與到故事中來，特別是小說寫到“我”如何“附和著笑”，當百無聊賴的孔乙己主動與“我”攀談，以尋求心靈慰藉，“我”先是應付，既而“不耐煩，懶懶的答他”，最後竟“努著嘴走遠”時，不能不讓人感到，“我”（小夥計）的精神境界、地位都逐漸向麻木、冷酷的“酒客”靠攏，最終不免被“同化”：這本身就構成了一個精神悲劇。“我”（小夥計）這種變化在讀者欣賞心理上甚至會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前所述，敘述者小夥計在小說人物（孔己乙與掌櫃以至酒客）的關係上處於旁觀者（局外人）的地位，這是與讀者在閱讀活動中的旁觀者（局外人）地位有相近之處的。這樣，讀者不僅在閱讀之初很容易與敘述者採取同一態度對待（看待）孔乙己，而且，隨著敘述過程的進展，當敘述者小夥計也于無意識中參與了對孔乙己的折磨時，在誠實的讀者心理上就會產生一種類似狂人“我也吃過人”的有罪的自省：這樣的效果正是作者所追求的。
這樣，我們就進一步發現，儘管作者本人並沒有作為一個敘述者在小說中直接出現，但是在“我”（小夥計）的敘述中，讀者仍然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存在，即敘述學中所說的“隱含作者”的存在。這就是說，在“我”（小夥計）“看”（敘述）“被看（孔乙己）／看（酒客、掌櫃）”的故事的背後，還有一個隱含作者在“看”，不僅冷眼“看”看客（酒客、掌櫃）怎樣“看”孔乙己，而且冷眼“看”小夥計怎樣“看”看客與孔乙己，隱含作者的“看”，構成了對“我”（小夥計）的“看”與“看客”（酒店、掌櫃）的“看”的雙重嘲諷與否定。於是，讀者終於穿透敘述者“我”（小夥計）冷漠的語調與“看客”們的冷酷的嘲弄，感受到了隱含作者魯迅對於小說主人公孔乙己（知識者）的悲喜劇命運的同情、焦慮。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開始、讀者也許會較多地認同於敘述者（“我”）對孔乙己的命運採取有距離的旁觀態度，但隨著敘述的展開，隱合作者（他的眼光、情感）逐漸顯現滲透，讀者就逐漸與敘述者拉開距離，而靠攏、認同隱含作者，終於從孔乙己的“喜劇”裡發現了內在的“悲劇性”，到小說結尾時，敘述者講到孔乙己“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時，讀者不但不可能如“我”（小夥計）似的“附和著笑”，而且以批判的眼光來重新審視“孔乙己的故事”與“我”（小夥計）的“敘述”，並引起更深遠的思索。——而這，也正是作者的目的（追求）所在。
至此，我們就可以多少領悟到魯迅在《孔乙己》裡選擇小夥計作為敘述者的深意。由這一選擇，形成了小說三個層次的“被看／看”結構：先是“孔乙己”與“酒客、掌櫃”之間的即小說人物之間“被看／看”；再是“敘述者”（小夥計）與“小說人物”（孔乙己、酒客、掌櫃）之間的“被看／看”；最後是“隱含作者”與“敘述者”、“小說人物”之間的“被看／看”。而實際上“讀者”在欣賞作品時，又形成了“讀者”與“隱含作者”、“敘述者”、“小說人物”之間的“被看／看”。在這樣的多層結構中，同時展現著“孔乙己”、“酒客、掌櫃”與“我”（小夥計）的三種不同形態的人生悲喜劇，互相糾結、滲透、影響、撞擊，讀者、隱含作者、敘述者與小說中的人物置身於如此複雜的小說敘述“網路”之中，就呈現出既是非單一的、多面的，又是動態的複雜心理、情緒、美感反應。而這一切複雜性又顯現於極其簡練的敘述語言與極其舒展的敘述風格之中：這正是顯示了魯迅非凡的思想與藝術功力。